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肚子饿了资源:教育除了“政绩”，剩下的仍是难题

教育除了“政绩”，剩下的仍是难题

作者：吴非

 “克服‘应试教育’倾向” 

今年，看到期望已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很多教师已变得比较理性，不抱幻想，也不放弃。比之工业商业的发展，教育的特征就是“慢”；在中国社会，更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高中阶段教育”有“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克服‘应试教育’倾向”的表述。这里不用“消除”，而用“克服”，措词比较客观。除了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不得不坚持相对比较公平的高考制度，还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并形成了产业链、利益链，同时，基础教育界尚未能真正建立起有利于开展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也没能组建强大的具有科学态度的、能从事素质教育的队伍。2020年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我很担心到那时“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变成“普及高中阶段应试教育”。有没有可能？但看各路神仙在各级领导指挥下打着素质教育旗号搞应试教育，教师丧失教育理想，教育界说假话成风的现实，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升学率成了“政绩”，就不可能不被“追求”。很多国家在基础教育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应试狂潮，相对于贫穷落后的国力，这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然而如果认为这种模式就是真正的教育，并且把这种对教育的曲解认作教育的本质，那必将剥夺教育长远发展的可能。

2010年一切如常，基础教育界仍然在和顽固的应试教育展开拉锯战，虽然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素质教育仍将处于守势。各地教育管理部门一如既往地“实抓升学率”。媒体一方面讨伐应试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一方面也继续鼓吹“高考名校”。落后的教育观到处渗透，习非成是，甚至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今年6月底，央视在高考结束后，反复“提醒广大家长”，指导他们“如何填报高考志愿”，竟然忘了上大学的是高中生，选择志愿应当是学生自己的事，而不是家长！这种笑话，每年都有，2010年好像更加正常了。北大清华两所名校为宣传争夺“状元”的实绩，竟然在媒体上打口水仗，活像两名小老板为抢生意当街争吵。

“钱学森临终之问” 

今年继续热议“钱学森临终之问”。相关言论很多。但多数评论只批评高等教育缺乏创新精神，而忽视基础教育的落后。基础教育的落后不完全在于资金的投入，而在于没有确立符合教育规律的基本观念，缺乏“人的教育”的理想，缺乏长远的培养目标。当一个人结束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进入大学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充填了一部分基本内容，思维已经体现出一些基本特征——也就是说，12年的基础教育给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果他在这12年中已经成为一个为了名次、为了考试分数而不懈奋斗的人，那么，即使他进了大学，怎么还可能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又能有什么“创造”呢？问题出在18岁之前。

“去行政化” 

中国的“教育病”往往一脉相承，高校有，中学一般也会有。比如，高校“去行政化”之议在教育界之外动静不大，但在中学却引起热议。按说基础教育界更应当“去行政化”，目前很多中学校长对自己的“正处”、“副处”相当在意，不但校长注意自己的待遇，学校之间也往往以此比高低长短，严重到各校的中层干部也对号入座，“参考”出自己的行政级别。原以为如果“去行政化”，大家都少去了许多烦恼，皆大欢喜。令我意外的是很多校长反对“去行政化”。在一次“校长沙龙”上，有几位校长坚决表示不同意中学“去行政化”，有位县中校长悲愤地说：“我是校长，正处；过去如果见局长，他比我级别低，不敢不见我；以后我没‘级’了，他要是关了门不理我，我有什么办法？”

但是，校长保住自己的“正处”，老师们也麻烦。南京曾有个校长把自己的办公室规划成 150平方米，带卧室和洗手间——你让他“正处”，他就敢僭越成“正部”，排衙视事，把一所中学搞得像国务院似的，连中层干部汇报工作，也必须经过“校长办公室”请示安排具体时间，很过瘾。对这样的校长，不管是否取消他的级别，他是一定要这样当土皇帝的。相当一批低学养的校长经不起金钱诱惑，把教育界当作名利场，成为不学无术的贪腐之徒。所以关键不仅在学校能否尽早“去行政化”，更在于学校怎样产生管理者，要有制度建设。如果中学校长仍旧由体制“外控型任命”，如果体制仍然把那些缺乏教育素养、没有学科教育背景的外行派到学校，那依然于事无补。如果校长是选出来的，并且他的权力受“教授团”或“教职工代表大会”监督，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