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代mb命运光翼:逃北者 – 《北逃》影评

7.7 

北逃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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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完成后，很长时间没看，因为没字幕，又不会韩文。

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vob格式的字幕。看了一半，字幕又没了，不过已经欲罢不能，就没字幕的干看了下半集。虽然无法理解一些关键台词，但看到最后仍是热泪盈眶。

如果一个国家在2007年尚无法保证能治愈人民的肺结核病，如果元首强迫人民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参加没日没夜的阶级斗争，强迫人民相信遍地饿殍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幸福的国家……，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热爱“祖国”？

影片没有一丝对意识形态的褒贬。只是一遍一遍的对生存，尊严以及人性问题的拷问。

我是看了片子后才知道“北逃者”这一群体的，才知道我的故乡沈阳也是北逃者为生存而进行的死亡跋涉中的重要一站。

之前很多次听说过现在的朝鲜是如何之穷。我爸爸曾经去丹东，并过江到新义州旅游过一次，虽然在丹东在中国难以算得上是“发达城市”，丹东一侧的高楼大厦和对岸的茅草房子仍旧形成了“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也听有人说过某年金主席过生日，为表庆祝，朝鲜给每家每户发放一块豆腐，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最近一次听说朝鲜的情况是来自我舅舅。我舅舅是沈阳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有一次他拉了一个从吉林来沈阳办事的人，中国人。闲谈中那人提到，他在吉林省中朝边界的鸭绿江上的一个大坝上工作，中国工人和朝鲜工人各驻大坝一侧，低头不见抬头见。中国工人每天有酒有菜，而朝鲜工人能吃上饭就算不错了。中国工人也知道对面的情况，就经常邀请朝鲜工人以“工作需要”为由到大坝北侧来，然后再带他们去市里大吃一顿“韩国烧烤”，据说每次吃饭，朝鲜工人就跟不要命似的，很多人都是最近一年以上没见过肉了，还有人吃到肠胃不堪重负甚至内出血，还要再要几个菜打包回朝鲜，一来可以留到以后吃，二来可以带回去给家里“改善”。他还提到很多朝鲜人都想跑到中国来谋活路，但九死一生，许多人在边境被抓住，或是被中国边防军抓住后遣返。然后朝鲜军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用铁丝在锁骨上串起来，带回朝鲜枪毙。后来好像是因为中国军队给朝鲜军队提了意见，他们才不当着中国军人的面“串”起这些不幸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北逃者”。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又深入了解了一下：

“逃北者”——转自北京广播网

逃北者“闯馆”事件

2006年10月24日，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警告，由于试射导弹和地下核试招来国际禁运制裁，将使得原本已经粮食短缺的朝鲜，面临严重的饥荒。据韩国一家NGO组织称，朝鲜北方在今年7月发生的洪灾，可能导致一场与1994年相似的大饥荒。上次大饥荒，至少使朝鲜2000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一丧失了生命。朝鲜大饥荒还诱发了朝鲜国民持续性越过中朝边境的浪潮，他们由短期越境觅食、打工到长期滞留，有一小部分则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
　　根据 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难民是指“因战争或者暴力的原因，或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对于难民，国际法确立了“不推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目前，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非法进入我国境内的朝鲜人以难民身份。
　　10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及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朝鲜非法入境者。刘建超说，中方同你提到的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难民，而是从朝鲜到中国来的非法入境者。中方在境内对朝鲜非法入境者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待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已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而，根据许多独立机构的估计，非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约为30-40万人，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痛苦，他们东躲西藏，挣扎于被遣返回国的恐惧阴影中，他们的存在是普通中国人视野中的盲点，但却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这群因饥饿而离开朝鲜的人，被韩国人称为“逃北者”。在朝鲜核试引发联合国禁运等制裁可能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朝鲜难民问题之际，本刊特派记者分赴中朝边境的延边、丹东地区探访这一特殊群体。

要活命就到中国去


　　金美熙老太太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已经76岁了，她住在距中朝边境不到10公里的一个由鲜族教会所创办的老人院中，每天的生活从早上起床的锻炼开始，然后在后院的菜地里劳动，还要帮助照顾老人院中其他生活不便的老人。“我现在感到很满足”。陪同的翻译介绍，除了口音之外，很难认出她是一名“逃北者”，她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
　　金美熙的形象非常接近中国抗美援朝电影中的朝鲜“阿妈妮”，热情，坚强，勤劳，她年轻时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丈夫去世很早，膝下仅有一个儿子，1995年，他儿子已经成家，并给她生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孙子13岁，念初一，正处在24小时都感到饥饿的年龄；孙女8 岁，金美熙65岁。这一年，是朝鲜“苦难的行军”第一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从1990年到1998年，朝鲜经济持续衰退，粮食严重不足、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瘫痪，能源和工业原料十分紧缺。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情况越来越糟糕，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外部世界对朝鲜的封锁，在加上金正日主政后于1995年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号召人民加班加点，超额劳动以“战胜”经济困难，但粮食配给却越来越少。1994年，朝美局势因为核问题而到了战争边缘，朝鲜根本无法得到外部援助。在韩国媒体的描述中，第一轮“脱北”的热潮正是从此时开始的。
　　和其他人一样，金美熙家的情况也不好，“我当时就想不要给家里再添负担，”金美熙说。1995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金美熙离家出走。“本来想熬过这一段就回去的，谁知道这一去就是永别。”
　　金美熙的目标是中朝边境，当时，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一天吃三顿大米饭”的谣言已经在朝鲜流传开来。从山上挖人参交到中朝边境的掮客手里，然后再换回一些粮食和日用品在朝鲜的黑市上贩卖已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了，原因很简单，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再换到粮食。金美熙最后一次从内地抵达边境的时候经过一个拥有一小片农田的边防军营，她在那里留了下来，开始帮助边防军种粮食，“只要能吃上饭，干什么都行。”
　　1996年底，图们江刚刚上冻，金美熙遇见了四个准备穿越国境前往中国的“逃北者”，在她的央求之下，四个人带上了她，几天以后，她赤脚淌过了流淌着冰渣子的图们江。
　　金美熙的经历或许是2000年以前第一代“逃北者”的典型，当时，中朝两国的边境管理并不严格，而据“国际难民组织”的分析说，当时中朝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非法的边境穿越，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在穿越边境后更多会选择寻求一些帮助，然后携带食品回到朝鲜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朝鲜政府觉得这种临时的越境有助于缓解朝鲜的粮食紧张情况。居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人也愿意帮助他们，一方面是因为同文同种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据一位边境农村的老人介绍，“三年自然灾害直到后来的文革，他们也帮助过我们。”
　　但后来的越境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2000年开始，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难民吸引了大量人权组织，新闻记者，乃至联合国调查机构的关注，延边发生的“情况”，“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安全了”。中朝两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巡逻和监管，中国更开始突击审查延边农村的“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边境另一侧的朝鲜则加强边境巡逻，但这却没能减少“非法越境者”的数量，仅仅为边防军提供了新的索贿途径。2002年至今，大概花费200至300元人民币就能让朝鲜边防军对“偷越国境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朝鲜人来说，这或许是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李济博，36岁，她的一条腿已经残废，总是带着拐杖，她居住在离边境不远的一个小乡村中，1998年，她离开朝鲜的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穿越了边境。在中国境内，一个人口走私贩给了她一些食物和衣服，然后把她卖给了一个山区农村40出头的老单身汉作“妻子”。李济博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地里干活，她的“男人”则在家里休息。农活很累，但“至少能吃上饭”，除了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会被中国警察搜查到并遣送回国之外，她对自己的生活还较为满意，因为担心邻居们举报，她对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格外礼貌。2002年的一天，噩梦还是变成了现实。当地公安部门来到她居住的村庄，很快就认出她是“非法移民”，她被带走，两个月后，她被交还给朝鲜边防军，那时，她已怀孕。
　　她不愿意回忆在朝鲜“管理所”里的生活，但她承认是在管理所里流产的。一年以后，她被释放，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在自己中国丈夫的门前。
　　这一次越境更加困难，当时已是深冬，长白山上积雪没膝。李济博渡河时为躲避朝鲜边防军搜查，她扭伤了腿，在穿越长白山寻找庇护的过程中，她遗失了自己的鞋子，当她抵达第一个有人的房子时，她右腿的几个脚趾被彻底冻坏了。

１万５千元的一次通话

金美熙在中国生活了3年以后，她皈依了基督教，鲜族的基督教和汉族的基督教传统并不一样，她们依然继承者100多年前北欧传教士抵达朝鲜半岛时所带来的福音派传统，这一点和韩国的教会一致，这也就决定了鲜族教会，尤其是地下鲜族教会与韩国教会暗地里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地教会的牧师找来了几个韩国人，问她是否愿意去韩国，金美熙摇摇头，掏出了自己在中国辛勤劳动三年所攒下的一千多元钱，说：“我想见见我的儿子。”
　　但一千多元远远不够，教会最终为她募捐到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的“经费”，她被带到了丹东，“中间人”向她保证，将把她的儿子从朝鲜内陆带到新义州，并以 “探亲”的身份到丹东和她团聚一个月。她扳着指头计算，“在新义州，一份可以前往中国探亲的护照大概要花3000元，剩下12000元，应该够在朝鲜国内买通哨卡的士兵了。”——朝鲜国民在自己的国家并不能自由流动，州与州之间，道与道之间都有哨卡盘查来往行人。
　　10几天以后，中间人带着一个手机来找她，告诉她说，“给你儿子打电话吧。”在新义州，中国的手机即使在朝鲜一侧也有信号，中间人通过某种方式将手机偷运进了朝鲜，并交到了被带到边境附近的儿子手中。金美熙拿起电话就开始呼喊自己儿子的名字，而那头则不停的呼喊着“妈妈！妈妈！”，喊了几声名字以后，金美熙昏死了过去。
　　第二次通话，金美熙依然非常激动，还是只会喊儿子的名字，她每喊一声，电话里她的儿子就回喊一声妈妈。他们喊了1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当时在场的牧师在回忆这一场景时，金美熙低着头，偷偷地抹着眼泪。而她刚才在讲述自己在朝鲜和中国所经受的苦难时，依然是微笑着的。
　　第三次拨通电话，金美熙终于能镇定下来，询问一些家中的情况，她儿子告诉她，家人和“组织”都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受到迫害，她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正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而孙女则在国营农场上班。“他告诉我，他不能过来，因为村里面都知道他这次出来，但并不知道他是来见我，一旦人们起了怀疑，在军队中的孙子会被公开枪毙，而孙女也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离开了新义州，母子分别10年，还是未能见面。

逃到中国后破碎的家庭

　　家庭团聚，这是韩国政府在谈及逃北者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在韩国政府看来，北方的朝鲜国民都是广义上的“朝鲜战争失散家属”，在“家庭团聚”政策的支持下，韩国政府一度给已抵达韩国的逃北者支付大量现金，通过中间人将逃北者遗留在朝鲜的家属“解救”出来。
　　但仍然有许多朝鲜家庭在中国的土地上破碎。
　　“我丈夫和我之所以决定到中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我的父母是‘政治犯’，而他的父亲已经逃北了，他的母亲则是在国外受的教育。我们俩都不能入党，这在朝鲜就是最低等的阶层。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朴顺英，45岁，3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谈论自己的过去时，总是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并下意识地不时回头张望。
　　他们在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即使在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2000年，当时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已经结束，朝鲜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纪”，这一年，他们还是选择了逃离朝鲜。
　　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较为顺利地抵达了中国，当时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才六个月大，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皈依了基督教， 但还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会的一个“姊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家庭，她平静地说：“他们说愿意给我点钱，但我不能接受，就算是饿死我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摩西一样长大。”
　　此后，为了躲避公安的搜查，她一家人颠沛流离，他们干过矿工的活，干过农活，甚至在沈阳的饭店里干过洗碗工，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时会给他们一些帮助。
　　2003年的一天，她的20岁的大女儿被当地公安查到了。遣返后女儿被发现偷偷藏有十字架，而在朝鲜，信仰宗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罪行，她的大女儿被判了 1年半的劳动改造。她说：“女儿被放出来以后，我曾经打听过要花多少钱才能把女儿再带过来，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生意”，“偷运政治犯太危险了。”
　　2002年，她的丈夫也被遣返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有谣言说她的丈夫死在了朝鲜的集中营里，她被介绍给了教会的一个朝鲜族男子，不久以后，她们结婚了。
　　朴顺英说，我每天都为自己的家人祈祷，无论他们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活下来。他的儿子现在靠替教会抄写圣经为生——牧师说，教会并不需要抄写的圣经，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金美熙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家人联络过，她后来设法给家里寄了一点钱。她说，她已经76岁了，在进棺材以前，最后的愿望就是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李济博依然惦记自己留在朝鲜的孩子，偶尔会通过一些“中间人”给“那边”送一点钱过去。坚持生活在中国一侧的朝鲜人大都像李济博一样，他们默默承受报酬低廉的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只要能留在中国，他们总有办法帮助自己在朝鲜的亲人。
李济博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突然光临她所居住的小山村，但她说，这种事发生过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

努力溶入中国社会的朝鲜人

　　38岁的金顺花生活在离延吉七十多里一个偏僻的自然村。记者看到她时，第一眼就可以判定，人群中那个先天营养不良身高不足一米五、表情木呐、满面沧桑的人就是要找的金顺花。
　　从走进大院那一刻起，金顺花就用异常警觉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记者，她死死抱住怀中只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如果不是记者有当地人陪同，见到陌生人进院子的金顺花会抱着孩子立即跑掉。她知道如果有人举报就会被抓住遣返回国。
　　金顺花三年前越境被人介绍到这里嫁给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光棍，她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家，看上去破得快要垮了房子还是借小叔子的。现在金顺花能说简单的汉语，她说她的故乡在京里（音），父母、哥哥和姐妹都阉廊ァ?br/>　　与金顺花同一年越境过来的崔贞玉生活在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山村，崔贞玉今年六十三岁，三年前独自越过冰冻的江面，几经辗转被人说合与村里一位陈姓老汉“搭伙”（当地语“同居”），半年前陈姓老汉病故，崔贞玉再次陷入窘境。乡里人同情崔贞玉，他们介绍邻村有一位刚失去老伴的杨姓老汉，于是崔贞玉又背着一个小包袱步行十五里山路来到杨老汉家。
　　杨老汉七十二岁了，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旧衣服坐在家门前，和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崔贞玉到地里干活去了，晚上才能回来。
　　“这周围每个村都有好多朝鲜人。”当地人介绍说，朝鲜人普遍勤劳能吃苦，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满足。女性尤其比男性更容易在这里生存落脚，因为她们的到来，使这些村子里原本娶不到媳妇的困难户都有了妻子。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附近的公安曾对非法居留的朝鲜人进行过大规模清理行动。金顺花和崔贞玉在村里人的掩护下都巧妙地逃脱了。
　　“他们（派出所）都是半夜突然来的，进了家门口才知道”当地人回忆起搜捕行动时仍心有余悸：
　　“来抓的时候那个惨啊，她们死活不肯走，下跪磕头作揖什么都有，身边抱住什么就不松手，把大树皮都抠破了。
　　“公安也说，是奉命执行任务。但那个时候，谁还能听进去那些。哭叫声响成一片。后来没办法了，也就只好走。”
　　村民介绍，那些被遣返回去的朝鲜人留在这边的子女，乡村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延边州规定，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亲。所以，没有一个孩子因为母亲被遣返而失学。
　　据金顺花所在村那所小学校李老师介绍，仅她在的那所学校，就有四个母亲下落不明的孩子在读书。“她们的骨血在中国，只要被抓回去不是死了，肯定会回来的。”

 　“逃北”路线图

朝鲜边防通行证

文／记者　胡贲

　　朝鲜当局第一次就“逃北者”问题的公开表态始于2004年7月29日，朝鲜就滞留越南的 468名“逃北者”最终被允许前往韩国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既是南朝鲜当局有组织、有计划的引诱绑架行为，又是光天化日下的恐怖犯罪。”
　　当时，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也警告说：“决不会对南朝鲜当局的反民族性劫持恐怖犯罪行为袖手旁观，将算清这笔帐。该事态引发的后果应由南朝鲜当局承担，而且给予协助的其他势力也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至少30万朝鲜人滞留中国

　　实际上，当时的“逃北”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引起中朝两国政府重视的地步。2004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朝军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李玉中将为团长的边防代表团“应邀”前往平壤签署的。“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逃北者主要以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女性为主，但也包括大量的老人和孩子。不仅是中朝边境的居民，许多原来居住在平壤等内陆地区的朝鲜人也加入了逃北者行列。他们绝大多数仅是为了“活下去”而偷渡至中国。由于在朝韩分裂时大部分粮食产区都属南部韩国的平原地带，朝鲜的粮食供给一直依赖外国的帮助，先是前苏联，后是中国。
　　一位丹东的朝鲜族市民告诉记者，1992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当年冬天中国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粮食短缺，当时通过中朝友谊大桥的货运火车明显减少，1993年春节后， 关于“那边过来的人”的谣言就开始在当地鲜族人社区中流传。此后，咸镜北道成为朝鲜非法越境者的主要输出地，对应的中国一侧则是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中朝界河图门江在某些地方非常狭窄，河面仅有20多米宽。在夏季的枯水区，“拎着裤腿就可以走过来，”而冬天江面封冻，更可以步行穿越。
　　中朝边界的另一部分为吉林段的长白山区，受环境所限，管理松懈；而辽宁部分的中朝边界则相对发达得多，人烟稠密，中朝双方的警卫也更加森严。
　　到底有多少朝鲜人逃了出来？边境公安的记录说，从80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都发生在朝鲜发生饥荒时。边境纪录还记载了鸭绿江上漂着的尸体——被朝鲜士兵击毙的非法越境者。《华尔街日报》自称从公安局和延边财政局获得的文件显示，从1983年至今，大约有40万北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估计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在30万至40万之间。

由自发逃难到可牟利的生意


　　韩国的祖国统一研究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从2002年开始，由于“沈阳闯馆”事件等一系列外交危机影响，中朝两国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制。但这一管制却因为朝鲜边防警察部队的腐败和无能而收效甚微。
　　直接的结果是——那些自发穿越边境以寻找粮食的普通越境者减少，而由韩国人、已经获得韩国公民身份的“逃北者”、中国的朝鲜族人、朝鲜国内的边防军成员，甚至地方官员所组成的“人蛇集团”开始活跃。
　　据韩国媒体称，前“逃北者”和韩国人负责组织从中国偷渡至韩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负责安排中国境内的食宿和隐蔽，而朝鲜的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员在负责从朝鲜境内向中朝边境靠拢，并最终穿越中朝边境。当然，这种说法遭到朝鲜政府与军方的批驳并表示愤慨。
　　除此之外，其他没能得到边防军“支持”的朝鲜难民则很难穿越国境，甚至很难向边境靠拢。据一位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驻平壤官员的日本医生的回忆，在平壤机场，没有任何飞行时刻表，地图出售，销售人员告诉他说，“平壤地图和时刻表属于国家机密。”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北朝鲜境内移动的普通朝鲜国民，通行证是必不可少的。但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以后，甚至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家人都开始挨饿，基层官员腐败盛行，各种国内关卡都可以通过贿赂买通，大部分以美元或人民币结算。
　　穿越国境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边境城市办理“前往中国探亲护照”，这一护照的发放也从90年代开始变得“宽松”起来，目前的“公价”在300至500美元，而一个三口之家在朝鲜一年不过需要花费1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
　　对于自发穿越边境的“逃北者”来说，在早期，他们往往得到了当地中国的朝鲜族群众的支持。一位居住在中朝边境的朝鲜族商人告诉记者：“刚开始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们，毕竟是同文同种的同胞骨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们也帮助过我们。”随着逃北者的不断增加，单纯的帮助开始减少，而掺杂着经济利益的“帮助”开始增加。  
　　许多穿越国境者在中国境内只是短暂停留，他们会设法与当地的人权团体或者朝鲜族教会联络以获得紧急援助。然后再次返回朝鲜，以帮助国内的家人。如果能联系上愿意提供长期帮助的团体，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朝鲜人会多次穿越国境，他们中许多人在教会的帮助和感召下都“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朝鲜境内传播基督教。
　　据延边一位当地的鲜族地下教会的牧师向记者介绍，目前教会在朝鲜的“传教”活动以一种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每个“受洗”的“逃北者”信徒在返回朝鲜以后都会发展一名“下线”，并设法把他们带回中国，如此循环，他们教会已经发展了十几名朝鲜信徒。
　　韩国教会在地下一直与中国的鲜族教会保持联系，由韩国，美国教会所组织的北韩人权团体也往往通过鲜族教会的关系在中国展开活动。对于那些希望抵达韩国的人，许多人就是通过教会的网络与国际人权团体接上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韩国，美国等最终的目的地。

  条条长路通韩国


在北京闯馆

　　2006年美国PBS广播公司在全国播出了一部讲述逃北者经历的纪录片《汉城列车》，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权团体纷纷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接收更多的北朝鲜难民。而实际上，影片中所描述的由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人士所组织的通过强行闯入日本，韩国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的比例相当微小，大部分是通过所谓“中介”，也就是人蛇集团脱离朝鲜，进而抵达韩国的。据韩国媒体报道，2005年进入国内的1894名逃北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1500 多人通过中介人进入韩国，而且平均每人向中介人支付450万韩元（约合36万人民币）。
　　这些钱来自于韩国政府支付给“逃北者”的定居金。在 2004年以前，由于韩国政府所设立的定居金标准高达3590万韩元（约合280万人民币），走私一度异常猖獗，即使是2004年12月以后，韩国将定居金标准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对于生活在中朝边界的人口走私团伙来说，总数也颇为可观，“有油水可捞”。
　　在人权团体和人口走私集团的帮助下，逃北者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在北京，沈阳，青岛强行闯入韩国使领馆，韩国子弟学校的作法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吸引国际媒体的注意。随着中国政府的加强戒备，主要的途径变成从中国逃往第三国，然后再前往韩国。
　　其中最著名的一条线路是蒙古，由于蒙古国政府在朝鲜难民上采取合作的立场，凡是抵达蒙古的逃北者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送往第三国。那些梦想着前往韩国的逃北者，不得不步行穿越中蒙边境之间的戈壁和草原，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过了河就安全了。”或者“看见俄文字母就安全了”。
　　另外一条线路是通过韩国教会的人际网络抵达云南，并从云南步行穿过中国国境抵达缅甸，越南，泰国等国，但这条线路似乎并不受人口走私集团所青睐，因为比走蒙古的成本高很多。
　　此外，通过青岛、烟台等韩国人社区较为发达的城市走海路抵达韩国的港口也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组织偷渡者——无论是人口走私集团还是人权保护组织都会事先通知韩国政府进行身份确认，据一位接近韩国人权组织的人士表示，这条线路中因为经常发现中国朝鲜族人冒充“逃北者”而不受韩国政府的“欢迎”。
　　所有线路中，最为奇特和漫长的的方式是从中国晖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然后沿着中俄边境向西向北，最终抵达俄蒙边界，从那里再进入蒙古，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一线路的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可能耗时数个月至数年。
　　但无论如何，任何一条线路的耗时都在几个月以上，在抵达中国以后，希望在中国内陆穿行的逃北者们不得不在隐蔽所里隐藏数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普遍“过分瘦小，在人群中非常扎眼。”一位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离开朝鲜时，他的体重不到45公斤，而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后，他的体重增加到了65公斤——基本上可以冒充中国的朝鲜族人或者韩国游客了。但对于有经验的“边防公安”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个子都矮很多”，一位前边防警察向记者表示。据调查，逃北者的平均身高为154厘米，比韩国人（162厘米）矮8厘米。平均体重为52公斤，比韩国轻8公斤。

 遣返，不愿想象的噩梦

　　朝鲜2004年修订的刑法规定，任何非法逃离朝鲜国境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国”，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遣返的朝鲜难民仅被强制接受几个月的“劳动改造”，美国国会设立的“北朝鲜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在朝鲜境内有数十个关押此类轻政治犯的“管理所”，其中位于平壤北道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的sinuiju管理所被认为是主要关押“普通逃北者”的场所。
　　据信，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朝鲜当局不得不从2002年开始放松了对遣送回国的“逃北者”的惩罚，那些仅仅为了不饿死而越境的朝鲜人不会被长期关押，而他们再释放后往往寻求再次“逃北”。吉林农村，已发现有被公安干警所查获的朝鲜妇女在被遣返几年以后又回到中国，看望他们和中国“丈夫”所生下的孩子。但是，朝鲜重新修订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势力接触的“叛国者”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惩罚。
　　多数逃北者都不愿谈论一旦被遣返将会发生什么，即使对于在朝鲜生活多年的他们来说，集中营里的生活都是难以想象的。
　　还有 “连坐”制度，一位年轻的女性逃北者向记者表示，在她计划出逃的时候，曾经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商量过，但该名女性朋友顾忌到自己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最终放弃了出逃的计划。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她‘叛国’，她的丈夫将被作为‘外国间谍’而公开处决”。这位逃北妇女在中国隐藏了数个月以后被遣返回了朝鲜，发现自己的丈夫和12岁大的儿子都被投入了集中营，告密者就是她的那位女性朋友，而她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组织上”的奖励——几袋粗粮。
　　2006年10月31日，天气预报表明，新的一股强冷空气即将南下，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将迎来漫长而严酷的冬天。

逃出朝鲜之三　


　　　　　朝鲜核试后的中朝边境


21世纪之子金正日万岁

文/特约撰稿员　刘小童（发自延边）
   记者 胡贲（发自丹东）

　　每当朝鲜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出现重大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们，能去的现场只有一个，就是中朝边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的脉搏。
丹东：最近风声比较紧

　　现在丹东市内最高的建筑还是位于锦江山西麓的抗美援朝纪念碑，纪念碑之下，结构如碉堡一般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俯瞰着脚下绵延展开的丹东市以及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2006年11月13日，从山顶鸟瞰，丹东市内一片宁静。比起丹东，新义州看上去灰朦朦的一片——在地平线以内就能看清楚新义州的轮廓，甚至新义州往南，一片看似农田的旷野。
　　“你们是来采访朝鲜核试验那个事儿的吧？”在中朝友谊大桥下的货物边检站前，“中介”公司的小伙子眼神暧昧地对我们说，“前两天就来过几个老外，也是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没敢进来。”这家“中介”公司是边检站附近数十个做“边贸”生意的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鸭绿江对岸过来的朝鲜“客商”，这些“客商”或者是负有“组织上”的任务前来采购的朝鲜官员，或者是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华侨——这与中国其它边境地带所常见的往来贸易的情景并不相同。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中，整条“边贸街”上并没有看见一个行迹象“客商”的人。
　　“什么都卖啊，基本上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组织货源。”公司唯一的接待人员看上去很热心。这个临街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仅仅摆放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卖的最多的是服装和小家电，收录机之类的，还有汽车轮胎。”
　　丹东市70万人口，朝鲜族居民不足两万，但边检站附近，几乎看不见任何汉语的标识，所有店铺的招牌都由韩文书写。电话铃响之后，这位自称汉族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与人洽谈起生意的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一些记录。
　　不远处就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中朝友谊大桥，“友谊大桥上汽车道只能容一部汽车过，所以一般是单向行驶，他们那边过车的时候，我们这儿过去的车就得等着。” 铁路桥的使用并不频繁，除了北京至平壤，莫斯科至平壤两班固定的国际列车，往来的货运列车不定期，“这几天通过的少多了，但还是有。”
　　丹东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为7亿3986万美元（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亿7313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中有分别47.5％和54.7％是经由丹东口岸完成的。而根据中国政府最新披露的海关统计信息，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停止了向朝鲜提供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通过丹东的铁路向朝鲜运输。
　　“朝鲜人？丹东市内的朝鲜人很多，常驻的主要是过来开餐馆的，你看见门口的迎宾小姐们穿的是朝鲜民族服饰，那十有八九就是朝鲜人开的饭馆了——都是他们国营的，过来赚外汇。”小伙子继续介绍，除此之外，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逃北者”——这一术语是韩国媒体的发明，对于他来说还相当陌生。但说起“那边逃过来的人”，小伙子连连摇头，“这事儿不能随便说的，最近风声比较紧，这个干系我可担不起，你们又是境外媒体，我在深圳的时候还看过你们凤凰台的电视呢。”
　　尽管一江之隔的朝鲜最近刚刚进行了核试验，但从街面上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对于丹东人来说，核试验离他们的生活相当遥远，除了丹东经济的支柱“边贸”受到影响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像平时一样继续。

 延吉：搞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


　　从丹东向北车行700多公里，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延边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看似和丹东一样宁静，由于今年来不断有韩国人来这里投资，而许多延边人在“劳务输出”韩国以后又回到延吉生活，这里更像是韩国的城市，到处是韩文标识、有韩国报纸售卖，当地人介绍，不少居民看韩国电视。
　　但朝鲜核试后，头顶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军机留下特有的噪音为这个城市加注了某种紧张气氛。——延吉的机场军民两用，在市区就能看见军用飞机打开起降轮低空飞行。据一位与当地驻军有密切联系的人士透露，核试后，中国边防军军官停止一切休假，军用飞机的起降也更为频繁。
　　“你问朝鲜搞核武器？什么玩意啊？他们能不能先管管自己老百姓的死活？人饿得全他妈跑中国来了。”几乎所有被探访的延边地区中国居民都对朝鲜核试抱嗤之以鼻和无所谓的态度，对朝鲜核试后当地暗藏的紧张气氛都大不以为然。
　　这里是真正见识过朝鲜困难的地方。公开资料表明，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是“逃北者”最集中的地区。许多逃北者所讲述的经历里面都表明，延吉是他们在中国藏匿的第一站。延吉当地人介绍说，在2000年前后，甚至在大街上都随处可见从朝鲜过来的人，“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又矮又小”。这里的人大都是朝鲜族人，不少人曾热情接济过偷渡过来的同胞。
　　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还曾报道过，深山之中发现几个衣冠蓝缕、蓬头垢面的“野人”，专在夜晚下山偷吃地里的青菜，后经当地公安搜寻，果然抓到几个“外国人”。
　　据说，在合龙等地与朝鲜只有几米距离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当地很多百姓曾在睡觉前把食物放在门前，等待“那边”过来藏匿在山林中的人夜深人静之时过来拿取。
　　“你说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还搞什么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一位从记者口中才听说朝鲜刚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地人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鲜人持完全的同情态度。因为朝鲜那边过来的人一开始就是讨口饭吃，但越到后来麻烦就越多，先是随着朝鲜逃难者的增多，盗窃事件越来越多，最后则是对岸的武装人员不断越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武装抢劫、杀人事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的大门以外，立着一排宣传栏，其中公示了“近年来该州边境地区发生的境外军警人员越境滋事和朝方人员非法越境后在中国实施的盗窃、抢劫、杀人选出的典型案例”。
　　在2002年至2003年间，中朝边境的冲突纠纷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潮，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考虑，吉林当地媒体此后曾高调表彰、纪念在与朝鲜武装犯罪团伙的斗争中牺牲的武警士兵。

图门：对岸是空城


　　图门市离延吉五十公里，因图门江而得名，其规模远不如珠三角的一个乡村小镇。图门江是中朝两国在延边一带的界河，与图门市隔江相对的是朝鲜南阳市。
　　海外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紧急修筑铁丝网，但图门附近并无踪迹，图门市在中方的一侧是“江滨公园”。初冬正午的阳光下，只有当地一些花甲老人在聚堆打牌下棋，几乎没有游人。
　　因为浅浅一江之隔，就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度，所以通过望远镜看看对岸成了一桩生意，每人次人民币十元，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武装的边防武警陪同下走到大桥中心线的位置，观看朝方和在此拍照留念。
　　或许是游人不多之原因，带领记者走到大桥中心线那个武警显然很有耐心，记者长时间停留并拍照，他毫无厌烦和催促，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当记者问他关于对岸的情况时，他一律摇头。
　　图门江正值枯水季节，岸宽河窄。站在连接两国的图门江大桥上，记者大致估算一下，从此岸到彼岸大概有一千米左右。但是桥下的水面最窄处大概只有几十米，水位甚浅，这给越境者提供了很好的“跨越”条件。
　　中方“边检站”设在桥头，由一幢高楼扮成的“国门”，“国门”的顶端是瞭望平台。不见荷枪持弹戒备的哨兵，只有两个大妈打着毛衣守着摆着几件“朝鲜”纪念品的小摊，两架高倍数军用望远镜伫立在平台边缘。
　　“随便看、随便看。”估计总算看到有人上来，摆摊大妈亲切热情地招呼着。
　　通过高倍望远镜，对岸的南阳市可尽收眼底。
　　无高层建筑，楼房大多是四、五层，肉眼远望还显整洁，但从望远镜中看去，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危房，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几乎所有楼房都墙皮剥落，破迹斑斑。其中最靠近中方一幢的一侧墙壁大块脱落后，又用浅黄色的涂料弥补。所有的“阳台”全部没有玻璃，可以看得见蒙上去的白色塑料布随阵阵寒风轻轻摇曳。
　　整个南阳市最整洁、最“豪华”的地方是南阳市火车站，火车站正对中方一侧站前广场的高大墙壁上，画着被朝鲜人称为“太阳”的“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日成，这里也是南阳市惟一色彩鲜亮的地方。
　　与安静的图门市相比，对岸的南阳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一个多小时内，除了朝鲜边检站附近有车辆出入和人走动外（几乎又都是通关的中国司机），总共看到八个人：三个人无所事事上地蹲在一处矮房前晒太阳，两六、七岁的孩子拿着树枝在垃圾堆旁玩耍，一辆牛车迟缓地在江边路上行驶，在它的身后，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离”我们最近的，是在江边的冲积滩上充当了望哨的简易房（类似庄稼地中的“马架子”）前，一个穿着制式服装（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从他身姿看，似乎是午间生火煮饭寻找枯枝落叶燃烧物。
　　在南阳市郊外，有一辆“解放”货车冒着黑烟爬在铺满沙石的山路上。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观望”，南阳市区内的路上只有过一辆机动车辆驶过，倒是有车从大桥上通过。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小时往返车辆大概有八车次。照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日计算，全天应该只有六十余辆车次往返。
　　往返车辆全部是中国牌照的货车。过去的全是重车，其中一辆车厢里散放着编织袋装起的杂物。从那边回来的货车是空车，上面粘着黑呼呼的印痕。摆摊的大妈说，那都是过去送沥青的车子。
　　在公路桥右侧八百米处，是连接两国的铁路桥，目前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过去，去时重车，回来空载。大妈说，自从“核实验”后，这边过去的车辆，明显减少。

　“朝鲜难民拘留所”里没有人


　　网上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朝鲜难民拘留所”、“延边外国人拘留所”，真正挂牌的名称是“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矗立在延（吉）图（门）公路接近图门市郊附近的半山坡上，是由浅色的围墙围着的一个大院，围墙带电网，约能容纳七、八百人甚至更多。
　　据当地人介绍，收容审查所由公安部下拨专款修建，它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真正的领导是北京方面直接指挥。吉林省各地抓来的 “逃北者”全部安排在再此处，经逐一甄别后再统一移交对方。
　　“朝鲜人惨啊，抓回去了用铁丝穿锁骨，绑成一串。”几乎每个延边地区的人都听说过朝鲜人的悲惨故事，见过逃过来的朝鲜人。一位当地边防武警领导向本刊证实了所谓“逃北者在边境被交还朝方后，一律被铁链穿锁骨带回”的传闻，并表示，2004年，中方曾就此行为与朝方进行过交涉，此后，朝鲜方面停止了这种 “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至少没有当着中方人员的面进行过这类“处理”。
　　据他介绍，大规模收容遣返多少与2002年前后韩国不少民间组织在北京策划朝鲜人闯馆造成巨大国际影响有关。
　　对网上的传言，他说：“我们也很为难，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人确实是‘非法偷渡’，应当被遣返。而且这几年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社会治安上也存在很大压力，同情也好，怜悯也罢，我们边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保境安民。”
　　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甚至“被北朝鲜特工绑架”。现有的图像资料和逃北者的证词表明，在朝鲜所设立的集中营，劳改营，管理所等各种迫害机构中，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除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家常便饭一般的严酷体罚，“罪犯”们还要参加紧张的政治学习，以“洗心革面”，“长官”鼓励犯人们互相举报“错误言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比肉体还要严厉。由于朝鲜长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黑市上贩卖粮食有暴力可图，本应每人每天750克由豆类和玉米组成的口粮，往往被管理人员克扣掉玉米，仅留下350克左右的豆类。
　　记者问当地一位曾参与向朝方移交遣返人员的人：“朝鲜对那些遣送的难民是否还有惩罚？”他回答说：“只要把人交给对方，根本都不回头看一眼，一眼都不看，起身就走……”
　　当地人证实，经过2005年底和2006年初进行的大规模收容和遣返，最近很少听说有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被抓捕收容的行动。
　　或许因为大规模遣返已经过去，“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外，看不到有接送被遣返人员的车辆进出，“收容所”的里面也非常安静，当地人说，可能现在里面已没有“待遣返人员”。
　　在没有熟知内情的人带领的情况下，外人很难在图们，延吉，丹东的市内发现“逃北者”的痕迹，与其他的边境小城一样宁静而祥和。但就是在这些城市所辖的县，近郊，甚至市区，记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逃北者。在某个逃北者集中的农村访问时，陪同的当地公安甚至承认，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许多逃北者—— 在“风声不紧”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毫不隐匿自己的行踪，几乎已经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了。而那些“暂住”于城市的逃北者，则更难访问到，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韩国。

另几则新闻：

逃北者 说北韩 ——转自“桂林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