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拉克srx车内后视镜:中国历史上的青楼选美

最早的“美女经济”与选美“潜规则”“美女经济”是时下一大热门。各类“选美”或变相“选美”大赛，为电视台挣得可观的广告额；各类汽车展也离不开“香车美女”的组合式展示，甚至美女车模在展厅的聚焦度往往超过那款新车…

宋代“评花榜” 青楼选美是最早的“美女经济”
其实，由“美女文化”衍生的“美女经济”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在中国古代就曾盛行一时。远在盛唐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妓歌女往来，诗酒唱和，诗人常赠诗名妓，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到了北宋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妓的“选美”活动。

青楼选美有个很优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评妓女的等级优劣；花案，即指评定妓女优劣的名单，这可能与古人喜欢以花喻女人有关。最迟在距今九百多年的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就已有“评花榜”活动。当时汴京名妓郜懿以美貌著称，被文人词客品评为“状元红”，曾红极一时。明代中叶后，“评花榜”更为盛行。冯梦龙《情史·情痴类》中就记载了由当时文人才子评品出的“金陵青楼十二钗”，只不过她们不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之流，而是分别姓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的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妓。

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挪揄与嘲讽。

“评花榜”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名妓，所谓“名士品名花，名花倚名士”。这多多少少有点像当今的某些明星，往往被某个名家一捧而一炮走红。同时，这种畸形的“选美”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楼、酒馆等行业的繁荣。尤其是在清朝末年，由近代报馆主办的妓女“选美”大赛，对当时传媒业、照相业、服装业的拉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青楼女子中“评花榜”，应该可算作是最早的“美女经济”。
清末上海十大名妓青楼选美“评花榜” 的规则
与时下的各类“选美”大赛相类似，“评花榜”前，组织者要先选好“花场”，订立评选章程条例，其评比内容则是令当代美女们望而生畏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那年月尚无正式的公证机构，所以在评选议程中可省略掉“请公证人员致公证词”这一项。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便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妓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十倍”。评选前后，当地旅馆、酒肆自然暴满，生意空前兴隆。

“评花榜”通常由当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担任评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们的评花鉴色的眼力；而富商，则更多是因为他们是赞助商的缘故。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藻名妓，一时称为盛况。有好事者撰出《燕都妓品》和《金陵妓品》，依据“品、韵、才、色”把名妓分为四种风格，这也成为后来“评花榜”的四条标准。万历时期冰笔梅史以燕都妓乐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淮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别划分等级，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
晚清沪上青楼的酒局，客人在堂子里摆酒席，妓女陪座侑觞，拨弦清唱 点石斋画报描绘的晚清上海妓院“春色”
青楼选美“评花榜” 的发展
明崇祯年间，金陵城曾在侨居水阁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评花榜”活动，四方前往观赏的士人富商的车马挤满大街小巷，水阁外排列的船只像一堵墙，梨园子弟则分三班连场演戏助兴。最终被评为第一名的王月封号“状元”，在鼓乐声中坐上百花簇拥的“状元”宝座，用金杯品酒，颇为荣耀。有人还题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大家可想而知，如此闹腾几日，城中从事“三产业”的老板们只得临时请短工帮衬了。

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选举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而清初的社会风气没有明末那么开放，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

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到清朝末年，随着近代报业的参与，“评花榜”与现代的“选美”在形式上更为接近。《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上海凭借《游戏报》进行“评花榜”活动。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评选最受关注。评选采用投票方式，分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得票者均列在三甲，并在报上公布中选者的姓名、玉照、住所，还附上文人们附和的酸溜溜的赞词。李伯元一次评选活动做下来，其报纸销量骤增，广告额翻了几番。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上海的照相业刚刚起步，由于“评花榜”中刊登青楼女子的玉照，也勾起了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们照相的欲望，使各照相馆门庭若市。参评青楼女子时尚的服装，一经报纸宣传，也被广大良家妇女所效仿，带动了服装裁剪业的兴隆一时。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 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上海尚仁里妓女李金凤，1904年获得《繁华报》花榜第三名，自是艳名大播 青楼选美也有“潜规则”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

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

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
清末上海名妓清末民初青楼选美背景中的社会心态
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

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
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
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
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

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晚清上海名妓，时尚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