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u法令式:亚太地区安全的“美国威胁论”

亚太地区安全的“美国威胁论”

　　没有多少人会怀疑21世纪将会是亚太世纪，这里已经聚集了世界上三大经济体，据估计到2025年，世界上的前十大经济体都将在亚太地区，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将从西欧和北美转向亚太地区。然而本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不像经济预测那样乐观，特别是本地区中美两个大国是否会发生冲突一直是外交决策者和国际政治学者们关心的问题，随着奥巴马政府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并在年初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将中心转移到亚太，这个讨论的热度进一步提升。而在讨论中美安全关系中，“中国威胁论”长期被默认为讨论的前提，笔者认为这种被人为预设的假设必须要破除，要转换思维模式，难道在亚太地区安全讨论中就不能够有“美国威胁论”吗？笔者认为与美国自我标榜的亚太地区安全提供者相反，美国有可能正是亚太安全威胁的最大来源。

“权力转移论”与“美国威胁论”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所谓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即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和战争，因为新兴大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国际野心也会膨胀，进而挑战既有大国和旧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当一个修正主义后来者将会超过国际体系的领导国家的话，战争危险就增加。根据这种理论，高速发展的中国被认为是挑战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而且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不成熟的超级大国”（premature superpower），因为中国还有民族国家建设未完成的历史包袱，例如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再加上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民主”，因而中国在安全政策上更倾向强硬（assertive），甚至好战（belligerent）。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就成为了潜在的美国安全的对手，世界和平的威胁，那么美国的对策要么是做好军事准备，要么让中国成为遵守规则的“好国家”。

　　面对美国强大的理论武器和舆论机器对于国强必霸推导出的“中国威胁论”的宣传，中国似乎只有更多地被动抵制。政府，学者和媒体想尽了各种方式，利用事例、数据来证明中国不是威胁，并把在外交上获得其他国家甚至美国表态中国不是威胁作为重要工作。当然这些努力都很重要，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殊不知仍属于在美国人限定的假设和框架内作的有限反抗。

　　既然是权力转移，那就意味着一个大国权力的相对上升和另一个大国权力的相对下降，这至少说明这是一个两者游戏，为什么现有的“权力转移论”仅仅把矛头指向上升大国呢？并非完全否定权力转移理论中关于崛起大国可能带来不稳定的论述，但是即使承认权力转移过程中很可能伴随冲突甚至战争的话，也不能够将矛头只指向崛起大国一方，难道既存大国就不可能同崛起大国一样成为和平的威胁吗？

　　现有的“权力转移论”为基础的“中国威胁论”隐含着一个思维定势，即既存大国的意图是维持现状的，美国是倾向和平的国际秩序的保护神，而崛起大国的意图是修正主义的，中国是可能倾向革命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很明显，上述理论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和缺陷，存在着巨大的武断。“权力转移论”应当包括下面的内容：既存大国为了保卫自身已经获得的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利益，以及相应的国际体制而对崛起大国采取不宽容，甚至采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来遏制新兴大国，这种情况下既存大国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和平的威胁，因此亚太安全讨论中的“美国威胁论”的提出也是顺理成章的推论了。

美国威胁将会催生中国威胁  　　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中美之间的安全实力极不对称，“中国威胁论”没有实力基础。

　　虽然美国将削减军费，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国防开支将会继续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与此同时，鉴于美国在全球拥有军事同盟网络，对美国军事实力的考核，应当将其自身和盟国军力结合在一起来审察。2012年美国同盟国的国防预算之和占世界国防预算开支的77%，即近八成的军事力量掌握在美国手中。即使今后美国及其盟国由于经济困难缩减军费至少这个比重将会维持在50%以上。中美两军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仅航空母舰一项就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具备对美国本土构成安全威胁的能力，美国本土受两洋保护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安全的了，对美国本土实施大规模打击的国家还没有出现。

　　第二，中国的大战略的立足点在国内，“中国威胁论”没有意愿支撑。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源于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而中美对国家核心利益定义迥异。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两洋保护，本身的民族国家建设也比较成熟（不存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问题），美国核心利益定义是外向的，即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中国的核心利益是本土的，包括国体政体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以及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的大战略说到底是国内战略，这也就是王缉思所说的“家为心所在”。而美国是国际战略，因此双方不应该存在根本的意愿竞争。正如戴秉国国务委员在2010年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挑战美国是天方夜谭。

　　第三，退一万步，即使中国有意愿要成为超过美国的超级大国，中国完全可以等待时机的到来。因为时间在中国一边，各种经济预测都显示中国将在本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耐心等待的成本远低于无谋冒进，主动与美国为敌有百害无一利。

　　但是，上述的中国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和能力并不能保证中美不发生冲突，中国如果有可能被迫成为安全威胁，最大动力可能是美国威胁。美国的大战略的意图的界定将影响中国对“美国威胁论”的判断。中国并不反对美国要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地位的战略目标，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把这一战略目标上调，界定为在任何地区都保持绝对的至高无上地位（absolute primacy），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会相当危险并且让中美安全关系呈现典型的“安全困境”图景。

　　从中国来看，在自己的家门口存在怀有敌意的巨大的军事同盟网络本身就感到安全威胁和隐患，中美在西太平洋上的不对称让中国感到不安。尽管享受了这样的霸权，美国还抛出航海自由受阻论，并积极策划“海空作战”计划，中国的“美国威胁论”在进一步得到确认后，有可能就走上对峙路线。反过来中国的对应措施会被美国看成是对其地位的挑战，军备竞赛就可能出现。

亚太地区国家的美国威胁论

　　希拉莉国务卿在2011年11月出版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中将美国定位为亚太地区安全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并且认为本地区对于美国的军事存在仍然有需求。美国的军事存在的确为亚太的和平做出过贡献，相关国家对此的确也有需求，但是这些并不等同于美国就是一个“净安全保卫者”（net security guarantor），美国同样可能成为亚太国家的威胁来源。

　　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国担心自身会被动卷入美国引发的中美安全冲突，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形成“双向朝贡体制”（two-way tributary system）。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国重新回到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经济体系。1992年，中国宣布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为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奠定了国内的机制建设的基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为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敞开了大门，过去20年间中国同亚太国家的经济依存度大幅度提升。

　　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某种意义上说，以“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为特征的“旧金山体制”，其经济支柱已经受到侵蚀。现在亚太地区国家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不对称的局面，即在经济上对中国依存，而且这种趋势将会随着中国扩大内需经济结构转型变得日益明显，但是在安全上仍然依存美国，受到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制约。这种经济与战略利益在不同方向上的状况可能不一定会像某些专家预测那样成为“扯破的同盟”（torn alliance），但很有可能把亚太国家带入从未经历过的“双向朝贡”的困境。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认为政策决定者们噩梦的情景是被迫在经济上全面依存中国和仍然军事上大量依存美国之间做出选择。

　　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这种美国威胁的危险性。《金融时报》的评论指出，美国同英国一样学会管理相对衰落，因为相对衰落并不意味着和平和繁荣的消失。而亚太地区的和平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愿意给中国的发展以空间。澳大利亚战略家修·怀特（Hugh White）认为美国对于在亚洲的至高无上地位的执著将会导致与北京紧张关系的灾难性升级，因为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已经是美国曾经遇到过的最大的战略对手。他主张美国在回归亚洲的过程中应当同中国分享权力。原澳洲总理基廷认为美国需要的是对中国的“弹性包容”。

亚太安全的未来

　　美国会不会成为亚太和平的威胁取决于战略意图的范围，没有人反对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事实上也没有国家能够代替），但如果美国的意图是继续过去十年来的全球控制（global dominance）的话，那么将会是极大的安全威胁。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能否为自己减压（self-abatement），逐步放弃高处不胜寒的困境，继续维持过去60年在西太平洋的旁若无人的霸权地位，和把太平洋看成美国内湖的思维，必须得到调整。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需要不间断地进行安全对话保证互相不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为双方留下回旋空间。而对于所有本地区国家来说必须要找到解决目前横亘在亚太地区的根本性矛盾，即在经济上日益依靠中国，在安全上却依靠华盛顿的现状。一个有效的多边框架中让中美发挥对等的领导作用可能比较符合目前亚太地区的现实，也容易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