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腔 知乎:日本论 (3)

        第二部分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绝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的，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做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第11节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绝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的，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做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为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另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维新史形式上的开篇，当然要从明治前一年十二月发布王政复古的诏书算起，当时在京都参与这大运动的一般人，正好像一个乱蜂窝。宫中的一些公卿旧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杂杂，塞满了一城。当然，那时候主张一切的人，并不是后来尊为维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当中，算为顶能干的是岩仓具视，然而讲起实际力量来，依然不过是长袖中的破落户。就第一批发表的人物表里看看，“议定”十几人，参与几十人，究竟谁是中心人物，谁是掌权的领袖呢？藩兵的势力，以萨藩为最，当然萨州藩士领袖人物的西乡隆盛，占了纠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还是一个陪臣。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要点看差了，单纯在一二领袖人才上去寻它的成功原因，固然是寻不出；要拿人才的比较去寻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寻不出。至若兵力财力等讨论，更是无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复兴，各藩势力之所以能结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废，主力既在萨藩，而人物的伟大，亦不能不推西乡隆盛。至于他下面的人才济济，更不用说了。此外四大藩当中的土、肥两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占尽。偏偏在征韩论破裂之后，萨、土、肥三藩的势力，倒得干干净净。当日一般维新功臣，到得后来，都弄到杀的杀，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枢的兵财两权，直造出后来军、财两阀势力的，却是不干不净几个长阀贪官，这不是很奇怪吗？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

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唯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日本自丰臣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是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从废藩置县解放农民直到今天，是一部民权斗争的历史。现在已进入民生问题要求直接的普遍的组织的解放时代了。再把他横溯上去，推论将来，不外是一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努力的历史。这经过当中的是是非非，都不可执一而论的。
           第12节 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起点    

现在我们想把明治维新历史背面藏着的几件事实写出来，从政治史背面的残酷和非道的当中，探讨日本现代治者阶级的来路。

 

（一）山城屋事件

有一个长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维新讨幕的时候，和山县有朋一样都是做骑兵队队长。野村看见时代的趋向，渐渐从“刀”的势力变成“金钱”的势力，于是弃官不做，想在商业上占势力。当时山县有朋做陆军大辅，因为同乡同僚的关系，把国库里面的款子借了六十多万元给野村。野村便改了一个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国人贸易。后来折了本，山县没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给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说：“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国去，实在调查，直接和消费市场发生关系。”便亲自带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后，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优迷住了，于是忘乎其形地大阔大用起来，弄成了新闻纸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感到莫名其妙，打了电报回日本来，请政府调查和助的来历。这个当口，刚巧做司法大辅的，是一个著名硬骨头江藤新平。陆军省里也有许多很恨长洲人的萨派军官。种种方面的力量凑起来，挪用公款的事就发觉了。还算这个时候，西乡隆盛出来调解，仅仅把一个管会计名叫船越卫的革职，完了这段公案。后来山县知恩报恩，把船越提拔起来做枢密顾问官，又把他的女儿嫁给船越的儿子。

 

（二）尾去泽铜山事件

日本东北有一个藩国，叫做南部。南部藩里的豪商，尾去泽铜山矿权所有者，名叫村井茂兵卫。因为一桩借款的事，替藩主垫了二万五千两金款。他们藩里的规矩，藩主借民间的钱，不写借字，要贷款人写一个凭据给藩主。字据写法也很奇怪，是“奉内借”的字样。直译出来就是“奉内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还是借给藩主的呢？照文字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借藩主的。废藩置县以后，各藩的债权债务都由中央政府继承。这时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辅，就指定说这笔款子是村井茂兵卫所负的债务，要他筹还。村井哀诉苦辩，官府哪里肯听。村井没法子，只得承认分五年偿还，政府仍旧不理。过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泽铜山标卖，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冈田平藏买了去。后来村井不服，起了诉讼。这件案子也落在江藤新平手里，一定要彻底根究，办井上馨这般人的罪。三条木户极力袒护着，办不下去。江藤新平为此辞职，后来仅轻轻地罚了几个属员就算完了。尾去泽铜山依旧是井上的东西，由井上卖给了三菱公司，发了一笔财。又和冈田平藏、益田孝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来，造成功财阀元老的基础。这铜山是日本有名的铜矿，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晓得它的价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说是一件大宝贝了。

 

这两件事不过是已发觉的最著名事件罢了，此外没有发觉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藤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升官发财主义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藤入骨髓。后来江藤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军打败，捉来枭首传示各县。江藤的子孙，至今沦落，都是由这种私恨发生的结果。

大正三年的海军受贿案，受有罪宣告的人，岂不是海军部内的重要当局，和三井株式会社的重要当局吗？为这一件事，三井费了许多钱，费了许多力量，运动减轻被告的罪名。海军的财部，三井的山本，到底得了执行犹豫。这一件案子正是证明“武士出身的堕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狈为奸的好资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和陆海军当局的结托，没有一个不和元老有密切关系。陆海军机关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没有不联络商家的。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它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就前面所说的事情，已经可以明白了。由民权运动而起之议会政治下面的政党，他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第13节 政党的发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了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伎，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做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以及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运命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衷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江藤举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着干的），然而大多数的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因而征韩辞职的参议，西乡隆盛死在败军里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枭首，一个气盖群雄的伟大英雄，一个高风亮节的廉洁学者，都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寄与日本维新历史上一大段的泪痕诗意，作后人追怀感咏之资。此外征韩论时代活动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 、后藤象二郎 这三个名士到哪里去了呢？想起这一件事来，我们就要研究日本政党的发生史了。

五参议辞职 之后，西乡隆盛回鹿儿岛办学去了。到底西乡的伟大，在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惜后来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断送了。五参议里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时代之前就主张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联合了后藤、副岛、江藤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发起爱国公党。后来江藤遭了横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约论》，唱着“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号，回到土佐藩里组织立志社，大倡民权自由主义。西乡隆盛举兵失败之后，单想用武力改业的无效，已经是证明了。差不多的武士们，也不敢再举兵了。迎着板垣的《民约论》，东也发起一个政社，西也发起一个政社。武士丢了刀，变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爱国社，成了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变为“国会期成同盟”，再变为自由党。不附和五参议辞职的大隈重信 ，也组织了改进党。这一个普遍而深切的民众运动，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民权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业，一方面促进了一般青年智识为后来科学发达的基础；而现在的社会运动，也种因于此时。我们细细从种种方面考察起来，就晓得不止日本的立宪政治由此而生，连一切劳动运动、妇女运动，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运动，直接间接，都脱不了此时的关系。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与革命党，军阀与商人，保守与进步，每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换，必然是两面分化着，适合于当时人们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断地进步。读历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义者在建设上的功绩，也就不懂得革命主义者在建设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党，有了议院，和议院站在相对地位的政府当然要想操纵议会，操纵政党。操纵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压迫，一个是收买。再从经营工商业的人一方面看，没有政党，没有议院，一切运动，只要对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议院和政党，他们拿着立法权，所以无论什么问题，都非联络议员、买通政党不可。从政党本身看，政党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权，不能够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权。要掌握政权、接近政权，先要扩充党势。金钱这样东西，当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洁白的领袖和党员，用不来卑劣手段、受不惯势力压迫，当然干不了这样的勾当，自由党之所以解体，原因完全在此。其后进步党的基础，也随着自由党的解体而动摇。最初成立两大政党的后身，都投降在官僚、军阀的旗下。在“政治”这样茫茫大海里游来游去，打翻身、玩花头的政客们，一定不是走官僚军阀的路子，便是靠资本家的豢养，朝秦暮楚，总是为的“政权”、“财权”。但还得不着政权、财权，只不过依靠政权、财权，讨得多少残羹剩粥。强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这虽不是日本一国独有的弊病，但是在民权的基础尚未确立、立宪政治的体用尚未具备时，仅靠着依附弄权过日子的日本政党，这样的毛病更是多极了。所以我说，政党的生命，必须要维持一种坚实的独立性。要具备革命性，才能够维持真正的独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却，独立性也就不能具备。什么是革命性，什么是独立性呢？当然不外乎“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这三样东西，更靠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干部而存在。且看离开了板垣之后的自由党，一变再变成了什么样子？政党变成了股票交易所；政党的干部，变成了“掮客”的公会；而军阀、官僚和商人，却成了有财有势的顾主。明治维新的末运，便由此现出来了。
     第14节 板垣退助     

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的势力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的半部《民约论》，猛烈地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 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

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哪里有这样的文明，这样发达，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没有休止的。他晚年虽然绝对抛弃了政治活动，在很穷的境遇中，过他很严谨而虔诚的敬神生活，然而对于为民众谋自由的努力，仍旧继续着。看见日本政府对台湾那样的高压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他以八十几岁的衰老身体，亲自冒着大热炎天，到台湾去宣传。后来他一离台湾之后，日本的台湾总督，便把他发起的会所封了，办事人拿了。

我从“文明”、“人道”的意义上，很钦仰这位先生。从前每到日本，总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里去一回，伤感一回。他本来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发财，所以才落到这个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穷也是他的本分。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的。至于他的生活呢？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我觉得日本这些惯讲“食禄报恩主义”的人们，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从前名震一时的大井宪太郎 、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华，更不用说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第15节 国家主义的日本与军国主义的日本      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民族和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 力 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国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国体，便是国家。”

这一个说明实在是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定义。读总理书的人要晓得总理在这一篇讲义里面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主义的意思，总理已经很明白的讲过了，是“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换一句话说，能够决定人类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计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说，就是人生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就是主义。古人讲道德，道是什么，用字虽然不同，我们很晓得和今天我们所用的主义这一个词，是没有两样的。德就是能够行主义，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发生行为之总和。所以并不是除却一个主义，就没第二个主义存在，而必定有两个以上的主义存在，方才发生主义的效力。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包含着许多事实，必定认定有一个主义的本体，民族主义的本体是民族，国家主义的本体是国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国家的，而民族主义的国家是以民族为本体，国家主义不是离开民族的，而组织不是以民族为单位，不能适合于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总理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发展为基础。主张民族即国族，有一定的分际，不能随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为主体而压迫他民族所组成的国族，是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都是就人类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立言，并不注重在详详细细说明民族和国家，而是注重在说明这两个主义。至若说到这两个团体的本身，他的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许多现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蛮的民族而外，没有不是由几个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历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数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个顶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实，就不外总理所指出的几种：一血统，二生活，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这几种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为结合的中心，强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个完全的民族，是要经过很长的岁月，这很长的岁月当中，要经过很多次的变迁，变迁的重要形体，往往仍旧不脱国家团结的形式，不过国家这一个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并且所经过的国家组织，时分时合，是随着各种自然力而为变迁的。所以我们晓得，一切国家总不能离开民族的基础，一切民族也不能抛开国家这一个工具。只是说到行动方针的主义，在今天这一个时代里，便有确然的分解，而不能够相混的。

我为什么要把这一个道理来辩明呢？是因为要避免一种极端论者的误解。分别不清楚事实和主义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民族的成立，绝对不要武力，而国家的成立，是单纯靠着武力一个力量。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是不讲霸道的人，是反对武力的人，而他不能不承认武力是维持人民信仰的最大原因。中山先生也是反对霸道、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的目的在救国，救国的手段，仍旧注意在造成适当的武力，作适当的活动。因为我们今天讲民族主义，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主义的国家。说到建国，便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这一个原则的支配，要建国，要救国，而不注意武力，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些年来，中国对于武力，简直可以说没有正当的了解，有一个时代，一般国民的思想，几乎把武力鄙弃得不成样子。从民国三、四年以来，到八、九年的当中，听见武力就反对，以为这是一个顶不好的东西。就是最近这两年，风气变了一点，然而在“打倒军阀”这一个口号之下，一般人对于武力依然没有正确的了解，连军人的当中，都没有敢主张军队是国家存在唯一的组织元素，战斗是民族存在唯一的动力的人，这的确是思想界的最大弱点。我们试看，人类的生活哪一样不是含有很强力的斗争性的。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习，这五种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样不是在斗争的当中进行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种努力向上的观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类生存竞争的真理。战争和武力是一切社会力的彻始彻终的表现，不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经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组织、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类经常的手段和经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们不主张军国主义，但我们承认在建国的工作上，必须有军政的组织；在民族竞争的当中，必须造成强有力的军队；在世界的目的当中，必须要以中国民族的能力，为世界人类打抱不平。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历史事实，都是如此证明的。我们看见日本民族种种历史上的思想，看见日本维新的思想根据，使我们愈加了解“武力”和“战争”这一个事实是建国的最要紧的手段。不经过很多的恶战苦斗，费过很大的牺牲，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是决计得不到的。我们要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主张中国人在世界上生存发展的权利，要为一切被压迫的人类打抱不平，必须要造成强有力的武力。

今天我们反对中国的一切军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造成强有力的军队。试看过去他们的军队，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败，如何的堕落。他们的行径，说不上是什么主义，他们的力量，更够不上维持什么主义。中国的兵家，以孙子的著作最有系统、有价值。今天翻译外国兵书的人，还是借用他许多的名词。他讲兵力的构成元素，第一就是“道”。他为“道”字下的注解就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这一个定义和总理宣言上所说“使武力与人民结合，使武力成为人民之武力”的话有什么两样呢？我们中国人因为这些年受军阀的压迫太多了，所以只有从消极的方法解释总理北伐宣言上的两句话，而不晓得在兵学的原理上，非此不能造成强有力的武力，作为民族争生存的基础。中国民族如果不能够决死，绝不能够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条件下面，必须要成“有意识的民众的武力”。从前的民族竞争，只是单纯的争生存。单纯的争生存，就需要军国主义。今天的民族竞争，不单是争生存，而且是要争“有意义的生存”。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今天生存的意义，要全国上下都能同意，要将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后才可与共死，可与共生，而不畏危。这是我们今天的“共由之道”。

日本维新的历史，我们已经从前面种种事实讲明白许多了。我们再从国家的意义上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而这几次战争得到胜利，都是人民与政府同意的结果。就国内来说，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九年之战、十年之战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的成绩。这几件重大事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第16节 军国主义的实际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时代，说国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本据，这句话恐怕不太适当吧。无论帝国的主义如何，既然是国家，就不能不受“国家是武力造成的”这一个原则所支配。古人讲政治，说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论兵，说是“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说到建国，绝不能离开兵力。不单不能离开兵力，而且若不是举国的民众在一个意志的下面团结起来，认定军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剑胜负的预备，是决计不成的。日本建国的思想，在前几章已经讲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统一起来的新兴民族。他们把古代的“满津里古登”（政治）复活起来了，他们所信仰的，是男性万能的君主神权，是武力中心的统帅政治，而“祭祀”，是他们理论上的政权出处。在这样一个国家组织之下，又当四围环境恶劣至极之时，其由封建政治一变而为军国主义的近代帝国，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当时也是很应该的。

日本民族在现代总算是强盛起来了。虽然在文化上，西洋诸国不过晓得日本是一个富于温泉而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一个以仇讨和情死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时把“浪子样”看成日本社会伦理的标准，把“日本文化”和“小儿玩具”看成同等的东西，然而到底不敢轻视日本的国力和民族力。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前面几章，把日本“祀”的起源变迁大约说过了。就戎的方面来看，日本是怎样的组织呢？这也是我们不十分留意的。

军国主义这个东西，不仅只是一个思想上的表现而已。如果它仅只是一个思想的表现，绝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势力，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这一个制度，是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组织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然，即使拥有很多的兵，我们不能说它是军国主义的。譬如英美那样帝国主义的大国，我们不能承认它是军国主义，而黑山国那样一个小国，是很的确的军国主义。这一个道理，很多人是认识错误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要点何在？我们第一要看它军权、政权是统一在什么地方，所谓统治权的行使，是握什么机关之事，国防、外交、财政、教育、工业这几个重大的政治机能，是如何运用。第二要看军队组成的制度如何，壮丁训练的普及程度如何，动员的设施如何，社会的风纪如何。我们要能够从这两点仔细观察时，就可以晓得，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虽然是开设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剂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以民众意思和统治者意思两个重要事实作基础，从实际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军国的企图能够确实成立。而且就整个政治机能上看来，内阁的权能实在薄弱得很，与其说它是内阁，毋宁说它是最高行政会议；再从财政上看，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费都不过是剩余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称号恐怕不能确实掌握军国，于是再加上陆海军大元帅的称号。军令机关以大元帅幕僚的意义，完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隶大元帅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动摇。掌握政治中枢权能的枢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另一方面是政权的最高集中点，而实际上却是军令机关的政治代表处。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这一种关系，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政治组织，所以不能学英美，并且不能学法国，而必须学德国的缘故，就是为此。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近数十年当中，各国的思想传到日本之后，尽管可以风行一时，而能长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动上的，只有适合于它这一种国家目的的思想。反之，则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少数人的玩赏，而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

再从这三十年来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一个奇特处来，就是换来换去总在长州军阀势力的这一个圈子里。而政党的转换，更是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军阀同化。如果反乎这一个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难而退。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之于日本，而法国式的小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的。自由党的势力，一附于伊藤，再附于西园寺 。 西园寺虽是公卿，而其实是很聪明的能够顺应军阀的趋势的人 最近分裂之后，老老实实地附到田中大将 的麾下去了。进步党溃裂之后，留着一个国民党的残骸，当桂太郎 出而组党的时候，大多数的议员，也都走到他的麾下。这种情形，有人说因为日本的政党，民众的基础太过薄弱。其实民众基础所以薄弱自有原因，过去许多年当中，在军国主义笼罩之下的日本民众，的确是讴歌军国主义而不讴歌政党政治的。这一个军国主义的势力，到桂太郎出而组织政党的时候，已经发生破绽了。大家都晓得，长州军阀的元老，除了山县有朋 之外，第一个最有势力、有资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陆军大将公爵。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政权可以说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何以他要舍了军事上的地位而投身于政党的活动呢？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见日本民众势力渐次勃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洲帝室的崩溃，给了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也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军国主义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军国主义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 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军国主义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第17节 中日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政策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它的基本，毕竟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我们看日本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当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它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 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该萨”，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土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缘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二则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关系、民众生活的组织没有今天这样密切而发达。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车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我们试想，中国和日本这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而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

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却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 、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洲。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动日本的轻视呢！不止如此，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它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挡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毕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们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纯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惟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第18节 桂太郎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挚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田中大将也要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当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评他们之先，想附带讲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看见了这一篇文字之后，要深刻地反省，要晓得我的叙述和批评，是顾不得世俗之所谓客气的。

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做秘书，在日本六十天的时间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时一切经过，我至今还是很详细记忆着。因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译，每一件事都有听两次说两次的机会。以后关于日本的交涉，总理常常命我去办，却是每一件事只有听一回说一回的机会，记忆反而减少了。

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这一个人，大家都晓得，他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最有能力而当权最久的一个人。日本自有内阁制度以来，没有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 组阁三次，总共不过六年十个月，他也组阁三次，却有了七年十个月之久。他第一次组阁，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这几年当权的当中，他所干的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从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晓得英国是标榜“荣誉孤立”的，在百年以来，英国没有和任何国家缔结过同盟。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荣誉孤立”抛弃了。和日本联盟，这自然是它认为有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关系，才肯出此的。至于日本，以一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才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面解放了不过十年，便和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结成攻守同盟，造成它战败世界第一大陆国家的历史，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奋斗成功。不特此也，这一件大事，可以说把全世界都整个推动了。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无论是非如何，桂太郎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个月当中的成绩，的确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伟观了。

桂太郎的事迹，世间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晓得他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计划，更属可惊。他的高识远见和通权达变，的确不是日本现在一切政治当局所能望其项背的。在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特意派人对中山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后，那时他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他特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这两次密谈的当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尽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后，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极点。两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极度。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视疾的最亲信的人说：“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由这两个人的感情上，大家总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气魄了。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军国主义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下来：

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军国主义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绝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还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
                 第19节 秋山真之            

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个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这一个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时候，还是一个海军中将，是死后才追赠大将的。如果说桂太郎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的伟人，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军人学问家当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迹谈一谈罢。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军界里，算是唯一的奇杰，而同时是一个唯一的学问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们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园寺公望、桂太郎这一类的人，如果在人丛中见着，谁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们的面貌身躯是有很多特质的。而这秋山真之，却不容易在形象上看出他的奇伟来，至多我们只能看出他是一个平常人当中富于修养的人罢了。然而他的奇特，却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学问说，他是海军中唯一的智囊，他的海军战术，是海军中的人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他的智识丰富，知识学问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够用他的聪明去用它，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学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它。种种学问知识在他的心灵上化成了一种直感直觉的作用。所以人人以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觉。许多人说他是天眼通，他心通，这大约就是他那一种由很丰富的学识所化成的潜在意力的作用罢。在中日黄海战的时候，他做海军参谋官，黄海的战胜，他有不少的功绩。日俄的日本海战，他做舰队的参谋长，一切作战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罗的舰队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战，据他自己对我说，在俄国波罗的舰东来的时候，他只每日潜思默想，极意静坐。他确实从一种的心灵作用，明明白白地晓得波罗的舰队的行动。当时大家都惶恐，畏惧波罗的舰队的伟大威力，而民间更是恐怖得厉害。他自己却是有很坚确的信念，认定自己必定能够歼灭波罗的舰队。以后一切作战，都是这一种很坚确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要是靠科学的方法，日本舰队绝非波罗的舰队的敌手。当时他常对我讲起许多日本海战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学的话。这个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军人不同，他是非常朴素温厚的君子，绝没有普通日本军人那样矜骄欺诈的习性。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不是假话，不过他的认识和说明是否正确，当然又当别论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而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 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是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是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副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国大陆的。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海。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风说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风说越传越紧，在六月初旬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罢。向例我到东京总是住日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间定好，稍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微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得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了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习静，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

“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到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的，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

“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神里神气的，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

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

“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

“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现出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会儿，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

回到冈本旅馆，用电话向金生馆定好了房间，嘱咐旅馆给我把行李移去，出来便去看田中中将。他住的是一间和洋折中式相当的华屋。书斋里面很精致地排列着许多书橱，金光炫目的书籍插满一室，当中放着一张洋式书案，和秋山那一个中国古代式的乱七八糟的书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书房里之后，田中还没有出来，我一人坐在书房里等，看见他壁间挂着一副泥金笺的簇新的对联，是张勋新送的，上面题着“田中中将雅正”，下面题着“弟张勋拜书”，对文我是记不得了，大约不见得会是张勋的亲笔。虽然在那样的时候，看见这副对联，不能不有种种联想，然而文字应酬，是中国人的通常习惯，我也不很以为奇怪。等一会儿田中中将出来了，他看见我注意看张勋的对联，似乎是很不安的样子。寒暄既毕，他自归自急急的尽管讲他如何反对中国的复辟运动，如何特意为此去见张勋，叫张勋千万不要复辟，越说越长，越长越奇。我绝没有说他和张勋有关，没有疑他叫张勋复辟，然而他如此大费唇舌地辩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见这两位中将之后，我对于时局的观测，已经得了不少的基础。人也倦了，时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馆。

我一到金生馆的门口，就看见绝不是寻常日子，门前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望而知这里面有活动人物住着。住定了之后，细细问旅馆的主人，原来“日本的中国复辟党”都聚会在此地，肃王派、恭王派、宣统派的领袖都齐了。满清倒了之后，清室的亲贵们只有藏着过安乐日子，哪有一个人有什么复辟的勇气。所谓复辟党，在中国人中除了张勋、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吴稚晖先生 之所谓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骗子。所谓复辟运动，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几个北京浪人、满洲浪人，才是整天兴风作浪。此时正是他们大举兴师的时候，听说是大仓组 拿出二百万运动费给他们，所以摆得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架子。

当晚我就写了一封很详细的报告寄给总理，我的调查任务算是达到了目的。在东京住了三四天，便动身回上海。等我刚离了东京，一两天内，东京湾便发生很大的海啸，飓风把海水卷起，筑地一带变成泽国，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将之所谓天灾，大约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张勋的复辟已经发动，报上已经满载着封王封侯的记事。可是刚刚三天，马厂兵到，一场皇帝梦依然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秋山中将之所谓“北京有国体变更，不过三天，必然失败”。但是何以他能够如此灵验，说得一点不错呢？总理说：“秋山中将是日本第一个海军的学者，他对于气象的学问本来有专门的研究，而海军军令部是不断地接受各国各处天文报告的，何处发生飓风，这风有多大的力量，几时可到东京湾，他是应该计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当局，他明明白白晓得种种的消息。他在主义上，对于张勋之所为，是反对的，我们去问他，他既不能不告诉我们，而他的职责上，万不能随便讲话，所以只好假托神仙，从静坐默念的当中显示他的意见。”

对了，这一场公案，我们得到最正确的解释了。只是现在想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两句话，确实有此意义。只可惜秋山中将这样一个天才，这次和我相见时，已经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个月便作了古人。陆军的桂太郎死了，海军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陆军中，现在恐怕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才罢。
        第20节 昨天的田中中将       

我们要晓得，近十五六年以来，跨国的政局变动没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这十五六年当中，除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动是主动的、独立的以外，握政权的人的行动几乎尽是站在被动的地位，而大多数是被帝国主义的势力支配着。帝国主义者叫他东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东。“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人失却了建国的能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总理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不能够得到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则永无统一的日子。中国不统一，最大原因是中国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于外国。同时一个外来的原因，就是掌握着最大的兵力财力的外国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工具，以中国人无自信力为机会，而来中国捣乱。”这是的的确确的。我们在前面许多叙述当中，总应该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强，何以能统一，何以能吸收欧洲的文化，把它组织起来，变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文化，这完全由于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础，“信力”是活动的骨干。这种地方，是中国人应当切实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从欧洲战事发生以后，欧洲列强没有一国能在中国作政治的活动，于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完全被日本人操纵着。操纵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谁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义一大将，是日本长洲系军阀的嫡孙，是山县有朋的家督相续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最有声有色的活动，是在他的中将次长时代。而他有声有色的活动，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样大刀阔斧的创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样生龙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传统思想、传统政策、传统势力下面，运用他的聪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着。干的什么是没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权，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而中国政治的重心在何处，是永远不认识的。他只是看见日本的社会倾向变了，革命的风潮起来了，中国的民众觉醒了，中国的革命势力扩大了，世界的趋势紧张起来了，日本在东方的地位动摇了。他对于这些现象和趋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阀失了政权，怕日本的神权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国失了生命，怕中国的革命运动阻碍日本传统政策的推行，同时又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的民众，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组织。明天怎么样他不明白，明天应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打算。只是恋着过去，恐怖将来，于是敷衍现在；而又不甘于敷衍，于是一天到晚开倒车。开一回失败一回，而他尽开着。恋着的过去是没有了，但他的意象中不能抛却。恐怖的将来片刻不停的迎面而来，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变换。心劳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气力而气力愈是消失。政治家当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田中中将的将来，恐怕是失败的非英雄罢！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对于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现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历史关系，本来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袭的势力支配的。不过想起他过去一切无益而有害的活动，实在不能不为中国、为日本、为东方一切民族叹气。

我有几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东京见过田中大将一面。他的精神仍旧很好，他的雄心仍旧不衰，不过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田中中将，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将是我不能不干。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在推动时局，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是被时局推动。要干的田中中将的意识是“不怕”，不能不干的田中大将的意识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时候，对于田中也是很属望的。中山先生向来对于任何人，总时时刻刻作他的同志。因为中山先生不承认世界上有坏人，也不承认世界上有不能变易的人，他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错误，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当时的田中中将，是很有活气的。他又在操纵日本政权的地位，那时对于一切国际的问题，可以由田中的方寸来决定。因为那时日本一切外交方针的决定，都是受支配于国防计划，而内阁政策也就受支配于参谋本部。虽然内阁总理有权决定政策，然而没有权保障他的地位。参谋本部的法律地位虽然不能支配政权，然而实际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内阁的成败。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将，倘若能够具备秋山军令部长那样的思想，中国的革命事业要容易进行许多。因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时局，并且可以障碍中国一切事业的进行，阻止一切事业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战事发生，日本人必定操纵了中国全国的交通。参谋本部的武官，布遍了各处重要都会。各方面的领袖人物，都和他的驻在武官发生关系。而那些驻在武官也乐于和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地方，他们可以有通信的自由。无论什么地方的变动，他们总得着最快的情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参谋本部了。

中山先生所希望于田中中将的，第一是希望他抛弃日本的传统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认识错误，其他的日本人，没有比田中的地位关系中国更大的。然而这希望是绝没有效果，一切动植物都可以变成化石，而化石绝不能再变成动植物。民国五年的排袁运动，日本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这是知道东方历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战争的时代，袁世凯驻在高丽，运用高丽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凯最初的政治活动。此后袁世凯当了政局，虽然一样是拜倒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权力下面，然而却不是专一服从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事，他要垄断，对于中国握政权的人，谁能够一点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权力的怀里，日本人就帮助他；反对日本的不用说了，就是主张亲日的人，如果不能够倒到他怀里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恋爱的。袁世凯不单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怀里，而且时时要用远交近攻的政策，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机会。当时日本人也看见中国排袁的风潮绝不能够镇压，袁世凯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运命。顺着这一个时势扶植起倒袁的人来，也是他们操纵中国政权的机会。参谋本部聪明的田中中将，他是不肯放过这一个机会的，这是第二个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脑筋里面，始终是不愿意中国革命成功，不愿意真正的革命党在中国占势力的。说起这件事，也有一个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园寺公望做内阁总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当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旧公卿，维新时候，作为倒幕运动的公卿当中的最年轻者，性格的确是贵公子当中的模范人物，聪明而老成，风流而沉着，忍耐而有决断。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国派的自由习气，对于现在的政治和社会很能了解。同时他自己是老公卿，维新时代和武士们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训练成一个圆熟而有才华的政治家。一切元老当中，他的头脑，化石的部分最少。当武汉革命军起，日本的宫中府中，不用说是起了极大的震动。那时有两派的主张，一种主张要出兵帮助清廷镇压革命，一种人主张守中立，不干涉中国的时局。长阀元老的山县元帅，做枢密院议长，在御前会议的时候，山县便主张出兵，枢密院中的老人辈，不用说附和山县的很多。西园寺很平淡地说：“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国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它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则政治永不安定，这是历史的原则。所以帮助他国镇压革命，是一件不应该而不可能的事情。”这一个议论，成了当时日本庙议的决定。本来，日本军阀们所以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个要点就是对于革命的恐怖，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究竟这一个恐怖，是不是应该的呢？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
      

日本虽然是经过了一次的民权革命，推翻了幕府，统一了全国，开设了议会，发布了宪法，然而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前时代的维新已经生了一种惰力，而新组织起来的社会起了一种新的要求，同时也生了一种新的缺陷，民众势力和藩阀的势力，早已成了对立的现象，“打倒军阀”的运动，当时已经渐渐普遍于民间了。如果中国的革命成绩良好，直接间接，对日本的军阀足以成为一个打击，第三次桂内阁之所以倒，当时民众运动之所以勃兴，的确是中国革命的影响。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历史，自然山县有朋的子孙辈，一定和山县有朋的思想是一个脉络，一个形态。

所以在中国倒袁运动起来的时候，田中中将的行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 、唐继尧 而压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那时他的说法，是说南方的势力要团结，要联合，不可分散。他们分析中国的势力，绝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号。确实当时有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许多同盟会的旧人，也忘记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说头更是有根据了。当时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 到中国来。在青木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就是今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 。南方各军的交通、势力的集散、政府的组织，可以说都出自青木公馆。岑春煊之回国，回国后之活动，军务之组织，政学系、研究系之联合，此中关键，都在东京参谋本部。不止此也，田中中将此时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国的中部又扶助张勋，以为后日督军团运动和复辟运动的伏线。在中国北部又扶助段祺瑞 以为后日握掌北京政权及压制黎元洪 打倒张勋、对欧参战、中日协约种种问题的伏线。还不够，又努力扶植张作霖 在奉天的势力，以为此后几次奉直大战和此次奉军南下的伏线。而做来做去，他总有一个主点，就是不要中国统一，尤其不要中国统一于革命，不要统一于革命领袖的中山先生。此后数年之间，中国一切纠纷扰乱，没有不和此刻田中中将的方针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当然六七年以来的民众运动，自五四运动以至于今日，虽然中国民众不知有田中，田中不欲中国有民众，然而无有不和田中的思想行为有密切关系。因为有许多事件，都是田中中将的政策的结果。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一点影子。自倒幕的时期以至于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事业，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在前面叙述里面，我们应该了解最近若干年中，日本军阀和中国政治社会一切变动的直接间接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它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于它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却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却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破坏而一败不已，失却“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这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缘故。

任何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 ，在失败中的孙传芳 ，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我们看中国青年这几年来，的确是觉悟了，动起来了。由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口号所提起来的青年自觉，的确有很强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们的思想里。但是一个朦胧的黎明运动，一旦由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意识变成受外国支配的意识的时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独立性和统一性便完全失却。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实际的缺陷。这些走错路的青年，以为中国的革命可以在外国支配之下来成功，正和政学系研究系在民国四、五年倒袁运动时候，倒向日本人的怀里去没有两样。

我们看看日本的维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励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会是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1919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设起一个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堡”的地名，都变成了“格拉德”，乐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颂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这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真是可伤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国，绝没有不取材异国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却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很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的确的论断。

我们追想民国五、六年在东京的田中中将和在中国的青木中将，又想起这几年的莫斯科政府和在中国的鲍罗庭 ，真是不胜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