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草怎么食用:『访谈』朱天文：写不尽废墟里的传说

       尽管年纪稍长，妆容依旧婉约、轻盈。每每回答台下问题，便不自觉地站立、将话筒握在胸前，双脚并得很拢。紧接着，诗词典故尾随而来。谈及那些前辈或往事，脸上不禁露出少女般的神情，和其妹天心一样。无怪乎刁蛮的毛尖也赞她，“那么多年来，还是这么的美”。若非侯孝贤，朱天文的小说或许要缓慢地挺进内地读者的视野。一如阿城所言：读朱天文，要沉下心，方能看清那片天地。

       《荒人手记》、《肉身菩萨》、《世纪末的华丽》……还有“牢狱”般闭关八年而作的《巫言》。那个抽象、飘忽的世界很深很深。相比小说，朱天文的散文纪实许多，一篇篇短小精悍，故事里外，都是废墟里一场场真实的传说。

       文字场里，都说朱天文是“张派”（张爱玲）传人，其实两人行文风格不太相像。张爱玲落笔更狠，修辞的天赋至今是个传奇。朱天文是缓，太极打到最后才来个下马威，好像温柔乡里的奥康纳。若说受张爱玲影响，朱天文对其的迷恋，不如父亲朱西宁。

       当年，张爱玲的小说在台湾文坛被归属“鸳鸯蝴蝶”一派，正视其文学价值的，一个是朱西宁，另一个是将张爱玲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首位的夏志清。后来，两人碰面时，夏志清还握着朱西宁的手说“辛苦了”。张爱玲借皇冠出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时，特地赠书与朱西宁，扉页题字：“给西宁——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因觉得张爱玲是一等的作家，朱西宁生出写“张爱玲传”的念头。拜访胡兰成时，也想知道更多张爱玲的故事。没想到那一面之缘，相差二十岁的朱西宁与胡兰成竟结下深厚友谊，直到各自驾鹤仙去。

       “我父亲对胡兰成的态度，我觉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十年不见，闻流言不信。你听别人说三道四的，但不管什么都不信，这都基于一个大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小时相信的正面的东西，这是我父亲和胡兰成之间的交往，留给我最大的影响。他们的话很少，不多，但可以托孤，可以把终身之事都交给你。”1976年，年近七十的胡兰成被朱西宁收留，住在隔壁，并以老师身份教朱家姐妹读书，多为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文学。

       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全面开放。已旅居日本的胡兰成，写信邀朱天文、朱天心前往日本观光。一路上，胡兰成带着姐妹俩边游历边讲解。去做陶的人家看他们烧陶、开窑，出来的都是圆满后的陶碗陶瓶；去观摩一流的能乐，乐师把家里最好的戏服一件件拿出来展示……面对新奇的事物，第一次出国的姑娘们不停地发出“哇哇”的称赞声。

       “这是胡老师教授知识的方法。他总是随意的说，去看《史记》里的《刘邦本纪》、《项羽本纪》吧。完后，散步时随意地问说，喜欢刘邦还是项羽？我说，喜欢刘邦。他就说，刘邦是从汉文明出来的，项羽是从楚文明出来的，《诗经》是怎样的世界，《楚辞》又是怎样的世界。两种文明交汇后，打拼出来的又是怎样的天地。”三十余年过去了，那些逝去已久的文辞，在朱天文的口中依旧鲜活。虽仅半年的邻里关系、7年的相识中，胡兰成的思维、学识与才情对朱天文日后的价值观影响之深，可见一斑。现在，只要朱天文去东京，必定去福山胡兰成的墓前祭拜，放下一束他生前最爱的桃花或油菜花。

《周末画报》×朱天文

整个1980年代是你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那时你们一拨文人作家的特点是怎样的？
基本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大都经过父母辈的战乱。我们是外省第二代，我母亲是台湾客家人，从小的记忆是从父母讲自己的故乡开始的。我们小时候家里的家具都是竹子做的，都不买实木的，总觉得随时会回大陆去。直到有一天，你发现再回不去了。那这些乡愁就演变成记忆的一部分。再往后出生的孩子，就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是经历过贫穷，然后一步步走向物质的富足，然后台湾开放，大部分人出国留学。所以，时代让我们不同“年级”的人生都不一样。当拍电影的朋友开始拍摄这段经历时，影像上的回顾，在当时的台湾是非常轰动的。

这次上海书展上，毛尖就说你们这一代作家经历了台湾最美好的时光。
那是因为我们都还相信价值，相信很多正面的东西。相信忠诚、正直。相信人生是可以美好的，爱情是值得付出的。再往后，就是去价值、去典范了。在我的小说中，《炎夏之都》后面到《世纪末的华丽》都是典范剥落过程的展现。所以，看我们年轻时作品的读者，不想再看后面的作品。他们觉得那些纯真的年代不在了。但我们也不大可能一味的复制纯真，那是不长进的。你自己最关心的，就是把自己的状态反映出来。

你曾说，创作《巫言》的过程好像坐牢，这是仅限长篇的创作状态吗？
对，长篇比较是这样。基本每天都固定的，精神最好的时候去书桌前，跟它约会，变成一种劳作。每天有纪律地写四五个小时。完了，就觉得今天的份做到了。开始心平气和地去看书看杂志，去喂猫。

你跟天心、唐诺夫妇俩，是一个驻家，他们俩就去旁边的咖啡馆写作？
我是宅在家中，他们两个就把咖啡馆当作工作室。早中餐全包，咖啡可以续杯。但有个麻烦事，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就总会跑去问诊。后来不成文的规定是，每周四下午4点后，唐诺跟一出版社叫苏公的闲谈完，就免费接待各路“患者”。唐诺现在固定收入来自一家广告公司，就是帮他们做些策划工作。阿城最近几次去台湾，都是这家公司请的，组织大家去听他讲谈，不过都是内部的。

你跟阿城是怎么认识的？
1989年，因为电影《悲情城市》在美国发行，我们和当地发行商谈事，就顺便去了他在洛杉矶的家。他那天准备了很多水饺皮，是面团噢，他自己擀皮，大家包水饺吃。他家后院有棵柠檬树，我有个朋友就老是在水饺上挤柠檬汁。

阿城对你的影响也挺大，更像顾问的角色？
我们说城市无故事，写现代小说，我们自己长大的环境越来越都市化，大家的生活经历也差不多。我们依托大量阅读，试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找寻灵感。但经验终究是二手的，阿城不同，他都是一手的。他下放农村时，就老蹲那里看风俗人情。他有自己的角度和眼光，也会说故事，跟我们太不同了。这些东西经他的过滤，就创造太不同的生命体制。我觉得他就是个宝藏。

你跟侯孝贤合作多次，1985年你跟杨德昌合作了《青梅竹马》，那是怎样的故事？
当时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拍《青梅竹马》时，杨德昌想找侯孝贤演男主角，蔡琴是女主角。但这个故事是以女主角的线条为主，杨德昌就希望把这个线条单独拉出来演，要找出这个主轴，他想我来弄。我的小说《带我去吧，月光》，最早是杨德昌起的题目，希望我写这个。我写了开头部分，他便发展成别的了。他其实是不能有人帮他写剧本的。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看到张爱玲的《色·戒》在皇冠连载。觉得好棒，就扔给他看。他看完，也觉得好，就想拍。为此，他还特地去香港跟宋淇谈这事。他觉得上海不能有这个场景，想说应该去东欧取景。当时想找林青霞演王佳芝，她还蛮“八角脸”的样子。但最后难度太高，还是搁浅了。

所以，最后没有和杨德昌继续合作，是因为他并不很依赖编剧？
差不多。他跟侯孝贤的思路很不同，他学理工的，然后再跑去学电影。杨德昌的思维非常严密。侯孝贤就糊涂些。他是现场建，很难的，如果没有构成的主体性，现场就乱了。我觉得我的频率比较对侯孝贤。但后来，我也发现电影都是导演的，编剧的新鲜感过了，还是想把心思花在小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