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英雄夏娜绷带装:宁静的喜悦

2012年元旦《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信息爆炸时代宁静的慢生活的意义。文章在该报读者排行榜上数日保持第一。

宁静的喜悦

比科·伊耶

几年前，我飞飞抵新加坡，与作家Malcolm Gladwell,时尚设计师Marc Ecko以及图像设计师Stefan Sagmeister一道给一群从事广告的人士讲授“向明天的孩子推销”课程。我到不久，邀请我们的机构的高级经理就把我拉在一边。他一开口便说——我自己猜他要提到下一代隐形战争——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宁静！

几个月之后，我阅读了长期处于顶尖位置的设计师Philippe Stark的访谈。是什么东西使他这么长时间一直独领潮头？“我从不读杂志，不看电视，”他说，也许有一点夸张。“我也不去鸡尾宴酒会，聚餐会或任何此类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他生活于世俗思想之外，因为“我绝大多数时间独处，呆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注意到那些住在大瑟尔Post Ranch Inn酒店崖顶价格为每晚2285美元房间的人所支付的房费的一部分为了获得房间没有电视的特权；人们真诚地告诉我，未来的旅行在于“黑洞式别墅”，这种房间价格之所以那么高，就是因为房间里不能上网。

难道真的到了这种地步？

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变了，从为省时装置大大扩展我们的生活空间而欢欣喜悦，转变到设法远离它们——常常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联系的方式越多，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越是渴望切断联系。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一夜之间，我们似乎就从一无所知变成了知之太多。

韩国与中国的互联网营救营地正努力对那些痴迷于网络屏幕的孩子提供援救。

我的作家朋友花钱购买“自由”软件，就是为了断掉不久前还被认为拥有巨大自由的互联网连接。作为众公司之母的英特尔公司就开始2007年从事这方面的试验，该公司每周二上午为300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提供4个小时不受干扰的时间。（研究人员发现，目前办公室工作人员工作期间能享受的不受中断时间每次不超过3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不允许工作人员使用手机或发邮件，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清理自己的大脑，倾听自己内心的想法。参加英特尔试验组的大部分人都建议将这项政策扩大到更多的人。

尼古拉斯·卡尔在他令人大开眼界的书籍《浅滩》中注意到，美国人平均每天在电脑屏幕前呆至少8.5小时，部分原因是从2005年到2009年，美国成年人花在电脑上的时间增长了一倍（同时花在电视机屏幕前的时间还在稳步增加）。

美国十几岁孩子平均每天要发送或接受75个电子邮件，但萨克拉门托市的一位女孩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平均每天处理1万个电子邮件。正如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奢侈品是稀缺的函数，我告诉新加坡的市场营销人员，明天的孩子最渴望的莫过于摆脱（哪怕是一会儿）所有这些闪烁着的机器，川流不息的视频文件以及滚动的大副标题的自由。这些喧闹让孩子们的大脑既空空如也，又似乎塞得满满当当。

我们亟需慢下脚步，找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一点当然并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智者一直在提醒请我们，越是关注当下，把当下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关注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早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来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就写道，“分心是对我们痛苦的唯一安慰，不过它本事也是我们最大的痛苦。”他还有一句名言，人类的所有问题皆源于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房子。

当年，电报与火车带来方便比内容更为重要——更快的途径可以补偿不完善的观念时，亨利·大卫·梭罗就提醒我们“骑着一分钟能跑一英里马的信使带来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消息。”半个世纪之前，比大多数人都具有先见之明的马绍尔·麦克卢汉就警告说：“当各种各样的事情以非常快的速度向你涌来时，你自然就会失去与你自己的联系。”托马斯·默顿的话引起了数千万人的共鸣，因为他不但说过“人是为了最高级的活动而创生，而最高级的活动事实上便是休息，”而且他还身体力行，跳出激烈的竞争，投身西多会的修士院。

然而，近来这些声音却很少能够听到，原因正是CNN不断（永远如此）播出“突发新闻”，黛比（Debbie）又将自己夏季休假照片贴在网上，手机声音响个不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意识到自己所的时间其实少的可怜（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绝大多数网页停留的时间最多只有10秒。洪水般涌来的信息越多（金·卡戴珊类的时尚新闻、奥巴马医改、“与明星共舞”等等），我们能够给每个点滴的精力就越少。我们只注意到，过去那些引导我们行为，安定我们心灵的界限——周日与周一、公共与私人、此地与他地——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正如梭罗所言，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越多，要说的话就越少。部分原因是我们过于忙于交流。还有，我们急急忙忙地要去对付那么多的截止线，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最需要的是生命线。

那么，怎么办？机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节奏更快，生存时间更长，身体更健康，然而，核心悖论在于，机器并不能教会我们更好地利用它们；信息革命到来时并没有带来说明书。世界上的所有数据并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筛选数据；图像本身能告诉我们如何处理图像。端正我们屏幕生活的唯一途径正是清白的情感与道德，而这些东西在任何屏幕上都是无法找到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也似乎转向瑜伽、冥思或太极；与其说这些东西是新时代的时尚。倒不如说它们是通向可称之古代智慧的渠道。我的两个记者朋友每周都遵守一种“互联网安息日”，每周星期五晚从下星期一早晨断开互联网，目的在于恢复家庭聚餐与说话的古老习俗。4个月以前在牛津与和与一群律师用早餐时，我注意到他们都在谈驾船——或者骑马或者桥牌：任何能让他们脱离无线电联系数小时的活动。

其他朋友则试着在每个周日去做长途行走，或将手机“忘在家里”。卡尔先生指出，最近的一系列试验表明，在宁静的乡间环境里呆一段时间后，接受测试的人“表现出专注度提高，记忆力增强，认知能力一般也得到改善。他们的大脑变得更为平静，也更为敏捷。”除此以外，安多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等神经科学家也发现，移情以及深思都离不开“天生缓慢”的神经过程。而我们快节奏的生活却很少有时间顾及这些东西。

就我个人而言，我采取一些古怪而且往往极端的措施来保持心智健全，确保自己有时间什么也不干（只有在这段时间里我才能看到其余时间我应该做的事情）。我还没有用过手机，也从未发过推特或登录“脸谱”网站。在完成每天的写作之前我尽量不上网。我从曼哈顿搬到日本乡间，部分目的就是使我自己能够更轻松地完全步行的长途跋涉，使每次进电影院都变为一个重要事件。

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或苦行主义；这只是纯粹的自私。你呆在一个地方，浸沉在一本书、一次谈话、一段音乐之中，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让我感觉更好，更安静，更清晰，更幸福的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比简单的快乐更深刻的东西：它是喜悦，用戴维·施泰因德尔·拉斯特（David Steindl-Rast）的话来说，“那是一种超脱世事变化的幸福。”

当然，保持与世界的联系，了解世界的进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费劲周折分别到耶路撒冷、海德拉巴、阿曼、彼得堡、阿肯色乡间、泰国、受灾的福岛核电站、迪拜去旅行。只有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能看到它的全部，才能了解为自己应该为世界做的事情。

因此，20多年以来，我每年总要去几次一个圣本笃修会修道院，每次不超过三天的时间。沿着这条路南行40分钟，正好到邮政农场旅馆。我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参加宗教活动，我也从来冥思，在那个地方或者任何地方都不；我只行走，阅读，浸沉在寂静之中，提醒自己只有短时间地离开妻子、老板和朋友，我才能带给他们有用的东西。上一次我去这家修道院是在三个月之前，在修道院的路上，碰上一位看上去挺年轻的男子，肩上背着一个3岁大的孩子。

“您是比科，对吧？”他说，并自我介绍说自己劳伦；我猜想19年前我们见过面，他当时就住在这间修道院，是一位修道士的助手。

“您现在做什么？”我问。

“我在MTV工作，在洛杉矶。”

我们笑了。任何话都不用说了。

“我尽量多带孩子来这儿，”他接着说，一边看着我们一侧宽阔的蓝色太平洋，另一侧中央海岸上高耸的褐色山峰。“那是我的大儿子，”他指着一位7岁孩子说，“这是第三回到这里。”孩子跑在闪亮的山间荒路上，母亲跟在后面。，

我意识到，实际上在感知本质而不是新奇方面，明天孩子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

比科·伊耶是最新出版《我脑海中的人》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