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楼网络推广专员招聘:西南联大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1

　　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划出自己最灿烂的轨迹。但是，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严格地说，她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此前10年，甚至20年变革和积累的一个结晶。

　　一所大学包括理念、体制、专业和课程等在内的实体的铸成，往往依赖于校长及其管理团队多年的努力。因此，我们把目光投向变革时代的大学校长。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题：寻访中国最好的大学 作者：黄卫 言咏 罗雪挥

　　张伯苓：一代人师

　　张伯苓，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创办南开学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边有一块盐碱荒地，是一个芦苇杂草都不愿生长的地方。

　　张伯苓在此建起南开中学，此后一路“南开”，一直开发到有名的八里台，创办起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非教会办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

　　20世纪30年代，沿学校的主干道大中路，七桥一湖，夏季飘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斋图书馆。同学常雇一小船，放舟而去，弦歌不辍……

　　从盐碱滩到桃花源，全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3百万银元(以下货币单位同)。

　　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个中艰辛，张伯苓说：“余在外所历艰难很多。”

　　1918年底，设南开大学动议一出，张伯苓和严范孙(南开的另一个创办人、被尊称为“南开校父”)准备募集基金130万元。严、张南下，拜望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老乡、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恳请帮助筹款。遍访各省大员，募集大洋8.5万余元。

　　开办的钱勉强够了，日常开支还没有着落。张二次南行，重访李纯。李纯病重，未能谋面。他让人转告，筹集基金一事，他自有办法。1920年10月12日，张伯苓回到天津不到两周，李纯因病自杀。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

　　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兴建一座礼堂，命名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纯铜像。

　　每年李纯忌日，校方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铜像前致祭。天津各报竟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

　　张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始终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则。

　　张伯苓有两个坚持：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

　　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内告诉你。南开教授的工薪最高为每月300元，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幽雅的百树村，他却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里30年安之若素。

　　张伯苓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有时候，他还是会做一些妥协。1919年5月上旬，触犯众怒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递交辞职书，悄然来到天津，表示愿捐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正苦于建校经费短缺，一时心动，准备聘任曹汝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接纳多方意见，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拒绝曹氏捐款。

　　“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

　　张伯苓说过，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所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最低月薪为400元，但南开教师的薪金远远低于这一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批顶尖教授坚守在这里。

　　耶鲁大学博士、南开商学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对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且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张校长站起身来，极其热情而真诚地说，我应当留在南开，因为南开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更需要我。他答应对陶教授说明我的情况，并且提出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他还建议减少我的授课时间。我深受感动，当即决定留在南开。我向他建议在南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他同意了”——这就是后来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吴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话或许最能说明教师之所以选择南开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然是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

　　南开经常处于亏空状态，但张伯苓有这样的信念：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总是尽可能将每一分钱用在学生和教学上面。

　　教师们更为满意的，还有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曾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位天才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引导人们如他一样地为‘公能’的理想服务……环绕这位大校长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黄钰生(教务)，伉乃如(注册)，华午晴(财务)，孟琴襄(事务)与喻传鉴(中学)。他们那种爱护南开，为校长效力，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感动了我们这一批外来的教授，虽然我们有时对于学校的行政作风并非完全同意。”

　　南开中学部主任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第一班的毕业生，是张伯苓亲自培养的师范生，梅贻琦和他是同班同学，曾邀请他到大学任教，但他志在中等教育。他和张伯苓一样，也是一辈子只从事一件工作，耕耘于中等教育达50余年。南开人对他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南开这艘船是张伯苓掌舵，喻传鉴划桨。”

　　华午晴，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成为整个南开学校的会计课主任兼建筑课主任，总管全校的财务和基建。每一笔进账和花费在他的心中都一清二楚。即使支出一笔小小的经费，就算是张伯苓亲自提出来的，到了华午晴这里，他也要眼望天花板，慎重地思考一番。南开师生取唐诗“白眼望青天”之义，给他起个绰号叫“华白眼”。

　　1939年，华午晴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张伯苓提议把重庆南开中学的礼堂以他的名字命名。“午晴堂”这座礼堂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礼堂，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建筑造型朴实无华，颇有几分华午晴生前的风格。

　　“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

　　张伯苓曾形容自己，“40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1898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日本转让对威海卫的租借权，张伯苓在北洋水师通济舰上实习，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说，张伯苓一生最大的困难，不是从没缓解的筹款压力，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大课题。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张伯苓发展出一种迥异于北大、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南开之“私立”，不只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筹资金，更落实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与“自立”。

　　终其一生，张伯苓的“实业兴学”路线都面临非议。《何廉回忆录》写道：“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晚年的张伯苓逐渐认识到人文精神养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联大岁月，也给了南开更开阔的视野。1946年后，南开增设中国文学系。

　　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经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1924年，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向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投稿，名曰“轮回教育”。“轮回”就是转圈子。作者指出，有两个等级不同的圈子，一是国内升学圈子，从中学到大学，又从大学再转回去教中学；另一为出国留学圈子，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几年，然后再从美国转回来，回国教大学。作者进一步问道：“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呢？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算救国吗！”

　　这篇文章的确切中近代新式教育的两大弊端：第一，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在张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开学校的欧美化倾向十分严重。1924年前后，南开学校的学制来自西方，教科书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译本。据说南开大学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国货，只有这样，才能和美国生物课本上的蚯蚓一致。

　　第二，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南开1931～1933年 毕业生之职业调查为例，从事教育的高达33.12%。

　　文章一出，全校教师哗然。一些留美归来的教师，对此种言论大为不满。为了调解师生间的这场争执，张伯苓召集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双方僵持不下。张伯苓以退为进，出走北京。师生间的争执还在继续。“现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

　　1925年初，在南开学校董事会调停下，师生双方达成谅解。学生会致函张伯苓，向校长道歉，明确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让步。

　　“轮回风波”告一段落，但余波未平。1925年4月，南开的80余名同学联名上书校长，要求张伯苓改变教育方式，除了外语课以外，所有的课程应该一律改为国语讲授。

　　张伯苓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

　　1929年，他先后访问美、英、意、法、瑞士、德、丹麦、挪威等国，历时9个月。这次考查，是他学习西方教育的转折点。他说，以前是研究学校的组织和外形，“现在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以前觉得美国“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现在知道，人家好是人家的，“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土货化”改革拉开序幕。新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重新定位南开：宗旨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改革之后，南开风气为之一新。何廉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对外汇率指数”等。

　　当年何廉的研究生、后来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的杨敬年回忆说：“比如何廉讲的财经学，讲的都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读的英文教材，讲的是印度的财政学，所以南开大学的教材都是结合中国的，比如编写天津物价指数啊，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了，理论结合实际，结合得非常密切，这个是在当时一般国立大学都很少有的。”

　　蒋梦麟的为与不为

　　蒋梦麟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联大的“不为”，则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强强联合”，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合作的一个缩影

　　蒋梦麟，从1919年代蔡元培掌印北大，到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再到1937年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而成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这番书写浓墨重彩。

　　“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蒋梦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

　　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蒋梦麟11岁。

　　这是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

　　也是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20多年后，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南下。骑虎难下之际，蔡元培采纳其同乡，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的建议，让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先返京代其掌校。

　　蒋梦麟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9月，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此时蒋梦麟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自费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最后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离美回国。

　　蔡元培认为绍兴中西学堂主要人物有四:马用锡、杜亚泉、蒋炳、胡道南。1900年，杜亚泉因在校中与蔡元培一起传播新思想，与校董会发生冲突，与蔡同时离开中西学堂。

　　到了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

　　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彼时，蒋梦麟已经有了在“新思想”上的新伙伴——在哥大期间，考取庚款赴美的胡适也在此求学，他们都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蒋梦麟与胡适私交甚笃，在后来蒋梦麟主政北大期间，胡适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这种思想反映在他日后在北大的学科布局。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蔡元培离京，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攻中疲于应付，深知蔡元培与蒋梦麟关系非同寻常，致函蒋梦麟劝驾。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是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此时只是蔡的影子。

　　当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然而，就是这个“按印子”的人，从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经历过五四辞职风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张“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评议会为北大首创。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西南联大历史30多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就认为，西南联大不能说是“空前”，因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响，也受到清华、南开的影响。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个性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论当年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接影响之一，而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这批杜威门生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