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壁纸尺寸多大:张勤德：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训 (转载)

2008-06-05 | 张勤德：催人警醒的改革十大教训 (转载-B)

　　 催人警醒的十大教训

　　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但是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隧道尽头是曙光”。只要我们真正汲取经验教训，就必定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以下十条教训，是特别催人警醒的。

　　第一，必须全面解放思想，彻底实事求是。全面解放思想，包括既要从土教条又要从洋教中解放出来；彻底实事求是，包括既要敢于对非主流思潮又要敢于对主流思潮一分为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于主流思潮来说，尤其如此。就拿“主流学者”否认私有制有剥削来说，你实事求是地说明这种剥削的客观存在以及否认剥削会带来的危害，他们就不仅听不进去，而且会给你扣上“思想不解放”、“极左”之类大帽子。而实际上，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自己国家办的私有制企业有剥削而不承认他们在中国办的私有制企业有剥削，是说不通的；承认三资企业有剥削而不承认私营企业有剥削，也是说不通的。反过来说，否认私营经济有剥削，就会导致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剥削制度，否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被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阶级这种客观实际。这样问题就太大了。人所共知，许多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如偷税漏税、搞假冒伪劣产品、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通过行贿“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等等。否认剥削，就等于说私营企业数万亿元的财富都是老板个人创造的，而1亿几千万工人（包括农民工）则是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饭桶；就等于说是黄世仁、周扒皮这些地主老财养活了工人农民而不是劳苦大众养活了他们。再说，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否认剥削无疑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历史，否认剥削无疑就是否定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GCD就是领导人民群众消灭私有制这一剥削制度，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政党，否认剥削无疑就是否定我们党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可见，这是一条底线，突破了它，那就绝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反人民的自由化改革，绝不是代表而是背弃人民利益了。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否认剥削当属最大的不实事求是行为之一；把承认剥削作为“极左”加以打压当属最大的冤枉事件之一。当然，有些同志不承认这种剥削是出于怕影响私营企业主积极性的好心，因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应看到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邓小平1981年12月12日在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科隆博时说：“我们欢迎外国来投资、办厂，这里面有剥削，但这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邓小平认为“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十六大报告也承认有“非劳动收入”。这当中，无疑包括了剥削收入。可见如实承认这一点，同时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会使私营企业主不敢赚钱。几十年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做到全面、彻底，不在时间、空间上留空白，不对任何人物、事物实行双重标准，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则，那是会使我们的思想陷入新的僵化之中，使我们党像后期的苏共那样不被人民看作自己的党，使我们的领导干部成为群众眼中嫌贫爱富的官僚政客的。到了这一步，就非常危险了。

　　 第二，必须把人民江山的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为此，应真正解决以下
六个问题：

　　（一）要如实承认敌对阶级的力量还很强。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如此。

　　（二）要认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同上，第383页），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苏东剧变得出的一条有特殊重要性的结论。资本主义复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看不到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上台的可能性，是产生“一手硬、一手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因。只有认清这一点，狠抓治本，才能真正解决“一手硬、一手软”这个“老大难”问题。
　　
　　（三）要牢记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常识的论断。政治所以占首位，在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政治来解决；在于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因此，把政治作为统帅、灵魂来领导经济，和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以经济建设这一项工作为中心并不矛盾，这正如党既领导经济建设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矛盾一样。

　　（四）要弄通“一个阶级把政权丢了，它发展经济便会成为一句空话”的道理。像苏东这样发生了剧变，显然谈不上发展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了。并且，原来的经济成果，也成了重新骑在劳苦大众头上的老财们的“嫁衣裳”。

　　（五）要掌握社会稳定的实质。社会稳定实质上在于政局稳定，政局稳定实质上在于政权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压倒一切实质上是人民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要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铁打江山，必须把防止资产阶级上台作为前提。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和前提，道理就在这里。

　　（六）要如实承认社会主义是一场社会革命事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暴力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一项内容；夺取政权和对私有制进社会主义改造，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第二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坚持反对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坚持反对否定GCD领导地位的斗争、坚持反对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刘再复等人大讲要“告别革命”，说穿了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最底层。可见，“告别革命”就是告别社会主义,停止革命就是开始复辟倒退。

第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策划的“软战争”，核心是把推行新自由主义作为侵袭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政策武器，由于有些国家在“主流学者”的引导下大力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因而，带来的问题特别严重。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极少数人的腰包，让他们一夜之间非法暴富；失业问题日益恶化，大批工人丧失了劳动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持续地相对下降；低端产品在恶性竞争中的大量出口逐渐变成国家财富流失到西方的一种形式，这种大规模的失血又导致国内再生产基础的破坏，导致经济不断萎缩，并最先影响到农村，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金融危机接连不断，把正常的经济秩序冲得一片混乱；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本来已相当尖锐，再加上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使政局持续动荡，如阿根廷半个月便换了5位总统；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受到很大损害；国家的管理职能被削弱，经济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以物为本的畸形发展模式大行其道，走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之路的主张受到排斥；助长了腐败现象，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等等。连《纽约时报》都不得不承认：“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制定了更毒辣的演变中国的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在“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侯经济”以“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其用心无疑是非常险恶的。但是实质上，这种方案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主流学者”垄断话语权，使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声音难以发出来。因为，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害，是客观事实，只要能够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彻底揭穿它的画皮，使其丑恶本质暴露无遗，它就臭不可闻了。

　　 第四，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做到陈云同志强调的“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真正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前在这方面不可忽视的一种倾向，是用僵化观念来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认为“左”在时时、处处、人人、事事上都是主要危险，都要把反“左”放在首先、着重、主要的位置上。由于这种倾向是以“左”的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即绝对化、简单化、教条化来看待问题的，是打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号进行的，欺骗性、危险性都特别大，因而非认真纠正不可。首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这就是说，任何时候都把“左”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风波时，在北京等地，平暴即进行反对自由化的斗争，显然是着重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任何地方都把反“左”作为着重要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胡耀邦、都在反对自由化上栽了跟斗，这就是说，在任何人身上都把反“左”作为重点，是错误
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一手硬、一手软”，其实质，是认为在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上，主要问题是软弱涣散即存在右的倾向。这就是说，在任何事情上都把反“左”作为主要任务，是错误的。当然，邓小平同志说过，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但从他把苏东剧变叫做“复辟”来看，他认为最终、直接、自觉葬送社会主义的，是右的、自由化的势力。因为和平演变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自我蜕变，俄罗斯现在的官员，多数便是由原来的GCD员蜕变而来的。可见，苏东剧变最惨痛的教训之一，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本人右而身在右中不知右，当然谈不上真正警惕右。由于当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基本特点是搞洋教条，盲目崇拜和照搬新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右倾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者竟能成为我国理论界的“主流”，足见其欺骗性之大，毒害性之深。我们一定要进行有效的斗争，以防止吃更大的亏。

　　 第五，必须用四项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改革开放。“改革”，可以说是20多年来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也是被搞得最混乱的一个问题。那些“主流学者”如厉以宁、吴敬琏等搞私有化的主张竟能以改革为旗号，长期以来几乎垄断学术理论界的话语权而且身居高位，因而被称为“主流学者”，就说明了改革问题混乱到了何种程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改革呢？

　　 首先，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这样一种质的规定性，决定那种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在政治上搞西方民主化，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的倾向，不是改革而是“改向”即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或者叫做自由化改革。其实质，就是搞和平演变。

　　 其次， 改革的目的，有三个层次：一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推进其他事业，三是通过实现最终理想共产主义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目的，决定那种“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实质上属于“补课（补资本主义的课）论”。

　　 再次，改革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如果不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真正动力即相信和依靠他们，使他们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主人，而是真正相信和依靠“自由化精英”，那是必定会使改革开放逐渐滑向和平演变的。

　　 还有，改革的对像，是一切不适应以人为本的整个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以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环节和方面。其中，无疑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中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等弊端，包括毛主席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就指出的领导机关中的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等等。只有既注意改革新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又注意改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中那些弊端，才能按照社会主义改革观的要求真正搞好改革。

　　最后，改革的标准，既包括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包括他强调的公有制为主体、不导致两极分化、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等等。否则，就会得出香港的生产力有所发展，便证明那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推行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之类结论。这样，哪里还谈得上“一国两制”？

　　可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自然也是改革之本；这些原则作为各项政策的基础，自然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原则是必须遵循的准则，基本原则更是如此，自然能够规范和指导改革。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应当为巩固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丰富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服务；为了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并顺利发展，必须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它。忽视用四项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改革，正是在改革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基本原因，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第六，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胡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重要性在于它正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怎样抓好发展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发展观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今后的实践，必将进一步证明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002年1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呼唤下一个伟大思想”。人民书写的历史将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便属于这样一个伟大思想。

　　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自然决定我们必须更新以物为本的旧观念。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发展下去就会逐渐滑向以资为本，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坚持以人为本，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必然会以民为本。胡总书记指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就是说，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根本动力、根本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人民主体论”，不仅尊重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而且使人民真正成为利益的主体、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主体；就要坚持“人民主权论”，使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都得到进一步的直接体现；就要坚持“人民利益标准论”，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包括改革和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就要坚持“人民利益价值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看成人生的最大意义。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胡总书记所强调的以民为本，是一种新民本主义。它的实质是指，人民是社会主义发展之本，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主义；社会主义与新民本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发展目标、动力、标准的全面性，即把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统一的目标、动力和检验标准，实行目标、动力、标准的整体性，反对片面、单纯甚至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动力、标准的错误倾向；必然要求我们坚持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发展的协调性，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向前发展，反对“ 一手硬、一手软”甚至为了经济的一时发展而牺牲政治、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持续性，使国家长治久安，使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得到保证，反对“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了一时的稳定而不顾长治久安的错误倾向。概括起来，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破除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动力、标准的“单边发展观”。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当前应坚决纠正和以资为本相联系的“两个不问”的错误倾向。

这是因为，在经济领域，这种倾向必然导致只把私有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导致经济无政府主义滋长蔓延，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导致诸侯经济继续座大，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受到抵制；导致过度依赖外资、外贸，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损害。

　　 在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倾向必然导致使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如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等被否定；导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泛滥成灾，使“私欲驱动论”横行无阻。

　　 在政治领域，这种倾向必然导致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使工农基本群众越来越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导致党员干部逐渐官僚化，使党群关系越来越疏远；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制式的政治体制看作进步的“民主潮流”，而把绝大多数人享有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民主看作“极权主义”，从而使人民政权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

　　 这种倾向的影响力之所相当大，当然在于他们打的是“改革”的旗号，在于一些人盲目求富而容易受骗等等，但根本原因之一，是它迎合了既得利益集团中一些人的需要。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上大讲“补资本主义课”那一套，竟能赢得相当一部分人的掌声；王东京不仅长期地到处宣传新自由主义，而且把它公开在报刊上发表；大名鼎鼎的新自由主义宣扬者竟然在北京被炒作出“张五常热”等等，都说明他们已嚣张到了何种程度。有句外国谚语说得好，上帝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主流学者”中一些人便已疯狂到了顶点。但物极必反，他们公开宣传私有化、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便成为自由化分子，至少是自由化的盲从者。这些人的狐狸尾巴被抓住以后，尽管会拚命反扑，但毕竟是纸老虎，终究是逃不脱失败命运的。

　　 第七，必须走好避免陷入“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在延安时期，黄炎培先生曾问毛主席，GCD如何避免陷入一些政党“其兴也勃”，但几代之后便逐渐消极腐败，丧失斗志，“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

　　在苏东剧变中， 虽有82%以上的平民群众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却由于“自由化精英”掌握着政权，使资本主义终于得以“复辟”。这个血的教训告诫我们，民主问题的要害，是什么人掌握民主权力，用这种权力干什么。政治民主的关键，是保证人民群众有切实的权力，能够选出胡总书记突出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并能罢免以权谋私、消极腐败、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这是既实在又过硬的一条，因而应成为衡量民主程度的根本标准。否则，政治民主便多半会成为一句空话。

　　由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商学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他们的民主权力放在决定性的地位，而绝不能用“精英民主”去取代、否定平民民主，绝不能容许“精英”们像苏联的同行那样由以权谋私发展到以国谋私，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而让绝大多数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冲破“自由化精英”设置的种种障碍，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他们认为，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不宜推进直接选举。然而，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村尚且进行了“海选”，在城镇、机关、学校等单位，为什么反而不能搞？他们还常常把不利于政局稳定作为阻碍民主建设的借口。然而，扩大人民民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恰恰是防止自由化分子制造动乱、暴乱最可靠的保证。

　　由于数千年来一直掌握政权从而使剥削阶级具有强势地位，并且旧传统也是一种特别顽固的力量，再加上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尤其是军事上占相当大的优势，从而能够确保资产阶级政权不动摇，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才敢于搞多党制、普选制之类。即使这样，它还要在宪法中规定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对于靠选举上来的偏左一点的政权，往往通过军事政变、暗杀、经济制裁等手段拚命推翻。上世纪被选举上来的智利总统阿连德，就是被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置于死地的。这就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把西方民主当作当今世界的进步潮流，真是可悲可笑得很。当然，它那些法制化的程序和形式，也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对其阶级实质，则必须首先看透。

　　列宁之所以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毛主席之所以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道理就在于，离开了它，革命政权马上就会被敌对阶级夺回，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即就会丧失。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背弃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导致了党垮台、国解体，就是明证。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正义性，是连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的庸人；把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当作进步潮流，则是十足的右倾幼稚病。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加强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拓宽上下沟通的渠道，切实保证中层即省地县、部局处的过滤机制发挥积极作用，防止它起消极作用。要防止它一方面起“顶门杠”的作用，使基层特别是普通工、农、商、学、兵的呼声和意见，不被拒之门外或被“过滤得变了味”，而让党中央、胡总书记能直接了解到；一方面起“肠梗阻”的作用，使中央精神不被阻滞在文山会海里或不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而能不走样地落实到最底层。苏东的实际情况证明，“精英”们的看法和平民百姓的看法，往往有所不同甚至根本对立，如果误以为他们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意见，那是既非常危险又非常容易犯的一种错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第八,必须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苏东和我国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根本的是这一条。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是侧重于从政治方面即通过背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来否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我国的“主流学者”是侧重于从经济方面即通过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来否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他们的理由，就是私营经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而有利生产力发展的就“姓社”，就是社会主义。其依据，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实际上，邓小平是从根本目的、根本任务的角度来谈社会主义的，因而不能仅仅把这些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准。否则，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无法正确回答“能否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经济有所发展，便说那里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把“三个有利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四项基本原则结合成一个整体，才是区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确标准。

　　可见，不看制度上的本质特征，是无法正确区分社会制度的。“主流学者”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把“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等等可以作各种解释，连社会民主党甚至西方国家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因为它的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便特别大。对此不公开批驳以澄清是非，是万万不行的。

　　同时，这也说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是何等重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们的实践来看，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为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并建设高度民主和文明的历史使命；为走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而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的社会。

　　建设好社会主义，在现阶段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正确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使党中央、胡总书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决策真正落到实处。这样，我们就必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九，必须明确我们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时代。时代的性质，是我们对国际阶级结构及其矛盾关系的长期判断，因而它是制定路线和战略方针的根本依据，如何认识它，自然很重要。从赫鲁晓夫搞“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到戈尔巴乔夫搞“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思维，再到我国“主流学者”搞中国和西方国家“三共”（共存、共赢、共荣），实质上都把当代看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然而，和平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据美联社的调查报告，二战以来爆发了近800场局部战争。日本报纸指出，在西方国家，“将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合法化的'新帝国主义论’正日趋抬头”。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已到了敢于公开抛开联合国想打谁就打谁的地步。种种迹象表明，在伊朗、朝鲜半岛、台海等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日益增加。这一点，在两三年后便更加明显。同时，发展问题变得更严重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战火不断等等，严重阻滞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美国教授迈克尔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说：“正是这种富裕国家及贫困国家的富裕阶层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财富与奢侈的自私的消费习惯结合起来，才是世界的主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世界发展的客观实际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同上，第383页）。这就是说，我们所处的仍然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林炎志认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当今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正确的。当然，各国人民是要求和平与发展的，但客观现实还不尽如此，所以才是“问题”。硬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显然既违背邓小平同志的原意，又不符合世界现实，还会瓦解自己的斗志，助长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果这样认识时代问题，必然导致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像苏东那样把自己搞垮。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扬言：“与中Gong打一场跨世纪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摧毁中Gong政权，在世界上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制度”（李振城，《苏联剧变的沉思》第469页）。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被和平曲唱得昏昏欲睡，那是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大灾难，成为千古罪人的。

第十，必须把党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来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搞好社会主义事业，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以党的建设为关键。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手进一步硬起来，切实开展对于“自由化精英”的斗争。 这些“自由化精英”由于掌握着一部分权
力，能够对反对他们的人进行打压，所以特别猖狂；由于腐败行为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少人成了百万富翁，所以特别贪婪；由于长期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已习惯于用“右色眼镜”看问题，所以特别顽固；由于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很会当“变色龙”，所以特别狡猾。 胡鞍钢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根源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已经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拥有各种利益和影响力的各类利益集团，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或集团已经蜕变成如同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也成为阻碍改革和反腐败的最大的阻力。”（转引自《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第275页）不排除这个阻力，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党是从无数艰难险阻中发展壮大的党，不仅有坚如钢铁的信念，而且有力挽狂澜的胆魄。在今后的10年这样一个两个中国之命运生死博杀的关键时期，她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夺得胜利。

　　综上所述，可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还是为极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问题。社会主义之所以以“社会”为主义，在于它是以实现集中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动力、标准的社会。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正是因为它能给人民根本利益提供保证。所以，当前这场国企改革大讨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关注。据新浪网统计，20多万网民中90%以上支持香港教授郎咸平关于制止在国企改革中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呼吁，就说明了人心之所向，民利之所在。这件事和许多情况一样表明，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苏联那种党垮台、国解体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有首歌曲唱得好：“沉睡百年，国人今已醒”。这是指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在今日之社会主义新中国，则可以说是“雄狮警醒，万民已出手”。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心向背决定事业的兴亡。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看成自己的事业，把GCD看成自己的代表，我们的胜利就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研究员）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