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by菖蒲:诗书画印--宋徽宗赵佶

    说起赵佶，人们总不免有些感叹――天生一个艺术才华出众的人，却偏偏生在了皇室。艺术家从政是悲剧，这不难理解。艺术家与政治家本不相干，而艺术家从政当然会出乱子，这是由他们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品格特征以及处事标准所决定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书画大家，赵佶的精神寄托全部在诗文书画方面。而另一方面，作为北宋宋神宗的儿子，即宋徽宗，他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和能力。他在位期间，政治腐败，穷奢极侈。后来，他传位给儿子宋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他和宋钦宗都被金兵俘虏，最后客死于异邦。这也许是皇权体制中某种必然会发生的悲剧。以皇帝而言，赵佶无疑是不称职的，但他在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以及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感和鉴赏力为北宋时代的翰院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却无法为后人所忽视。

    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卓然大家。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祥和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栩栩如生，令人惊叹。赵佶的画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像，他构思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这一特点打开了南宋刘松年、李蒿和夏圭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变革之门。他还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意念。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的画写实技巧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关注艺事、醉心书画的帝王，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广收名画巨迹，编纂皇家绘画收藏的书画著录――《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建立翰林图画院并完善其制度，还依据自己的审美观念亲自指导画院画家的学习与创作。关于绘画创作，赵佶在注重对被描绘对象细致入微的再现的同时，还要求画面蕴含诗歌的意境，令人观之有回味无穷的艺术体验，这些都对宋代的绘画艺术起到了推动和倡导作用。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许多画师，如李唐、苏汉臣、米芾等，皆是由此脱颖而出，树誉艺坛。

诗词

    赵佶的诗词，前期多为柔丽绮靡的玩好之作，诗如《题团扇仕女》：“浓黛消香澹两娥，花荫试步学凌波。专房自得倾城色，不怕凉风到扇罗。”词如《探春今》：“记去年对着东风，曾许不负莺花愿。”直至被掳，赵佶经过重大的变乱之后，词具变格，尤见功力。传说北行途中作词百余首，其中《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一首标志着他在诗词艺术方面的高度成熟。

    被掳后，赵佶在女真人的统治下活了九年，五十四岁时在远离开封万里之外的大金国小镇五国城老病而死，《燕山亭?北行见杏花》即作于逝前不久，被认为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首词：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现在通常认为，赵词择句艳丽而失之轻佻，成就不若其在书画方面之高。近人辑有《宋徽宗词》。徽宗的词，步趋周邦彦的后尘。周词的特点是：“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抚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题周美成词》）。显然，不仅是诗词，赵佶的书画审美趣味中也透露出周词的气息。赵佶对诗词的喜好，使其绘画“得诗人之清丽”，而“离画工之度数”（宋徽宗《着色山水》米芾跋文）。

书法

    北宋皇帝能书者首推赵佶。赵佶的书法，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且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书”体。宋代书法以韵趣见长，赵佶的瘦金书即体现出类同的时代审美趣味，所谓“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所谓“如屈铁断金”。这种书体，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未曾出现过。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是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的，当然也不是别人易于仿造的。后代习其书者甚多，然得其骨髓者寥若晨星。金章宗曾仿徽宗瘦金书题写明昌内府中从宋廷抢劫而来的书画名迹，如传为赵佶所摹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笔势纤弱，形质俱差。可以说，赵佶的“瘦金书”，是书法史上的一项独创，正如《书史会要》推崇的那样：“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仅凭这一方面的成就，赵佶足可列于历史上书家之林。清代陈邦彦曾跋赵枯瘦金书《?芳诗帖》：“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既是对这一诗帖的评赞，也是对“瘦金书”的艺术效果的很好概括。

    赵佶的瘦金书广为人知，他的行书、草书亦声名鹊起。与《楷书千字文》同样名垂书史的《草书千字文》，是其四十岁时的作品，长达十一米余，气势极为雄健，观之“飞动若虎踞龙腾，风云庆会，远异常流”，是继张旭、怀素之后的杰作。宋代堪与相比的只有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欧阳修曾感叹书法在宋代的衰落，原因在于众多书家拘泥于法帖，赵佶却能不为流行的法帖所拘束，并能独创一格，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也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画

    北宋画坛，不论是郭熙的山水，还是武宗元的人物，或是崔白、易元吉的花鸟，都是通过高度写实的绘画技巧，追求笔墨变化的极致，并通过对形体的刻画，来捕捉自然的“真意”。但是，到了北宋后期，这已不是唯一的创作理念。以苏轼、米芾为中心的北宋文人提出他们绘画创作的核心观念：诗画合一。这个观念认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家和观者双方都不可能只在单一的本位中去寻求艺术的真谛。苏轼又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种观念，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韵的表现途径。

    徽宗皇帝亦受到文人思想的感染，在画院中推行改革，设立画学，以诗题取士，要求院中画家在形象中传达诗的内蕴。北宋末年尤其是徽宗朝的绘画发展的另一个新倾向便是复古。具体表现为：除了制作许多前代名迹的摹本外，在自由创作中也直接回溯到晋、唐模式。从现存的画迹看来，赵佶的绘画具有十分浓郁的时代特征。

据说赵佶曾作山水画《奇峰散绮图》，“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峦叠秀，则阆风群玉也；明霞纾彩，则天汉银潢也；飞观倚空，则仙人楼居也；至于祥光瑞气，浮动于缥缈空明之间，使览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飘飘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邓椿《画继》）惜原作已不传。不过，现存的《雪江归棹图》卷对以上的文字记载作了最形象的诠释，并且真实地展示出赵佶山水画的本来面目。

    《雪江归棹图》画一寒江横过画面，远接天际，上下一色。近处一长岸通景，右半部，江面空阔；近处通岸有一低阜石冈伸向江边，石冈上几组丛树，二纤夫拉船于渚边。江对岸，远山隐隐，江岸中低坡重汀，村舍树林；对岸的偏中处，汀峦重重，洲渚历历，丛树亭舍，路径相连。画的左半部近中处，两岸高山相对，重峦叠峰，是画中的密处和高处。楼阁藏于山后，村落隐现于林中。高山坡脚延河，伸至左边江心。最左边的洲渚上楼阁飞檐出于林中。图中赵佶用瘦金书体自书“雪江归棹图”、“宣和殿制”，并押“天下一人”。

    据卷末蔡京题云，赵佶原来画了四图，内容是春、夏、秋、冬四景。现仅存最后一图冬景。卷后还有明代王世贞的题跋，评赞十分中肯：“宣和主人花鸟雁行黄（筌）、易（元吉），不以山水、人物名世，而此图遂超丹青蹊径，直闯右丞（王维）堂奥，下亦不让郭河中、宋复古。其同云远水，上下一色，小艇戴白，出没于澹烟平霭间，若轻鸥数点，水穷骤得积玉之岛，古树槎蘖，皆少室三花，快哉观也。度宸游之迹，不能过黄河艮岳一舍许，何所得此景？岂秘阁万轴一展玩间，即得本来面目耶！”王世贞认为其“直闯右丞堂奥”，这是对画面风格的推断，并认为于“秘阁万轴一展玩间即得”，这是很可能的。

    明代董其昌曾对赵佶绘画提出质疑，怀疑《雪江归棹图》卷不是赵佶所作，可能是窃取了王维真迹，冒名顶替，而蔡京又从中互相标榜，且振振有词地以王维真迹相质。这种“妄意”推测，很值得商榷。《书画记》作者吴其贞在引述董其昌跋文和王世贞跋文后，力辟董说而附和王世贞对赵佶绘画的评价。从现存画迹可知，宣和御府所藏古代名迹的摹作上，一般都由赵佶题有“摹某某人某某图”，凭赵佶的身分和对艺术的造诣，实在没有必要借重古人来粉饰自己。再者，从今存的另外一幅赵佶山水画《溪山秋色图》看来更显得生动自然，，云光山色，气韵充沛，秀丽滋润，雅韵宜人。构图特别空旷，画面的三分之二是留白。这些都是唐人所不能及者。

    《图绘宝鉴》记载：“钦宗靖康元年，时徽宗已退位，仍遣应奉翰林张戬往观山水之胜，作八景图，未及进上，而虏祸作，遂滞留湘中。”可见，赵佶的山水画创作源泉不仅来自秘阁万轴，也来自真景实貌的写生之作。所以，赵佶的山水画，既有于古无所不窥的传统功力，又能从真山实水中自出新意，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

    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

    由于徽宗的不懈努力，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学术界有“北宋绘画，实为中国最完美绘画”的美誉，这与徽宗酷爱并重视艺术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

印

    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 “天水”之意。盖章多用葫芦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始于宋代苏轼、米芾、赵佶、赵子团等人。

    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

    总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正如《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所说：“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这是一句十分客观的公道话。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