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的古文意思:饶漱石：知情者言（上）

　　艰难的采访

　　虽然有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中那条注释，但囚禁在秦城监狱至死的第三野战军政委饶漱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罪人。因为在有关潘、扬平反的许多“纪实”文章中，作者们仍然以从前一样的调子来评说有大功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饶漱石。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私下里的议论与狐疑总是无法避免的。“烛影斧声，千古之谜”，那是中世纪的事。在印刷与信息手段发达的今天，民主与法制意识的增强，即使现在无人说及，后人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分析出事件的真假成份，只不过线条略粗罢了。我听说“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实在太小，对饶漱石这个人物产生兴趣，也只是在十多年以前。

　　1992年初，我在江西省政协的机关报《江西政协报》打工，晚间无事常去前辈同乡徐文星先生家里坐。徐老是省“九三学社”秘书长，与著名诗人公刘是同学，他建国前在南昌读书时就参加了反蒋的学生运动，与前任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是校友、也算战友。徐老因家庭出身问题一直不被重用，到改革开放时年龄又大了，所以他直到病逝仍然只是一位处级干部。我去他家夜坐时他常谈起一些往事，有一次聊天他说起了“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吴璧那件狐裘大氅被“支左”部队一位军官贱价卖走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省政协一些熟悉吴璧的老同志还在，于是我开始采访，搜集资料，不久写出了一个中篇，交给省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的编辑洪亮先生，后因文章涉及饶漱石，上边有文件说凡写中央委员以上的人物都需要经中宣部审查。于是，出版社这份原本编排好了的稿子又退给了我。退稿时虽有过短暂的惆怅，但我还是认定这个题材的价值与意义，决定继续采访和搜集资料。

　　我当时是县党校的一名教师，月工资不过数十元，这样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要从事了解饶漱石一生的活动，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更何况在人们眼里，饶漱石还是“钦犯”，要较客观地写出他的功过与他的命运、以及半个世纪前的政坛风云，不但很难，而且有很大风险——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政治空气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最小的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但谷先生未见过饶漱石，玉莲先生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进北京赴上海，而这一切，都得自费，也没有单位会给你开介绍信之类。

　　时光易逝，随着知情人一个一个故去，我知道必须抓紧时间。因此，1993年秋天，我停薪留职一年，开始进京采访。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先生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那是1993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去城西南大木仓国家教委宿舍找教委副部长级的离休干部李正文，李老是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进门后刚说明来意，没想到李正文就大声吼叫起来：“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其实，时年85岁的李正文先生一生遭遇也十分坎坷，他是山东潍坊人，懂俄、英、日数国外语，曾进过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文革”中被诬为“双料特务”，关押审查20多年，到退休时才享受到副部长级待遇。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任北平“左联”理论部部长，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建国前为我策反小组成员，搞到过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策反了好几个国民党军起义投诚。他住在宿舍楼的三楼，屋内很简陋，冷冰冰的水泥地面，房里除了书和书柜，少有它物。他告诉我：在苏北根据地财政非常困难时，他动员爱国资本家刘泾厚（音）带了十根金条到新四军，使新四军“苏北银行”得以成立，可是解放后，刘却被判刑30年。他还策反了汤恩伯司令部的作战科长，战上海时，每一次作战会议开罢，其文件正本还未到汤恩伯手中，其副本已先入我地下党囊中……国民党溃退时，因为他作战科科长的身份仍未暴露，地下党希望他随汤恩伯撤往台湾。这位作战科长向往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途又返回了上海……但此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这位有功之臣成了挨整的“老运动员”，“文革”中更是苦不堪言，终于在“文革”后离国去了境外……

　　我后来第二次上李老家，彼此熟悉了，李老抱歉说他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

　　李正文先生不幸2000年以高龄辞世，他的夫人陈女士则在他之前先行谢世。

　　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先生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除了要找饶漱石身边工作过的人，我还应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儿兰沁。但在北京城茫茫的人海中，像我这样的一个江南来的乡下人，要寻找到饶的女儿兰沁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找到了她，以她这样的身世与经历，接人待物会格外谨慎与警惕，也不见得愿意见我。所以在遇见陈麒章先生之前，我为了打听她的单位与地址，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后来知道她住在公主坟海军大院，可当我去她住的部队大院时，我根本进不了大门。

　　几经周折找到她后，她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对我这个陌生人，她的谨慎是必要的，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很像她父亲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她住在公主坟一带，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来去，从公主坟到天安门或五四大街，路途都不近，而且那时她已是50出头的人了。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笔者惴测：其时胡与安子文是亲家，而安子文与饶漱石是冤家，胡即使有心，恐也难积极。）

　　兰沁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珠泪交流，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这位老战友、老同事恰恰在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长的位置上。明知友人蒙冤不但不能救助，反而还要被人假借自己的手去指控故交，在逮捕证上签名。这应是人生极其痛苦的事，难怪张鼎丞临终前拉着饶漱石之女兰沁的手，呜咽不己。

　　采访李正文是马奇先生介绍的。马奇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美学家协会副会长，他青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去延安，亲历过延安整风。我是在马奇先生来庐山的一次学术活动中偶然结识他的，以后，我每到北京，总要去拜访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先生无收获时，马奇老师又介绍我去找在人民大学档案系任教的吴宝康夫妇。

　　吴宝康先生来人民大学任教前，曾任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他与夫人都在新四军中工作过，夫人为无锡人，抗战时期曾来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皖南事变前，吴先生夫妇负责接送先期撤走的陆璀、薛暮桥等人。虽在华东局办公厅工作，但他们对饶漱石了解很少，吴先生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

　　但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

　　吴夫人说：“饶漱石的夫人陆璀很活跃，饶个子不高，身材整齐，人人都说他是个福相，有福气……”

　　他们都谈到了“60号办公室”建礼堂一事：“只记得有一次，一个礼堂盖得好，大家去参观，饶漱石说是浪费……”

　　我告别的时候，吴宝康先生老俩口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从人民大学回来，我就按照吴先生给我的电话号码，去找稽春生，电话那头的稽春生先生开朗而又恢谐，他说：“我是管文件的小秘书，你应该去找陈麒章，他是大秘书。”

　　稽先生电话里还详细告诉了我陈麒章的家庭地址。

　　知情者言（一）

　　北京的冬天很少下雨，那天下午我去西城区找陈麒章先生时，天阴沉沉的，不一会又下起了小雨。我忐忑不安地去敲陈老的门，敲了一阵，无人应。这时从楼上走下一位邻居，她说：“老俩口耳朵有点闭，你大声敲。”于是，我加大了敲门的力度，果然，门开了，陈老正在泡脚，趿着鞋跑出来给开门。

　　我坐定，陈老继续泡脚。听我说明来意，他立即说：“你来得正好，两年前我给舒同写了一封信……”

　　他一见面就跟我说起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桩公案，又告诉我《毛泽东著作选读》有关饶漱石介入潘汉年、扬帆案件的那条注释……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陈麒章先生的交往与友谊，他给我提供了许多与饶漱石有关的资料，包括劫后幸存的1954年饶漱石最后给中央写的检讨的底稿。在长达十多年的交往与通信中，只要他看到关于饶漱石的文章与书刊，他都会告诉我或寄给我，他的有些看法，我不一定能接受，但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他是给我帮助最多的知情者之一。

　　出身于盐商富家的陈麒章18岁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1943年新四军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同样也挨过整，是被“抢救”的对象，受过委屈，时间曾长达数年。但他信仰不改，一生鲠直，工作兢兢业业……他在中纪委工作时，赵紫阳、胡耀邦这些大人物的讲话，如果他认为不妥，他也会提出来，还曾帮助胡耀邦修改过一个讲话稿。故杨尚昆一次半开玩笑地说：“陈麒章，你呀你就是老爱提意见！”

　　老爱提意见当然会影响他的升迁，但他不改，照样爱进逆耳之言，他的夫人汪平告诉说：他就是这个性子，他的下级很多人都成了他的上级……

　　汪平是上海郊区人，抗战时新四军根据地与她的家乡仅一江之隔。20岁时，从护士学校毕业的汪平参加了新四军，曾任新四军1师医院手术队队长，与粟裕、陈丕显等人都很熟，粟、陈的孩子曾由她接生。陈麒章任饶漱石的秘书后，她一家也住在景山后街1号，她说那时院内院外小车很多，饶出事后，小车就不见了。“文革”中，陈麒章被揪，她带着孩子下放到江西永修农村，返京后，全家人挤在丰盛胡同一间小屋里，连一个凳子也没有。现在的住房是1986年分的，并不是省部级干部的住房，和一般干部的住房差不多……

　　在对待饶漱石问题上，陈除了前文所说的给陈云同志上书外，还就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向有关人员写信。我赴上海采访刘廷臣后，他还要我写了一份刘述说在上海车站时，“陈毅向饶漱石说自己太忙，以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为宜”的采访证明材料，寄给他，以向中央反映……

　　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就谈了他个人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这个人，唉！有什么爱好？音乐他不行，也不跟人家下棋、打牌，也不喝酒、抽烟，看不出他有什么嗜好，只是看看报纸，看看书。他文化水平还是有的，英文很好，夫妇俩都讲英文。解放初期，当时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老婆来上海，饶用英语与她谈话，饶在法国呆过，办过报纸，自己能写文章，是个知识分子……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陈老说：“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待……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犯纪律的。我这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作结论不好说，《邓小平文选》你去看看。

　　饶这个人，工作上、思想上有他的毛病，但是不是反党性质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他在黄花塘与陈毅有矛盾，在山东整黎玉——黎玉有他自己的毛病，他到组织部树立个人威信等等。但说他“伪君子”，你也查不出什么。他来北京我知道，和警卫员出去，回来后我问警卫员：“你们上哪里去了？”他们回答：“到黄克诚同志那里去了”，“曾山同志那里”“张鼎丞同志那里”……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曾、张——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邦”（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杨尚昆逝世前撰写的回忆录中有一篇《回忆高饶事件》，作为附录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一书中，文章虽由陈麒章执笔，但表述的只能是杨尚昆个人的意图——引者）。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邦”，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1993年11月9日采访录音笔记）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那封1982年他写给陈云同志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2007年，陈麒章先生不幸病逝。

　　令我感到困惑和和遗憾的是：在对待“高饶事件”的平反上，他没有像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先生那样。2001年中央成立“高饶事件”复查小组时，小组中一位中纪委的同志去找他了解饶的情况，陈问缘由，这位同志说暂时保密，陈一听火了，说：你是中纪委的，我也是中纪委的，你还向我保密！竟对这位同志下逐客令——这一细节，是我2003年到他家他亲口告诉我的。我想：那位复查小组的成员对陈“保密”，实在有些欠妥。据说陈老事后还给中组部写了一封信。陈老这次意气用事，也似欠妥。

　　采访陈麒章先生后，我又按照人民大学吴宝康教授给我的地址，去京城西郊万寿路附近找到了肖光。肖光先生离休前是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他虽然离休了，他的住址仍警卫森严，据说一些中央大员也住于此。去的那天也是个雨天，肖光正在逗小孙子玩，他瘦瘦的，虽年过古稀，仍显得很精干，令人想起当年这位新四军机要科青年科长的风采。听陈老夫人汪平同志说，肖光也在上老年人大学，学书画，与她同班。

　　肖光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说：“我1945年到军部去，跟他接触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那时我是机要科长，原来我在苏北，45年才到军部，从那时起一直到华东局结束，他调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这个人工作是认真的，态度很严肃，对事情，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一些电报都是我给他送去，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指出，态度很好，也是严肃的。平时生活上也很严肃，不大开玩笑，严肃有些过头，甚至跟他爱人陆璀同志，都不怎么开玩笑。我当机要科长，他出门都会和我打招呼：‘肖科长，我出去呀……’他还会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领导出门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俭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我们在胶东、鲁中，比较艰苦，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个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时炊事员给他搞点菜（那时吃小灶），搞点肉呀，面条，他还要说几句。那时大家都比较艰苦，他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婶母来，秘书长魏文伯买了点礼物，没有通过他，他就批评了魏文伯”。

　　在谈到“60号办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礼堂一事时，肖光说：“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我与他相处几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我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我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么事都叫别人，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很少，他身边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

　　至于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听文件传达的，具体也搞不清。高岗在东北，他们没有接触过，除非中央开会。而且他们性格也不同，高岗是花花公子，饶比较严肃，什么娱乐活动他都不搞……我在华东局（他背后）搞陈毅的事没有，我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一般这样的电报，饶漱石都会找我，指定人译的电报都找我，因为我是机要处长。所以说高、饶的事我都怀疑。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有人）说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负责建设上海，他怎么会破坏呢？比如还有传说他要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也是他妈的道听途说，胡说八道。

　　说他对刘少奇态度怎么怎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养出来的，平时他对我们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这事薛丹浩比较清楚，跟了他一段时间。

　　过去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对他都很尊重，下边的干部，各师师长也一样。说他是“伪君子”，那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这个人个性就是那么不活跃，不大接触群众，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他很少出来给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领导不找自己，他也不会去找领导……高兴的时候他也与人说说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个人散步、看看书。

　　你说他‘单干户’，我要搞反党，下边至少要有几个人。一个人，顶多只能算是有点个人意见，要搞‘反党联盟’，你他妈的总要有几个人，一个人匹马单枪总不行。”（1993年11月12日采访录音笔记）

　　和吴宝康先生夫妇一样，临走时肖光副局长也嘱咐我：“你要想把事情搞清楚就要抓紧！”

　　采访了肖光后，我又去找曾与肖光共过事的左金祥。小红军出身的左金祥也是从机要局副局长的位子上离休的，不过，他是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机要局。他是我的江西同乡，井岗山下永新县人，与毛泽东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是同一个县。

　　我去的那次，华北大地一连几天笼罩在凛冽的寒潮中，北京下了大雪，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8度，最低为零下18度。我一路几次转车，到了颐和园，又转车向玉泉山。车过颐和园北宫门后，路上就少了人与车，旷野白雪皑皑，遍地冰凌，来往的不是军人就是农民。到厢红旗下车，四周是乡村风光，此地属山区，气温更低，地下积雪甚厚。好不容易问到了左老所在的单位，传达室的的办事人员倒很客气，拨通了左老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声，听说我来自江西，便说马上派人来接。不一会来了位年轻战士，一进门就问：“哪位是江西来的客人？”我跟着他进了大院，这位生气勃勃的青年战士一路走，一边说：“这地方净是部队，你要找人不容易，问也问不到，找也不好找。”

　　进了一幢小楼的一楼，一阵暖气拂面而来。女主人是一位慈祥的知识女姓，她叫章静，早年在新四军机要部门工作，离休前在社会科学院。她虽年近70，可看上去像50左右，一口悦耳的江苏普通话，令人想像她年轻时姣好的容貌与温顺的性格。

　　左金祥大病初愈，坐在椅子上，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记忆常常受阻。

　　见了我，左老说：“我这个江西人，还没有回过江西呢。”声音里充满了遗憾。谈起饶漱石，他嘀咕说：“说饶漱石反党，弄得人莫名其妙！我们江西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官……”他的夫人章静女士则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叹息。

　　左金祥说：“跟饶漱石的机要人员有肖光、薛丹浩、我……薛丹浩现在第四军医大学，前年患肺癌动了大手术。饶漱石生活还是很简朴的，作报告人家很欢迎，不是会说，而是逻辑性很强，理论性很强。他不拉关系，我们也不拉关系。我和他老婆陆璀接触多一点……

　　1945年以后，粟裕、邓子恢、谭震林等带人留在华东，我是机要员也在华东，肖光则上了山东。我们以后变成了第三野战军。我跟饶漱石没多久，1941年我在军部，后到一师（粟裕师）呆了一年，又调回来。那时一个人调到哪里都行。我们两个人通过鬼子封锁线，走来走去，回军部后又到党校学习。到党校学习后，鬼子开展大扫荡，有人叫我回军部，有人叫我回一师。回一师又要过鬼子封锁线，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鬼子抓住，后来我还是回了军部。后来我又到四师（彭雪枫师），在四师开始搞机要，在那里学报务，并当了机要科长。

　　有一次中央指定我和肖光（三师机要科长）到军部发一种绝密电报，肖光没有去。我呢，当时彭师长打仗去了，我请示邓子恢政委说：“这个事别人也可以干。”邓说：“不行，这是中央指定的，是组织纪律问题。”当时的参谋长是张震。后来我去了，薛丹浩当科长，另从二师调了个机要科长来。我对薛说：“你这科长不干我也不干，我也当过大科长小科长的……后来肖光来了，当科长，我开玩笑说：“你他妈的当科长就来，当机要员就不来！”那时我们当小干部的有些怕陈老总，对饶漱石无所谓…… ”（1993年11月23日采访录音笔记）

　　我们谈话时，他的夫人章静女士也不时插言，曾在华东局机关工作过的她，很早就见过饶漱石，我在本书第五章里介绍过她的所见所闻。对饶漱石的“反党”、“反革命”问题，她显得有些气愤：“讲人要有根据嘛，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样就应怎么样，事情要搞明白。”“我们在华东呆了十几年，华东那些人，有意见就当面提，大家没有宗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好……”

　　章静大姐要留我吃午饭，我惋谢了。临别时，左老说：“写本书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也有好处。”

　　送我出门，章大姐说：“把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们华东人的愿望……”临别一言，说得我心潮起伏。

　　走出屋，踏着咔嚓作响的冰雪，第一次在北方度过雪天的我感到了一份沉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