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腌黄瓜好吃又不烂:欧洲人的梦想

    很久很久以前，整个人类都是祖先亚当的后代。开始时，都使用着上帝赐与亚当的原初语言。可是，后来有一天，不安分的人们建造了通天塔，试图与上帝一争高下。上帝非常震惊，一怒之下打乱了人类共用的原初语言，并把他们驱逐开来，使他们散居于地球的各个角落，免得他们惹事生非……

    毕竟，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很少有人把它当真的。可是，到了十六世纪后期，由于新航线的开辟，东方国度以及美洲大陆的陆续发现，带给了当时的欧洲人以大量的新鲜而陌生的语言。这些缤纷多彩的别样的语言，不仅严重阻碍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也给欧洲人的商贸和传教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同时，也极大地冲击着欧洲传统的语言划分习惯——神圣的或世俗的、正统的或旁生的、古典的或东方的，令欧洲的学者们大惑不解。人们开始追问：像埃及、叙利亚、印度、中国、墨西哥等等，这些迥然有别的不同语言，它们是否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或者一个共通的底层结构呢？

    这时的欧洲人开始对“通天塔”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有些半信半疑了。耶酥会士基尔歇（Athnasirs Kircher1601-1686)认为，亚当的堕落只是感官欲望上的失控，而不是理性的丧失，这使得亚当有能力接受上帝造就的完美语言。这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它是独一无二的，是清晰无比的，是浅显明白的！但在业已发现的各种语言中，哪一种是原初的呢？对此，学者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撒马利亚语，有人认为是迦勒底语，还有更多的人认为是希伯来语……。但到后来，人们又一个一个地否定了，转而倡议重新创立一门崭新的能够在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世界性语言！

    1669年，英国学者琼恩·韦伯(John Webb)发表论著，专门论证中文可能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欧洲学者对中文的不厌其烦地介绍，极大地激发了莱布尼兹对中文的热情。他从基尔歇(Kircher)的《中国图说》中了解到，古老的中国文字超越了方言与口语，为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所理解和使用，其中包括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印尼人等。更令他赞赏的是，汉字象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是一种实定义文字。但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已经死掉了，而汉字却依然生机盎然、充满活力！培根认为，正是汉字的这一实定义特性，使得它能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所一致理解且共同使用。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一个汉字的基本成分，就是表示某个事物的实定义概念。戴尔戈诺（Dalgarno）确信，在表音文字发明之前，中国人和埃及人都在使用着这种实定义文字。在戴尔戈诺看来，中文不仅远远超越了口语，而且语法也非常地简单！

    德国大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当时已经接受了霍布斯“思维就是演算”的观点，并企图用组合术的方法来处理概念与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他的勃勃雄心是——要在一个公理化的体系中安排下所有的真命题！形式系统方案是这一远大理想的终极方案。莱布尼兹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完善的形式系统是不可能用自然数来建立的，而拉丁文却又不能很好地用来指导推理。挑来选去，最终，莱布尼兹迷恋上了中文，对中文寄寓了深切的厚望！

    1679年，莱布尼兹致函兰登堡选帝侯的御医约翰·艾尔斯库尔兹（Johann Elscholz），询问选帝侯的东方事务顾问、柏林教区长安德士·谬勒（Andreas Muller1630-1694）的“中文秘诀”。谬勒当时声称，他已经找到了一把专门用来理解汉字的金钥匙！借此，即便是妇女或儿童，也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很好地阅读中文了！在这封信中，莱布尼兹就谬勒的“中文秘诀”，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询问中文是否能满足形式系统的各项要求。（1）基本的汉字是否象a、b、c或1、2、3一样明白？（2）汉字是否总是依据事物所特有的性质而创造出来的？（3）是否有一个基本的汉字表，所有其它的汉字皆由它们组合而成？（9）那些创造汉字的人是否已经了解事物的性质？（10）指称自然物，如动物、植物和岩石等的汉字是否一一有别？（11）一个人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从汉字中理解事物的性质？在这六个问题中，（1）是就形式系统初始项的自明性而言的；（3）和（11）关涉到形式系统的组合表达式，即它们是否适宜于逻辑演算；（2）、（9）、（10）和（11）是有关实定义的要求的。这封信的其它问题涉及到：中文是否是原初语言？它们是不是完全是象形文字？以及是否容易掌握？等等。

    在他后半生的几十年里，莱布尼兹对汉字问题始终都是念念难忘的！联想到谬勒的“中文秘诀”，他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期望和些许的疑虑：汉字系统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性地认识事物本性的形式系统呢？要不，它曾经隐含着或者立足于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今天的中国人却已经忘掉了，还有待我们去重新发现或者是加以改造？！为此，莱布尼兹每当遇见传教士、东方学家或语言学家，如费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科汉斯基(Adamandus Kochanski)等，都要提起谬勒的“中文秘诀”。1697年，莱布尼兹致信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继续追问：所有汉字是否可以归约为固定数目的基本汉字？无疑，他是坚持相信发现“中文秘诀”的可能性的。1705年，莱布尼兹在给白晋（Joachim Bouvet）的信中，还为谬勒之死及其临终前毁弃了“中文秘诀”的手稿一事而悲叹不已！

    与莱布尼兹一样，白晋也是非常相信发现“中文秘诀”的可能性的。他认为汉字的发明者，也就是先天太极图的发明人——伏羲。而伏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中国人了，他是全人类的立法者，只是不同的民族给他以不同的名字罢了，如赫尔墨斯、所罗亚斯德等等。白晋认为，八卦图形就是最古老的汉字。他还深信，汉字结构中一定隐藏着深刻的奥秘！如果对汉字作一个彻底的分析的话，不仅会找到汉字间的逻辑联系，从而为理解和使用中文提供了一条便利的捷径！而且能够重获古代神父所发现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是科学和宗教的基本原理，但中国人不知是在何时，就已经失传了！

    在1703年的《科学院学术纪要》中，莱布尼兹撰写了一篇短文《二进制算术解释》。在该文中，莱布尼兹谨慎地表示，他希望白晋的观点是正确的，深入地分析可能会揭示出：汉字系统是一个类似于数学演算的逻辑体系。在随后写给白晋的一封信中，莱布尼兹说：“我已不太相信（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文字有何相合之处。因为在我看来，埃及文字极为平常。与可见事物，比如动物过于相像，如同寓意画一般。相反，中国文字大概更富有哲理，看来是立基于像数学、秩序和关系这类的理智思考，因而只是保留了一些可联想到某些物质形象的分立特征。”

    莱布尼兹还曾回想起了荷兰学者高尔（Jacob Gohl）的观点。在《人类理智新论》中，他写到：“高尔……认为中国人的语言是人造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位高明的人一下子发明出来，以便建立许多不同民族之间的一种语言上的沟通的。这些民族都居住在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那个伟大的国家中，虽然这种语言可能由于长期的使用，现在已经改变了。”1707年10月，莱布尼兹致信Mathurin Veyssiere de la Croze：“欣闻您正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并可望获得进展。在我看来，这一研究十分重要！因为我在设想，倘若我们能够发现打开汉字的钥匙，那我们就可找到某种东西，有助于我们进行思想分析。”1707年之后，莱布尼兹中断了与白晋的通信，“中文秘诀”最终还是让人无不遗憾地成了个未解之谜……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莱布尼兹仍在梦想着他的人类理想语言——普遍字符系统。1714年1月10日，莱布尼兹在致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Nicholas Remond）的信中，深切地表达了这一憧憬：“倘若我年轻一些，或是能得到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协助，我就会仍然期望着建立一种普遍字符系统，其中所有理性真理皆可归约为一种演算。同时，它也能作为一种普遍语言或文字，尽管与迄今人们所设计的各类这种语言有别，因为其中的字词本身会指导推理。而错误，若撇开事实错误的话，只会是演算的失误。发明这种语言或文字，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学起来会很容易，且无需什么字典。当我们缺乏资料来确证某些真理时，它还能使我们估计其可信度，并告诉我们达到确证还需要些什么。”

    至此，我不由地发出了无限地感慨：远在几百年前的欧洲，就有这么多人、这么执着地关注并钻研着我们的汉字了！而作为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敬请关注鄙人拙作《汉字秘诀》！

               （参考文献：郝刘祥《莱布尼兹的普遍字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