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x和mkc:从杜牧看中国古代文人与妓女的关系

                          从杜牧看中国古代文人与妓女的关系

  论文提要：  文人与妓女自始都带着一层似乎无法化解的暧昧关系，其间之复杂纠葛历来为世人所乐津，却又始终说不清其原委，古今如此，中外皆然。特别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国，因其更为特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使得这层关系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和耐人寻味。

     杜牧是中晚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与李商隐并誉为“小李杜”。其文才韬略，在当时已广为人赞。但无论诗人有何等才干，何等抱负，却生不逢时，在那样一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落日帝国里，我们只徒感一层王朝末路的悲怆和英雄待老的无可奈何。

     那么面对如此的社会现实，诗人想挽狂澜于既倒的理想随即破灭。从现代心理学分析的角度来看，当人的一种欲求遭到阻碍或被否定时，人的本能会做潜在的心理调整，转嫁这种诉求可能，以期心理的平衡。这种心理的调整和欲求的转嫁是因人而异的，有其社会环境和个人特性的影响。诗人天生才情，敏感思捷，当遭遇和众多古之先贤同样的报国无门，满腹经纶无处可用，怀才不遇的苦闷境遇时，这些文人无一例外地迷醉于花间风月，流连于秦楼楚馆。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杜牧也没有例外。

    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命运归宿，我们应当怎样去看待、其起源于何、最后又是怎样深入我们的文化基因，从而形成对后世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有着巨大选择导向影响的传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文人与妓女最初的结合我们现在并没有直接的传世资料可以佐证。现在不少论述有关古代文人与妓女始于何时又因何结缘的资料和文章，大多数都是从二者相同的社会境遇来进行论述和推究的，带有心理上同病相怜的趋同倾向，这种研究方向有其合理之处，但并非十分科学，对其起源的交代更是模糊。也有学者从古代妇女与社会这一个视角来进行分析的，但范围太大，对原因的论述也缺乏说服力度。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妓女的起源是非常早的，祥看王书奴编著的《中国娼妓史》一书。先秦以前就有了“秦楼”、“楚馆”这样的场所，其实就是妓女的大本营。并且最初的妓女地位也并非今天这样低下。在古代，妓女也即伎女。她们的生活与今天相反，应该是非常高雅的，达官贵人愿意去这些“花街柳巷”，起初不是色欲的诱惑，而是伎女们多才多艺个人魅力以及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给他们带去了愉悦的享受，才使得这些贵人频频前往。

那么是什么原故使伎女变成了妓女？原因有三个，其一，留宿现象。古代文献载有不少贵人“流连忘返”的事件，但只是偶然的现象，并非风气。我们不管留宿的原因如何，但留宿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贵人们平时都只是欣赏到伎女们的才艺、曼妙的舞姿以及她们的蜜饯甜言，当然也有不少是打情骂俏，这就带有挑逗的意味了。但这时候她们的这些举动和言行都只是招揽客人的手段，与她们苦练才艺以博取客人返顾的动机是一样的。一旦留宿，不管出资多少、承诺多少，结局都注定了，这是留宿的必然后果。其二，私会，有些贵人会出重资邀请一些伎女外出赏游，单独和某个伎女幽会，这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妓女”萌芽暗滋。其三是中原受到了野蛮的异族的统治，于是那些野蛮的鄙视中原文化的统治者，把“妓女”、“文人”、“乞丐”放到了一起。“妓女”和“文人”变成了乞讨者，地位愈来低下。

对于伎女们来说，比起千辛万苦地操习技艺，陪人玩游不仅自己爽心悦目，而且来钱更快。长时间是相处之后，她们也变得更加开放，孤男寡女之间的交易就在所难免了，渐渐的甚至成了理所当然。特别是对那些才艺略缺或是貌不甚美的伎女来说，肉体是她们竞争力中一个很重的筹码，发展到后来甚至是唯一的筹码。伎女顺利转型，很自然的成了妓女，她们的地位随之下降，世人对其之评价也有高雅而庸俗。她们为社会所唾所耻，她们活跃的地方被叫做花街柳巷，她们也被贱称为烟花女。

妓女的发展演变可以参照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邵雍《中国近代妓女史》，内容详备，此不予赘述。从中可知，在后来的发展中，妓女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历史的发展中纠结缠绕不分，最有意思的是二者竟有“荣辱与共”的惺惜之情。文人在妓女的身上找到共鸣和安慰，而妓女也在和文人的交往中提高她们的地位，特别是一些略有才情的妓女作诗文和答文人，大有接续古风之意。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妓女身上寻获爱情，即情感的寄托。杜牧就作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以妓名为荣之态跃然纸上。杜牧重情义，是一个痴情儿，对妓女也是有情有义，他在扬州做官时写下这首名诗。妓女一般都有相当高的交际素养，能够洞悉文人，特别是失意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知道他们心理的缺失，从而很容易抓住其失落之软肋并为其宽慰解忧。同时妓女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特而不可忽视的群体，具有充分展现人性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在身心上的释放，使他们在欲望面前毫不遮掩，也无须遮掩。这样一来在文人心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青楼的女子最解风情，是人间的知己红颜。加上文人落魄失意时凄然之处境又恰与青楼女子那种无奈暗相契合，又多了一丝丝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于是很自然地文人和妓女就在心灵深处相互依偎，在潜意识里相互怜悯和接纳对方了。　

在妓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自身的虚无感。我们可以发现部分的妓女同样具备过人的才思，甚至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在走入他们的世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对人世过于透彻而导致了对妓女身份的无所谓。而有些妓女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对人性却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牧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并非只是贪恋与妓女邀游的种种美好记忆，也流露出诗人的迷茫，从他“青楼梦好”的言辞中，更多的应该是看到当时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面对不堪的社会现实前的苦闷彷徨和无可奈何，这种放纵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如果一个社会给它的时代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后的温床是妓女的怀抱，那这个社会已然堵掉了所有的门径出路。当文人在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时，他们更多是从某种寄托上来寻求价值的消解的，政治理想的不如意或者破灭，让文人敏感带的情思带有一些神经质的冲动。

但这样冲动又是矛盾的，包括杜牧、白居易等等许多文人无论是在他们的生活还是在他们的诗歌中都流露出这一点，都是些无奈之举。在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传统中，文人再不作清高，而妓女也更能透析文人的心态，不管是在专门的妓女史研究还是一般的社会风俗研究中，妓女总是文人最后的归宿。文人本就心思细密而多情易感，对事业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时时都纠结在他们的心中，然而社会的现实往往与其理想背驰，当他们的理想抱负成空，很自然地这些知识分子会投向佛老和情感，这里的情感当是诗人爱情理想的归宿。这里提到了佛老，但是中国古代是知识分子其实真正向佛的并不多，包括像王维这样的浸透佛老气息很浓的诗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白居易亦然，有佛老之心，但他比王维要“世俗”得多，公开养家妓，而对于像杜牧这样的风流多情的诗人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人的这种妓女情结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辩驳的，于是对妓女命运的关怀和同情也即是另一种角度的自我命运的关注，并且再也没法具体分开。杜牧 《杜秋娘诗》，对妓女的命运境遇表以极大的同情，怒喝统治者的暴戾无情，本诗最后“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维”，结合全诗来看，诗人企图追探杜秋娘这类人如何命运无常，却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而陷入了宿命论的迷茫中。同时从提出的问题本身来看，诗人也在探索人生意义的最后归宿问题。使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妓女这两个特殊的群体在自身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正体现了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尴尬境地。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妓女的身上寻获创作灵感。其实应当说“妓女”和“文人”是一起兴衰的，有句话叫“娼兴则文兴”，看来是有道理的。“才子佳人”才能演义美好故事，当然了“佳人”也可是“妓女”。“杜十娘”曾经就是在妓院里的。“妓女”是漂亮性的、是多面性的，接触的人也复杂，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所以故事也多，描写起来也有可写的。是这些解人风情的妓女给了文人莫大的创作灵感，才使得我们今天的文学宝库是如此的璀璨多姿。 

杜牧之若非“青楼梦好”，岂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他对妓女的那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如果不是与妓女们交心的来往，怎么会有那么激切的感情。纵观中国文学史，写妓女的诗歌不胜枚举，许多好的诗歌都是与妓女有关的，柳永一个集子差不多全是写妓女，足见妓女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有学者甚至有这样的假设：中国的文学里，如果抽掉写妓女的文章，中国古代的文学将会黯然失色。这样说未免夸张，但不无道理，纵观文学史，有多少篇章是写青楼妓女、花街柳巷的，而且，写得最精彩的也往往是和这些风尘中的女子有关，多情细腻缠绵，这正是文人和妓女之间一往情深的结晶。

  文人和妓女共同的命运浮沉可以很明显的从中国文学盛衰之史去找到证明，最典型的莫过于宋代和宋以后朝代，宋代可以说是妓女最活跃的时期，文人与妓女交游唱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名世千古的诗词，宋朝以后，“妓女”行业不景气，可是因为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毕竟是思想封建的，没有太多的可彰显的故事，没有太多的喜怒哀乐，三从四德的思想，使“文人”描写起她们来，无从下笔。“文人”为了吸引读者，最后也只好写神怪了，什么仙女、狐女、鬼女等等，大概元朝以后，描写男女的基本是这个路子。还有一本“红楼梦”来了个家庭女人物的大全，以后的文人因为没有“妓女”助阵，也就没有办法突破“红楼梦”了。没有“妓女”职业，文学也跟着衰落了，一直到现在。现在虽然的没有“妓女“职业，没有妓院了，但妇女解放了，“文人”于是开始写“情人”，写“二奶”、写“自己身体”，写“下半身”，写“同居”，写“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