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宝首饰文案:明清易代的“经济人”解读

摘要：1644年，中国舞台上活动着农民军、明王朝和满清三大势力，明王朝和农民军相继垮台，满清政权坐了北京。崇祯帝在崇祯三年杀抗清统帅袁崇焕，与明朝垮台关系并不大。明末历史为崇祯帝、李自成和满清政权都留下了“选择”余地，但崇祯帝和李自成都作出了错误的选择，这才导致清朝代明的结局。如果崇祯帝能象唐朝玄宗、僖宗那样，在紧急时刻果断离京南迁，或者在农民军攻到北京城下时接受李自成的招安条件，或许能够勉强维持明朝的统治。李自成在崇祯殉国后没能利用明朝太子笼络明朝旧臣，反而对明臣拷打追赃，加兵于边关将领吴三桂，导致大顺政权迅速败亡。满清政权抓住崇祯自缢、李自成加兵吴三桂的绝好机会，依然进军关内，不失时机地获得了全国政权。明朝不象东汉和唐朝那样缓慢衰落，而是急速死亡，崇祯帝自缢殉国的错误“选择”是直接原因。农民军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力量，并不具有长久统治的能力，其败亡具有必然性。出身贫寒的李自成不可能象出身官僚的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李自成进京后果断采取拥立明太子登基笼络明朝势力的立场，他或许能够成为朱温第二。讨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必须设定具体条件。当历史还没有迫使相关人物作出“选择”时，很难说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必然性。而当崇祯自缢、李自成加兵吴三桂之后，中国本部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止清军入关，这时明清易代就具有必然性。
关键词：   自然灾害       农民起义     王朝兴亡     个人选择     偶然必然

提纲：
一、明清易代简述
二、崇祯皇帝并未冤杀袁崇焕
三、不懂得“政治解决”农民起义的崇祯皇帝
四、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五、满清得国：机遇和努力
六、天灾、农民起义和明朝灭亡

（以下是正文）
1644年正月初一，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政权并登基称帝，此后率领农民军攻山西破北京，迫使崇祯皇帝3月19日在煤山自缢，明王朝灭亡。但李自成却加兵于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迫使吴三桂联清抵抗“大顺”，并引领清军把大顺政权逐出北京，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移驻北京，此后十万清军横扫天下，稳定了大清王朝的统治。
明末翻筋斗似的历史变迁，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历史学家甚至几百年理不出个头绪。许多人认为，太多的偶然因素导致了明末特定的结局。
观察明末历史变迁的主线，可以认为当时中国舞台上主要是农民军、明王朝和清政权三方势力的争斗。由于不少人认为在三方争斗中任何两方都有联合起来对付第三方的可能，这就大大刺激了历史学家蓬勃的想象力，认为如果某个人物如何如何，历史就会有大不相同的结局。历史学家的这些说法被哲学家嘲讽为“事后诸葛亮”，但既然是“历史”学家，他们也只能在“事后”研究历史，所以乐于接受“事后诸葛亮”之称。本文利用“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分析明末各派势力的兴衰，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对1644年的历史作出新的解读，敬请读者批评。

一、明清易代简述

明清易代发生在公元1644年，这一年是大明王朝崇祯十七年，也是旧历甲申年，所以纪念明朝灭亡、清朝入关的文章往往直接称为甲申年祭。1944年郭沫若所撰《甲申三百年祭》，2004年出现的“甲申三百六十年祭”的文章，都是纪念明清易代的。

在1644那个甲申年的春夏之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百姓竟然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特点，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满清王朝突然占据紫禁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使北京百姓简直有点莫名其妙。

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西汉、东汉、唐朝、明朝、清朝五个长达二百年左右的大一统王朝。长寿王朝象明朝这样一朝覆亡，在中国历史上确属仅有（中国学者中很少有人注意到，直接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王朝都是短命王朝）。明朝何以出现如此特殊的结局？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情况，用经济人史观的基本原理予以说明。

崇祯皇帝18岁登基，接手的是他那“木匠”哥哥撂下的烂摊子。登基伊始，他首先把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了7年的势力消灭殆尽，其次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但让崇祯皇帝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官僚们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于是决心整肃朝纲。在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崇祯说，他“所诛者是贪欺二字”， 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他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表现出强烈不满，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

　　但是崇祯皇帝也确实命运不济，在他当政时，内忧外患一齐袭来。高迎祥（后为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在陕北起事，在东北崛起的后金政权（满清）则是最大的外患。后金政权的创立者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又经儿子皇太极，两代人经营数十年，疆域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在甲申年之前，清军已经五次进犯明朝统治的本部，打到北京城下两次，最远的一次侵犯到山东济南，大都是掳掠人口财产而去。

崇祯年间，北方遭连年大旱，农民难以生存，陕北的许多农民参加了起义军。农民军犹如幽灵附身，好象是专来催命、索命的，一直跟着崇祯17年。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崇祯九、十年间，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合剿，农民军几临灭顶之灾，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败于梓潼，仅偕十八骑逃出重围而蛰伏于商洛山中。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东北前线抗清，结果一死一降，客观上帮了农民军的大忙。李自成躲过大劫大难之后，于崇祯十三年冬离开隐伏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气势极盛。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最后一支精锐明军全军覆灭，至此明朝已经没有抵抗农民军进军北京的力量。

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正月初八亲率十多万大军渡黄河东征，向北京进发。入山西后攻关破城，一路顺风。但打宁武关时，却遇明朝守关将领顽强抵抗，连攻数日折损四名大将而未能攻下，最后以人海战术拼力死攻，才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宁武关拿下，杀死了守关总兵周遇吉。这一仗使李自成感到进军北京阻力太大，决定次日回师西安休整。不料当夜却接到大同、宣府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同时派人送来的降书，于是连夜召集会议，改变返回西安休整的计划，重新挥师东进。此后顺利通过大同、宣府，又连下居庸关、昌平，直逼北京城下。

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在京城里老百姓中扩散弥漫。但在冷兵器时代，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因此，京城百姓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然而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农民军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李自成委派在昌平投降农民军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但崇祯帝放不下皇帝的威权和架势，不愿承担接受和谈条件的责任，转而问策于臣下，而臣下更没人愿意承担与“叛贼”讲和的责任，都坚持闭口不言，于是谈判破裂，崇祯皇帝驱逐了杜勋……

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大顺军在宫中遍搜，不见崇祯帝，于是全城严查。二十二日得知确切消息，崇祯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当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

大顺军进城之初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吴三桂在从山海关南下投顺李自成的途中，获知吴家被抄，遂折返山海关。四月初农民军高层获悉吴三桂反叛，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与吴军激战，二十二日上午吴军战败，部分吴军向大顺军投降。尔后，吴三桂邀清军参战，清军迅速开赴到前沿阵地隐蔽起来。据史书记载，清军到山海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山海关海边排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右侧，采取重点突破战术，开始发动进攻。这时，突然 大风扬尘（沙尘暴），能见度很低，清军呼啸而出，犹如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然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已经同吴军激战一天一夜，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数万清军生力军突然袭击，将帅皆大惊失色。李自成立马在一座小土岗上，见到大顺军阵容已乱，主将刘宗敏受伤，觉得无法挽回败局，遂急令撤退。败退队伍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下令将吴三桂之父吴襄处斩，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余三、四万人，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农民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六月，李自成败归太原，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1645年二月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入襄阳。三月奔至武昌。四月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团练袭击身亡。1646年11月，张献忠也在川北兵败牺牲，此是后话。　

　　在李自成退出北京时，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却不知清军统帅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农民军。初三，一些在京的大明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是，“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多尔袞。众官还未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当年十月初一，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准备夺取对全国的统治权。

1644年5月15日，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帝，史称南明小朝廷。南明小朝廷派出“北使”，以割山海关外地和岁币十万两与清为条件求和。被多尔衮严加斥责，令去掉帝号，仍称藩王，“共同讨贼”。1645年4月，清军破扬州后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八月，清军经两个多月攻城破江阴，1646年秋占福州，1649年9月占舟山，1650年破广州、桂林。1683年，清军攻占郑成功孙子郑克爽统治的澎湖，在台湾的郑克爽投降。至此整个中国被清朝所统一。 二、崇祯皇帝并未冤杀袁崇焕

某先生在评价崇祯皇帝时说，“观崇祯其人的作为，并非如历史上以往的亡国之君那么昏庸荒淫，也没有坐视国事日非而不顾及，‘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一度被朝野誉为‘明主’，面对危难时局，一心励精图治，‘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人们评价亡国君主，往往用昏庸、残暴、无能等负面词汇，但对崇祯皇帝的评价却显著不同，很少有人把明朝灭亡的责任直接归咎于崇祯皇帝。近些年历史学家对崇祯皇帝最大的批评，就是他上任不久就冤杀了抗清名将、他自己一手任命的“平辽”统帅袁崇焕。一般认为，杀袁崇焕后，崇祯皇帝不得不把在陕西、河南等地剿杀农民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使李自成的农民军得以在崇祯十三年后东山再起，最终迫使崇祯皇帝落了个“以身殉国”的下场。

笔者以为，全面分析崇祯皇帝的作为，肯定有不少失误之处，所以明朝灭亡无疑有崇祯皇帝本人的责任，他也确实承担了责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要说对袁崇焕是冤杀、错杀，恐怕也不能那么肯定。要说杀袁崇焕最终导致清朝灭明的结局，则更是言过其实。

崇祯皇帝登基之时，内忧外患使他深感用人至关重要，所以不久就任命曾经威震辽东的袁崇焕全面负责辽东战事，对其寄予厚望。史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

但在当时情况下，五年平辽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认为当时袁崇焕真以为五年可以平辽。当然，如果他真以为五年可以平辽，那就是思想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兑现承诺后果将十分严重。而如果他也看到“平辽”远不是五年能够办到的大事，何以要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呢？我们实在难以说清袁崇焕在皇帝面前说出这一大话时是什么想法。但无论如何，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承诺信以为真，一心指望袁崇焕兑现其承诺。可以认为，袁崇焕上任伊始，就种下了日后被杀的第一个祸根。

擅杀守边大帅毛文龙，是袁崇焕为自己被杀种下的第二个祸根。当然，要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擅杀”，也许有点过分，因为袁崇焕有崇祯皇帝亲赐的尚方剑，他有权先斩后奏。但毛文龙也持有崇祯帝之兄长、先皇帝赐予的尚方剑。袁崇焕事前未秉明崇祯皇帝，自做主张逮杀毛文龙，不论对毛文龙、对袁崇焕还是对崇祯皇帝以及对大明王朝，都是一个重大错误。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以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 天启三年，毛文龙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按：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大启皇帝在渝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当然，毛文龙也不是没有缺点，例如所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袁崇焕在京城时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袁崇焕在离京往辽东赴任前曾经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当时他并没有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态度也是颇为冷酷的：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作为整个抗清前线的统帅，袁崇焕不把对付清军摆在首位，而先下手对付不太听命的本朝大将，无论如何是其战略大错误。

进士出身的袁崇焕当然比一介武夫的毛文龙有计谋，他竟然设计，在毛文龙的数千部众面前公开逮杀了毛文龙：“（你）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一训斥，使毛文龙和全军将士都误认为，是崇祯皇帝要他逮杀毛文龙，不容毛文龙申辩，袁崇焕立即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第一，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第二，全无战功，却报首功；第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第四，侵盗边海钱粮：第五，自开马市，私通外夷；第六，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第七，劫赃无算，躬为盗贼：第八，好色诲淫；第九，拘锢难民，草菅民命：第十，交结近侍；十一，掩败为功：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然后取下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立即将毛文龙斩于帐前。 待改编了毛文龙的东江军队后，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了祭礼，在他的灵柩前拜祭道：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 

回顾袁崇焕离京赴任前与内阁辅臣钱龙锡的谈话，可知他对毛文龙的所谓“可用则用之”只不过是掩饰之词，而“不可用则杀之”则是基本主导思想。当然，当时京城的官僚们多有人对毛文龙的骄横跋扈不满，所以袁崇焕一上任就如此处置毛文龙，也是深受京城官僚们的影响。但既然先皇帝和崇祯帝都认识到毛文龙对防守清军侵犯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容忍毛文龙的一些作为，作为前线统帅的袁崇焕又有什么必要非杀毛文龙不可呢？考虑到袁崇焕上任后毛文龙并未犯下大罪错，其被杀就更觉可惜。

不过既然错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此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对于一般帝王来说，光是擅杀大将一条，就足以判其死罪。从袁崇焕的角度考虑，既然在离京上任前就对毛文龙的情况有所了解，并有“不可用则杀之”的意向，何不设法探察皇帝的意图，从而平衡杀毛的利害得失呢？所以，毛文龙的悲剧不但在于崇祯皇帝任命了一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前线统帅袁崇焕，还在于袁崇焕有预先向皇帝请示的可能而有意不请示。结果正如某论者所说，毛文龙被杀，既是毛文龙悲剧的结束，也是袁崇焕悲剧的开始。

“帝骤闻（毛文龙被杀），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从处理这一意外“事变”看，崇祯皇帝确实够英明的了。如果考虑到当时崇祯帝才十八九岁，没有多少统治经验，这一处置就尤其令人钦佩。对毛文龙无罪却加罪，只是为了笼络住袁崇焕。但崇祯帝对这一事件的处置，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擅杀毛文龙，他是非常不满的，

毛文龙被杀后几个月，就发生了“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毛文龙被杀后，后金统治者再也不害怕有人袭扰他的后方，于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了。此后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先后被后金占领。毛文龙多年惨淡经营的成果全都化为泡影，其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后作乱，而后降清，他们日后又为清朝平定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这些将领还由毛文龙统率，他们大概就不会成为清朝政权的“帮凶”。这些事实从反面证明，袁崇焕错杀毛文龙，客观上帮助清军壮大了势力，对崇祯皇帝的事业是一个大悲剧。

袁崇焕的第三个大错就是对皇太极率十万大军侵扰北京的错误处置。袁崇焕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但事实上，当他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只是率兵跟蹑，赶到河西务时，又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一些论者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袁崇焕理应抢前阻击，以保京城无虞，但他却先是率兵跟蹑，后又退保京城，一般人认为，这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袁崇焕的这一战略大错，足以使朝廷上下形成对他的不信任气氛。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后，又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满洲铁骑进入内地。皇太极嘱咐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获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今日撤兵，乃上(按：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按：指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太监佯卧窃听，默记在心。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情报就传到崇祯皇帝那里。皇太极的这一招，在“都人竞谓崇焕召敌”的气氛中，是极易奏效的。于是袁崇焕被逮捕下狱。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以“谋叛”大罪论死，“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明史 列传147》）。袁崇焕坐的是叛逆罪，所谓“磔”即是分尸，比之岳飞遭遇更惨。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袁崇焕“谋叛”。要说是崇祯帝真的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所以以“谋叛”大罪对袁崇焕处死，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由于袁崇焕是囚禁数月才被处死的，这就排除了皇帝一时激愤铸下大错的可能。既然“谋叛”只是传闻而无实际证据，并不昏庸的崇祯皇帝就不会一直相信这传闻。笔者以为，崇祯皇帝之所以处死袁崇焕，恐怕与前述袁崇焕犯下的重大罪错有关：光是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下决心杀之。擅杀毛文龙使皇帝本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毛文龙部下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成为此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诱因，终于致使抗清前线的战略态势一发不可收拾。也许只是因为袁崇焕的实际罪错不便直接对外宣示，而“谋叛”又是一个很适合的“借口”，崇祯底才仍然以“谋叛”大罪处死袁崇焕的。当然，现在看来，也正因为袁崇焕被以“谋叛”罪处死，才使后世许多人认为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的大错。其实，从现代法律的角度看，错误的是“罪名”而不是“被杀”本身，如果按照“有错必究”的原则“再审”袁崇焕被杀案，最多也不过为其更改一个罪名而已，但仍然是对朝廷犯下重大过错的“死罪”。

崇祯皇帝从容逮杀袁崇焕，与后梁武帝朱温从容逮杀大将朱珍颇为相似。朱珍是朱温部下勇猛善战的前线主将，与其副将李唐宾素有芥蒂。李唐宾因小事与朱珍发生冲撞，朱珍怒不可遏，命部下将李擒住，当即拔剑斩杀于帐中。朱温得报后大怒失色，但在谋士劝说下，却将错就错，宣布李唐宾谋叛已经在军前斩首，亲属收监候审，并谴亲使携带手书去前方慰抚朱珍，稳住了当时局势。后朱温趁前线视察之机，在朱珍迎接叩拜之时，命武士当即擒获，怒斥其擅杀大将，传令推出斩首。我们不知道崇祯皇帝是否读过朱温故事，但他从容处置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足显其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经常有人把明末的袁崇焕比做南宋的岳飞，说是他们分别被崇祯帝和宋高宗（赵构）所冤杀，这一比较并不合适，因为岳飞被杀是由于他坚持抗金所以成为宋高宗“委屈求和”的障碍，而袁崇焕被杀则是由于抗清不力损害了崇祯帝“坚决抵抗”的战略部署。再说，明帝国虽然表面上比南宋强大，但实际上农民起义既消耗了明朝的力量，也给崇祯帝出了大难题，所以明末的问题要比宋高宗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当然，崇祯帝与宋高宗的出事为人也根本不同。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让崇祯帝与宋高宗调换一下位置，那么坚持抗金的岳飞在崇祯统治下的南宋绝不致被害，而在宋高宗统治下的明朝，也会乐于承认满清政权的平等地位，从而为袁崇焕这样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儒将找到合适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历史将要大大改写一番了。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明朝不是灭于清朝，而是灭于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寇”。事实也确实如此，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北京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直到崇祯帝自缢殉国，在东北的清军还没有到达吴三桂镇守的山海关。所以，如果说崇祯皇帝处置重大问题有什么过错（导致了明朝灭亡），那也应当在他处置农民起义问题上去寻找。

三、不懂得“政治解决”农民起义的崇祯皇帝

在讨论崇祯皇帝有什么过错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才算是“过错”。为此，我们可以把唐末情况与明末情况做一个对比。唐朝和明朝都是在大起义基础上建立的长寿王朝，后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贫民起义”。公元87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唐朝经10年努力，于884年最终消灭了黄巢。但在消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地方势力崛起，唐王朝无力驾驭，此后只能受制于地方军阀，勉强维持了23年，公元907年被唐朝汴州节度史、原黄巢部将、归顺了唐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后梁武帝朱温所取代，唐王朝正式灭亡。从农民起义角度看，明末与唐末非常相似，崇祯元年就在陕北爆发了农民起义，崇祯皇帝费尽心血，历17年未能消灭农民军，最后李自成攻入北京，直接导致了明朝灭亡。当然，明末与唐末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朝廷处置农民起义就有较大差别。现在看来，如果崇祯帝认识当时的大势，能够向唐朝皇帝那样采取更为切实的应对措施，明朝或许也会象唐朝那样，虽然受地方势力挟持，但也可以再勉强维持几十年。

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贫民起义”，都是饱和人口遭受严重天灾的打击，致使农民无法生存所致（认为土地兼并导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激化引发农民起义，是缺乏根据的）。“贫民起义”一般并不具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所以接受王朝招安的情况并不少见，统治者中也不乏主张招抚农民军的才智之士，所以剿抚并用差不多是中央王朝“平息”农民起义的“惯例”。例如，当黄巢大军攻占华州城（今陕西华县），距京城长安不过百多里时，唐僖宗竟能够主动颁发敕书，授黄巢天平军节度史，希望黄巢能够接受敕封，荣光乡里，这就可以解除朝廷之忧。当然，这一招抚措施未被黄巢接受，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唐僖宗的“肚量”。他既然有如此“肚量”，当然就不会在农民军攻占长安时与京城共存亡，而是象他的先辈玄宗皇帝李隆基那样，果断放弃京城，到外地组织力量对抗农民军。

崇祯皇帝对农民军的处置却明显不同。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崇祯帝接受杨嗣昌推荐，任命主张招抚诱降农民军的熊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熊文灿对农民军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利用武力围剿农民军的成就，诱使刘国能、马进忠、李万庆、罗汝才投降，并于1638年4月招抚了张献忠。但此后，投降和受招抚的农民军领袖在明军官僚、将领的夹缝中生存艰难，于是张献忠、罗汝才趁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发生大饥荒之机，于1639年复叛。农民起义领袖受招安后复叛，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更不是招安官僚的过错，但崇祯帝却恼羞成怒，逮杀了招抚诱降农民军的兵部尚书熊文灿。逮杀熊文灿给主张招抚的官僚敲响了警钟，实际上堵塞了招降农民军的渠道——谁也不敢再提出招降农民军的建议了。堵塞了招降渠道，也就只有武力剿杀一途了。但是剿杀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光用武力剿杀能够奏效的话，也就不会有招降之举了），灾荒越严重农民起义就越厉害（天灾是人控制不了的），这就注定了明朝被农民军推翻的结局。在李自成从西安进军北京的途中，大同、宣府的明朝总兵相继不战而降，居庸关、昌平的明军守将也主动迎降，仔细分析应当说都与崇祯帝堵塞了招降农民军的渠道有关。

熊文灿被杀后，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崇祯叔父福王朱常洵；二月张献忠攻破襄阳，杀襄王朱诩铭。农民军为了生存攻城掠地，本也无可厚非，但将俘获的地方统治者直接杀死，实在没有多大必要，他们这样做，也丧失了日后与朝廷谈判的筹码。也许，由于皇帝逮杀了主持招抚的大臣熊文灿，对农民军的“政策”已经根本转变，农民军领袖也很难再考虑“保留”日后受招安的筹码。当然，农民军领袖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烧杀掳掠也符合他们的本性，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保留什么谈判“筹码”。

李自成接近京城时，曾有大臣提出放弃北京、实施“南迁”计划。如果崇祯帝采纳这一建议，那就可以在外地组织力量与农民军周旋，可惜崇祯帝死爱面子，不愿意放弃皇帝的架势，说是不能丢弃宗庙，结果丧失了体面维持王朝生存的机会。从明王朝延续的角度说，崇祯皇帝不能果断实施“南迁”计划，应当说是重大的战略失误。

当然，从历史实际运行过程看，未实施南迁计划也许还不是致命的错误。由于李自成并没有取代明朝统治全国的自信，所以崇祯皇帝还有一次选择机会。李自成大军包围京城后，曾派在昌平投降农民军的太监杜勋与崇祯谈判，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对崇祯皇帝来说，既然农民军即将破城，自己又没有力量阻止，这些条件也不算太苛刻，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说到底，李自成并没有要求崇祯皇帝退位，也没有要求与皇帝分割天下，而是愿意承认崇祯为正统天子，接受皇帝册封。这时，如果崇祯皇帝果断接受李自成提出的条件，并利用这支农民军“内遏群寇”，外制辽藩，象《水浒传》中北宋皇帝利用受了招安的宋江那样，则对于明朝的统治，无疑是极大的好事。这样虽不足以平定天下，但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中央王朝的正统地位大概是没有问题的。此后中国也许会象唐朝后期藩镇割据那样，逐步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明朝皇室绝不会被迅速逐出历史舞台。对明朝皇室来说，这一结局无疑要比崇祯自缢后的局面来得光彩。可惜崇祯帝在走投无路时仍然放不下皇帝的威权和架势，结果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也许在他看来，接受“贼寇”提出的条件订立城下之盟比逃离京城（南迁抵抗）还要可耻，自己不愿承担“耻辱求生”的责任，反而转问臣下能否接受和谈条件。但此时接受李自成的条件，比以前招抚农民军的责任还要重大得多。前有熊文灿之鉴，谁敢保证此后不发生变故，不会为此丢掉姓名？结果，皇帝和大臣没有一个具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于是崇祯皇帝也就丧失了延续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机会，只得自缢结束生命了。 四、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传统观点无原则地推崇农民起义，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所以李自成的“业绩”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维持了一个多月即迅速败亡，许多学者都为李自成惋惜。哪些错误导致李自成最终成为悲剧人物？

从宏观历史看，李自成所率领的“贫民起义”势力，与最终推翻了统治王朝的反秦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中的势力根本不同，而与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清朝后期发生的洪秀全起义颇为相似。唐末黄巢起义尤其与李自成起义的情况相似。虽然黄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长安并建立大齐政权登基称帝，但他也没能维持政权，而是很快败亡。从表面看，黄巢没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却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这完全是由于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对明王朝也构成致命威胁，崇祯皇帝本人也刚愎自用，不愿意离京避祸以观天下之变。从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义并没有多大特殊的研究价值。

笔者以前曾读过一篇文章，谈到明末历史事变时说，作为汉人势力，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占领了京城竟然没能稳坐江山而迅速败亡，而只有十万兵力的满清却能够驱逐李自成定鼎中原，造就大清267年的基业，很值得研究。笔者以为，探讨为什么李自成不能稳坐江山而外部势力满清却能坐江山二百多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能够从中发现隐藏于历史深处的某种规律性。

当然，要想发现不同于“唯物史观”的规律性，需要利用全新的分析工具。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变迁，需要利用公共产品理论。自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必须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才能够生存。现代经济学把“保护”和“公正”等一经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得不享受的产品称为“公共产品”，政府就是向其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就形成了由县衙向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县域范围内的行政管理以及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官（县太爷）一手处理。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因为保护成本与统治地域的周长成正比，而收益却与统治地域的面积成正比，所以统治范围越大，统治者收益越高，被统治者的负担反而越轻。所以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都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建立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既要使百姓接受，也要打败潜在的竞争者，所以需要很高的交易费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大战乱之后，逐渐形成了分裂割据局面，从公共产品角度分析，就是谁也没有力量“支付”建立全国统一政权所需要的交易成本。

利用公共产品原理，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农民起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贫民起义”的参加者都是由于天灾迫使他们无法生存，必须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谋生”，所以必须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社会起义”要么发生在由兼并战争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要么发生在内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义。在兼并王朝统治时期，国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区也不具有多大正统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则在全国都不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僚、地主阶层的许多成员）的反抗，形成“社会起义”。这类起义的领导者都力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所以都能够利用原有社会中的官僚地主阶层（阶级）。

“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的最大区别是，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而在“社会起义”中地主阶级却是支持起义或是直接领导起义的。结局当然也截然不同：“贫民起义”总陷于失败，而“社会起义”却总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拙文《中国历史循环之谜新解》）。

李自成起义完全符合“贫民起义”的特点，它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打击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其行动是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社会秩序。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进京后文臣武将的腐化骄傲，现在看来，这一说法只具有宣传教育意义，而与严谨的科学研究很少相干。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郭沫若在文章中也说到，李自成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又能敢作敢为，并且认为李自成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笔者不知道李自成是否真的具有那么多优秀品质。但既然李自成并不亚于刘邦、朱元璋等帝王的个人品质，那么他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条件使然。

人们往往为占领北京后的李自成不能约束部下感到惋惜。郭沫若的文章也说到，大将刘宗敏忙于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

我们知道，“贫民起义”一直是以劫掠官府和富人为生的，所以常被人们称为“流寇”。既然劫掠是他们基本的生存方式，那么让李自成约束进京以后“流寇”们的作为，简直是异想天开。即使李自成本人品格优秀，但再优秀的品格也无法改变群体的本性。郭文推崇李自成平时作风民主，但这正好说明他不能约束部下，进京后刘宗敏竟对李自成说，“你坐你的皇帝位，金银财宝归我们……”可见，农民军进京后的所作所为是他们的本性使然，完全是必然的，而当明朝官僚和京城百姓了解他们的真实本性以后，起而反对他们也完全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大顺军的败亡，并不是李自成个人的责任。

许多人认为，大顺政权由胜转败的关键，是李自成未能招降吴三桂反而迫使其投降清军。但是问题在于，招降吴三桂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般人都以为，在由西安进军北京的途中，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等地的守将都不战而降或是主动请降于农民军，所以吴三桂也有可能象其他将领一样，接受李自成封赏，完全归顺农民军。

但具体分析当时的情况，我们就会得出大不相同的结论。在李自成进北京前，明朝守关将领和大臣虽然有不少人投降农民军，一些官僚和百姓甚至夹道欢迎农民军进城，但那是因为他们误认为李自成要得天下、成为改朝换代的新主了。在这一错误认识指导下，他们就认为，与其顽强抵抗农民军为明朝陪葬，远不如“择主而仕”弃“明”投“李”来得合算。但是，劫掠现存财富是农民军的本性，所以拷掠明朝官吏的所谓“追赃”举措就很难避免。李自成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刘宗敏、李过主之。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甲申核真略》)。为此，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甲申纪事》称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甚为可观。如嘉定伯周奎，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大学士陈演，追赃四万，后又抄出银数万、黄金三百六十两；吏部尚书李遇知，追赃四万；户部主事于学时，追赃十三万；司礼监太监王之心，追赃十五万余，金银什器缎匹无算……。“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北略》卷20)；其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

如果被铐掠追赃的明朝官员预先知道农民军进城后会对他们如此严刑拷打，他们无疑会响应崇祯皇帝捐助军饷的号召，尽最大努力抵抗农民军。如果真能这样，农民军也许根本就进不了京城，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事件。由于农民军并不是在进京后才如此作为，所以京城官员应当是能够预见到农民军占领京城的后果的。如果说那么多官僚没有料到农民军进城后的作为，也只是因为当时的“信息不完备”（经济学上所说的“有限理性”），他们不太了解农民军在此前的作为，或者没有对农民军的本性进行深入剖析。反正那时他们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欢迎农民军进城。

边关将领吴三桂的处境则有所不同，在农民军进京前，他并没有面临艰难的“选择”。但在农民军进京并迫使崇祯皇帝自缢后，吴三桂则面临着更为艰难的选择。得知崇祯帝殉国消息时，吴三桂正在归京勤王的路上。崇祯自杀，国都易主，吴三桂该向谁效忠呢？这个时候，吴三桂尚有数万军力，他面临着三个可能的选择。一是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太子，恢复明朝统治；二是“联清”抵抗李自成，象吴三桂自己设想的那样“借清兵以恢复明政权”（但清军是否愿意恢复明朝统治则是第二个问题了）；三是归顺李自成为“大顺”政权继续抗清。但第一条选择实际上并不可行：以他区区数万兵力对抗李自成的数十万大军，谈何容易！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腹背受敌，不可能单独打败李自成。在三方势力斗争中，要想活下来，必须联合一方攻击另一方，所以要么连“顺”抗清，要么连清抗“顺”。于是第二个选择就是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但这样做就成了汉奸，他背不起汉奸之名。第三条路即归顺李自成倒较为可行，何况李自成也有招降之意。但身为大明提督，在大明皇帝刚刚殉国之时，不思报国已经有愧于崇祯皇帝，再马上归顺“反贼”，只怕招致更多非议。但自己的君主已经不存在，无君可忠了，权衡再三，吴三桂认为还是应当倒向李自成，因为而且毕竟都是汉人，归顺李自成不仅能保证国家不被外敌侵占，而且对将士在北京的家属也有一个交待。于是他把山海关防务交给前来接管的大顺军将领，自己带领部队去北京见李自成。可是在回京路上，他听到大顺政权铐掠明官、大肆追赃的消息，李自成手下还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于是勃然大怒：我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奇耻大辱！边防大将还保不住自己家人，士兵的家属就更不用说了。吴三桂断定，李自成不是能够坐江山的主儿，所以当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回兵偷袭并消灭了刚接管山海关的大顺军唐通部，并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

不少史学家批评李自成没有用心招降吴三桂，但这与事实并不符合，应当说李自成也认识到招降吴三桂的重要性。进京的第二天 即三月二十日，李自成即派出招降吴三桂的使者，携有降将唐通的劝降信和其父吴襄的书信，承诺吴三桂侯爵位，赠四万两犒师银，嘱其速速进京受封。对吴氏的亲属也颇优待，并没有囚禁其父吴襄。吴三桂在进京途中误信传言的说法也不可信，因为即使真听到一些传言，在这些传言尚不能证实的情况下，颇具心计且老谋深算的吴三桂决不至于被传言冲昏头脑！陈圆圆被掠之说更是小说家言，传奇想象。陈圆圆不过是别人赠给吴三桂的青楼礼品，假如吴三桂真那么多情，为何弃于家中而不将其带在身边？其实吴三桂之所以180度大转弯，还是由于他断定李自成坐不了江山！但李自成还在努力招降吴三桂，在最后攻击山海关前，他让吴襄作书相劝。但吴三桂的回答却极为干脆：“父降贼军，即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实际上，李自成的真正错误在于对吴三桂用兵。有人分析说，即使在吴三桂回兵山海关驱逐唐通之际，李自成若改变策略，对吴三桂以安抚为上，承认吴三桂的势力范围，承诺只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甚至可以不要求隶属关系），并允以适当的军费资助，或许可以稳住吴三桂，暂保辽东现状。为李自成着想，我们还可以说，即使承认吴三桂为独立政治力量，甚或提出立明太子为帝，与吴三桂共同辅佐明廷抵御关外清军也未尝不可。这样的话，李自成即使不能象出身于官僚的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象唐朝末年出身贫寒的农民军将领朱温（后梁武帝）那样，先利用明朝太子笼络明朝旧臣和边关将领，等到明朝势力灭亡净尽时再从容代明称帝，还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样的设想，对“流寇”出身的李自成来说，难度是太大了。结果李自成不但没有利用明廷的招牌笼络吴三桂，还直接率大军对吴三桂进行征讨，而在这样决策时，他甚至没有想到吴三桂会与清军联手对抗他的征伐！

李自成出身于驿卒，在他的头脑中，也许明朝皇室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统地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续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还有很大的号召力！ 五、满清得国：机遇和努力

如果中国本部不发生内乱，那么就满洲那十万清军说，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打败大明王朝，更不会有二百多年的一统天下。所以满清统一中国，完全是中国本部内乱的结果。

 当然， 清人的成功也不容易。在入关前后，清人一直努力学习、认真钻研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这方面，虽然前有辽金、蒙元政权做榜样，但清人比过去辽金、蒙元无疑更胜一筹。在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当机会到来时，他们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这些措施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拥护，大大降低了平定全国的阻力。

在政治大势上，清朝统治者也非常精明。清军统帅多尔衮对仍然拥护明朝的地方官僚强调，“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袞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后来康熙帝还对臣下炫耀其先辈得国的正当和正义：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九《圣治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六、卷218）。

康熙帝这一说法是颇为神妙的。当其先辈与明朝打仗、侵犯骚扰华北一带，但又无力夺取北京、推翻明王朝时，他却说“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来入关攫取政权，是因为内地百姓造反，明朝皇帝又不争气，结果把天下丢了。明朝臣民对大清朝是“相率来迎”，最后由清朝“翦灭闯寇，入承大统”，真正是顺天应人。

满清笼络明朝官僚的具体策略也颇为得体。清军进京后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实际上是一揽子包下了在京明官，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由于政策得体，所以清兵颇得汉人的协助，此后为平定中国本部而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
　
当然，满清得天下，确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会并不是它自己创造的，而是由它自身以外一系列事件“形成”的。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时，满清军队还远在关外。不过笔者以为，也许正是由于当时清军没有对吴三桂施加压力（清军早就注意招降吴三桂），才使吴三桂与农民军的矛盾激化，李自成对吴三桂加兵，更迫使吴三桂直接倒向了清军。不少人认为，大清二百多年的江山，取决于当时吴三桂的“选择”，但实际上，在那一关键时刻，对吴三桂来说，一边是吸引力，另一边则是排斥力，倒向哪一边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有人提出，清朝得国是不是必然的？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虑“问题”的前提：在什么基础上说取决于人们的“选择”，又在什么基础上说具有历史必然性。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在1644年春天李自成攻占北京的前夕，崇祯皇帝仍然可以象唐朝皇帝一样，撤离京城暂避其锋，到外地组织力量“平叛”，这就有可能维持明朝的统治；另外，当李自成兵临城下，并派降顺太监与他谈判时，崇祯帝仍然有“政治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可惜由于认识所限，崇祯帝没有接受李自成的条件，而是选择了“殉国”的下策。此后，历史发展已经没有为明朝复国留下多大余地，历史之球已经完全由李自成掌握了，看他怎样踢出这关键的一脚。李自成给予崇祯皇帝隆重的葬礼，与他在进城前还愿意接受皇帝封爵的思想是一致的，此举至少可以减少他坐江山的阻力，所以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可惜这并不说明李自成把握了历史方向，而只能说是出自他善良农民的本能。李自成大概不明白，明朝的力量不仅仅来自皇帝本人，还在于各地尚存在大量终于明朝的官僚和将领，这时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明朝太子，甚或为太子加冕登基，以此笼络明朝旧臣，李自成也许能够成为历史上的朱温第二。可惜的是，李自成不但没有很好地利用明朝太子笼络明朝官僚，反而“选择”了铐掠明官并加兵于吴三桂的“下下策”，于是帝王之业也就与李自成无缘了。由于李自成的错误选择，吴三桂联清就具有了必然性。虽然吴三桂想让清朝替他恢复明朝，但那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历史之球已经踢到清军方面，就看满清统治者怎样把握了。事实表明，满清统治者始终很好地把握了历史方向，于是“得国”就成为必然之举。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清军没能把握攻占北京的有利时机，甚或政策错误未能笼络明朝旧臣，那么当时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已经“散乱”的中国统一起来，于是就会出现各部势力分裂割据的局面。再往前说，只要崇祯帝和李自成有一个人朝着自己最好的方向努力，使吴三桂还有条件忠于他的大明王朝的话，清军就没有入关、占北京进而平定全国的可能，中国历史也要大变了。

总之，要回答清朝代明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必须给定更为具体的条件，而在一些重大事件还没有出现，关键时刻还有待相关历史人物作出选择时，讨论结局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没有多大意义。

当然，有人或许分析得更为具体，把崇祯帝和李自成的性格、为人全部考虑进去。例如有人认为，就崇祯皇帝的性格和为人来说，他不可能接受“南迁”躲避，也不可能接受李自成在北京城下提出的招安条件，所以其下场就具有必然性；就李自成的性格和为人来说，即使他自己有180度大转弯的意向，他也无法控制“流寇”出身的全体农民军将士完成这一政策转变，所以铐掠明官、迫使吴三桂降清等举措也具有必然性。应当认为，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它并没有否定历史运行中个人“选择”的意义，只不过对实际“选择”作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罢了。说到底，人都是“经济人”，他们的选择都是“理性”的，理性选择并不排除个人性格因素，更不排除选择者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所以事后看来，也会发现他们实际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选择。

最后，也许有必要对普通百姓的“选择”说几句话。在明末三方势力的斗争中，对于中国本部的百姓来说，清朝是外来者，所以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情绪。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因为他们是外来者，所以此前他们也没有在本部树敌，结果那些对明朝统治感到厌倦的普通百姓，可以把他们作为腐败王朝的对立面接受，而那些被农民起义打击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恢复秩序的人，却可以把他们作为秩序的代表予以接受。事实证明，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有利条件超过了不利条件，广大百姓都接受了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才有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换句话也可以说，清朝统一中国，是千百万百姓“理性选择”的结果。 六、天灾、农民起义和明朝灭亡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没有农民军对明朝力量的长期消耗，导致几无可“勤王”之兵，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

农民的力量是潜在的，必须有一定的正面吸引力或负面压力才能够积聚起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由负面压力引起的，负面压力主要来自于灾荒，是气候波动引发的灾荒致使许多农民无法生存才爆发起义的。例如崇祯10年李自成起义军在官军围剿下几乎全军覆没，但崇祯13年河南的大饥荒又使得李自成能够东山再起。

王家范教授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一文中谈到，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实际情况比气象史专家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对崇祯年间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该书还抄录了在河南老家修养的退休兵部尚书吕维祺于崇祯七年写给朝廷的奏折，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

　　简单地说，是气候灾变导致大面积的饥荒，饥荒引发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只是由于满清在中国本部之外的东北崛起，才使得即将四分五裂的中国又一次获得统一。

其实，中国历史运行的原理十分简单：相对单一的地理条件使人们作出了大体相同的选择，形成了单一的社会结构，即马克思在描述法国社会时谈到的“袋装马铃薯式”小农结构。人口增长而土地面积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一直减少到勉强维持生存的程度，这时人口达到饱和状态。如果气候条件稳定，饱和人口就一直延续下来。这时如果出现严重的天灾，土地产出无论如何难以供养饱和人口，就会出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就会大大上升，而收益反而大大减少，于是统治王朝“入不敷出”，无力为混乱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结果都走向垮台。等到战乱毁灭了大量人口，天灾也已经过去，百姓渴望安居乐业，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于是出现了新的统治者，这就是王朝的兴亡循环。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中国还是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而没有强烈波动的气候，那么人口饱和后自耕农的生活将在低水平上维持，谁也没有能耐发动他们参加大规模的起义，结果就不会有频繁的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由于中国外围不存在足以撼动中央王朝的力量（蒙、满入主中原都是由于中原内乱），所以最早建立的帝国就会比存在了千年以上的东罗马帝国（最后被外部力量土耳其人推翻）维持得更为长久，于是，世袭的帝王和贵族就会世代延续下来，形成千古不变的等级制度。这样，平民出身的刘邦和朱元璋也就永远也做不了皇帝，中国历史也将向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历史一样平淡无奇。所以，虽然剧烈波动的天灾使世世代代的中国百姓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但也“制造”了许多伟大的社会任务要求人们去解决，从而造就了许多伟大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因此，是剧烈波动的天灾，使中国历史增添了生动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