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结构和部首是什么:百岁周有光：被上帝遗忘的“汉语拼音之父”

百岁周有光：被上帝遗忘的“汉语拼音之父”

叩响国家语委宿舍楼的一户普通单元门的门铃后，笔者很快在家政服务员的引导下见到主人——一位清癯和蔼的老人正从书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迎候，他就是久闻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面对面坐在略显斑驳的小书桌前开始交流。尽管老人有些耳背，采访中偶尔还得借助纸笔，但记者自始至终都能感觉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维的敏锐和精神的豁达。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一位语言学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早年读大学时，周有光主修经济学，但因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０”！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都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3年。我今天回想：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吗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访问时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以“j、q、x”的制定为例来说明这项工作所费的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终于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同样是1956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社会的变化快，语言文字也跟着变化快。如今，各种个性化的语言可以说五花八门。周有光说：“现在中国人特别爱用外国字母，觉得表达起来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还有一个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国字？在不久之前，《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收的，后来收了，承认它是个中国字。因为这个‘○’到处用了，比如现在常这样表示二○○七年，过去则是二零零七年，其实这两个‘○’是外国的，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的。”

个性化语言的大量出现，会不会与国家推广了的“语言文字规范化”相冲突呢？周有光摇了摇头说：“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表示担忧，但我认为这大可不必。不仅是中国，如今许多民族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现在我们接受的外来词，主要是英国、美国的。为什么？他们的口语在全球的使用频率高，我们学他们的许多口语，结果把他们的许多词汇也学来了。其实，即使英语也不是纯粹的，英语里有不少词汇也是外来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变化过程当中的现象。”

“四朝元老”原来是位“新潮老头”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后来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周有光在极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来排遣。如今，他已经把人的生死参透了。

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成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

老伴张允和在世时，两人相敬如宾，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对此周有光解释道：“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太太张允和是当时的大家族张家的闺秀。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著。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可谓别开生面。他们所写的，都是回忆人和事的散文，感情饱满，文采斐然。

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有一张丁聪画的漫画很有意思，漫画中，周有光踏着一辆三轮车，载着夫人张允和一同出游，老两口的亲密、默契与恩爱，真是惟妙惟肖。周有光说，他们夫妻俩跟丁聪是好朋友，一次他跟丁聪说自己要买一辆三轮车带着老伴出去玩，没想到车还没买，先被丁聪画成漫画在报上刊登了。

已是百岁高龄的他，现在每天还要看书读报——不是随意浏览，而是逐行逐句，圈点勾画，读到细处，甚至要找来地图，举着放大镜相与对照。“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周有光至今仍勤于笔耕——不，按他的说法，是“指耕”，他每日用中文电子打字机写作。他对用打字机写作赞不绝口，讲每天都用打字机写作，比手工快5倍，说着拉开办公桌抽屉，只见里面放着很多电脑软盘，他随手拿出一张软盘说，这就是一本书，又拿出两张说，一部大的书，两张软盘。“我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有人称周有光为“新潮老头”。周有光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就已经开始在电脑上写文章了。“我使用‘双打全拼’在电脑上写文章，不用草稿纸已经快20年了，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得心应手，灵活自如，一点也不慢；有的人是看着别人的文稿打，那是‘看打’，是打字员。”

先生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大部头写不动了，只能零星写点小文章，每月坚持为《群言》杂志写一篇随笔。采访时，他给了我他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题目是《食衣住行信》。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食”当排首位，而不是常言的“衣食住行”。他还认为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信息”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不可或缺，有必要在原来4个字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信”。期颐老人还在关注身边的社会学，用随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可嘉可赞！

尽管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年纪大了，但周有光却不像别的学者那样闭门谢客，苦心经营。他笑言：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是“无业游民”。

这位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四朝元老”风趣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100岁是人的生命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处例外了。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不叫我回去！”周有光笑言自己“四世同球”，原来他的孙女和重外孙现居美国，他隔天就用“伊妹儿”和他们通讯。

他不仅头脑清醒而且十分新潮，喝“星巴克”咖啡，看《特洛依》大片，时尚不落当代青年。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有的老人认为自己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而他则不以为然，“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的”。“我的生活很简单，我的天空就是这半个书房。”讲着讲着，周有光便笑出声来，孩童般乐不可支。

生命从80岁开始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他说，自己耳朵不好，常闹笑话。一次，三联书店的编辑拜访老先生。当时，张允和讲了一个故事，周有光凑在一旁小板凳上“听”。那天张允和讲的是曹禺当年边洗澡边读书的趣事。张允和讲完之后，周有光见客人兴致很高，把小板凳往那位编辑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讲，张允和与来访者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周有光问她们笑什么，这下两人笑得更厉害了。那位编辑告诉他说，奶奶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呀。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四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四个屋子跑来跑去，他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说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睡，中间要午睡。一生饮食习惯不变，喜欢吃面包、喝咖啡、饮红茶。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他从不刻意所谓的保养身体，不吃补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要过分，不要老吃所谓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饭，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会也不要多吃。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这篇“陋室铭”，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老人8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行动十分灵活，经常坐电车出去买东西，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老人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说，人生就是一个增长弧线，100岁就是一个关口，1岁至10岁是生长期，20岁至80岁都可以正常工作，90岁至100岁就开始衰老了。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不知不觉和这位依然神采奕奕、腰板直、脚步稳的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笔者担心老人累着，便告辞。这时，似有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到那小小的老式的书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