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平：产业升级为中国经济转型之关键

-“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不是围绕自主创新概念空转，而是把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关志雄说。

著名旅日华人经济学家关志雄善用长镜头把脉中国经济，2009年他用日文写作出版《中国第一》，在此之前EzraF.Vogel曾出版《日本第一》。日前，《凤凰周刊》在东京对现任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进行了访谈。

凤凰周刊：你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哪些值得警惕的问题？

关志雄：从景气循环的角度看，中国正进入高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滞胀阶段。中国经济虽取得长足发展，但来自消费的贡献并不大，高房价会挤压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抑制房地产泡沫本身也是促进内需消费的重要一环。

长远来看，中国需要警惕收入两极分化与环境问题。现在，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及35%，比上世纪80年代还低，除了高房价外，收入不均是压制消费的主要因素。政府应加大在社保、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力度，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状态对扩大居民消费意愿能起到很大作用。

但从根本上而言，要消除地区差异、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中国必须尽快完善三大政策。首先，应尽快取消户籍制度等阻碍人、财、物流动的因素，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即国内版的自由贸易圈）；其次，应加快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避免这些产业移向海外，尽快构筑中国国内版的“雁阵模式”；第三，应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财政资金分配到不发达的地区，建立中国国内版的“ODA”（即政府开发援助）。

凤凰周刊：近期，中国沿海地区企业破产倒闭严重，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关志雄：针对近期中国民营企业破产倒闭严重，中国到底要不要救的问题，争论不断。我觉得应该让初级制造业淘汰或转移至内陆地区，来促进整个中国产业的升级。

一直以来，中国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丰富的劳动力。但由于80年代以后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近年劳动人口的增速逐渐减缓。加上大量年轻人已经离开农村进城工作，中国已临近经济发展的充分就业阶段（即所谓“刘易斯拐点”），这也同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历过的类似。在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过程中，工资急速上涨，从而导致以纺织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急速下降。

因此，沿海地区初级制造业企业倒闭破产，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实际上，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同时经历了出口产品从初级产品向工业产品，其中工业产品又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的过程。初级产品占总出口份额从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0年的5.2％，工业产品份额则从49.7％上升到94.8％。在工业产品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的份额从1980年的4.6％直线上升，2009年终于取代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中心的其他产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在中国，附加值低的产业逐渐衰退，而附加值高的产业发展迅猛。有人仓促得出中国正在面临“产业空洞化”危机的结论，这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看法。

凤凰周刊：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完成经济模式转型呢？

关志雄：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中最重要的手段不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是把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比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或者从工业内部的低附加值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部门。即使自主创新也并不意味着要闭门造车，还得从海外引进技术，要利用大国市场优势，主动出击，吸收消化。

凤凰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后中国还是日本企业投资的首选吗？

关志雄：随着中国的产业不断升级，日本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逐渐把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各国，同时在中国扩大附加值更高产品的生产，以中国为起点的亚洲产业重组将全面展开。

作为前者的事例，良品计画和青山商事这两家公司预定在3年后，把在中国生产的比例分别从现在的75％和60％降低到50％以下。而作为后者的事例，在工资急剧上涨之后，为节省劳力投资，山崎马扎克公司和天田株式会社等机床制造大公司在中国正式开始生产计算机控制的高性能机床。

不仅日本企业，欧美企业也面临着对华战略的转变。预计今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将出现产业的全面重组。这对于成本比中国更低的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新兴国家来说，是一个以直接投资流入为杠杆加速工业化的良机。但对于处于“雁阵模式”最前列的日本来说，是一种挑战。日本如果不努力开拓新的增长领域，推进产业升级，其国内的“产业空洞化”将会日趋严重。

凤凰周刊：“中日经济之间还存在着40年的差距”，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关志雄：如果比较下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电力消费量等指标，就会发现中国大致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2005年中国人平均寿命73岁（日本1971年72.9岁），2009年中国婴幼儿死亡率为1.38%（日本1969年1.42%），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率为10.3%（日本1968年10.7%），2009年中国城市恩格尔系数为36.5%（日本1965年36.33%），2008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2601kWh（日本1969年2729kWh）。

这些数据不是随意或人为地选取的，而是反映经济结构、生活水平等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而且，无须使用数字，仅从经济的高速增长、建设热潮、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移动、严峻的环境问题等来看，就可发现当前的中国与40年前的日本存在诸多相似。

日本陷入所谓“失去的十年”后，日本人信心丧失殆尽，中国人则因为经济处于高速增长而信心骤增，因此两国都有许多人认为我低估了中国经济。上海等发达地区与日本的差距确实已经不大，在高层建筑和高速道路等硬件方面，现在的中国要比40年前的日本先进，但大部分内陆地区落后日本不止40年。

由于两国当前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差距还很大，所以在经济结构上具有互补性。正因为这种互补关系，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不会是一方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一种“双赢博弈”。

凤凰周刊：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你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

关志雄：比较乐观。中国经济转型的出发点是人口红利消失，解决的方法是产业结构升级，只要中国经济转型得当，经济前景依然看好。

至于中国经济总量能否超越美国，取决于“增长率差距”和“汇率”两大因素。我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第一》一书中曾作了以下预测：假定中国GDP在201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为8%，2020年代为6%，2030年代为5%，而美国的平均增长率为2.5%，再加上人民币汇率每年上升2%，中国可能在2026年超过美国。但就目前人民币升值速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每年2%的涨幅计算显然偏低。按照新的数据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这将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最近以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构成的“金砖四国”备受瞩目，相比之下，其他三国的经济规模与中国相差甚远。中国的GDP总量略大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的总和，是巴西的3倍、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中国的贸易规模是巴西、印度、俄罗斯的总和的两倍。

因此，带动日本经济景气恢复的主要动力与其说是“新兴国家效应”，不如说是“中国效应”，日本企业如果失去中国，后果不可想象。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都不能无视中国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中国的产业升级也离不开日本的资金与技术，如何利用双方的互补关系，是解读中日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