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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30 | 岭南大讲堂：小城镇制度创新可保中国20年增长（一、认清经济危机下中国的实情）

主流舆论看待危机的三种观点
  对目前这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国内的主流舆论还没有深刻地认识。过去一段时期，对此认识的发展历程，借用武侠小说的术语，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屠龙宝刀”。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秩序崩溃了，这对中国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好像我们拿到了屠龙宝刀，可以成为武林至尊、号令天下了。
  第二个阶段是“葵花宝典”，就是“欲炼神功，引刀自宫”。当时发现中国也开始受到影响了，尤其是制造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时有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不妨借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我们的制造业倒掉，以便于产业升级，向服务业、高科技等转型。这就让人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得到葵花宝典，看了第一页，便挥刀自宫。但接下来翻到第二页，却写着“即使自宫，未必成功”。是啊，你把自己的制造业毁掉，高科技服务业未必就能成功。但故事还没完。这个人翻到第三页一看，写着“真要成功，不用自宫”。其实，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保住制造业的基础上进行。
  我要特别说明，绝不是说国家提倡产业转型错了。产业转型没有错，包括有些地区搞的“腾笼换鸟”，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也是对的。但是，恰恰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产业转型升级应当谨慎了。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就是第三产业，全球金融服务业正处于极端困难中。这个时候你要逆流而上，推倒自己的制造业去发展什么金融服务高科技产业，你不是找死吗？产业升级应该在全球金融业、服务业大发展时，跟着人家一起升。经济危机下反而应当力保制造业。
  最近，这种坏事变好事的论调也少了。主流舆论大致到了第三阶段，就是“凌波微步”。认为金融危机下，中国像会凌波微步的段誉，打不过但是跑得快，不会受到实质的冲击。内部我们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内需；外部环境上我们继续买美国国债，帮美国撑住。等美国经济复苏了又会大量进口我们的产品，过去的好日子又回来了。总之，扛几年就可以继续重复以前的发展模式。这是目前相当主流的看法。
  这第三种观点依然是太麻木了。在国际形势方面，它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全球经济早就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过去水泥、砖头的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早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改革开放的好日子一去不返了
  长期以来，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重要性有一种误解，即从满足人类需求的观点来看，先是吃饭，然后是工业品消费，后面才是服务。一、二产业是基础产业，是实体经济。第三产业是虚拟经济，空中楼阁。如果这样看，那么，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占到GDP的70%-75%，经济结构岂不是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形状了吗？那么小的基础能够支持上面那么大一个脑袋吗？其实，现代经济的动力结构已经颠倒过来了，是第三产业在驱动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还是正金字塔形状的。比如说，消费在美国拉动了70%的经济增长，但美国几乎任何消费都依托于其成熟的金融体系。不光是讲信贷消费、信用卡消费，而是说，大部分美国人信赖社会保障体系和各种私人保险、企业年金等来解决医疗、养老问题，所以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消费，而上述这些体系的本质，都是在个人生命周期里的一种金融设计。又比如说，我们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美国科技创新完全是靠发达的金融体系来支撑的。现在有一种错觉，认为美国的实体经济没有遭到冲击，GDP下滑只有几个百分点，所以经济复苏起来不会太难。这是没有看到对于美国，金融体系一旦失去效用，等于是经济的造血系统失灵。这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纠正的。
  美国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开始建立的，那么深的一个萧条让美国人痛下决心，彻底改造了金融体系：设立了证监会、存款保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银行分业经营制度。这个金融体系建立之后，保障了美国从那时一直到今天，70年的长周期增长。这70年内也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比如说石油危机，但都是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体系内部没有出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有老化的迹象。政府解除了一些管制，再加上计算机的出现，于是，华尔街开始大规模进行金融工程的创新。这给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金融业的大发展推动了资金的跨国流动，启动了所谓“全球化”进程。我们今天回头看中国改革开放，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也步上了快车道，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我们的一次产业升级，奠定了“中国制造”在全球、至少是中低端制造业的统治地位。因此，美国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都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时期，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是两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中，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结果。
  因为这个原因，如果美国改变增长模式，必然意味着，我们过去20多年赖以增长的模式，也就持续不下去了。今天美国经济复苏，必须要从对金融体系进行调整开始。美国不可能退回去重新搞制造业，那样做经济会倒退几十年。但改革金融体系是深度社会工程，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也就是2013年美国经济可以走出低谷。历史上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复苏，也还有一段时期的缓慢增长。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的十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将大不一样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这段时期要休息了。我们现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遇到的好日子，不能说一去不复返，至少在未来的十年时间内，它很可能不会再现了。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国内危机的实质是财政危机
  在国内形势方面，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能顶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上并没有“凌波微步”这种奇妙武功，别人都躲不开的东西偏偏你能躲掉？何况中国外贸依存度目前高达70%-80%，也就是说，每年账面上有相当于GDP的70%-80%的巨额资金跨境流动，按常理我们应该和国际金融波动高度相关才对。怎么反而偏偏我们不受金融危机影响呢？原因最近我在一篇文章《警惕中国式金融危机》中分析过，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高度管制，和政府几乎一体的。比如我们的中央银行，如果看资产负债表，央行的自有资本金只有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总资产却高达3万亿美元，资产充足率只有1‰。总资产中有2/3是外汇储备，考虑到汇率损失，央行可能已经资不抵债了。假若中国的央行是私有的，或者像美联储那样是公私合作但独立于财政的，那么，人民币已经挺不住了。但是这里我要请大家放心，中国的央行绝对没有风险，银行系统也没有风险。为什么？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我们的央行最终是政府财政支持的。只要财政不出事，中国的银行体系就不怕出问题。
  我们这种体系和美国的很不一样。美国是让金融体系独立于政府，市场化运作，但是捅了大娄子之后，政府还是得出来收拾残局。最终政府花的钱也不少。中国呢，如上所述，政府是担负无限责任的买单者，这样固然可以大大提高金融体系抵抗冲击的能力，但也有一个隐患：假若中国这种体系出了问题，那就连个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了。还是用武侠小说的比喻，中国这个体系就像是金钟罩铁布衫，抗打击能力特别强。但是一旦被打穿，后果就特别严重。
六大引擎威力不再
  因此，中国目前处于我称之为“战略性紧迫”的时期。怎么理解战略性紧迫？中国经济在战术层面上现在好像还没有紧迫感，不像美国到处挂着卖房子的牌子，哀鸿遍野。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未来十年怎么办。中国目前能屹立不倒，风景这边独好，就是靠我们独特的体制，靠政府强大的财政动员能力。包括我们的汇率稳定、金融体系稳定、以及四万亿拉动内需的投资，这些，最终实质上都是靠政府财政来买单的。但是，政府的财政不是无穷无尽的。如果经济进入一个长期的慢增长阶段，财政来源萎缩，压力就会越来越大。而中国又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在社会福利、养老保障等方面，有庞大的断层需要填补。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必须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高增长才能有足够的财政积累，才能为10年后的老龄化、低增长社会做好准备。
  所以战略性紧迫，不是说中国经济很快要出问题，而是说我们如果不想出战略性的对策，那么今后10年，有可能陷入一个低增长时期。比如说GDP每年增长5%-6%，对中国就是低增长。3年、5年这样的低增长，没有问题。假若是10年呢？之后呢？低增长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历史的欠账。我们的经济体系尤其是财政体系，可能无法承受一个长期低增长的局面。
  过去30年，中国能保持长时间的高增长，平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靠的是什么？靠好的战略。经济增长3个引擎：出口，消费和投资。具体到中国又可以细分为6个：出口，农村消费，城市消费，外资流入，私人投资和政府财政投资。回顾过去30年，我们的秘诀是通过改革开放，依次启动、加速这6个引擎。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始，然后出现了乡镇企业。这点燃了农村内需这个引擎。当时农村有万元户，城里居民多数还没有一万元存款。这个引擎支持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发展，但其能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基本消耗殆尽。从那之后直到现在，如果农民不出来打工的话，农村还是过去老的样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中央在80年代末提出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说法。在那之前，中国引进外资主要是为了引进技术，是进口替代战略。那时确立了出口导向战略。这同时点燃了外资流入和出口拉动两大引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入，这两大引擎也一直在加速，一直到2001年加入WTO。
  这过程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后退，就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外资流入和出口两大引擎遇到麻烦，经济形势又不大妙。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对国内经济体制做大调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司法》在1993年出台，稍早时候创立了证券交易市场。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为国内私人产业投资创造了制度保障。从那之后直到“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私人企业主的地位总的来说不断上升，点燃了私人投资这个引擎。但这个引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过热，包括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加上当时股市也不行，于是又有所低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再遇到困难。这时，我们6大引擎只剩最后两个没点着了。一个是财政政策，当时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保8”。最后一张牌，就是拉动城市的内需。怎么拉动？于是就有了从1997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除了住房之外，后两项在发达国家都是基本不会市场化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医改已经要重新回归非营利的方向；教育市场化的口号也不多提了。因此，住房市场化实际上是1997年之后中国内需拉动的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这么简短的一个回顾，大家可以数一数，我们到底还有什么牌可打？
  金融危机形势下，出口、外资流入都不要太过指望了。农村内需我们也想再启动，如彩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但前面说过，这些年农村内部经济如农业、乡镇企业增长乏力，农民增收其实主要靠打工，但是金融危机恰恰冲击了使用农民工最多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所以，这个引擎也不会有多大加速空间了。
  财政引擎还可以加大力度，温家宝总理说了，4万亿的投入，中央1.1万亿，再加上地方配套，而且“我们还有足够的弹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财政牌还可以加大力度。但是，我们今天前面说来说去，一个主题就是，这样片面依赖财政引擎，风险极大。从战略上说，这恰恰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
  最后，就是城市消费和私人投资。现在也很困扰。因为民间投资的力量这些年消耗也很大，在座办过企业的都知道，在中国做实业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啊！而城市居民消费也受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桩负担。这个局面突出反映在目前的房地产业上面。大家可能注意到，过去一段时期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态度是有些摇摆不定的。一会儿说它是支柱产业，一会儿又不把它列入产业振兴规划。一会说要救市，一会又说不能救。其实，政府也是处于两难啊！救房市就打压城市居民的消费，伤害内需拉动这个引擎；不救房市就挫伤了开发商的积极性，伤害了私人投资这个引擎。真是一个困境。

面对困境，专家学者们昏招迭出
  对于目前的困境，很多专家学者也在支招。但是，如果大家不能从战略性紧迫的角度分析的话，支招就可能脱离实际，甚至到了胡说八道的程度。
  比如最可笑的招就是将2万亿外汇储备分一半给老百姓来花。外汇储备是央行资产，是对应负债的。如果把1万亿外汇储备分掉，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怎么转弯抹角，一定是让央行变成1万亿的负资产。那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彻底瓦解了。这个建议的可笑程度，就像是建议扒了房子盖猪圈。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提向全民发消费券刺激内需。发消费券本身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把向全民发消费券作为刺激内需的手段，就很可笑了。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是很低的。政府财政投入的乘数效应一般低于1，即投资1万亿，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少于1万亿。而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更低。因为手头本来有现金的公民，在领到消费券后，会用消费券替代现金支出，省下来的现金，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会进入储蓄。所以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是远低于1的。越是有钱人这个乘数越低，可能只有0.2、0.1。在经济危机时期，发放消费券应当是一种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经济刺激政策；应当发给最穷的人，保障他们的最基本生活。而且，穷人本来就没有钱存，所以发给穷人乘数效应是最大的。全民发消费券刺激经济的想法，就很不切实际了。
  还有一个刺激内需的提法，就是平分国有资产给每一个中国人。我们先不谈这个事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了，我们就谈谈经济上的效果吧。就算我们把中央级国有企业全部分掉，13亿人都拿到股票，这时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拿着股票等分红。2008年全部央企总利润是7000亿元，显然不能全部分红，哪怕分一半，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也就是300元钱的样子。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呢？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将股票卖掉。但是大家都卖股票，股价很快会跌惨了，又会被少数人收走，变成了向少数人手中私有化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私有化不好，而是说，如果要分国有资产，千万不要在经济低迷的时期搞。经济好的时期还可考虑，因为居民会考虑将股票长期持有。
  还有就是刺激投资的建议。现在仍然有人提医疗、教育市场化，这是违背国际趋势、违背民意的。只有少数高端医疗、高端教育、专科医疗、专业教育可以，比如牙科、美容、英语培训等。即便像美国这样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学、医院都是非营利的，每年还要靠接受捐款来维持。而我们偏想办大学、办医院赚钱，这是什么话？
  最靠谱的一个建议，就是打破垄断产业，放开平等准入，从而带动民间私人投资的一个新高潮。这是相当严肃的一个想法，但是，它实际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在全国层次上，目前这些垄断产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们经过多年改革，效率并不是太低了。就算允许民间私人办电信、办银行、办电视，马上就能够和中国电信、工商银行、CCTV竞争吗？会有私人投资愿意拿出几百亿几千亿，全国来设网点、铺网络吗？除非体制上伴随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仅仅是打破垄断，其效率改进是有限的。
  打破垄断产业的市场机会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在地方层次上。也就是小电信、小银行、小传媒等。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中国地方层次上有没有容纳小电信、小银行等大量涌现的市场空间呢？这就引向我今天的重点话题：小城镇体制改革。 小城镇改革是帮助中国走出死结的灵丹妙药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阶段提小城镇的改革呢？因为它可能是帮助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灵丹妙药。中国内需启动难，难在哪里？我认为核心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没有经济机会，城市居民有经济机会却受困于大城市的高水平基本消费，大家都没有太多钱可花。本来，城乡之间就是小城镇，小城镇的发育能够填补城乡断层、减少两极分化。可是，中国的许多小城镇却处境非常尴尬，可以说是集中了城乡两者的缺陷，是最丑陋的地方。它既没有大城市的繁荣，又患上了环境污染、犯罪猖獗等典型的大城市病；它既像农村一样贫穷，又丧失了农村的田园乐趣、治安稳定以及耕地带来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们常常自豪地说，中国没有贫民窟。为什么没有？按道理，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近似，都是少数中心城市集中化发展，城乡差别巨大。照理说，会有许多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抛弃土地，来到城市后却找不到工作，慢慢就形成贫民窟。但是中国的大城市有严厉的户籍管制。结果，这些向往城市生活的人就都跑到小城镇去了。所以中国的某些小城镇，就相当于拉美一些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滋生各种不良现象。
  为什么现在中国小城镇被遗忘？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要解决财政问题，于是所有的城市都想办法做大做强，你不做大做强就没有税收啊！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要招商引资。二线、三线城市，土地供给很充足，但在市中心一定要有几十层的高楼大厦竖在那。公共服务本来是地方财政出的，地方财政没有钱，就搞投资项目，几亿、几十亿往里扔，扔进去就是GDP，收了税之后一看，前面盲目投资造成了很大窟窿，财政反而更紧张，于是继续往里扔——这是个死循环。最后公共服务、道路建设、社区服务等都没有了。所以中国的小城镇就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尤其是政权所在地，主要是县城，拼命做大做强，做成财政上的一个死结；其他剩下的小城镇，就自生自灭，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根本没人管。
  中国要解放小城镇，必须把这个结打开，必须在中小城镇的治理结构上来一个重大的突破，彻底改变现有的财政约束和激励机制。为此我认为，必须走小城镇自治化的道路。
  我们来看看历史。历史上，欧洲的自治化小城镇，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孕育地。我们知道，欧洲古代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类似，国王、教会和封建领主占有土地，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骑士也是依附于领主的。为什么欧洲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呢？专家对此有很多看法，其中一种就是说：欧洲当时有一样东西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大量私有化的、自治的小城镇。例如某人很有钱、很有名望，买下一块地来，但是买下来之后不代表你就可以自治，因为你还在领主的范围内。就像现在中国你买了房子，但是市、县政府照样管你，居委会也能够管你。那怎么获得自治呢？这个人直接到国王那儿去申领一份charter，意思是宪章，也可以叫章程，因为今天公司章程的概念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国王批准了这个章程，就像今天批准你成立一家公司一样，这一块土地就自治了，这里面的人就是自由民，脱离领主的行政管辖了。这样的自治体，是当时小城镇的主要行政模式。小城镇内部，大都实施类似集体股份的制度，而且城镇的通用名称就叫Corporation，今天这个词就是“公司”。事实上，公司制度就是脱胎于历史上这种自治型小城镇的治理结构。今天，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小城镇，一直到2006年还是叫公司。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这就是伦敦。伦敦核心城区至今仍保持着这种自治状态。
  这种自治型小城镇后来又成为欧美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形式。例如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北美所有的殖民地也都是这样。它们既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政经合一的一种股份制的治理结构。它既是生产、贸易的基本单位，又保有军队，有权和当地政权订立条约、开启战争。了解美国历史的人可能听说过五月花号，五月花号开创的殖民地就是这种制度，一人一股，如果追加20英镑投资可以多占一股。所以，这是一种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和一份投资一票的资本制度结合了的混合体制，既照顾到每个个人的利益，又保障了资本利益。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它是极为先进的制度，是殖民经济飞速发展的基本驱动力。
  自治型小城镇在今天仍然是成功的治理结构
  我们今天还可不可以借鉴这一制度呢。当然可以，因为今天，自治型小城镇仍然是不少发达国家一种成功的治理结构。前面说到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伦敦城公司)。伦敦老城区大约一平方英里，居民大概有9000人，却密集了500多家外国银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世界500强有375家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白天在这里上班的人有34万，被认为是和纽约华尔街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一平方英里土地。它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市长、议会和警察，不受大伦敦城区管辖。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是纯粹的民主体制就很麻烦，因为住在那里的9000个居民一投票，肯定想从公司头上多收一些税来保障居民的利益，最后公司就不来了。实际上呢，它是采取一种很奇特的混合投票方式。每一个居民有一票。每一个无限合伙制企业里面的每一个无限合伙人都有一票，即便你不是当地居民。此外，任何一个公司，如果雇员在10个人以下的有一票；10个人到50个人之间的，每5个人有一票；50个人以上的，每50个人11票。这样一计算，非居民的公司代表有15000票，压倒居民的9000票。而且公司的投票可以投两次，居民只能投一次。所以，它的这个治理结构，很大程度是代表了经济、商业的力量来治理的。这也是这个地区能成为世界上最繁华地区的原因之一。可见，这种政经合一的自治型城镇治理模式，在今天仍然有活力。
  有人说英国的国情不一样，伦敦老城区是个特例，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什么？是一个大国，要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实际上，越是大国，中央对地方越难以控制。为什么？因为郡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目太多。比如中国几千个县，你怎么管得过来？而县级政府对其辖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有人说要削减县的数量，但那意味着每个县的权力更大了。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借鉴另一个大国的成功治理经验。那就是美国。
  在美国，郡县一级的权力受到非常大的制约，而制约的来源，就是自治型小城镇。美国的乡镇政权，可以像公司一样发起设立，实现自治。美国每一个州的具体法律不一样，我这里只是讲一个大体的概念。比如说某个地区有一个产业很发达，居民都富裕起来了，于是大家就不愿意跟周围的地区分享成果，那么，如果该地区人口够了，大家就可以投票通过，发起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区划，到州政府一备案，就自治了。发起设立之后，在政治上，它从郡县体系下独立出来，直接向州一级政府负责；可以在不违背联邦、州法律的前提下，制订自己的法律，决定自己的管理方式；在经济上，它相当于一个公司法人，可以做生意、签订合同、可以发行自己的债券。上世纪90年代大概有293个这样新发起设立的、自治的城镇。通常都是经济发展有希望的地方，会独立出来。出来后当然更容易发展。
  美国的现实证明了，小城镇自治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三重意义。经济上，它极大地推动了内需。自治的小城镇一般会发展出特色产业，而且它的自治结构决定了财政上非常自律，不会搞片面追求GDP的工程或盲目建设，而是大搞公共设施、公共福利，从而创造经济的有效需求。在政治上，它有利于在幅员辽阔的大国，使联邦、州省级政府达到更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在社会层面上，众多发达的小城镇极好地填补了城乡之间的裂隙。我们看美国虽然社会福利在发达国家几乎是最差的，贫富分化差不多最大，但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动荡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大量自治型小城镇基本上一个个都像世外桃源。有些国家比如法国，福利那么好，可是社会结构以城市为中心，反而容易动荡，今天这个群体罢工，明天那个群体闹事。
  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说，你描绘的好是好，但是中国人素质不同，国体政体不同，肯定行不通。我说你完全错了。中国大地上今天就有一个活生生的、自治型小城镇的实例，那就是南街村。南街村是财产集体经营，对外就像是一个公司一样，是一个商业实体。对内则是混合体制，有一个核心领导人，而且后来改制了，在法律上它已经有了几个大的股东；但是在分配上，依旧相当于一人一票的形式，每人按一股分红。你仔细一想，其实这就是一个跟西方当年的自治型小城镇非常近似的治理结构。现在很多人对南街村有不同意见。我的看法是：你可以不同意它的某些具体做法，比如强制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不同意后来地方政府给南街村很多贷款的树典型做法。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管理模式，南街村的存在，以及它初期自然状态下的成功发展，至少证明了一点：自治型小城镇在中国的国体、政体下是可以存在的，和中国的宪法法律没有根本冲突，也完全能够和普通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相融合。
  我认为，类似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中国也有巨大空间，也会像在美国一样，在各方面都起到巨大的正面效果。如果有成千上万个小城镇涌现，每个都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都需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在这个基础上，再打破产业垄断，就会出现许多个小银行、小电信、小媒体等，服务对象就是这些小城镇的居民。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完全能够再保障中国10-20年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