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漫cos:高文宜：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2)

高文宜：两地金银花——母亲十年祭(2)

　　在周恩来那里碰了钉子后，父亲并不灰心，又想办法。他说几年前曾向叶剑英元帅汇报过工作，叶帅应该还会记得他。父亲向单位要了一辆北京吉普车，闯到叶帅在西山的驻地。卫兵看见是个老军人求见，就放父亲进去了，见到叶帅的秘书王守江。王对父亲说：“叶帅现在不在北京，但我一定设法让叶帅在四十八小时内看到这封信，并且批几个字。请你放心。”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位未曾见面的王叔叔和他那简短而亲切的回话。果然，几天后中央一专办彭真刘仁组的一个姓唐的副组长要见我，一见面就说：“你不要再四处告状了，信都转到我们这里了。我送你母亲去医院行不行？”并警告我说：“别忘了你母亲攻击江青、康生同志是有罪的，你要同她划清界限。”唐没有告诉我其中的原因，但是我打听到，是因为叶帅有批示，要一专案办立刻治病救人。母亲这才得到保外就医的机会，活了下来。叶帅是母亲的救命恩人。

　　于是，母亲从秦城监狱转到北京复兴医院，原来叫公安医院，是秦城监狱的对口医院。母亲的身份仍是犯人，虽然住在内科病房，但活动范围规定不能超出医院。毕竟能和家人团聚了，这对母亲治病是一个莫大的帮助。北医精神病专家侯大夫诊断母亲得了反应性精神病，她说这个病要想彻底好，只有消除致病的强烈刺激。确实，心病还须心药医。母亲渴望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从监狱中出来，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母亲住院后，父亲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母亲。他穿着一身军装，总是提着饭盒，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在医院里很显眼，人们都知道有个照顾特殊病人的老军人。母亲每天吃饭对家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关。开始时，她说什么也不吃，经常把饭菜打落在地，弄得父亲和小妹一身。每次吃饭都大费周章，要好说歹说，一口一口地劝她喂她，实在不吃，只好给她插管鼻饲。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母亲的病状有所减轻，但病根没有除，时好时坏，甚至一度想自杀。一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陪母亲。我平时睡觉很轻，有一点动静就会惊醒。半夜，我在朦胧中，突然发现母亲的病床上空无一人，房门大开，我一惊，急忙跑出去找人，走廊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结果在三层楼梯转弯处发现母亲，她的一只脚已经跨过栏杆，正要往下跳。我上前一把把母亲抱了下来。还有一次，母亲又犯病了，耳朵里的幻听命令她与家人彻底了断，于是在大白天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向凉台。那天在医院陪住的是刚上中学的小妹，拼命拉住母亲，用力过猛，把腰给闪了，可还是拉不住，吓得小妹直哭，苦苦央求。看到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这样，母亲才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有一段时间，母亲拒绝吃药，因为奋乃静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使人坐立不安，手脚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结果命令式的幻听又出来了，有个声音跟她说，你现在和家人在一起，只能加重你的罪过，要她和家人一刀两断，回到秦城去。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她吃药，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出来的那一天。母亲不相信，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纸条：“苦老头儿：你是痴人说梦，我是饮鸩止渴。”这张纸条一直保存下来，每当看到它，我就想起当时的情景，感到心酸。事隔多年后，母亲有一次看到自己当年写的这张纸条后，潸然泪下。我猜想她是想起了在患难中相濡以沫的父亲，父亲全力营救照顾她，而他自己却在两年后一病不起，撒手而去了。

　　在复兴医院期间，可以看得出来，母亲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怕这会加重她的罪过，永远也出不来。她对周围的事情很敏感，一有什么动静，就会产生思想波动。当时复兴医院也住了些像母亲一样的秦城难友，同病相怜。隔壁住的是王卓然老先生，他原来是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的老师，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听到母亲的病和入狱的原因，老人沉默了半晌才说：中国何时才能有法律呢？后来陆续有人出去，获得自由，王老先生也获得自由，临走时还留下自己的住址，请母亲去串门。每当这种时候，就触动了母亲的心病，情绪低落好几天。

　　母亲终于度尽劫波，等到了出来的那一天。一九七六年打倒了四人帮后，母亲的问题平了反。地质部机关专门开了一个规模同逮捕母亲时一样的大会，宣布为母亲平反。我代表母亲在大会上发了言，控诉康生、江青迫害母亲的罪行，为母亲讨还公道。母亲坐在下面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正像侯大夫所说的，母亲出来后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幻听终于彻底消失了。

　　金银花又开了

　　当我在异国他乡再次看到金银花盛开时，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年我是在她的鼓励下，凭着自己的本事考进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在她的支持下参加全国医学院校出国研究生统考，获得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奖学金，在不惑之年，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在求学的崎岖道路上，母亲扶持着我一路走来。记得临行前，我曾为无法照顾怀孕的妻子而发愁，母亲用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说：你放心走吧，家里有我照顾坐月子呢。她给孙子起了名字叫“琢”。我知道，母亲这也是在鼓励我，“玉不琢不成器”，求学不能半途而废。

　　来美国最初几年，言语不通，学习和生活压力很大，过得很艰难。那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盼望能看到母亲从大洋彼岸寄来的家书，老妈妈总能从平淡的家事中告诉我有趣的见闻，从变化的人生中总结出不变的规律。我不再孤独，汲取了她送来的精神营养去克服困难。听弟弟说，我每次给家里写的信，母亲都小心收好，和别人聊天时常常念叨信中所提的事，她看到我日夜苦读，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次次考试，高兴得掉下眼泪来，把信纸都打湿了……在这个世界上，母子之心是相通的。

　　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因为当时经济不宽裕，穿了一件在便宜店买的夹克，袖子太长，挽了起来。年过六旬的母亲看在眼里，悄悄地拿出针线钵，戴上老花镜，穿针纫线，把多余的袖子缝到了里面。小小的针脚平整细密，接口浑然一体，令人惊叹。记得当时母亲坐在窗口，金色的夕阳照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母亲的双眼眯成缝，左拇指紧紧摁着袖口，右手捏着细针，一针一线把对儿子的关爱和期望都缝在里面。此情此景，不正是唐朝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所写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情景吗？它将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经过十年苦读，我拿到了药理学和临床医学两个博士学位，通过了耶鲁大学医院住院医师训练，还做过美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获得了专利发明奖，现在政府机构从事审批新药的工作。在美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人民生活富足，享有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弹劾政府领导人而没有恐惧。

　　闲暇时，我常常坐在后院的凉台上，静静地看着蓝天，白云行走在参天大树之间，远处金银花飘来阵阵清香，每当此时，我就想起了母亲。苦难是一种人生财富。它可以在逆境时给人以力量，它激励我在异国他乡克服困难，度过苦读学业的日日夜夜。同时，它可以促人思考，明白事理。母亲是一个老共产党人，七年的秦城牢狱，让她有机会反省自己一辈子所走过的道路，从革命吞噬儿女的自身惨剧，认识到这场革命本身的问题。

　　（相关简介：高文宜，旅美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