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qq机器人:西方作家的东行漫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22:00:14
      上世纪30年代中到40年代初,不少西方作家在中国不同城市交叉遇上,一方面紧贴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和宋氏姐妹,另方面又混在中国知识分子圈里。这批“特权阶级”在“实地考察”下,仿佛用各自的笔杆组成了抗日兵团,各人后来出版有关中国的著作,都为中国填写了另一页战争纪事前后传。即使他们的局部中国,是沾染执著的浪漫或激情或偏见。

      “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了一场作家运动。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离开中国赴欧洲,为谋取欧洲人对中国的支持而作战。西方作家则进行了方向相反的旅程,他们被战争吸引访问了中国。”大英图书馆中国藏品策展人吴芳思(Frances Wood)在2月中英文版同时发行的《中国的魅力》(The Lure ofChina)中如是说。

抗日西方作家兵团

      无论长驻或短暂停留,这批拥向中国的西方作家(包括记者)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海明威和当时与他一起度“蜜月之旅”的战地记者太太玛莎·吉伦(MarthaGellhorn);另一对是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和他当时的作家情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还有几位英美记者:为了写《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来采访毛泽东的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时代》杂志记者兼007作家伊恩·弗莱明的哥哥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与邵洵美假结婚的艾米莉·哈恩(EmilyHahn,又名项美丽),穿着中山装和毛泽东朱德一起参加八路军同时又和鲁迅、萧红等成为好朋友甚至徐志摩情人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最后就是以相机作反抗的大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

      1938年初,奥登和伊舍伍德搭上开往中国的列车。两人本来受出版社委约撰写“一部有关东方的游记”,六个月的中国游记变成了1938年出版的《通向战争之路》及诗集《In Time ofWar》(后来的修订版改名为《中国的十四行诗》)。吴芳思说,“《通向战争之路》是一部对战争和政治以及生存努力,比较均衡的记述。”在汉口,奥登和伊舍伍德拜访过武汉大学的学术界,遇见了伍尔芙(Virginia Woolf)外甥朱利安·贝尔(JulianBell)和他的情妇凌女士,拜访过杜月笙“防卫森严的要塞”,碰上大摄影家卡帕,还有在史沫特莱寓所见到周恩来。

中国之旅的见闻

      在后来的火车旅程因轰炸或军队转换而滞留的途上,“他俩几乎接近一场战斗的前线,意识到理解战争的困难性。”奥登还探头进战壕,拍了两张照片。他们坐在河岸上“看着十九师的士兵们从舢板上爬到岸边,还带着马匹机关枪和灶具。他们有着真正战士的坚强神色,像流浪者那样顽强而务实。经验教会他们究竟该携带什么设备——一个热水瓶、一顶草帽、筷子、一把伞、一双备用的胶鞋。每个人的腰上都挂着一条洗脸巾,像洗碟布,系在一起的是两三颗手榴弹,它们看上去像微型的意大利勤地酒的酒瓶。”

      吴芳思觉得全书最有趣部分是另一段在南昌附近的前线记述,随行的还有彼得·弗莱明。一向不修边幅的奥登如此形容来自英国贵族伊顿公校的弗莱明:“他身穿卡其布的衬衫和短裤,高尔夫人长筒袜穿得整整齐齐,结实的仿麂皮鞋,防水的手表和莱卡照相机,他仿佛直接从一家伦敦的成衣铺橱窗里走出来,为绅士夏季探险套装做广告。”

      吴芳思当然欣赏英式幽默,但我觉得更有趣但又没出现在《中国的魅力》里的,是奥登俩人后来在ShanghaiClub的一席话。为了不想为难款待他俩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夫妇,奥登和伊舍伍德应邀出席与四名日本贵宾的晚宴,并且努力尝试不令主人公尴尬。谁知其中一位日本贵宾一开口便说:“哈,真有趣,你俩远道来到中国,我希望你们没遇到什么不便。”奥登已经忘记之前的计划回答:“除了你们的飞机。”日本贵宾大笑:“对,你们一定会觉得这里的交通和生活状况很原始很没效率?”奥登俩人肯定地答:“刚好相反。我们处处遇到有礼和善意的对待,每个人都令人感到愉快。”日本军官开口:“噢,对,中国人肯定是非常友善。真可惜……”对话怎样继续下去?读者请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这段上海日记里,奥登俩人记录了英国领事的盛大派对、参观工厂环境和伤军医院。

      作家如此总结上海之旅:“在这被攻陷但还未被占领的城市,过去的生命仍然在滴答着,但似乎注定要停止,就像一只掉进沙漠的手表。在这城市,社会两边的生活鸿沟宽阔得任何一条桥也连接不上,没法妥协。而我俩,虽然竭力地走访贫民区,记录笔记,虽然我俩真的感到震惊又愤怒,但无可避免地,我们是属于另一边的世界。我们还是回到领事别墅用膳。在我们的世界里,仍然有花园派对鸡尾酒、欧洲商人要求把难民赶出去因为他们开始发臭……而这里,两位善意的旅人、自由派人文知识分子,只能苦恼大喊:“噢,事情如此可怕而复杂,该从何说起。”

海明威对马儿道歉

      与英国诗人作家路线不同,刚报道完西班牙内战的吉伦,1941年带着她后来称之为“不情愿伴侣”的海明威来到中国,就是要目睹战争,她最终向《柯勒支报》争取到去中缅公路及中国前线的工作。海明威虽然懂得用中文唱《耶稣爱我》(因为他的堂兄父亲是陕西传教士医生),但他对这次被美国财政部委派的“侦探旅程”并不特别热衷。然而,他俩拿着的介绍信却来自美国总统夫人,因此大作家无论去到哪里,都看见早已准备好的欢迎横幅。在第一站的香港,他俩早已因孙中山的前保镖而认识孙夫人的宋氏两姐妹。来到中国,他们拜见过蒋介石和蒋夫人,亦用望远镜遥看“假冒”的日本军营。

      更有趣的是,他俩在重庆被周恩来接见的方式:“海明威伉俪被戴上眼罩,直接领进比詹姆士·邦德要早得多的场景,进入一间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小小地下室。周围有着很明亮的、含着笑意的眼睛。” 吴芳思引述彼得·莫瑞拉(PeterMoreira)2007年的《海明威在中国前线》一书说。“他俩共同‘去中国前线’的旅行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在危险的状况中飞行,蹲在狭窄的小船上,骑着矮马在雨中穿行。海明威的马实在太小,有一次,那马被他压垮了,所以他只得扶起它,背在身上。吉伦似乎永远处于暴怒状态,‘朝我吼叫,要我把马放下,她担心背马也许会触犯中国的戒律。’他俩爆发一场争吵,海明威坚持认为他的首要职责是对马负责,吉伦却担心这种举动可能被视为侮辱中国人。最后,她坚持要他把马扔下。海明威对马道了歉,把马放在地上,在马身边行走。”

      吴芳思结集的各大作家的中国魅力,既有007式间谍情节(史沫特莱后来就是因为被指控间谍罪而逃离美国直至去世),又有战场黄沙万里史诗(像弗莱明的戈壁和丝路探险)和地上地下的恋情,更不忘幽战争一默,这该会是一部非常好看的西方名人奢侈版“我的抗日兵团”片。

      《中国的魅力》一书的英文副题是“从马可·波罗到巴拉德”,书里其实由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和传教士说起直至巴拉德的2008:十七八世纪的商人和《鲁宾孙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有关中国的《鲁滨孙更多的冒险故事》,然后是19和20世纪初的探险家外交家记录的“中国小说”,当然还有大作家毛姆(SomersetMaugham)三次被改编成电影的中国“面纱”《The Painted Veil》。

       因此,吴芳思可以在序中如是说:“仿佛中国把他们都变成了作家。”而在这一批接一批的中国“诠释者”中,我以为,被中国“造就”得最刻骨铭心又超现实的,要算是《太阳帝国》作家巴拉德(J.G. Ballard)。

巴拉德的上海奇迹

      “在先前三十年我确立的形象,都可以往前追溯到战时的上海。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抵制,但是现在我承认,这几乎肯定是正确的。我一直试图压抑的上海记忆,一直敲打我脚底下的地板,并且悄悄地溜进我的小说。”《中国的魅力》最后一章,引述了这位英国当代最重要作家的话。2006年发现患上末期癌症后,77岁的巴拉德去年终于跨出他脚底下的影子,出版了自传《生命的奇迹:上海到谢伯顿》。从1930年出生于上海到二战结束返回英国,虽然只是十几年,但童年中国注定了作家一生的末日景象。

      巴拉德自传式小说《太阳帝国》里“一个人的中国”,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英国剧作家TomStoppard改编后,将他的上海视觉化为大众经典。1987年的电影版中,大导努力重构作家脑袋中的超现实场景,战争自然变得过分美丽。当时还是小朋友的“蝙蝠侠”Christian Bale饰演有点疯狂的十一二岁男主角吉姆,而巴拉德亦与自己的童年化身同场演出,戴着面具在化装舞会出现一个镜头。

      吴芳思引述《生命的奇迹》的话说,巴拉德虽然骑着自行车到处逛到处看,但“我几乎是绝对地隔绝于中国人的生活。我在上海住了十五年,从未学会一个中国字,从未尝过一顿中国餐。” 被隔绝的外边,是上海街道“残酷而可怕的世界:乞丐出示他们的伤口,小偷扒窃钱包,濒死的人敲打着马口铁罐头,中国的女士们,穿着一直盖到脚踝的貂皮大衣,他们抛来的眼神令我恐惧,小贩们用大锅炸着美味食品,但是我永远不能买,因为我身边永远不带钱。”

      我们不知作家在二战后什么时候回到过“老家”,但他在去年的自传中写道:“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90%的中国人,100%的美国化了。光怪陆离的广告展示——在影片《巴黎圣母院》在上海首映时,影院外面有50名驼背组成的荣誉卫队,这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这就是这个城市每天现实的一部分,虽然我有时纳闷,每天的现实是否恰恰是这个城市缺少的那个元素。”

       巴拉德老年所说的“美国化上海”,更大可能是暗藏他心底里的上海。电影除了上海电影厂部分,其余都是在英国和西班牙拍摄。那个上海,其实只是一个在英国地景上升起的太阳和原子弹掷出来的幻象。

吴芳思的中国革命

       当吴芳思正在上海和香港宣传《中国的魅力》时,我问这位出版过八本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你算不算也是中国造就出来的作家?”她回答:“不。只能说是,我先是以一位语言学生的身份,在1975、1976年被吸引到中国。”

      1975、1976年北京的文化交流,真的可以革了吴芳思一生的命。她写过无数外国作家和专家眼中的中国,但亲临现场的中国经验,就只有这一本《北京手榴弹实习:我的文化大革命》(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 My Part on the CulturalRevolution)。

      “1975年,我和其他九位英国学生去到北京,作为英国文化协会的交换生学习中文。另外十位交换到英国的中国学生,比我们更清楚交换的目的:为推进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学好英语。”她在《我的文化大革命》中说,虽然1975年“文革”已接近尾声,但这十位英国学生发现,北京大学仍然由工人、农民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所管治,而党干部认为,他们不应该知道太多并且要与群众保持距离。“我们和班上的其他中国同学,大部分时间在工厂或农田,学习制作铁路机件或耕种稻米。更伟大的是,我们在三更半夜,挖掘为防原子弹袭击的地下防空洞。其他时间,我们留在课室,学习两小时的马列和毛主席思想,以及学习如何掷手榴弹的体育课。在树上喇叭广播的政治修辞学与马列毛教育之间,就只有某某革命烈士又跟随马克思去了。伟人毛主席就在我刚回到英国时走了。”

      30多年后的今日,吴芳思对那个已逝去的年代,仍然不自禁地带点浪漫。她说:“我的中国诱惑,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那种声音、气味,以至空气的感觉:在当时还是蓝天下的寒冷刺骨的冬天,还有湿热的夏天,骑着自行车穿越大雷雨的8月,既暖和又清新。”她说,虽然革命,但传统仍然继续。她看见老百姓,在她喜爱的胡同和老店中,如何尝试抽离洪流,继续存活。

      她说,当下的中国热,是fashion。但几百年来到现在,西方仍然抱着“他者”的眼睛去叙述中国。当然,年代总是踏着向前走,如果黄柳霜(AnnaMayWong)——上世纪初默片时代第一位好莱坞华人女星,活在今日,会得到更公平的对待,不单是一位只扮演“黄种人”的演员。或许,她会是另一个章子怡,一位国际超级明星。

       比新中国年长一岁的吴芳思说,年轻的革命,早已被全球化消费主义所取代了,但她仍然为中国的博大过去和中文的深邃而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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