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队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10-2铁证如山

2010年11月04日10:52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为进一步向全世界揭露和公布美国细菌战的罪行，3月中旬，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决议发起，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新闻艺术界的代表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地调查，并于4月25日在《人民日报》公布了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在结论中指出：“2月间美国飞机所散布的昆虫，俱在零下八九度到十几度之气温下被发现的。在雪地上昆虫的散布面积，有一定长度宽度与密度；或积聚在背向太阳之阴面，或竟有一部冻僵，有的只略能飞动。而且在敌机投下的昆虫中，竟发现大量种类完全不相同的昆虫如花蝇、黑跳虫、跳蚤、摇蚊、蜘蛛等混杂在一起，这正是证明这些昆虫与蜘蛛绝不是自然发生，而是由飞机撒下来的。”“美国飞机撒下来的昆虫、动物及带毒物品，经检验后发现鼠疫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及某种病毒等。”“朝鲜在很多年来并没发生过鼠疫。从1947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霍乱。现在鼠疫和霍乱又突然在冬天发生。这可以肯定，都是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直接结果。”
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于1953年3月回忆说：“早在去年三月间我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作了半个月实地调查归来以后，我对美国侵略军的这个血腥罪行便已深信不疑。在那半个月里，我们视察了二十一个现场，搜集了许多的证物，听取了无数的证词。最使我难忘的便是三月十八日早晨我们到鸭绿江北岸一带去视察的那一幕。鸭绿江北岸一带是美国飞机最常侵犯的地区（在安东、宽甸等县平均每天要听到三次以上的空袭警报），也是他们撒布毒菌昆虫最多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在冰雪上看到了也捕到了许多死的和活的毒虫，其中有苍蝇、蚊子、蜘蛛和黑跳虫。带回到实验室来检查，发现这些昆虫所含带的病菌有炭疽杆菌、巴士德属杆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在这样的气候，在这样的地方，居然出现了这样大量的和多种的含带病菌的昆虫，而且这些昆虫是密集的、成群的！除了是由美国飞机所布撒以外，我们还能找得到任何别的解释吗？这不过是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亲眼所见的事例之一。我们耳闻目睹的事例以及我们所收集的直接间接的有力证据，是不可胜数的。总之，在去年四月初间回到北京以后，我对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屠杀的血腥勾当早已认为是铁案，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在去年四月五日我写给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十个法官同僚的那封揭露并证实美国侵略者罪行的公开信里，我说：‘假使某日组织一个国际法庭来审讯此次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战犯，我愿意以一个证人的资格出现于法庭之前。’然而，对美国细菌战犯们的滔天罪行的证人是很多的，而且他们都是异常有力的。继我们调查团之后，去到现场实地调查的有许多来自各国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英国的约翰逊教长、费尔顿夫人，法国的法奇先生，加拿大的文幼章牧师。他们都一致证实了、并在他们国内竭力揭露了美国侵略者的这一滔天罪行。”
3月上旬至8月中旬，中朝两国政府还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调查美国细菌战罪行。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认为，“朝鲜美军蓄意向朝鲜人民军并在北朝鲜平民中布撒苍蝇及其他人工感染细菌的昆虫，意图布撒死亡和疾病，是违反1907年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约的规定，和违反普遍承认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重申的禁止细菌战法律的极严重的恐怖的罪行”，同时犯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规定的反人类的罪行。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的带菌昆虫等“只能是美国飞机运入这些地区来的，而美机既无权利，亦无任何理由飞入中国东北领土”。
“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自1952年5月上旬，至1953年11月下旬，中国新华社又陆续公布了执行过细菌战任务、被击落俘虏的凯尼斯?伊纳克、约翰?奎恩、弗兰克?许威布尔、小安德烈?杰?爱文斯、瓦克?马胡林等25名美国飞行员关于他们执行细菌战任务情况的供词，这些供词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讲述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详细情节及大体相同的官方有关保密规定。
在25名美国飞行员中，瓦克?马胡林、小安德烈?杰?爱文斯、费兰克?许威布尔职务和军衔较高，均为上校，分别任大队长、副联队长、联队参谋长，特别是瓦克?马胡林、小安德烈?杰?爱文斯曾分别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和美国空军参谋长办公室任职，曾接触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决策和计划情况。
据他们被俘后的供述，早在1950年12月，美军在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打击，从清川江向三八线撤退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希望用细菌武器挽救朝鲜战场上的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都认为细菌武器有效而便宜，应加以发展，并批准了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准备工作计划，限令1951年底以前完成准备。1951年冬，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马胡林在其1953年8月10日的供词中说：我第一次获得一些关于细菌战的知识，是在1950年11月，当时我奉我的上级空军部长办公室副主任蒂尔上校的指示，参观了马里兰州佛里德里克的狄特里克兵营，空军方面正在这里试验用飞机携带及投掷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蒂尔上校对我说：空军方面正在狄特里克兵营进行实验，以确定用飞机携带及投掷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我们所以进行这一切的实验都是为了要制造一种适当类型的细菌弹，这种弹正好装有一定成分的炸药和带菌物质，以便在该弹触地爆炸后，弹中的带菌物依然活着，从而可以在该地造成危险性的后果。蒂尔上校指出：高级军事领袖们，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将军，都认为细菌武器既有效，又便宜，故应该加以发展，使这种武器在战争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虽然朝鲜战争在当时正在顺利地进行，但是将来是不可能预料的，因此，由于未来局势之难以确定，细菌战计划正进入试验、发展阶段。
马胡林说，在1951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接到一件发自美国空军总部、并用电传打字机传来的通知，命令我立即向萨韦尔少将报到，他在美国空军掌管作战部的副参谋长手下工作。当我向萨韦尔少将报到时，卡伦准将和麦克尼克尔上校也均被召入他的办公室。萨韦尔将军主持这个会议，他说：“范登堡将军命令将75架F-86型飞机运往朝鲜以替换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的F-80型飞机。你，马胡林，和你，麦克尼克尔，将负责此项计划。”萨韦尔将军解释说：这些飞机的用途和在朝鲜进行的细菌战计划有关，并已经从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方面的高级当局接到指示要在朝鲜进行一次有限度的细菌战战役。这项指示已通过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的办公室，送到空军掌管作战部的副参谋长之处。空军参谋长办公室接到此全部计划后，遂分为几个部分，分别送交各参谋部门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当时，仅有几个人知道此计划的全貌。细菌战计划的目标是要在朝鲜实际战场的情况下使用此类武器，以试验其效果。此外，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此种武器的规模也可能根据以后的情况予以扩大。
马胡林说，12月18日下午，当我们会见威兰将军时，他对我们说，他已接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细菌战计划的密令。他说，该指示表示F-86型机，在初期时，将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细菌战，以后有可能要予以扩大。他说，其他类型的飞机，如B-26型机亦将参与进来，而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的F-86型机亦将出一份力。威兰将军接着从F-86型机的角度来和我谈关于细菌战的计划。威兰会见后，我（马胡林）接到了被调到第5航空队去的命令。12月20日，我们到汉城，见了第5航空队司令埃弗勒斯特，他告诉我们，第5航空队将开始一个有限度的细菌战役，这关系到第5航空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这种攻击将在一种试验的基础上，但有可能扩大。由于各型飞机携带昆虫的容量各有不同，故对各联队之指令亦将不同。所用的昆虫将为苍蝇、跳蚤和蚊子，它们都染有疟疾、伤寒、鼠疫和痢疾等病菌。
爱文斯在1953年8月18日的供词中说，我第一次接触到细菌战及其可能在朝鲜被使用的事实是在1951年1月。当时，我是任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的办公室主任格鲁森道夫准将的助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格鲁森道夫将军是在参谋长办公室负责行政方面的事情的。他自然接触到一些高度机密性的事项。某日，我们正谈论着在朝鲜所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谈到朝鲜形势由于中国军队参战以致逆转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虽然是事实，不过上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批准关于在朝鲜可能使用细菌战及其准备工作的计划。研究与发展指挥部已奉命在1951年年底要完成这个计划，也许这个计划会对战争的前途有所影响。
爱文斯说，1952年12月9日，我到朝鲜，并于12月10日晨到第5航空队副司令瓦勃尔顿准将处报到。在我和瓦勃尔顿将军谈话时，他首先谈论到当时第5航空队正在执行的主要作战计划。瓦勃尔顿将军在叙述了第5航空队一般任务以后，接着简述有关第5航空队在细菌战方面的活动。他说，第5航空队的细菌战活动开始于1951年10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即：用空军在当时业已发展成功的武器来进行试验。1951年11月，驻在K-8基地的第3轰炸机联队的B-26型飞机和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B-29型飞机，首先进行试验。这些试验成功以后，细菌战的计划就于1951年12月获得了正式批准，并开始把这种任务正常化了。不久以后，也是在12月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进一步的决定，把在鸭绿江以北使用细菌武器的任务也包括在细菌战计划中。这个决定于1952年1月付诸实施。他说，从此开始，这些活动起初是小规模的，渐渐地扩大直到最后所有的单位都参与这个计划了。在初期，带菌物和细菌武器的供应是限制这个计划发展的因素。他提到海军陆战队也包括在这些活动里面，但是他并没有给予我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事实。
爱文斯说，我所参加的第一次携带细菌弹的任务是约在1952年12月28日。我是由第7中队的8架飞机所组成的分队的领队。在下达简令时，大队作战官首先叙述了我们的目标是在前线之后位于铁原西北约25—30英里的一些供应与兵员住区的建筑物。他说，这个目标是由每日作战计划表所规定，该计划表还指定于10时15分攻击目标。作战命令也指示除了携带一千磅普通炸弹以外，还要携带4枚一千磅大小的细菌弹去袭击该目标。他又告诉我们，呼号是什么，以及我们进入及返回基地时向之报告的雷达控制台。然后，大队情报官显示了一张目标地区的地图及照片，详细地予以阐明，并讨论到在目标地区的高射炮火。在这两位军官结束了他们的那一部分简令之后，我向驾驶员谈到如何执行任务的问题。我指示说，最后4架飞机是携带细菌弹的飞机，其中每架都要携带1枚一千磅普通炸弹及1枚细菌弹。头4架飞机每架携带2枚一千磅普通炸弹。一律用触发信管。我再度谈到我们的目标，并指派给每一个驾驶员该目标的一部分作为他的瞄准点，此外，还将该地区内的4个最大的建筑物分给每一个携带细菌弹的驾驶员。然后，我指示各机在4000英尺的高度投弹，以纵队队形个别地投弹，于是在离目标的15英里，在河的转弯处上空再集合。这次任务的实际执行是完全按照简令而进行的。然后在1月份，我又参加了3次携带细菌弹的任务，其中有2次是攻击新安州地区的主要战斗任务的一部分。
尽管美国官方一直抵赖和否认，并直到战后的现在也未公布其有关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档案。但事实胜于雄辩，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在世人面前已暴露无遗，其细菌战的罪行在世人面前昭然若揭，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本章节选自《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解放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