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改革共识，需要回到改革原点——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

    在这段途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几千里，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这位小个子的伟人一边调研视察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崭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南方讲话”。它将笼罩在国家政治天空中的阴霾以及改革者们心头的乌云一扫而空，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

——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中国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自此以后，以“三个有利于”为代表的新的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共识，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历史也证明，正是“南方讲话”开启了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持续景气之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全社会充溢自由创新的繁荣气象……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而非被迫)融入和拥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0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几乎悉数沦陷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一跃而位居全球第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当今国际上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但离开了强大中国的参与，几乎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古老中华神州历经百多年浴火重生，再度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

    但反观中国自身，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如近年来各地此起彼伏的不安定迹象所显示的那样，亦如有识之士一再忧心忡忡地指出的那样，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眼下正进入一个关键的“瓶颈期”或“攻坚”阶段——国民经济连续数十年快速发展之下积累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其中最为人民所关切的是贫富分化严重、贪污腐败横行、生态环境污染以及全社会普遍的道德滑坡和价值缺失。

    这需要我们痛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然而，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之处，他们曾是改革的热心支持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仅仅“做大蛋糕”（所谓“发展”）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诉求，如何“切蛋糕”（“分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转而利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试图在立法、行政等各个领域里，将尚存诸多不合理性、原本属于改革中途的“过渡体制”永久地固定下来，从而谋求本集团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全新而复杂的形势下，就不再像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因为不再有“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之虞，因为不再有共同的敌人（令全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极左路线），改革已经失去共识。

    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有所改变，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变的方向和手段南辕北辙。如果说当今中国社会还存在什么共识的话，这大概就是唯一的共识。

    因此，为今之计，要重启改革，首先就必须重新凝聚改革共识。而要重新凝聚共识，就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回溯到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巡讲话”的现实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倡导的伟大变革包含了无限丰富的含义。但若究其核心，我们认为，精髓大致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在原则层面，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它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试错的过程，不存在事先规划好的完美蓝图，也不囿于任何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只要在方向上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就都可以做。所谓“摸势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试了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不管白毛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

    第二，在操作层面，改革最主要依靠的是民间自发的创造力，它是自下而上的，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容许和鼓励人民群众推动的变革。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一切改变现状的举措都是改革，当今无处不在的各级政府打着改革旗号行收权和集权之实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反改革的。

    的确，在“南巡”20周年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开放的任务，也许要比20年前更加困难和繁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样。但我们认为，改革的宗旨和它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并没有丝毫改变。只有继续遵循上述这两条指导思想，才能够引导中国社会成功地走出当前的困局，迈向更大的成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未来的执政集体再也不可能拥有当年邓小平那一代领袖那样的权威，这既是客观历史造成的，其本身亦是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社会变革的结果。而在这样的基本政治前提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非个别伟人强人）推动下一程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就是唯一之正途。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几乎没有设计过任何具体的改革政策，凭着对中国人民深沉的爱以及从几十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懂得，只有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国家政治的束缚中最大限度地挣脱出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国家民族才会有真正的前途。这条质朴的道理，应当长久地照亮21世纪中国的前进之路。

    写于2012年1月17日，本文系我应约为《新京报》撰写的2012年1月18日社论，有删节和改动。见报标题：重温“南巡讲话”，凝聚改革共识；链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01/18/content_31107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