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工艺酿酒:反抗绝望与荒诞——鲁迅与加缪比较

【加缪——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小组长）；鲁迅——生存抑或死亡，垂死挣扎（宣传委员）。文章从思路和内容上显得唐突单薄，没有深度，相对肤浅和盲目，缺少哲学思维的启蒙和辩证深度，可以小读，但阅读价值不大】

反抗绝望与荒诞——鲁迅与加缪比较

              原创：小白-cabbage00&王导

  引言

    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恐怕就是人本身。人是最奇妙莫测、最难破解的秘密。千百年来，哲学家们争相论人；政治家们谈人；宗教牧师议人；平凡百姓说人……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给人类一个完满的答案。人的问题也就成了人类议论不完的话题。

翻开人类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斑驳陆离、五色纷呈的画卷。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血肉横飞的凄惨景象，又有万众欢腾的壮丽场面；既有生与死的较量、血与火的斗争，又有平凡的忙碌和真挚的友爱；既有奋发向上、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者，又有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软弱者。多少人春风得意、享尽人间荣华，又有多少人任人宰割倍受欺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生计而奔波、为自己而努力、为家人而拼命、为希望而活着……我们痛苦、我们浮躁、我们困惑、我们迷惘，真所谓欢乐时少忧时多。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对人类发动的战争，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对难以琢磨的人际关系，面对人类的生存状态……每当我们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此时此世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吗？我们的生存意义何在？有谁能对自己的存在和生存价值做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呢？

的确，我们每个人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和生存的环境，从一个无知的少年到长大成人，“绝望与荒诞”每时每刻都可能伴随着我们的左右：长大的烦恼、学习的迷惘、爱情的困惑、生活的压力、情感的动荡、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我们怎样面对人生的绝望与荒诞呢？怎样使自己的人生过的更有意义呢？怎样面对自己生存状态呢？

鲁迅与加缪这两个生活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时代思想家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另人深思的答案。在20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两人在面对人生的绝望与荒诞时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抗，但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使他们的反抗呈现不同的归宿。

一、20世纪中西方文学思潮

（一）中国文学思潮

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还不能达到现代主义文学要求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程度，但是，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一样，中国现代作家同样处于一个现状与历史和未来断裂的时期，面临着的同样是传统价值体系崩溃后的历史文化的废墟。站在这种历史文化的废墟之中，他们充满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怀疑精神。

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

（二）西方存在主义思潮

    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西欧、美国广泛流行，对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人类思维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的表现是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流派，在二战期间席卷法国，波及西欧、南北美，成为战后文学中极具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上帝死了”使宗教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地位动摇，开始了“一切价值重估”。二十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呈现前所未有的发达，但物质以外，人在精神上的困惑和不安也随之而来，人们开始缺乏归属感，深刻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人不仅对世界，同时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怀疑。于是，存在主义在此时应运而生，它是试图化解人对于荒诞所感受的异化感和找不到出路的迷茫感的良药。

存在主义的哲学依据主要是“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与其它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同，存在主义注重形象胜于抽象，作家们往往善于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哲学和思辨色彩；其文学题材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总是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其基本主题是在极限的境遇里，揭露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性，表现人在荒诞、绝望境况中的精神自由和自由选择；它并不只是要人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精神的绝境，还试图给在荒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指出一条生路：重新建立人生观，这个重建包括反抗、自由、激情。

二、鲁迅与加缪的现实主义精神

鲁迅和加缪这两个生活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时代思想家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都被肺病折磨一生；在成长过程中都尝到了生活的艰辛；都生活在存在主义流行时期；都受尼采、克尔凯廓尔、卡夫卡等人的极大影响下；都用文学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考。最主要的是这两位孤独的思想家在面对人生的绝望和荒诞时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抗，生命都充满了强烈的悲剧精神。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接触到了尼采的学说，认为他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huī]毁坏；崩毁]，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①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是全面的，其中尼采对固有的文化传统的怀疑抨击的叛逆精神对他影响颇深。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惊讶地发现，中国四千年的历史竟然是“吃人”的历史，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典籍其实只写了两个字“吃人”，而他自己同时也是吃过人的人。鲁迅说，所谓中国文明，其实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本来文化应该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可是在鲁迅的笔下，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恰恰是戕害人的异己物。这就是文化、文明为人所设定的令人胆寒的生存境遇。所以，鲁迅主张文艺“为人生、改良人生”。

加缪一向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一直否认在他身上冠以这个称号。事实上，每一个存在主义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同的存在主义。加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不同，他并不试图解释世界的荒诞性，他的关注在于人如何在荒诞中生存，并着重体现爱与反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加缪在创作《卡利古拉》这个剧本时，床头就放着尼采的《太有人性的人》和克尔凯廓尔的《绝望论》。尼采对基督教的无情批判和对旧道德的攻击，通过否定上帝来恢复人的自由等等这些观点，加缪都十分欣赏。并在他的《反抗者》这部著作中专门写了《尼采和虚无主义》。但是对于他的超人哲学和权利意志却不苟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虚无主义哲学。加缪提倡“艺术家应该自觉担当起时代的责任，应像义务兵服兵役一般卷入社会”。

两人都主张文艺要紧贴时代，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们都不认同。“为艺术而艺术无论就作品描写的主题还是其表现风格，都无法为大众所理解，于是这些人便希望艺术家们的作品要表现大多数并为大多数人服务。”②

三、反抗绝望与荒诞

（一）反对自杀

对于绝望与荒诞，加缪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③

加缪的荒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非理性的世界与人盲目的理性愿望之间的对立，也是人与所处世界之间的对立。“在这个难以理解的有限的世界中，人的命运从此获得了它的意义。一大群非理性的人站了起来，包围着它，直到终了。在他们恢复了的现在又相互协调的明智中荒诞感清晰了，明确了……世界本身是不可理喻的，然而荒诞的东西却是这种非理性和这种明确的强烈的愿望之间的对立，强烈的欲望的呼唤则想彻人的最深处，荒诞即取决于人也取决于世界。”④加缪认为：“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性的沉默之间的对立。”⑤同时加缪也认为：“荒诞产生于一种比较……荒诞感不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种印象的简单考察，它从一种事实状况和某种真实、一个行动和超越他的世界之间的比较中显露出来。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他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他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荒诞不在于人，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存。它暂时是联结两者的唯一纽带”。⑥可以看出加缪的荒诞的是一种人的主体的内心体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绪。

加缪认为自杀是错误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逃避，是反抗的对立面，以此来消除荒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荒诞的本质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如果选择了自杀，那么作为两者对立的产物的荒诞就不会存在，而不存在荒诞，人的自杀也就在根本上失去了意义。所以关键是要活着，从而也使荒诞活着，带着这种破裂去尽可能的穷尽生活，“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的更多”。

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列出了三种对待荒诞的态度，即生理上的自杀、哲学上的自杀和反抗。在否定了生理上的自杀，他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哲学上的自杀，存在哲学家谢斯托夫、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和存在小说家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被列入其中。加缪认为他们虽然发现了荒诞的真相及其后果，却将荒诞完全宗教化，看成他们的上帝。他们企图通过谦卑来拥抱这个正在吞噬他们的上帝，以此获得荒诞带来的巨大希望，然而这种希望是虚幻的，他使人放弃了自己对自己所应负的责任，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加缪从来没有没有完全否定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但面对人类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他做出了两种关于上帝的假设，那就是上帝要么是全能而作恶，要么是慈悲而无能。如果前者成立，上帝就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敌人，不可能依靠他去战胜别种的恶；如果后者成立，那么也没有必要去依靠他，因为他没有能力帮助人类摆脱苦难的现实。加缪也许倾向于后一种假设的。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自己反对一切宗教，但他感到当人面对痛苦与死亡，孤单地面对默默无语的苍天，是无法容忍的。不管上帝是全能而作恶或者是慈悲而无能，加缪对他的态度都是谴责的。

钱理群在《鲁迅的心态研究》中曾经指出20世纪初期鲁迅强烈感到的是个人与外界、个人与传统、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庸众”的隔膜、分离与对立,这构成了鲁迅寂寞与孤独感的特定内容。“《新生》的流产、辛亥革命的失败、五四的落潮及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以及麻木的看客，还有在个人生活上母亲给他找了个旧式的妻子等等都让鲁迅体会到了虚无和孤独。但在面对人生的绝望与荒诞时，鲁迅反对通过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有关于自杀的论述。虽然对秦理斋夫人、阮玲玉等不堪忍受社会压迫而自杀的弱者持有深切的同情，但同时他也谈到了自己对自杀的态度，他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也不预备自杀的”，因为“自杀是卑怯的行为”。

（二）直面绝望与荒诞

1.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形象

在神话里，我们看到的西西弗斯是这样的：“一张因痛苦而扭曲了的脸，紧贴着石头的面颊，被石头紧紧压迫着的肩膀，插入石头之下的赤脚，青筋暴露的臂以及沾满尘土的双手。”诸神本以为他会被悲惨的命运打垮，但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比诸神更坚强。

加缪在他的著作《西西弗斯神话》中所昭示的故事意义并非在于西西弗斯没完没了地经受徒劳无功的苦役之罪，而是在于：西西弗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劳作的无意义性和悲剧性，但他并不悲叹，而是藐视天神的惩罚,用恒久的热情去拥抱自己的劳动，将其当作一种快乐的游戏。换言之，西西弗斯自知其处境，推石上山是他的工作。但在他心目中，将巨石推上山顶未必是他的目标，而推石上山的过程远比到达山顶更重要，更有乐趣，所以他并不悲叹，而是充满快乐与激情。正是他的乐观与反抗所带来的快乐否定了诸神的惩罚，由此实现了对荒诞命运的超越。

加缪进一步指出,通过对命运的不屈不挠的重新把握西西弗斯能够找到幸福,“假如他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苦难又在何方呢？”当一个人能够不靠乞求神所给予的希望和帮助而自行生活时，他就会成为自己的主宰，而纯粹的幸福就存在于这一主宰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蔑视征服不了的命运”。

从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西西弗斯面对那块无休止地升而复降的巨石时，他既是清醒的，又是高傲的。他清醒,是因为他知道无论多少次地将巨石推上山，那巨石仍将滚落到山脚下；他高傲，是因为那巨石无论多少次地坠落，他仍将竭尽全力把它推上山顶。他并不乞求神祇取消惩罚，而是以接受这一游戏来使神的愿望落空——惩罚将不成其为惩罚。他在精神上已经战胜了天神。因此可以说，西西弗斯是个体意义上反抗荒诞命运的真正的英雄，他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2.鲁迅笔下的“过客”形象

“过客”是《野草》中最为悲壮、最为醒目的战斗者形象。他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是孤身一人艰难地跋涉在这充满黑暗与荆棘的荒野上。他不知自己从何处来，也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只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就在前方，只认定前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唤他。

过客是坚强执著的，但前途又是渺茫不可知的。他走了许多路，身上的衣服破烂了，脚早已走破了，虽已疲惫不堪却仍然“困顿倔强”地寻找着人生的道路。在极度的劳顿中，他来到了一个人生道路上可以休息的地方。他本可以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不再前行。但对于旧世界的决绝态度和对于生存意义的执着追求，让他毅然拒绝了老翁让他“回转去”的善意劝告，也婉谢了女孩馈赠的裹伤的布片。面对着前头的荆棘与坟墓，面对着人的生命的终极死亡，过客依然“昂了头”，奋然而前行。

鲁迅在回答一位青年读者的提问时，曾对《过客》的主旨作了这样的解释：“《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可见，具有坚韧跋涉、困顿倔强的精神特征的过客形象，正是鲁迅作为负戟独战、上下求索的战士的化身。

过客所有的抗争和追求都化成了一个执着的动作：“走”。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样，他的努力一刻不停，在奋斗中充满激情，坚定地孤独地走向那不知尽头的磨难。在这里，“走”已成为一种生命的流程。西西弗斯在不停的劳作中将命运的悲哀转化为了生活的快乐、充实和反抗命运的激情；而过客则在单枪匹马的“闯”的过程中，肩负着生命存在本身自觉的责任与重任——即寻求变革社会的良方，寻求反抗黑暗的武器。相比而言，西西弗斯承担的只是个体一己的命运，因而可以举重若轻，化悲为乐；而过客作为一个上下求索、探究民族自新之路的先驱者的象征，他所肩负的民族重任和面临的险恶困境，使他更具有勇士的苦战和英雄的悲壮色彩。

在荒诞和令人绝望的命运面前，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和鲁迅笔下的过客首先都能正视自己的生存困境，对眼前和未来的境况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西西弗斯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遇,他异常清醒而坚定地接受这种惩罚,毅然决然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过客则清醒地认识到身后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残酷、黑暗、压迫和摧残的世界,是一个非人性的令人窒息的世界,所以绝不回转去；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前方寻找光明与希望的艰难和漫长,以及前方惟一的终点——“坟”。意识到了绝望的处境却并不甘于绝望,并且起来反抗这绝望之境,这正是西西弗斯和过客的共同态度。

（三）强烈的悲剧精神

对于反抗绝望与荒诞，鲁迅与加缪能否成功呢？答案也许是否定的。因为只要人还活着，绝望与荒诞就不会完全消除。鲁迅对这个世界的奋战并没有胜利，虽然他全力厮杀，人间的地狱却并未损坏，国人仍在安于“自欺”与“欺人”，即使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心中的犹疑与绝望也依然徘徊不去；加缪著作《鼠疫》中里厄虽然尽力去救治病人，但迎接他的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而且鼠疫虽然退去，但鼠疫杆菌却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也许有朝一日又会再次出现在某座幸福的城市。

鲁迅和加缪对堂吉诃德这位疯子式的西班牙骑士都曾经表示过极大的欣赏。鲁迅认为堂吉诃德那种敢于行动的精神要优越于社会上那些只说好话、但并非战士的“人道主义者”；加缪认为堂吉诃德不屈不饶地战斗，永远不甘心失败。

鲁迅与加缪就是现代社会的新的意义上的堂吉诃德，是这个荒诞的无神的世界中思想清晰而且不再怀有希望的人，他们就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明知无法逃脱宿命般的命运，却仍然和命运作不屈的斗争，虽然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正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却更强烈地表现出反抗的执着与决绝，给后人一种灵魂的震撼。

四、反抗的不同归宿

鲁迅始终将个体和民族联系在一起，从群体中获取力量来对抗个体的绝望，“他反抗的绝望的力量，不仅来自尼采的强力意志、超人学说，同时也来自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⑦由此可见,鲁迅的反抗是以个体为出发点，但它的最终目的却是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他主张“立人”就是要求人必须“自别异”，“独具我见”，“朕归于我”，“不随风波”。但这些主张的目的都在于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的绝望既有来自对个体存在的深刻认识,也有对中国现状和传统文化的失望。所以他反抗绝望不仅有内心的绝望还有反抗绝望的现实。“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个先驱者为了自己的民族和族人，甘愿承担重任牺牲自己。在鲁迅小说《药》中夏瑜就是一为肩住闸门的先驱者，这种肩住闸门的行动，让鲁迅超越了个人的死亡和绝望，也是作品超越了国度和时代。鲁迅在《华盖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怕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时我转辗而生活在风沙中的瘢痕。”

加缪的反抗是从个体出发又回到了个体，并以个体为终极目的。他把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幸福放在最高位置，反对任何损害人的尊严的行动，更反对暴力和死刑。《正义者》中卡利亚耶夫因不想伤害儿童而不忍心投放炸弹，从而导致了革命党人的行动计划失败，最后不得不牺牲自己完成任务。加缪在这部作品中表明了自己反对在革命中运用暴力手段的立场。在《反抗者》中加缪试图从哲学、伦理学、文学、政治等四各方面来讨论革命、暴力和专制问题。在他看来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反抗就已经堕落成革命了。革命中的暴力恐怖不但摧毁了人的尊严，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因此应该反对一切在历史中合法化的暴力。加缪用自己的“地中海思想”来限制反抗，认为反抗要在否定和肯定的平衡中进行，反抗的界限和限度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即人的尊严。“为了生存，人必须反抗，但他的反抗不应该超出他本身所具有的局限，在此局限内，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始生存。”而“一切允许自己否认或者破坏这种合作关系的反抗，同时也就失去了反抗的资格，而在实际上沦为罪恶的赞同行为。”加缪对整个人类都有一种博爱的思想，关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安危，在他那里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他的反抗哲学最终成为了以反抗为核心的新的人道主义。

结束语

    鲁迅与加缪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位时代思想家在面对人生的绝望与荒诞时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反抗，虽然生命充满了强烈的悲剧精神，但两人对待人生的绝望与荒诞时态度积极，并没有选择自杀这种逃避的方法来结束人生的绝望与荒诞，而是直面人生的绝望与荒诞，并且反抗绝望与荒诞。从两位作家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存在种种无法消除的障碍和困境，但人们只要不放弃抗争和追求，不放弃奋斗和拼搏，那么，奋斗的过程和追求的过程中的渴望、激情、悲欢本身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就是生命的至美。因此可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始终如一、持之以恒的行进过程中完成对命运困境的超越。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95页

②加缪，加缪全集（卷4）[M],柳鸣九、王殿忠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15页

③佛勒姆，逃避自由[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8，第302页

④周国平，诗人哲学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56页

⑤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98页

⑥邹铁军，当代西方哲学思潮[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89页

⑦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05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

[3]加缪，加缪文集[M]，郭宏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4]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M]，三联书店，2007.10

[6]余杰，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J]，社会科学论坛，2005

[7]韩小龙、程金城，颠覆与建构——鲁迅与加缪悲剧观比较研究[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8]王伟力，命运困境中永不停息的前行者——加缪、鲁迅、史铁生笔下的命运抗争者形象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9.3

[9]赵艳华，论鲁迅与加缪的反抗哲学[J]，2008

[10]加缪，鼠疫[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1]陈昉，不同的国度相似的灵魂——鲁迅与加缪反抗之比较[J]，长沙大学学报，2007

[12]杨卫华，论加缪的荒诞观[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