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大庄园专卖店: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5:41:46
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在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广东模式研讨会上发言

冼岩来稿/
一,我赞成前面海波的说法,讨论问题首先要面对真问题。在我看来,思想解放就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我是从两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话的。如果思想解放成其为真问题,那就意味着,一定有某个东西束缚了你的思想,要突破这种束缚,寻求解放。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官方正统的马列主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需要思想解放,这可以成立;如果说10年以前,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需要思想解放,这也可以成立。但现在官方正统马列主义的思想束缚早已被冲破,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被大
骂了好几年,其代表人物如张维迎,在公众场所已经是灰溜溜的,只能在小圈子内自得其乐。现在中国正处在思想多元时代,我看不出有哪一种思想观念强大到了可以束缚不同观点的地步。(chinesenewsnet.com)

如果说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解放思想,好象我们面对的问题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个思想问题,一个观念问题,改变思想就能解决问题。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言论平台上摆出来,决策者可以借鉴。因此,今日中国的问题绝不是看不到问题所在。当局并非看不到问题,我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问题,提出的问题,当局都已经看到,可能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但是它无法解决,它做不到。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所谓思想解放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做不做得到的问题。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做不了”的问题。(chinesenewsnet.com)

胡锦涛也好,或者谁也好,只是一个人而已,他要推动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权体系,整个体系要有一个配合,他的意图才能得到贯彻。但现在这个体系已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上面的决策、思想,如果有损既得利益,不是出不来,就是在执行中被扭曲、走样,这样怎么可能推得动?这才是汪洋提出“解放思想”的针对性所在:他希望通过舆论和示范,将整个体系推动起来。大
可以想象,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能推得动的。你说的再好,也不如他自己的利益好;他不会因为你说得好听,就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chinesenewsnet.com)

前面提到新自由主义,有人说新自由主义没什么不好,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其实,新自由主义本身肯定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在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它并没有造成多少实际危害。因为美国并不是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设想来做的。弗里德曼反复说,这几十年来美国的自由主义越来越少了。确实,在发现新自由主义原则不利于本国利益的地方,美国是毫不犹豫将它抛到一边的。例如贸易壁垒,这是新自由主义反对的,但美国毫不犹豫就做了,对中国的贸易壁垒越垒越高,越垒越厚。(chinesenewsnet.com)

美国本国虽然不一定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对外评判时却完全使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尺度标准。这主要是因为两点,第一,这种标准有利于打开别国门户,符合国际资本,特别是一些跨国集团、金融资本的利益。这个国
的政府要服务于这些利益集团,就必须以新自由主义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第二,这套话语容易削弱、瓦解“潜在对手”,不但瓦解其经济体系,甚至瓦解其政权。正因为如此,西方国才在对外话语上高度认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并将其提升到一种道德的高度。(chinesenewsnet.com)

那么,我们国
为什么就那么傻,完全把这一套接过来了呢?我认为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也只是在话语层面上把它接过来,并没有完全那么做。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否则不能解释国企为什么越来越大。但在话语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被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为什么?主要是1992年决定市场经济时,当时有一个特殊背景,反对市场化的人很多。为了减少阻力,将改革推动下去,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虽然“不争论”,但总要有一种声音出来,不能是一片空白。此时,需要选择一种有利于市场化改革的声音,于是,将市场推到至上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与官方的要求相一致,被默许占有了话语霸权。(chinesenewsnet.com)

还有一种趋势,当时中国急于向主流国际社会靠拢,想要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和国际接轨,所以就接受了西方国
以新自由主义作为评判体系的一套话语。接受这个国际标准后,更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在国内的话语霸权地位。再加上“不争论”,不同的声音迟迟出不来,使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延续。但是必须承认,这个霸权毕竟只是在话语上的,并不是所有政策都照此去做。(chinesenewsnet.com)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为我所用。利用什么呢?主要在一个方面利用了,那就是利用这套话语把原来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放下了——不是说市场能解决问题吗?那就交给它解决好了,我就不管了。住房也好,教育也好,医疗也好,政府趁机利用这个话语主宰意识形态的机会,主宰很多人头脑的时候,来了一个社会责任的大撤退。撤退的结果是,使社会的资源、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向政府转移,发生了这样的财富转移过程。(chinesenewsnet.com)

另一个转移同样发生在1990年代,由于实行分税制,资源和利益开始由地方向中央集中。这两个转移过程一发生,社会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就集中到了中央政府手中。1990年前期,一些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要办事拿不出钱来,现在当然没有这种情况了。那么,中央在集中财富后,做了些什么呢?主要做了两个事,一是给公务员涨工资。例如深圳地区,公务员十几年工资涨了20多倍,全国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公务员这些年工资涨的特别快。另一个是给军队增加投入和经费,军队也涨工资,许多离开军队很多年的,和军队已没有关系的,不断被叫回去领钱。一个是军队,一个是政府,还有就是到国外到处送钱,免除人
的债务。这是一个方面,目的是稳固政权基础。(chinesenewsnet.com)

第二个事就是搞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基础投入。例如道路、通讯,国
投入了很多钱,就是搞了经济建设。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大。这一点,也和政权的稳固有关,使国对经济更有掌控能力。(chinesenewsnet.com)

在这里发生了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把全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到中央,第二个过程是把这个钱再花出去。在这两个过程中,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掌握了大量权力,再加上市场化背景,于是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不断膨胀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两个过程和一个市场化的背景,使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庞大。特殊利益集团原来也有,包括1990年代以前,也有腐败,也有特殊利益集团,但它可以膨胀到今天这种程度,影响力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和上面说的过程与背景分不开。(chinesenewsnet.com)

既然这样,不管是广东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发展”虽然还能进行一段时间,但这个“发展”绝对不会是“科学”的,也不可能持久。例如,要科学发展,就要关注民生,就有一个分配公平的问题,就必须触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特殊利益集团以权力为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成为“利益相关方”,他们不支持,再好的建议都出不来。也有可能出来,但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被扭曲。所以说,真的要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话,首先不要说那么多大话,不要唱什么高调,什么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的解决,最终又会绕回到这个关键点上来。现在的领导人早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胡锦涛多次强调党和腐败势不两立,不反腐败就是死路一条。这些话都说了,但就是做不到。迄今为止,我也没看到体制内外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成熟方案。(chinesenewsnet.com)

这才是中国的真问题,而且是总问题。(chinesenewsnet.com)

二,回应前面飞龙和安东关于思想解放的不同意见。我同意安东的说法,新自由主义至今在中国还有很大势力,甚至在体制内高层也有很大影响。但是,这已经不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不能让它存在,不能让它有影响,那你就不是在解放思想,而是在试图统一思想了。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有东西把思想禁锢了,你要将它解放出来。我们现在能够在这里骂新自由主义,包括在公共舆论范围也好,在体制内外也好,都有这样的声音存在,所以我觉得新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禁锢思想的能力,也就不是解放的问题,而是各种不同声音在交锋的问题。就算是新自由主义,也应该让它有存在的空间。自由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也好,作为多种声音之一,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