宫内莲华壁纸:斯宾塞：“十二五”规划的挑战

　　今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决定未来五年走向的关键一年。“十二五”规划攸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很多讨论。在这个时刻，听取一些来自外部的意见与建议，也许不无裨益。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意见来源。斯宾塞的研究重点虽然是微观经济学，但他在经济政策领域也不乏洞见。近年来他对中国经济问题涉足较多，并影响中国决策层。

　　斯宾塞也参与了对中国“十二五”规划的评估。他与林重庚等学者一起编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一书，已在今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20多篇论文，由来自多国的经济学家，结合国外的经验，对“十二五”规划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增长方式转变、扩大内需、培育中产阶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提出了分析和建议。

　　斯宾塞近年来还是亚洲新增长模式的倡导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已经降低了增长预期，以便给解决权益、可持续性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创造空间，中国寻找新增长模式的大幕已经拉开。

　　针对“十二五”规划、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的国际角色和未来走向等问题，近日斯宾塞接受了FT中文网的书面专访。

　　FT中文网：你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在你看来，未来5-10年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斯宾塞：迫在眉睫的主要挑战是将“十二五”规划的一些关键内容付诸实施。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对该计划一些内容的阻挠。重要的一点是，受中国国民收入上升的驱动，供应面的结构性转型已经开始，应该允许这一转型自然进行——无论是在经济的可交易性领域还是与不可交易性领域。同时，应该允许需求面的结构性转型持续下去，朝着家庭收入继续上升、国内消费继续增长的方向发展。

　　FT中文网：在你与林重庚博士等人合著的书《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中，你们讨论了其他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发展能给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借鉴。你们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

　　斯宾塞：中国目前正处在这场“中等收入转型”的进程当中。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无数的中国人移居城市，成为一个现代经济体的一部分。中国要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包括：要努力投资于教育;要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要允许市场激励机制与私人投资发挥其推动结构转型的作用;要集中于发展创造就业的源头，以及社会保障机制。这些都可列入首要的经验教训。

　　FT中文网：就全球经济形势而言，你认为近期是否还会有巨大的风险?如果欧元区和美国都无法快速复苏，这对中国经济将意味着什么?

　　斯宾塞：欧洲经济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危险，美国经济则复苏得非常艰难，亟需结构性改革。因此，目前世界经济的风险主要在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风险是欧洲或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将让中国的外部需求大大缩减，而且这一缩减将是难以从其他方面弥补的。但我觉得，如果发达国家只是增长得很缓慢，并不发生明显的衰退，那么中国的增长将会持续。

　　FT中文网：中国正努力改变其出口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但我们不知道能否成功。如果让你向中国决策者建言，你会提醒他们关注哪些方面?

　　斯宾塞：只要创造条件，让已经制订的计划能自然地实现，这些计划就能起到效果。我的主要提醒是，一定要避免在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进行过多的低回报投资。大规模的投资本身绝不是什么问题，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投资的回报(包括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也要足够大。我的主要建议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收入和支持性的社会服务转移给经济中的家庭一面，并给予家庭多种多样的有吸引力的储蓄渠道，同时扩充和完善金融系统，以便使大公司和小企业都能在投资回报具有吸引力的情况下获得资金。

　　FT中文网：你对于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何建议?

　　斯宾塞：以上所说的一切都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有关。万变不离其宗——一定要保持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在可交易产业领域，一定要注意，不要对高度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进行过多的保护，因为这些产业肯定会逐渐向内地转移，并最终转移到收入比中国低的其他国家，而且，这个变化是值得欢迎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滥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FT中文网：你对中国领导层调控经济的水平怎么评价?

　　斯宾塞：我的评价是“非常好”。目前为止中国调控经济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十二五”规划也是一项非常复杂但极有条理的计划。如果得到有效的实施，它将能实现预期的效果。

　　FT中文网：中国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仍然不够富裕。中国应如何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中定义自身?

　　斯宾塞：中国能对外部世界产生巨大的系统性影响，且在国际经济调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必须在安排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先点的时候，把自身的对外影响加入考虑之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上的不少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由于中国自身的体量，中国会比它们更早地面临这一挑战。但进行这样的斟酌与考虑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我确信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者非常明白这一点。

　　FT中文网：你有一本新书《下一次增长趋同：多速世界中的未来经济增长》(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你能谈谈这本书和它对中国的启示吗?

　　斯宾塞：这本书所分析的“增长趋同”进程，正是以中国为领头羊的。基本情况是：整个世界正处在一场世纪性的漫长旅途之中，在这个进程里，很大一部分原先的贫困发展中国家将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国家，但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一个。印度也正在赶上来，并最终加入中国的行列。到本世纪中叶，全球经济中的经济巨人将是中国和印度——当然前提是这一进程不意外发生巨大断裂。

　　世界经济总规模到那个时候将会再提高两倍，甚至更多。世界需要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式，既满足经济需求，也保护自然资源，而中国将在这场探索中起打头阵的作用。如果中国无法完成这个工作，“增长趋同”的旅程也将难以圆满完成。因此，归根到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控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将在世界上扮演最最重要的角色。

　　(注：本采访得到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苏国利女士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