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f赠送npc礼物2017:我所知道的赵云祥部队

·                                 我所知道的赵云祥部队  (1988)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国，国民党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领部队南迁至保定。当时驻防北京北苑的部队是独立三十九旅，未能撤走，被日军围困。日军逼迫旅长阮玄武投降，并允许将部队扩编，否则就得缴械。阮玄武拒不接受日军要求，宁愿被缴械，决不投降。他在北苑旅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将当时的局势和他的意志告诉大家，并指示到会干部可以自想办法，寻找出路。
赵云祥当时任三十九旅教导队队长，回到队部，将开会的情况和当时的形势和处境传达给全队官兵，并说明自己宁愿冒险率领全队突围，寻找出路，决不缴械。全队官兵一致同意。八月七日，部队做好了准备。当晚十一时左右，由副队长崔连荣带领两个班，将北苑的围墙挖开一个大缺口，随后全队官兵由缺口突围，未被日军发觉。突围以后，部队顺利地沿着小路直奔京西妙峰山。经十余小时的行军，八日下午到达妙峰山，即在山下村庄宿营吃饭。九日又向南撤至距北京一百余里的斋堂镇，在该镇住了十几天。接着三十九旅手枪队队副潘子明率领全队士兵也由北苑突围到达该镇，又有该旅的两个连先后突围到达。此间，由赵云祥负责收编了手枪队和两个连，以及其他散兵二百余人，共有官兵五百多人，编成两个营自任团长，继续南撤。在河北易县境内，与冀东保安队的一个营三百多人相遇，即将该营收编为第三营。这时赵云祥派团副李文林去保定与河北省政府及二十九军联系，在未得到指示前，全团在易县整休待命。十余天后，二十九军派火车将全团接到保定，改编为二十九军特务第二团，仍由赵云祥任团长，并命他率全团开往津浦铁路的泊镇车站。
那年冀中、冀南各县暴雨成灾，平地能行船，积水在一米以上。部队经高阳、河间、献县、交河等地，涉水行军十余天，到达泊镇车站。该镇属于河北交河县，是抗日最前线，当时无正规军设防，只有地方保安团队。赵团到达后，即拨归保安第二旅旅长程希贤指挥，受命防守车站一带。
当时日军已攻占了沧州，未沿铁路向南进犯。泊镇距沧州约六十华里，中间还有个砖河车站，是双方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泊镇在运河西岸，河面上停靠的难民船只很多，日军飞机不断到泊镇上空侦察、轰炸，曾被赵团用机枪、步枪集中火力击落了一架。
沧州车站到砖河车站有一段铁路，在沧州部队撤退时已加破坏。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日军企图南犯，开始抢修这段铁路。在日军抢修队未修到砖河车站时，赵团奉命把从砖河到泊镇的铁路彻底破坏，并奉命沿铁路南撤，到达德州。这时该城也无军队防守，连车站上的铁路人员也全部撤走。赵团在此休息了半天，即向西撤，途经夏津、临清等县，到达河北省南部威县境内，整休待命。这时交河县保安队队长戴心宽带领全队也撤到威县，驻在城内。戴心宽与赵云祥是同乡，又是老同事，两人商量后，戴部愿归赵云祥改编，编为第四营，由戴心宽任营长。这时赵云祥部队扩充到四个营，人数将近千人，枪支优良，弹药充足。
同年十月上旬，河北省政府任命赵云祥为河北先遣第一游击支队司令，编制与旅相同，并命赵子贞任支队参谋长，归河北省保安司令高树勋指挥。当时冀中各县都是空城，有的县连保安队和警察都已撤走。高树勋率保安部队由河北濮阳北上，到达威县，即命赵团由威县北上经南宫、冀县，衡水、武邑到达交河县富庄驿驻守。
高树勋部队在南宫未继续北上，又奉命南撤。此时已是十一月初，天气寒冷，士兵均无棉衣。赵云祥决定暂不南撤，先抓紧时间给官兵赶筹棉衣。当时交河县已由地方绅士组成亲日的维持会，负责人李彦彬曾在北洋军阀部队里当过旅长。赵云祥派参谋长赵子贞带兵一连，到交河县城与李彦彬交涉，请其协助军队筹办棉衣，解决一部分经费，李满口答应，很快就将一批军服运到富庄驿。谁知在十一月五日夜间，李彦彬派了一队民团将城内的赵子贞参谋长和其他办事人员全部杀害，并围攻赵团派去的那个连队，打死四十余人，连长也被打死，仅有一个排长率领三十多人奋战突围回到富庄驿。情况发生后，赵云祥极为气愤，于十一月八日亲自带领两个营向交河县民团所在地发动进攻，一举将民团全部击溃，打死打伤一百余人，生俘三十余人，李彦彬逃往天津。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回富庄驿，于十日早晨，在该镇北门外将俘虏全部枪杀，为死难官兵报仇。此事双方共死亡二百余人。
当时河北省武邑县县长王景文，在日军入侵河北时，未弃城南撒。十一月中旬，他派人到富庄驿邀请赵云祥部队去该县，答应负责筹办部队的吃穿用问题。富庄驿离武邑县约六十华里，赵云祥经过研究，决定亲带两个营去武邑县，留一个营仍驻防富庄驿，另派一个营进驻阜城县，就地招募新兵，收编地方团队，充实力量。随即按支队编制，将原有四个营改编为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潘子明，第二团团长戴心宽，此外又增添两个连，特务连由赵群祥任连长，骑兵连由罗梦先任连长。经过这次补充、改编，全支队很快发展到三千余人。十二月下旬，河北省政府派刘锦堂到武邑，任支队参谋长。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间，冀南各县抗日游击队蜂起，到处有人自称司令：如景县的葛荣华，系卖莱出身，手下有三百余人，还有胡静波，是当地恶棍，手下有二百余人，阜城县的刘方亭，原是西北军军官，手下有二百余人，任丘县的徐亚平，又名徐二黑，原是该县大土匪，手下有四百余人。这些人都先后到达武邑县，会见赵云祥，表示愿煮听从赵云祥指挥，协同抗日，并派联络人员驻在武邑。另外，还有许多县先后组织了游击队：如衡水县保安队队长邵北武有三百多人，在巨鹿一带活动的段海洲，约五百人。还有河北省抗日民军组织，领导人张荫武，原是中学校长，和邵鸿基合作，活动在巨鹿一带，人数不详。当时在冀南各县的游击部队以赵云祥的人数最多，军官大都是原二十九军旧部，部队也按正规军编制。
一九三八年春季，河北冀县境内已无抗日军队，县长弃城南逃，赵云祥即带特务连和戴心宽团进驻冀县，支队队部和潘子明团仍留驻武邑，由参谋长刘锦堂负责。这年秋季，赵云祥组织了一个突击营，派营长赵更新带领，由武邑出发进攻德州车站，并将铁路破坏一段，活捉了两名日军、三名护路警，将两名日军解送河北省政府。这时赵云祥占据武邑、冀县两地，在人力、物力上都很充裕，但感到枪支弹药不足，即派人到天津、北京招聘技术工人，并购买了二十九军遗留下的机床等设备，在冀县成立了修械所，每月能制造步枪百余枝。
一九三八年冬季，中共中央委员杨秀峰到冀南行政公署所在地南宫县视察，路经冀县，赵云祥亲自迎送，并设宴招待，留宿一宵。一九三九年春季，重庆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冀察战区游击队总指挥。赵云祥是孙良诚的旧部下，孙到冀县不久，便将河北省第一游击支队扩充为冀察战区游击第三纵队，任赵云祥为纵队司令。该队编制与师相同，辖两个旅、一个特务团，还有直属部队。这年夏季，赵云样将武邑、阜城两县放弃，将部队全部集中到冀县和枣强县境，把原来的两个团扩充为两个旅，第一旅旅长潘子明，第二旅旅长戴心宽。又将景县游击队胡镜波编成特务团，由赵群祥任团长。所有编制短缺人数，由他们自行招募补充。
一九三九年夏，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锺麟率省府全体人员由洛阳来到冀县驻在城西王村一带。不久形势变化，河北省政府由冀县撤到京汉铁路以西邢台县境路罗川，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和第三纵队潘子明旅也先后撒到路罗川，孙良诚带卫队连住在镇上，总部驻在鱼林沟一个山村里，潘子明旅驻在路罗川最东部各山村里，保卫河北省政府，以防日军进犯。赵云祥带领戴心宽旅和特务团仍驻冀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日军由德州向武邑、衡水等县进犯，占领两县城后，进攻冀县，赵云祥未加抵抗，主动撤出县城，转移到冀县以北靠束鹿县边境各村庄。他发动群众破坏所有的大路，纵横挖深沟，村与村相连，军队转移都在沟内走动。日军占据冀县后，未敢出城，赵云祥不断地组织突击队到冀县城里袭击日军营房，有次活捉了两名日军，解送河北省政府。
一九四○年春，孙良诚奉命率潘子明旅由路罗川回到冀县，经常在该县南部和枣强县一带活动。他的参谋长黄百韬和参谋处长郭星章都是重庆派来的，两人都是陆军大学毕业，怕吃苦、怕危险，到冀县不足半年，同时请假回重庆，一去不返。也在一九四O年春季，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和新六军军长高树勋率领所部由山东转移到冀南，与孙良诚会合，他们活动区域大致相同，都在冀南各县和山东故城县一带。按当时的情况估计，石、高两部人数不多是虚有其名。
当年秋季，因抗日形势发生变化，赵云祥由冀县北部转移到该县南部靠枣强县境李家瓦窑和丰沛一带，与枣强县长郭念基配合，破坏大路，挖掘深沟，防范日军侵袭。
一九四O年秋，孙良诚和石友三部队因驻在山东故城县境李尧头一带时间较长，被日军察觉，日军从德州出动大批军队向孙良诚驻地进攻，战斗从晨至晚打了一天，当日夜间孙部主动转移到景县一带，石友三驻地未遭日军围攻，也转移到景县一带，当年十二月间，孙良诚、石友三、高树勋、赵云祥四部分军队全部向鲁西转移，行程十余天。石友三和高树勋先后到达鄄城、濮县、荷泽县一带，孙良诚到达定陶县一带，赵云祥到达曹县西部，靠近河南省兰考县一带，部队驻在曹县二区王楼寨。
孙良诚到达鲁西后不久，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命他为鲁西行政公署主任，赵云祥部队改为陆军暂编三十师，编制不动。高树勋部虽归石友三指挥，但两人意见很深，双方不见面。孙良诚和他们两人都是西北军的老同事，从中调解，并征得双方同意，由孙良诚陪同石友三到高树勋处会晤。这时高树勋已有歼除石友三的谋划，事先布置好，等到孙、石到达后，即将二人隔离，将石的警卫人员全部打死，石友三同时遇害，据说是用麻绳勒死的，三十九集团军内部发生如此巨变后，石友三之弟石友信当时任特务旅旅长，得悉哥哥被杀，即率该旅进攻高树勋防地，结果被高打死，三十九军从此四分五裂。孙良诚一心想做和事佬，但不明底细，带石见高，活活葬送石友三。他在高树勋处虽未被害，但也受到一次惊吓，此事结束后，他即率部转移到曹县五、六两个区。石友三死后，部队归参谋长王镜波领导，计有宋荣馨师、段海洲旅和直属部队，由鄄城转移到曹县八区和单县一带，向孙良诚部队靠拢。赵云祥部驻在曹县二区王楼寨一带。
一九四一年三月，赵云祥派第二旅旅长戴心宽带一个营和中下级干部几十人到河南黄泛区以西沈丘、项城两县及周家口一带招募新兵。部队由王楼寨驻地出发，在民权、柳河两车站之间窜越陇海铁路时，被开封日军察觉，派快速部队在陈留县毛儿寨一带截击，戴部被打死打伤百余人，俘去十几人，戴心宽仅以身免。随后，他带着剩余的官兵二百余人，越过黄泛区，住在淮阴西部沈丘县东部几个村庄里，以暂编三十师名义设立招兵处。不到半年时间，招募新兵将近两千人，临时编成两个团。赵云祥在当年九月间，亲自到河南迎接新兵，返回曹县。
赵云祥由河北转移到曹县后，即有孙良诚的旧部下谢卿云不断来找赵云祥。此人本是一个政客，过去与赵云祥同事，所以借此关系劝说赵云祥投靠汪伪政府，并答应扩编为一个军，经费从优。赵云祥经不起劝说引诱，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在曹县防地通电叛蒋投汪，改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四军，辖两个师、一个特务团和三个直属连。同时部队由曹县二区转移到河南商丘以北，靠近曹县韩场和青固集一带。
谢卿云诱骗赵云祥得手后，又以同样手段，策动孙良诚和王镜波下水，孙、王二人竟然也接受，共同宣布叛蒋投汪。他们的部队仍驻原地未动。汪伪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并兼河南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直接指挥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特务团团长韩树功和骑兵团团长罗梦先，另有两个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辖两个师，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四十师师长戴心宽。王镜波任第五军军长，辖四十一师师长宋荣馨、四十二师师长王皋如。
一九四二年春，孙良诚到开封就任绥靖公署主任，任命谢卿云为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绥署前主任是刘郁芬，与孙是老同事，因此署内人事未大更动，仅更换了参谋长一人。新任参谋长谷大江(又名谷叔良)是由伪第四军参谋长调升的。
当年秋季，第二方面军奉命全部转移到开封以北各县。军部和三十八师转移到濮阳县八公桥，第四军转移到河北省东明县，第五军转移到河北长垣、濮阳两县。以上三县虽属河北省，但距离开封只有一、二百华里，按当时形势分析，是为保卫开封而布置的。
一九四四年，孙良诚调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方面军全部由开封和河北三县转移到苏北。第二方面军总部和三十八师驻泰州，特务团和骑兵团移驻扬州。第四军驻盐城，军部和直属部队驻城里，三十九师驻伍佑一带，四十师驻上冈一带。第五军驻阜宁。孙良诚本人住扬州，苏北的行政权都归他。此外，还设有苏北政务厅，编制与省政府相同，厅长谢卿云。苏北原驻有和平救国军第九军(军长颜秀吾)，孙良诚部到达苏北后，原驻苏北各县伪军均调往苏南，伪第九军则仍驻泰州，拨归孙良诚指挥。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良诚又投靠南京蒋介石政府，受命在扬州待命．这时孙良诚将驻防阜宁的第五军调到扬州附近，四十一师驻扬州近郊，四十二师驻高邮，宝应一带。
这年十月间，赵云祥在盐城率领所部第四军向新四军投诚。他派高级军官在盐城近郊与新四军代表晤面，达成协议后，赵云祥通电起义，临时改名为华中人民解放军第四军。赵云祥起义后，力图向共产党立功，打算到扬州策动孙良诚起义。他将设想向新四军领导报告，经批准后，带随员数人，由东坎乘船到了扬州，向孙良诚分析形势，劝他起义。谁料孙良诚拒不采纳，将赵云祥监视，不准他返回部队，并命他到南京向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投靠共产党经过。赵云祥去南京后，未受处分，蒋政府给他个少将参议名义，仍回扬州，受孙良诚监视。
我曾在赵云祥部任军需处长，以上所写汪伪第二方面军和第四军的历史沿革，以及它们在各地活动的情况都是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因事隔多年，有些情节可能记忆错误，请知情者指正。
第36章回忆盐城战役的简况/吉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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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连续多次发布命令，要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立即向日、伪发出通牒，限令日、伪军向我就近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投降。“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
苏北地区在9月新四军第三师收复淮阴、淮安两城后，只有盐城一座县城没有解放，当时驻在盐城及周围据点的是伪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万余人。9月6日，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就给伪四军军长赵云祥发出劝降书，指出：时值日寇投降，我军奉朱总司令命令执行就地受降任务。你军已处于孤立，在我军重重包围之中，对盐城的解放，确系易如反掌。希你认清形势，率部携械归来，我军当按照宽大政策之旨，保持你军建制，保证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望慎抉择。不容稍缓。
但直到10月下旬，未见答复。他们拒不投降，并与蒋介石反动军队勾结，被蒋秘密改为新编第二路军第四军，妄图固守待援，垂死挣扎。
为了肃清苏北地区的伪军，夺取盐城这一战略要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抽调苏中军区三个旅和苏北盐城军分区五个团(其中有新四军三师北上后留在苏北的一部分人)两万余人，发起收复盐城战役。由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副政委吉洛(姬鹏飞)、盐阜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组成战役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战役从10月31日开始，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扫清外围：
10月31日战斗打响，是从盐城南面伍佑镇开始的，苏中军区第一旅陈玉生部负责主攻，第二旅胡炳云部在伍佑串场河西配合，第三旅张震东部在盐城与伍佑间的通榆公路两侧，伏击伍佑突围和盐城增援之敌。伍佑驻伪军三十九师师部和两个主力团，为了歼灭这些伪军，第一旅先以密集的炮火摧毁他们的地堡工事，然后从四面发起攻势，并先从北街突破，攻入伍佑中心，伪师长潘子明颇为动摇，即率部向盐城突围溃逃，正陷入第三旅的伏击圈中，潘在二墩被活捉，所属2300多人全部被歼。接着二旅、三旅又攻克盐城外围的二墩、三墩、南新河、九里窑等据点，逼近盐城的南门、西门。盐城军分区的部队在谢祥军司令员指挥下，从东面又相继攻克南洋岸、北洋岸、飞机场等据点。
盐城北面的据点是离城10里的袁家庄和离城3里的北闸两处，伪军四十师约两个营的兵力驻这两处，由盐城军分区独立四团负责攻打。这两个据点都在盐东县坛南区境内，我当时是坛南区区委书记，由于战场在我区内，一切后勤工作如担架、运输、粮草供应、向导、民工等等，均由我区负责，我和区队及一部分基干民兵还随军参加战斗。袁家庄据点较孤立，部队决定先打该据点。31日夜部队已将该据点包围，因据点外围有100多米的开阔地，我们动员100多民工协助部队挖壕沟、搬沙袋、做障碍，一夜之间将壕沟挖到据点附近，敌人的碉堡、土圩，我们看得很清楚。11月1日白天，部队进行侦察，选择突破口，深夜一点钟开始总攻，先用小炮将西北部碉堡打垮，把土圩打开一个缺口，接着在机枪掩护下战士们带着梯子，越过壕河，直冲到土圩上。敌人被我军的英勇行为吓得乱成一团，都退缩到地堡内。我们部队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等，但敌人仍不投降，还放几枪进行顽抗。最后在我军猛烈火力威逼下，大部分投降，少数死不投降，坚决顽抗的被击毙在地堡内。天快明时，袁家庄解放了。部队继续南进，去攻打北闸据点。我组织新袁乡的群众打扫战场，将十多具尸体深埋处理，又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政策，安定情绪，恢复正常秩序。
攻打北闸的部队，有一部分从东面进发，但要通过一道小洋河，遇到了困难，我区北闸乡乡长兼支书宋民康同志同其他乡干部，立即分头寻找船只并动员群众将门板、床板、一切能够用的板材都拿出来搭浮桥，抓紧时间搭了两座浮桥，部队很快通过了，非常顺利地将北闸据点包围起来。这时，敌人很恐慌，但负隅顽抗，无目的地乱放了几枪。到了晚上，敌怕我军攻击，加强巡逻，在土圩四周都手持大刀，举起火把，火光很大，但在我英勇的战士面前，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天侦察选择突破口，经过充分准备，于深夜两点发起总攻，在猛烈火力打击下，伪军一营多人全部被歼，大部被俘。北闸也宣告解放。到11月4日，盐城外围10多个据点全部攻克，歼灭伪军3600多人。第一步基本结束。
第二步攻打盐城：
11月4日，部队将盐城紧紧包围。这时伪军感到我军兵临城下，军心动摇，士气涣散。我军则抓紧时机加强政治攻势，加强形势政策的宣传，加强对伪军的瓦解工作，争取他们投靠人民，动员伪方人员立功赎罪。苏北区党委敌工部、盐城地下党也利用敌工关系抓紧活动，进行策反。伪军长赵云祥和伪四十师师长戴心宽思想有转变，同意派人同我军谈判，经过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多次商谈，他们投向人民的意向较为明显。后伪军代表同我方指挥人员管文蔚、吉洛、谢祥军会见，我方表示，只要投靠人民，可继续派人来商谈具体事项。另一方面，在谈判期间，我军不断进行猛烈炮击，迫使伪军长赵云祥下定决心投靠人民。
11月9日，伪四十师师长戴心宽代表赵云祥与吉洛，谢祥军进一步商谈，戴提出三条：(一)伪四军反蒋起义；(二)保持一个军的番号；(三)与新四军同等待遇。我指挥部首长表示同意。并经双方讨论，又商定了五条：①部队起义后，原建制不变，去东坎整训，大炮、轻、重机枪等全部丢下，步枪带走；②城里仓库及老百姓财产不能有一点破坏，不能损坏武器和其它公共财物；③不能杀害老百姓；④保护起义人员及家属生命财产的安全，军官愿留则留，不愿留者给资回家；⑤县长以下官员、保安武装及一切特工人员，全部交我方政府处理。这些内容经双方领导同意后，11月10日双方同意停火。赵云祥、戴心宽随即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反蒋起义，并联名签发起义通电。至此，盐城战役胜利结束，盐城解放了，全歼伪四军一个军两个师共一万余人。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兴高采烈，扬眉吐气。欢呼这最后一仗打得好；欢呼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欢呼日本法西斯统治、欺压人民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11日下午，苏北区党委城工部长薛尚实就率领工作组进城，13日，管文蔚、吉洛、谢祥军等领导同志会见了四军起义人员连以上军官，15日在盐城体育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当日管文蔚同志还陪同赵云祥去淮安会见华中军区首长，军区首长接见并宴请了赵云祥，同他商讨了起义部队的整训和整编问题。18日，起义部队在戴心宽的率领下，离开盐城，开赴东坎整训。12日上旬，遵照华中军区命令，四军整编为“华中军区人民解放第四军”。陈毅军长宣布赵云祥为第四军军长，戴心宽为副军长，张伴农为参谋长，薛尚实为政治部主任。
我工作组进城后，按商定的协议，接管伪地方保安队和伪政府的档案，清理地方伪组织人员，由四军执法队协助，逮捕了伪县长田茂舟等70多名罪行严重的汉奸、特务，交地方政府处理。
盐城战役胜利结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攻克了苏北最后一个日伪据点，将苏北苏中联成一片，对巩固根据地和以后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都起着重要作用。
二、盐城战役全歼敌一个军一万余人，在当时华中地区还是第一次，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次战役比较好的执行了党对起义人员、优待俘虏等各项政策，对于真心投向人民的伪军人员给予宽大处理，表现好的还给予任用或重用；对于那些拒不投降、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则严厉处理，这样好坏分明，对尔后也是需要的。
三、整个战役是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相结合，苏中部队和苏北部队相结合，部队作战和群众参战相结合，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
·                                 我所知道的赵云祥部队  (1988)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国，国民党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领部队南迁至保定。当时驻防北京北苑的部队是独立三十九旅，未能撤走，被日军围困。日军逼迫旅长阮玄武投降，并允许将部队扩编，否则就得缴械。阮玄武拒不接受日军要求，宁愿被缴械，决不投降。他在北苑旅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将当时的局势和他的意志告诉大家，并指示到会干部可以自想办法，寻找出路。
赵云祥当时任三十九旅教导队队长，回到队部，将开会的情况和当时的形势和处境传达给全队官兵，并说明自己宁愿冒险率领全队突围，寻找出路，决不缴械。全队官兵一致同意。八月七日，部队做好了准备。当晚十一时左右，由副队长崔连荣带领两个班，将北苑的围墙挖开一个大缺口，随后全队官兵由缺口突围，未被日军发觉。突围以后，部队顺利地沿着小路直奔京西妙峰山。经十余小时的行军，八日下午到达妙峰山，即在山下村庄宿营吃饭。九日又向南撤至距北京一百余里的斋堂镇，在该镇住了十几天。接着三十九旅手枪队队副潘子明率领全队士兵也由北苑突围到达该镇，又有该旅的两个连先后突围到达。此间，由赵云祥负责收编了手枪队和两个连，以及其他散兵二百余人，共有官兵五百多人，编成两个营自任团长，继续南撤。在河北易县境内，与冀东保安队的一个营三百多人相遇，即将该营收编为第三营。这时赵云祥派团副李文林去保定与河北省政府及二十九军联系，在未得到指示前，全团在易县整休待命。十余天后，二十九军派火车将全团接到保定，改编为二十九军特务第二团，仍由赵云祥任团长，并命他率全团开往津浦铁路的泊镇车站。
那年冀中、冀南各县暴雨成灾，平地能行船，积水在一米以上。部队经高阳、河间、献县、交河等地，涉水行军十余天，到达泊镇车站。该镇属于河北交河县，是抗日最前线，当时无正规军设防，只有地方保安团队。赵团到达后，即拨归保安第二旅旅长程希贤指挥，受命防守车站一带。
当时日军已攻占了沧州，未沿铁路向南进犯。泊镇距沧州约六十华里，中间还有个砖河车站，是双方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泊镇在运河西岸，河面上停靠的难民船只很多，日军飞机不断到泊镇上空侦察、轰炸，曾被赵团用机枪、步枪集中火力击落了一架。
沧州车站到砖河车站有一段铁路，在沧州部队撤退时已加破坏。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日军企图南犯，开始抢修这段铁路。在日军抢修队未修到砖河车站时，赵团奉命把从砖河到泊镇的铁路彻底破坏，并奉命沿铁路南撤，到达德州。这时该城也无军队防守，连车站上的铁路人员也全部撤走。赵团在此休息了半天，即向西撤，途经夏津、临清等县，到达河北省南部威县境内，整休待命。这时交河县保安队队长戴心宽带领全队也撤到威县，驻在城内。戴心宽与赵云祥是同乡，又是老同事，两人商量后，戴部愿归赵云祥改编，编为第四营，由戴心宽任营长。这时赵云祥部队扩充到四个营，人数将近千人，枪支优良，弹药充足。
同年十月上旬，河北省政府任命赵云祥为河北先遣第一游击支队司令，编制与旅相同，并命赵子贞任支队参谋长，归河北省保安司令高树勋指挥。当时冀中各县都是空城，有的县连保安队和警察都已撤走。高树勋率保安部队由河北濮阳北上，到达威县，即命赵团由威县北上经南宫、冀县，衡水、武邑到达交河县富庄驿驻守。
高树勋部队在南宫未继续北上，又奉命南撤。此时已是十一月初，天气寒冷，士兵均无棉衣。赵云祥决定暂不南撤，先抓紧时间给官兵赶筹棉衣。当时交河县已由地方绅士组成亲日的维持会，负责人李彦彬曾在北洋军阀部队里当过旅长。赵云祥派参谋长赵子贞带兵一连，到交河县城与李彦彬交涉，请其协助军队筹办棉衣，解决一部分经费，李满口答应，很快就将一批军服运到富庄驿。谁知在十一月五日夜间，李彦彬派了一队民团将城内的赵子贞参谋长和其他办事人员全部杀害，并围攻赵团派去的那个连队，打死四十余人，连长也被打死，仅有一个排长率领三十多人奋战突围回到富庄驿。情况发生后，赵云祥极为气愤，于十一月八日亲自带领两个营向交河县民团所在地发动进攻，一举将民团全部击溃，打死打伤一百余人，生俘三十余人，李彦彬逃往天津。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回富庄驿，于十日早晨，在该镇北门外将俘虏全部枪杀，为死难官兵报仇。此事双方共死亡二百余人。
当时河北省武邑县县长王景文，在日军入侵河北时，未弃城南撒。十一月中旬，他派人到富庄驿邀请赵云祥部队去该县，答应负责筹办部队的吃穿用问题。富庄驿离武邑县约六十华里，赵云祥经过研究，决定亲带两个营去武邑县，留一个营仍驻防富庄驿，另派一个营进驻阜城县，就地招募新兵，收编地方团队，充实力量。随即按支队编制，将原有四个营改编为两个团，第一团团长潘子明，第二团团长戴心宽，此外又增添两个连，特务连由赵群祥任连长，骑兵连由罗梦先任连长。经过这次补充、改编，全支队很快发展到三千余人。十二月下旬，河北省政府派刘锦堂到武邑，任支队参谋长。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间，冀南各县抗日游击队蜂起，到处有人自称司令：如景县的葛荣华，系卖莱出身，手下有三百余人，还有胡静波，是当地恶棍，手下有二百余人，阜城县的刘方亭，原是西北军军官，手下有二百余人，任丘县的徐亚平，又名徐二黑，原是该县大土匪，手下有四百余人。这些人都先后到达武邑县，会见赵云祥，表示愿煮听从赵云祥指挥，协同抗日，并派联络人员驻在武邑。另外，还有许多县先后组织了游击队：如衡水县保安队队长邵北武有三百多人，在巨鹿一带活动的段海洲，约五百人。还有河北省抗日民军组织，领导人张荫武，原是中学校长，和邵鸿基合作，活动在巨鹿一带，人数不详。当时在冀南各县的游击部队以赵云祥的人数最多，军官大都是原二十九军旧部，部队也按正规军编制。
一九三八年春季，河北冀县境内已无抗日军队，县长弃城南逃，赵云祥即带特务连和戴心宽团进驻冀县，支队队部和潘子明团仍留驻武邑，由参谋长刘锦堂负责。这年秋季，赵云祥组织了一个突击营，派营长赵更新带领，由武邑出发进攻德州车站，并将铁路破坏一段，活捉了两名日军、三名护路警，将两名日军解送河北省政府。这时赵云祥占据武邑、冀县两地，在人力、物力上都很充裕，但感到枪支弹药不足，即派人到天津、北京招聘技术工人，并购买了二十九军遗留下的机床等设备，在冀县成立了修械所，每月能制造步枪百余枝。
一九三八年冬季，中共中央委员杨秀峰到冀南行政公署所在地南宫县视察，路经冀县，赵云祥亲自迎送，并设宴招待，留宿一宵。一九三九年春季，重庆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冀察战区游击队总指挥。赵云祥是孙良诚的旧部下，孙到冀县不久，便将河北省第一游击支队扩充为冀察战区游击第三纵队，任赵云祥为纵队司令。该队编制与师相同，辖两个旅、一个特务团，还有直属部队。这年夏季，赵云样将武邑、阜城两县放弃，将部队全部集中到冀县和枣强县境，把原来的两个团扩充为两个旅，第一旅旅长潘子明，第二旅旅长戴心宽。又将景县游击队胡镜波编成特务团，由赵群祥任团长。所有编制短缺人数，由他们自行招募补充。
一九三九年夏，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锺麟率省府全体人员由洛阳来到冀县驻在城西王村一带。不久形势变化，河北省政府由冀县撤到京汉铁路以西邢台县境路罗川，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和第三纵队潘子明旅也先后撒到路罗川，孙良诚带卫队连住在镇上，总部驻在鱼林沟一个山村里，潘子明旅驻在路罗川最东部各山村里，保卫河北省政府，以防日军进犯。赵云祥带领戴心宽旅和特务团仍驻冀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间，日军由德州向武邑、衡水等县进犯，占领两县城后，进攻冀县，赵云祥未加抵抗，主动撤出县城，转移到冀县以北靠束鹿县边境各村庄。他发动群众破坏所有的大路，纵横挖深沟，村与村相连，军队转移都在沟内走动。日军占据冀县后，未敢出城，赵云祥不断地组织突击队到冀县城里袭击日军营房，有次活捉了两名日军，解送河北省政府。
一九四○年春，孙良诚奉命率潘子明旅由路罗川回到冀县，经常在该县南部和枣强县一带活动。他的参谋长黄百韬和参谋处长郭星章都是重庆派来的，两人都是陆军大学毕业，怕吃苦、怕危险，到冀县不足半年，同时请假回重庆，一去不返。也在一九四O年春季，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和新六军军长高树勋率领所部由山东转移到冀南，与孙良诚会合，他们活动区域大致相同，都在冀南各县和山东故城县一带。按当时的情况估计，石、高两部人数不多是虚有其名。
当年秋季，因抗日形势发生变化，赵云祥由冀县北部转移到该县南部靠枣强县境李家瓦窑和丰沛一带，与枣强县长郭念基配合，破坏大路，挖掘深沟，防范日军侵袭。
一九四O年秋，孙良诚和石友三部队因驻在山东故城县境李尧头一带时间较长，被日军察觉，日军从德州出动大批军队向孙良诚驻地进攻，战斗从晨至晚打了一天，当日夜间孙部主动转移到景县一带，石友三驻地未遭日军围攻，也转移到景县一带，当年十二月间，孙良诚、石友三、高树勋、赵云祥四部分军队全部向鲁西转移，行程十余天。石友三和高树勋先后到达鄄城、濮县、荷泽县一带，孙良诚到达定陶县一带，赵云祥到达曹县西部，靠近河南省兰考县一带，部队驻在曹县二区王楼寨。
孙良诚到达鲁西后不久，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任命他为鲁西行政公署主任，赵云祥部队改为陆军暂编三十师，编制不动。高树勋部虽归石友三指挥，但两人意见很深，双方不见面。孙良诚和他们两人都是西北军的老同事，从中调解，并征得双方同意，由孙良诚陪同石友三到高树勋处会晤。这时高树勋已有歼除石友三的谋划，事先布置好，等到孙、石到达后，即将二人隔离，将石的警卫人员全部打死，石友三同时遇害，据说是用麻绳勒死的，三十九集团军内部发生如此巨变后，石友三之弟石友信当时任特务旅旅长，得悉哥哥被杀，即率该旅进攻高树勋防地，结果被高打死，三十九军从此四分五裂。孙良诚一心想做和事佬，但不明底细，带石见高，活活葬送石友三。他在高树勋处虽未被害，但也受到一次惊吓，此事结束后，他即率部转移到曹县五、六两个区。石友三死后，部队归参谋长王镜波领导，计有宋荣馨师、段海洲旅和直属部队，由鄄城转移到曹县八区和单县一带，向孙良诚部队靠拢。赵云祥部驻在曹县二区王楼寨一带。
一九四一年三月，赵云祥派第二旅旅长戴心宽带一个营和中下级干部几十人到河南黄泛区以西沈丘、项城两县及周家口一带招募新兵。部队由王楼寨驻地出发，在民权、柳河两车站之间窜越陇海铁路时，被开封日军察觉，派快速部队在陈留县毛儿寨一带截击，戴部被打死打伤百余人，俘去十几人，戴心宽仅以身免。随后，他带着剩余的官兵二百余人，越过黄泛区，住在淮阴西部沈丘县东部几个村庄里，以暂编三十师名义设立招兵处。不到半年时间，招募新兵将近两千人，临时编成两个团。赵云祥在当年九月间，亲自到河南迎接新兵，返回曹县。
赵云祥由河北转移到曹县后，即有孙良诚的旧部下谢卿云不断来找赵云祥。此人本是一个政客，过去与赵云祥同事，所以借此关系劝说赵云祥投靠汪伪政府，并答应扩编为一个军，经费从优。赵云祥经不起劝说引诱，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在曹县防地通电叛蒋投汪，改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四军，辖两个师、一个特务团和三个直属连。同时部队由曹县二区转移到河南商丘以北，靠近曹县韩场和青固集一带。
谢卿云诱骗赵云祥得手后，又以同样手段，策动孙良诚和王镜波下水，孙、王二人竟然也接受，共同宣布叛蒋投汪。他们的部队仍驻原地未动。汪伪政府任命孙良诚为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并兼河南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孙良诚直接指挥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特务团团长韩树功和骑兵团团长罗梦先，另有两个军，第四军军长赵云祥，辖两个师，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四十师师长戴心宽。王镜波任第五军军长，辖四十一师师长宋荣馨、四十二师师长王皋如。
一九四二年春，孙良诚到开封就任绥靖公署主任，任命谢卿云为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绥署前主任是刘郁芬，与孙是老同事，因此署内人事未大更动，仅更换了参谋长一人。新任参谋长谷大江(又名谷叔良)是由伪第四军参谋长调升的。
当年秋季，第二方面军奉命全部转移到开封以北各县。军部和三十八师转移到濮阳县八公桥，第四军转移到河北省东明县，第五军转移到河北长垣、濮阳两县。以上三县虽属河北省，但距离开封只有一、二百华里，按当时形势分析，是为保卫开封而布置的。
一九四四年，孙良诚调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方面军全部由开封和河北三县转移到苏北。第二方面军总部和三十八师驻泰州，特务团和骑兵团移驻扬州。第四军驻盐城，军部和直属部队驻城里，三十九师驻伍佑一带，四十师驻上冈一带。第五军驻阜宁。孙良诚本人住扬州，苏北的行政权都归他。此外，还设有苏北政务厅，编制与省政府相同，厅长谢卿云。苏北原驻有和平救国军第九军(军长颜秀吾)，孙良诚部到达苏北后，原驻苏北各县伪军均调往苏南，伪第九军则仍驻泰州，拨归孙良诚指挥。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良诚又投靠南京蒋介石政府，受命在扬州待命．这时孙良诚将驻防阜宁的第五军调到扬州附近，四十一师驻扬州近郊，四十二师驻高邮，宝应一带。
这年十月间，赵云祥在盐城率领所部第四军向新四军投诚。他派高级军官在盐城近郊与新四军代表晤面，达成协议后，赵云祥通电起义，临时改名为华中人民解放军第四军。赵云祥起义后，力图向共产党立功，打算到扬州策动孙良诚起义。他将设想向新四军领导报告，经批准后，带随员数人，由东坎乘船到了扬州，向孙良诚分析形势，劝他起义。谁料孙良诚拒不采纳，将赵云祥监视，不准他返回部队，并命他到南京向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投靠共产党经过。赵云祥去南京后，未受处分，蒋政府给他个少将参议名义，仍回扬州，受孙良诚监视。
我曾在赵云祥部任军需处长，以上所写汪伪第二方面军和第四军的历史沿革，以及它们在各地活动的情况都是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因事隔多年，有些情节可能记忆错误，请知情者指正。

伟伟
[新手]

求汪伪政府1943年授予的陆军中将和少将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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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0日
齐燮元、鲍文樾、任援道、唐蟒、叶蓬、杨揆一、萧叔萱、庞炳勋。、胡毓坤、孙良诚、张维玺、孙魁元为上将
吴化文、李长江、苏荫森、王清瀚、邵文凯、秦华、项致庄、王和民、郑大章、王新民、郝鹏举、赵云祥、张岚峰、黄其兴、窦光电、申振纲、田执中、刘启雄、李讴一、孙希文、杨振、张恒、李学舜、潘干丞、徐璞诚、黄自强、李宣倜、谢卿云 为中将。
1943年10月10日
谢文达、杨茂林、马啸天、宋荣鑫、蔡鑫元、颜秀五、丁聚堂、孙建言、孙宝瑢、刘祖笙、
黄南鹏、戴心宽、潘子明、何燮桂、孙玉田、曹 滂、刘明夏、陈达君、王维藩、高德林、
金绍衡、董鸿逵、王向荣、王哲儒、刘相图、严肇轩、秦汉青、侯福云、谷大江、李燮坤、
田紫桢、徐传楹、杨紫侯、姜博学、高 瑜、谢又安、李俊元、李 瑛、 姜凤飞、叶焕如、
谢叔锐、范浦江、傅德贵、陈才福、杜新民、秦庆霖、李祖夏、彭济华、梁文正、周公沐、
刘恺章、陈扶民、孙福田、华训忠、田铁夫、孔瑞五、蒿桂亭、田 申、 马文起、张锡麟、
宋廷裕、高承忠、赵晋三、丁惠民、刘毓祺、齐 荣、刘化南、苏玉衡、孙 洁、陈炎生为少将。
凌 宵、尹祚乾、许建廷、姜西园、招桂章为海军中将。
孟秀椿、鲍一民、黄 勋、郑世璋、李慧济、叶科松、蔡浩章为海军少将。
陈昌祖、姚锡九为空军少将。
陈昌祖（1904—？）　广东新会人。汪精卫妻弟。曾赴法国学习航空技术。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中德航空公司经理。1938年底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39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30日任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1941年6月3日兼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委员会陆海空军修械所长，1942年7月30日特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被伪政府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后任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中央大学校长，中政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9月26日晨，陈昌祖在南京被军统局逮捕。后不详。
姚锡九（？—1946）　江苏宿迁人。曾赴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1916年任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教官。1921年4月赴东北，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务处处长。后任北洋政府航空署航运厅长。1925年7月13日被北洋政府授为陆军少将。调任南苑航空学校教育长。1929年6月22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副署长，同年9月10日调任中国航空公司理事。1931年3月21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1934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1935年9月叙任为空军中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伪政权。1942年7月30日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长，1943年10月29日任汪伪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空军参谋次长。同年10月10日被汪伪政府授为空军少将。1944年5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46年在南京以汉奸罪被执行枪决。
1943年11月9日 朱 昌为中将
以下网址有部分生平:http://hi.baidu.com/yxmdbk/blog/item/89b316169a8dcf55f2de3240.html
http://bbs.tiexue.net/post_2643876_1.html
回答：2008-11-26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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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和盐城和平解放
作者：周玉坚 文章来源：盐城县革命斗争史 更新时间：2011-4-7 13:44:52
一、抗战胜利后的盐城形势
1945年8月9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延安总部发出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向日伪展开全面反攻。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了8年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日本宣布投降后，盐城全县一片欢腾。县委书记周一萍于县委驻地尚庄作诗一首，题名《胜利》：“敌忾同仇战绩多，敢叫日寇息干戈。一从捷报飞来后，万众欢腾唱凯歌。”充分表达出全县广大人民的喜悦心情。
驻盐日军辎重及东拓公司人员、财产先后撒往泰州，盐城大部分日伪据点被新四军及地方武装攻克。盐城县政府及地方武装根据延安总部命令和新四军总部对华中日军的通牒及入城布告精神，积极准备接受城市。县敌工部改称城工部，并成立城工委，戴星明兼任书记。8月底，组成盐城城区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吴迪人任市长，林英杰任市委书记，机关暂住城外。早在伪四军调防盐阜地区不久，苏北区党委抽调阜宁、盐东、盐城、建阳四县敌工部人员，成立“大股伪军工作委员会”。这时“大股工委”按照朱总司令关于“日伪军就地受降”的指示，以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名义，给困守盐城的伪四军军长赵云祥发函，劝其认清形势，率部携械归来，并按政策，保证全军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伪四军原为西北军系统，其人员多系亲朋部属等封建关系的结合，无党派背景，但旧军队的影响很深。此时国民党当局从抢占胜利果实、扩张势力等目的出发，派人秘密游说，将其秘密改编，委孙良诚为国民党第二路军司令，赵云祥为第二路军第一军军长。其部属保持原建制，原地驻防，为国民党当局抢占地盘。
伪四军有恃无恐，不仅拒绝了我方敦促其投降的呼吁，还杀害了前往送信的敌工干部徐渠。他们调整防务，设立城防司令部，外围据点集中于伍佑、北袁庄、南新河桥、南洋岸、大孙庄几处，加强了城外防线，囤积粮草，妄图固守待援。
驻扬州的孙良诚电令赵云祥坚决守城，与城共存亡，并每天派出两架飞机，到盐城四周上空盘旋扫射，为伪四军助威打气。
二，对伪四军工作
从日本宣布投降到9月2日，华中我军民在大江南北共解放县城32座，重要市镇近400个，获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其中，在苏中攻占了靖江、宝应和兴化，伪四军通往扬州的交通被完全切断，盐城成为一座孤城。既然伪四军敢于负隅顽抗，华中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对“日伪就地受降”的命令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迅速占领运河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南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的指示，决定集中苏中军区主力和苏北军区、盐阜军分区部队发起盐城战役，由管文蔚、吉洛（姬鹏飞）统一指挥。
战役决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扫清外围据点，10月30日，苏中一旅陈玉生部、二旅胡炳云部对伍佑伪四军三十九师潘子明部发起攻势，至11月4日，外围据点伍佑、北洋岸、南洋岸、二墩、三墩、飞机场、北袁庄等全部扫清，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若干轻重武器。
我在大兵压境、加强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伪四军的政治攻势。伪四军内部存在有两条线的敌工关系，一条是路耀林，一条是郭鑫和。路于1940年10月打入伪四军，时任军部副官长，多次向我敌工干部路岩龄提供情报。郭原任我太行第五军分区敌工站磁武分站副站长、共产党员、受太行地区和敌工部派遣，利用表妹夫伪四十师师长戴心宽的关系，于1943年初打入伪四军，时任四十师参谋处少校参谋。伪四军调苏北后，太行军区敌工部将他关系转到苏北区党委敌工部。我“大股工委”通过政治交通员左如桂与其联系，多次将伪四军作战部署、城防工事、火力配备、通讯联络等情报，及时送达我军。他们还不时将抗战形势及我党政策适当加以宣传，促使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干部和高级干部的思想转化。以四十师师长戴心宽为代表的高干深明大义，赞同与新四军联系，在多种场合，向赵吹风，建议“派人和新四军联系”，推动赵走上起义道路。
三、伪四军宣布反蒋起义
在兵临城下，孤城无援的情况下，经内部敌工干部的工作及在戴心宽等人的推动下，赵云祥决定派人与我联系，商讨有关条件。对赵此举，我方当即表示欢迎，经几次逐步深入的商谈，我前指同意伪四军提出的3个条件：1．部队反蒋起义；2．保持一个军的番号；3．与新四军同等待遇。11月11日上午，赵云祥、戴心宽召开营、处以上军官会议，宜布反蒋起义．赵、戴联名签发了起义通电，自此，伪四军一万余人正式走上起义道路。起义当天下午，苏北区党委城工部长薛尚实和华中五专区公安局副局长傅宗华分别带领工作组进城，接管伪地方保安队和伪政府档案，清理地方伪组织人员。并由伪四军执法队协助，逮捕了伪县长田茂舟等70多名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慰问联欢。12日，县长胡扬、县民兵总队长彭鹏等人前往盐城。13日．管文蔚、姬鹏飞等同志进城，当晚宴请了四军连以上干部，表示慰问和欢迎。14日，县委书记周一萍率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城区市长谷必成、书记康克等人人城。15日，在盐城体育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同日，赵云祥由管文蔚陪同，去华中局所在地淮安，戴心宽奉命率部（含三十九师被俘人员）万余人离盐开赴东坎受训。编为华中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后又编入华东野战军十纵、七纵，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
伪四军宣布反蒋起义，盐城得以和平解放，避免了战火摧残．也是盐城自1941年7月日伪大扫荡以来，第一次获得全面解放。这是盐城军民在党领导下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使我军增加了实力，扩大了解放区。盐城解放，标志着抗战的胜利在盐城得到了实现。抗日战争期间，盐城人民的革命斗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在主力部队帮助支持下，盐城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从无到有，逐步巩固；抗日武装在战斗中产生、锻炼成长；盐城人民不屈不挠，与侵盐日伪军的残酷扫荡、清剿、封锁、分割等军事行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自抗日根据地建立后，盐城人民拥护抗日政权，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掩护干部和战士，站岗放哨巡查坏人，辛勤生产、发展经济、支持抗日事业，涌现出大量英雄模范人物，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无比生动的事例，描绘出盐城历史极其壮丽的画面。
在抗战中诞生成长的盐城县委、县政府率领全县人民从此投入了新的反对内战，创建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斗争。
进军号角(4)
作者：林可行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舒同，副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副主任唐亮。下辖：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张云逸(兼)，副校长余立金、刘清明；警备旅；后备兵团，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戴心宽、王彬，副政治委员龙潜，参谋长李学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辖第1、第2、第3、第4师。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兼)，政治委员康生，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第一副政治委员傅秋涛，第二副政治委员向明，政治部主任王集成，辖第32军(由胶东军区部队组成)，军长谭希林，政治委员彭林，辖第94、第95师；昌潍特区，司令员刘德胜，政治委员王众音；济南警备区，司令员廖谷标，政治委员刘顺元；徐州警备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张北华；
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瑜，政治委员赖可可，辖警备第4、第5旅，东海、西海、北海、南海、滨北等军分区；渤海军区，司令员覃士冕，政治委员张晔，辖沧南、泺北、清河、垦利等军分区；鲁中南军区，司令员钱钧，政治委员高克亭，辖泰山、沂蒙、沂山、尼山、台枣、滨海、泰西等军分区。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政治委员肖望东，辖警备第9旅，泰州、扬州、南通、盐城、淮阴等军分区。苏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辖警备第6、第7、第8旅。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希圣，辖警备第1、第2旅，滁县、宿县、巢湖、安庆、六安、阜阳等军分区。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高岗，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第一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陈奇涵，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下辖：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副政治委员吴溉之；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兼)，政治委员吴溉之(兼)；工兵学校，校长冯志湘，政治委员李雪炎；朱瑞炮校，校长贾陶；第50军(由辽沈战役起义的曾泽生部改编)，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148、第149、第150、第167师；辽宁军区，司令员边章伍，政治委员张秀山；辽北军区，司令员彭嘉庆，政治委员郭峰；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江华；热河军区，副司令员舒行；锦州军区，副司令员朱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云泽(乌兰夫)，辖骑兵第1、第2、第10、第11、第16师；合江、吉林、嫩江、龙江等军事部；第163、第164、第165、第166师；整训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师；警卫师。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参谋长赵尔陆(4月，萧克、赵尔陆调离华北军区到第四野战军工作，由唐延杰接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参谋长王世英，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下辖：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副校长萧克，副政治委员朱良才；炮兵第3、第4师；补训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涌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叶楚平，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旅；第69军(由第7纵队改称)军长周彪，政治委员漆远渥，辖第205、第206、第207师；第70军(由第14纵队改称)，政治委员甘渭汉，辖第209、第210师；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辖独立第4、第5、第6旅，五台、交城、太谷等军分区；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俘训旅，津南、保定、平南等军分区；
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政治委员吴德，辖第12军分区；
冀南军区，司令员王光华，政治委员马国瑞，辖临清、夏津、邯郸、南宫、衡水等军分区；
太行军区，副司令员赵辉楼，副政治委员冷楚，辖独立第7旅，邢台、左权、长治、焦作、漳卫、武安等军分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辖独立第2旅，临河、湖西、豫北、鲁西南、运东、运西、直南、濮范等军分区；
太岳军区，司令员曹普，政治委员顾大川，辖岳南、王屋等军分区；
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杨耕田，辖俘训旅，雁北、平西、建平、易水、察南、察北、冀察等军分区。
在整编中，全军统一了编制，调整了武器装备，充实了各级领导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全军总兵力达400万人，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向全国进军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活动于南方各省几支较大的游击武装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949年1月先后进行了整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下辖第1、第3、第5总队和独立总队；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平，下辖东江第1、笫2、第3支队，北江第1、第2支队，湘南支队，赣南支队；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下辖第1、第2、第4、第7、第8支队；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政治委员周楠，下辖第1、第2、第3支队，罗盘、滇东南、左江等指挥部；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生，下辖第1、第2、第3支队、闽中支队、浙南第3支队，闽北、闽西北、闽浙边、浙南游击部队等。
回书目
华东战场秘密战》：十六（4）
作者：夏继诚       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
迫不得已，乃潜入敌后，另寻报国之路。当时国民党内‘曲线救国’谬论高唱入云，大批党国要人和高级将领纷纷投敌。本人因一念之差，失身陷入忍辱含垢的‘和运’泥潭。每当回忆这段耻辱经历，都使我羞愧万分。我愿以待罪之身，听候国人公决。”
陈毅见郝鹏举有赧色，于是以关心体察的口气说：“郝将军从伍以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丧失民族气节，为虎作伥当汉奸，毕竟是你一生历史中最大污点，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天你有此表示，人民是会欢迎的。我党我军对一切失足落水的人，只要他幡然醒悟，坚决站到人民方面来，并在行动上有立功表现，一律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这一光明磊落的政策，早已昭告国人。曾是你们西北军的赵云祥、戴心宽、杜新民等人，他们也曾陷身敌伪，可是起义后不是受到人民的热诚欢迎吗！”
郝鹏举说：“郝某对贵党贵军政策早有所闻，且深信不疑。抗战后期，本人曾和新四军第四师保持秘密联系，张云川先生曾代表本人进入淮北解放区，协商两军避免作战的有关事宜。抗战后，本人接到国民政府命令，被任命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负责维持徐州一带治安，保护交通，继而受命掩护陈大庆、冯治安部北上打通津浦路。本人及所属官兵都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因而和贵方保持了联系。这些情况，都得到了贵党贵军的体察，本人深表感谢！”
陈毅鼓励说：“对于郝将军深明大义的种种举措，我们表示赞赏！我党一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八年抗战，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甫告胜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将全国人民拖入内战深渊。我们认为，内战是一场大灾难，最终受害的是国家民族，是千千万万无辜的老百姓。积我们数十年之经验，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必须针锋相对，坚决反击，使其无所逞其伎。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却指使阎锡山出动十几个师侵犯我上党地区。刘伯承司令和邓小平政委遵照党中央的命令，坚决实行自卫还击，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一批高级将领被生俘。同是西北军的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被任命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而另一位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却兵败被俘。如果他失败后回到蒋管区，必将被军法从事。因此最后马法五将军发表谈话说：‘幸而这次放下武器，来到了解放区。倘若日后回到大后方，恐怕罪上加罪，不知此身将在何处矣！’他说得很对，蒋介石是用得着你时花言巧语，加官晋爵；用不着你时一脚踢开，落井下石。这方面郝将军该是深有体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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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张维玺列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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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s6818  发表日期：2011-5-30 1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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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42年底的一天中午，孙良诚邀请张维玺去绥靖公署赴宴，一同参加宴会的有甄纪印（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念基（总司令部总参议）、赵云祥（第四军军长）、王清瀚（第五军军长）、潘自明（三十八师师长）、戴心宽（三十九师师长）、王和民（四十师师长）、谷大江（绥署参谋长）、李文铎（绥署总参议）以及孙的堂弟孙玉田（总司令部直辖三十七师师长）等，大都是老西北军人，张维玺见到了旧相识很高兴，大家也热情地对张维玺表示欢迎。在宴会进行中，传令兵给孙良诚送来两封电报，孙良诚看后站起身来对大家说：“南京发来电报，一封是急令我去南京参加军委会议，一封是刘郁芬（汪伪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来电说军委会决定任命张维玺为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张维玺听后大吃一惊，立即站起身来问：“这是怎么事儿？！”，孙说：“刘郁芬接到你来开封的消息后，特别报请委员长（指汪精卫）召开军委常委会决定了对你的任命。”，张维玺连连摆手说：“不行！这不行，我的心脏有病，早就辞去了军职，我来开封只是办私事，你快给兰江（刘郁芬字兰江）发电报，把任职的事给辞了。”，孙说：“这是政府决定了的事儿，那能你说不行就辞了，就这么着吧！有嘛事儿回来再说。”，接着他向大家说：“我马上要去南京开会，由张副总司令代行绥署主任，我先告辞了。”，说罢即转身走了出去。张维玺见大家都看着自己，感到十分尴尬，气恼地说：“少云（孙良诚字少云）怎么能这样！这太强人所难了，我干不了，我要回天津去！”，说着即起身往外走，郭念基赶紧过来拉住张维玺，说道：“张先生别着急，请坐下谈，孙先生（当时孙良诚部下对孙都称呼先生）也是执行上级命令，这事儿很难推辞，再说我们都希望先生留下来，以后可以多多提携我们这些老部下。”，王清瀚说：“张先生在西北军有很高声望，对老西北军人有很大影响力，说穿了，政府（指汪伪国民政府）会因此抓住不放。既来之则安之，孙先生说您的父亲还被押在济南，我看张先生留在开封是上策，救人是当务之急。”，谷大江接着说：“孙先生为这事儿，几次打电报给刘总参（指刘郁芬），听说周佛海（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也过问了此事。”，……。张维玺在众人的苦苦挽留下，无可奈何地说：“多承诸位雅爱，不过，我患病多年，精神和体力都很差，几年来一直在休养，不能再担任军职了。总司令走后交待你们的事，大家按老规矩办，请放心，我等他回来，以后的事情再说。”。宴会散了后，张维玺离开绥署回到旅馆，见苗秀升正在等他，张满脸怒气地告诉苗秀升，日本鬼子到现在不但没放人，孙良诚反要把我拉下水，张把宴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苗秀升说：“饭无好饭，宴无好宴，这是孙良诚在逼着您下水，现在只能忍着等他们把人放出来再考虑下一步，您这时要多注意，别引起他们的怀疑。”，苗又说，在郏县的宋氏和赵凤林很长时间没得到这里的消息都很着急，李炘也派人到郏县问过，大家非常担心您的安危，叫我来探听一下，张维玺说：“你回去让他们放心，我在这里还好，等孙良诚回来后，叫他无论如何先解决放人的事，你过几天再来开封，看情况再作打算。”。
第二天，谷大江来接张维玺到绥署，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军委会对张维玺的任命以及总司令布置的工作，会后谷大江引领张维玺到各部门走了一趟并介绍其主要负责人。午饭后在休息室里，谷说:"赵云祥在西北军曾是孙良诚的传令兵，当过副官，后升为团长，两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1939年赵云祥派我到汉口迎孙良诚北上，愿拥戴为长官，自己甘充部属，听其指挥。孙到冀察战区后，即由鹿锺麟任为游击总指挥官，直接率领赵云祥的游击纵队，……”，张问：“现在部队都驻扎在什么地方。”，谷说：“1942年孙良诚在赵云祥的劝说下，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的任命，担任了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赵云祥任第四军军长，王清瀚任第五军军长,直辖师师长是孙玉田，我任赵云祥第四军的参谋长，当时孙良诚总部设在濮阳县八公桥；第五军驻长垣、濮阳，第四军驻曹县东南韩场，青固集一带。不久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由孙良诚继任,我被调升为绥署参谋长.孙的总部设于开封和八公桥两地，司令部参谋长甄纪印驻在八公桥。"。张维玺又问：“日本顾问在绥署里干什么？”，谷大江哼了一声说：“日本驻军在南京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它向各军事机构和各部队都派遣有军事顾问。开封绥署的日本顾问叫井福少佐，他直属南京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松井久太郎领导，绥署里无论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日本顾问许可，别看他是少佐，总司令有事要向他请示，而他下达的命令都要服从，实际上我们的军队是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张维玺问：“孙良诚什么时候回来？”，“大概半个多月吧！最近听说刘郁芬生病住院，可能孙良诚去探望一下。他回来时还要到八公桥总部去布置工作。”，又说：“今天井福顾问去了日本军部，他知道你在开封，明天你来绥署和他见见面，以后会和他常打交道。”。张维玺离开绥署到旅馆，见苗秀升留有字条说他回郏县，过几天再来开封。
1943年1月中旬，孙良诚回到开封，张维玺询问解救家人之事，并再次表示自己不能担任军职，孙说：“已经定下的事，你别再推辞了，咱们都是老朋友，大家一起共事，还有嘛不行的。”，张欲言又止，孙接着说：“我在南京曾去看望刘郁芬，他在病中还问过你的事儿。谢庆云(伪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对我说，刘郁芬曾经与日本军事总顾问联系过，他说不久即可放人。”。1943年1月下旬，一天傍晚，孙良诚急匆匆走进房间，笑容满面地对张维玺说：“保释的事儿办妥了，济南方面已把人移送到开封，日本军部通知明天去接人。”。次日中午，孙良诚从日军师团部（铁塔附近）将张安然和王仲瑛接送到旅馆，张维玺见到被关押达半年之久的父亲，身体羸弱，面容憔悴变得苍老了许多，顿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磕头赔罪，张安然也激动的流下眼泪，王仲瑛则在一旁抽泣。突然，张安然脸色变得苍白，倒地不起，张维玺慌忙将父亲抱在床上，孙良诚立即派人叫来军医官紧急施救，经检查后，医官说：“老人年纪大，身体受过折磨，十分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又因情绪过分激动容易引起昏厥，应当卧床静养。”，接着拿出一些药品叮嘱按时服用。孙良诚对身旁的副官说，要派勤务兵来帮助伺候，同时对张说：“以后有嘛事儿和要嘛东西，就叫勤务兵直接去绥署找谷大江办理。”。 经过几天的医治和休养，张安然的身体逐渐恢复，当他得知张维玺被任伪职后，气得浑身发抖，大声斥责道：”你怎么能当汉奸！难道忘了是谁把咱家烧的净光，日本鬼子没人性，你还给他们当帮凶，快去找孙良诚辞职，我不怕鬼子整死我，……“，此时他的喉咙有些梗塞，嗓音变得沙哑，张维玺急忙劝慰，低声告诉父亲，为了救出老人家，我才来开封找孙良诚，这件事是经过冯玉祥同意的，现在是权宜之计，不用担心，我不会让孙良诚拉下水。
2月上旬，孙良诚来旅馆看望，孙对张说：“过几天，我去南京开重要会议（汪伪政府‘全国第二次军事会议’），我走后，你要代理一下公署的事务 。”，张维玺马上把一份辞职书递给孙，孙看后面色不悦地说：“你干嘛这么固执，是我作了担保，济南才放人，你辞职不干，我怎么向上交代。”，张正色说道：“你知道不知道，鬼子把俺老家全烧光了，逼得全家老小逃到天津，俺爹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折磨得半死，这些事儿要是搁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我是凭着咱们的老交情找你来保释老人家，你不能拿这件事儿，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恨日本人，连我的全家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做人要有良心，你不能乘人之危…… ”，孙见张要发脾气，急忙说：“老兄，先别发火，我的意思是，才把老人放出来，你马上提出辞职，日本人会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使他们原来的打算落空，难免再来找麻烦，如果再把老人扣押起来，我可无能为力担保他老人家的安全，这对你我都不利。你的辞职书我会递交军委会，最近军委会要进行调整，人事会有变动，你的辞职能不能批准要等上面决定。”，孙想了一会儿说：“目前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公署的事情先由谷大江代理，如果日本顾问同意，你可以去干训团（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团）做些培训教育工作，我叫谷大江去安排好住处，那里环境比较清静、安全，老人也可以搬去住。”。过了几天，张维玺和父亲、妻子被安排住在干训团，同时孙良诚宣布张维玺兼任干训团团长。干训团的前身是伪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班，孙良诚曾兼任训练班主任。干训团的驻地在开封宋门外东郊圣母院旧址,占地约三十余亩，四周筑有一道三米多高的土围墙，墙外是一片野地，到处是杂草和坟头，十分荒凉，围墙内南面建有数排营房，中间是操场，北面有两所二层小楼及一些平房（警卫室、教室、食堂、仓库等），两所楼房中一处是教官居住的教官楼，张维玺住在另一处，房间较为宽敞。干训团内有教官五人每期学员约三百人，每学期半年，学员主要来自伪第二方面军的初级军官，即上校以下准尉以上的现职军人，训练内容以军事操练为主，辅以军事基础知识，学员经短期集训后再返归部队。
张维玺在干训团对父亲讲了冯玉祥等人给自己谋划的脱身办法，张安然沉思良久说道：“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不必再为我操心，现在咱们是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日本特务很多，想跑出去不容易，你派人去天津把家里人接来开封，一块儿商量一下。”。2月中旬，在天津和郏县的家人都来到开封，此时家庭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悲喜交加，然而见到张安然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十分痛心，当知道张维玺担任伪职后又很气愤，纷纷进行指责，大家表示决不能忘记老家被日本鬼子烧光、抢光的深仇大恨，宁肯被鬼子抓起来，也不能给张家人扣上汉奸帽子，……。张维玺听后，低头沉默不语，张安然见状，让大家安下心来，并说事已至此，不要多加责备，还是考虑以后怎么办。又说，自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想也不能到处乱跑了，就是死在这里也不怕鬼子再来折磨。最后商量决定，为了避免日寇怀疑，同时解决天津的众多家眷的生活问题，将他们迁来开封居住，大家照料好张安然的身体和安全。张维玺回天津后，托病在家休养，寻找机会逃往内地。次日，张维玺在开封租下位于后保定巷的一处住房，派人去天津将兄弟们的眷属迁来开封，并在生活上作了妥善安排。
1943年3月，张维玺提出去天津处理家务事，经日本顾问许可，张维玺和妻子王仲瑛来到天津，自1936年张离津至今已达七年之久，回到家中见到儿女们都长大了，倍感亲切和欣慰，不过看到家里凌乱的样子，又很惭愧和伤心。张回津后，在津的亲友们不断前来看望，当听到张维玺担任伪职后，都表示不满，责备他走错了路，会被后人唾骂，张维玺心中十分苦恼。张的盟兄许骧云和妻子刘月英也从北京来到天津，张维玺将近年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讲了一遍，最后说自己很想离开天津返回内地，刘说：“如果你要离开天津，可以把房子卖掉，仲瑛和孩子们搬到北京去住，你放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没问题。”，许沉思一会儿说道：“现在日本人正在发起强化治安运动，各地都在实行‘治安肃正’，到处抓人，局势很紧。尤其你是被鬼子逼回来的，早就在日本特务监视之下，没有安全可靠的路子，很难逃出去，弄不好惹祸上身，还要连累家人，再者，你爹已年过八旬，那么大年纪了，你应该克尽孝道，服伺他老人家安度晚年，我看你还是辞职不干了吧！另外找个事情做，重新把家整顿好。”，张维玺说自己要好好考虑一下。
4月中旬， 张维玺给开封发去电报，称自己又犯心脏病，医嘱应在津休养，待康复后再回开封。有一天，张维玺去找李幼堂将李炘写的信交给他，李看过信后，说：“目前外面的风声很紧，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码头出入的人和货物检查得很严。我曾经结识的天津西头青帮头子刘广海，因与另一派青帮头子袁文会势不两立，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后来刘越狱逃到上海，现避居香港，已经联系不上了。我现在认识的另一派青帮头目叫王大同，是山东沂县兰陵镇人，在天津也很有名气，手眼通天，从他的收徒登记册来看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他的收徒名册之内，但我和他的交情不深，需要找熟人进一步拉关系。”，张问：“从天津到上海后，怎么去香港？”，李说：“从天津码头去上海，这一路我保你平安，但上海码头的日本特务多，查的严，除非打通海关内部人员或仰仗有势力的帮会，才能顺利过关，我已很久没去上海拜访那里的青帮朋友们，没有他们带路，偷渡去香港很困难，也很危险， 我设法先打探一下，没有十足把握，不要去冒险。”，接着张向李介绍了开封的情况和打算，李听后认为，张父年老体弱，不能再折腾了，生活需要安定下来，张应该照料好老人，别让老人家再遭罪。
5月中旬，副官苗秀升从开封来告诉张维玺，搬去开封的家人都生活得很好,只是张安然经常闹嗓子痛影响饮食，身体日渐消瘦，张维玺听后，对父亲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苗说：“赵凤林来信说，自去年以来河南全省旱灾严重，有些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据统计全省灾民达一千万，饿死的有一百万人以上，逃亡的约三百万，局势非常混乱，郏县地区也不安定。”，苗又说，日前孙良诚访问日本归来(4月27日，伪陆军部长叶蓬任“军事视察团”团长，孙良诚任副团长率团去日本访问），让我代他向您问候，希望您早日康复，返回绥署议事。过了几天，张维玺准备回开封，此时苗秀升领来两个人，张维玺认识其中的一个人是安树德（原西北军十八师师长，中原大战后曾移住天津租界，后全家迁居德州），另一人，据安说是与自己在德州合伙做生意的商人党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党书平）。张与安两人叙旧后，安树德说在德州做买卖曾几次来天津，没来拜访很是抱歉，张维玺说自己离开天津多年，只因身体不好最近才回来休养，安树德介绍来人说，这次来津，党先生特意求见张先生，党随即向张拱手说：“久闻张先生大名，鄙人有幸前来拜见，望先生今后多予照应。”，安说：“我和党先生一块做生意多年，很有交情。最近咱们山东鲁西地区缺医少药，许多人托我来天津购买一些药材，但目前管制很严，很难买到，特来烦请张先生帮助解决。”，党在一旁忙道：“张先生身体欠安，我们为了生意事，冒昧地前来打扰，真是非常抱歉，还望先生海涵。”，张维玺摆了摆手说：“两位先生不要客气，我没做过生意，买药的事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可以介绍你们去找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忙。”，张维玺立即写了一封信交给安树德，并说：“你可能知道老西北军人李炘，他的堂弟李幼堂在天津开药店，这个人社会关系广泛，很能办事，以后你们可以和他常来往。”。安问：“听说张先生在开封与孙良诚共事，担任副总司令职务？”，张忿忿地讲了事情经过，安树德表示十分惋惜，又很同情张维玺的处境。安党二人告辞后，张维玺吩咐苗秀升给绥署打电报，告知明日启程返回开封。张维玺回开封后，请医生检查得知父亲患有食管炎比较严重，立即送往河南省立医院住院治疗。
1943年，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的部队驻在河南叶县、沈邱，其总部设在皖北临泉县。汤恩伯为了抓钞票，以走私的办法跟敌伪做生意，他在河南、安徽边界的界首镇组织了一个物资调运处，派军需处处长胡静如兼任调运处处长。界首距临泉县五十里，由沦陷区沪、宁、华北运来的轻工业品经这里转往洛阳、西安等城市，而蒋管区的土产品也由此汇集运销出去，所以当时的界首有“小上海”之称，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临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由于国民党军统局的恶性膨胀，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军统头子戴笠为此另辟财路。打着经济作战的名义，与沦陷区进行所谓物资交换（走私），从中捞钱。戴笠也看中了界首是他进行经济走私和开展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戴笠先后在界首设立了高级特务机构，有以周兆祺为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以周麟祥为副主任的军统临泉特训班；以袁佐唐为专员的华北策反专员公署;以王兆槐为处长的财政部界首货运分处等。
1943年5月，汤恩伯派总部少将参议朱忠民去开封找孙良诚接洽开放河口（指花园口决堤改道的黄河）交换物资（走私）之事和负责开展特工活动。朱忠民在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时，曾任副官处主任，彼此很熟悉，朱到开封与孙见面交谈后，孙良诚委任朱忠民为伪绥靖公署少将参议，以合法身份住在开封城内乐观街一号，从事临泉与开封之间的联络工作。朱忠民由郭念基陪同去见绥署日本顾问井福，朱以鼎泰庄商号名义与井福谈交换物资之事，经日本顾问许可后，孙良诚决定在通许县四所楼村开一个河口作为物资集中地，孙方以合作社出面，以开封绥署总参议李子铎任经理，开始与汤方的鼎泰庄进行物资交换。6月初，汤恩伯同意朱忠民驻开封与孙良诚保持联系，汤的参谋处处长陈大庆批准朱忠民调用冯力生、柯保民、陈玉山、吴志仁、王大明以及报务员等人同往。不久，朱忠民等一行七人，携带电台一部，由临泉经西华县到达扶沟，次日，朱忠民带领冯力生等渡过黄河，进入孙良诚部四所楼通杞指挥部。6月中旬,朱忠民带着冯力生等到开封，过了几天，谷大江领着冯力生等来干训团，对张维玺说，这些人是河西（蒋管区）派来开封作生意的，绥署朱参议要求将他们留住在干训团，谷大江介绍了他们身份后，张维玺用教官的名义将冯力生等人安置在教官楼。教官王大明（山东莘县人，华北策反公署情报研究室主任）与张维玺是老乡，经常去找张谈话，不时打听孙良诚部队的近况，以及一些投敌的西北军人的履历，他声称自己曾在天津军统情报站工作过，还绘声绘色地讲述天津“抗团”干的几桩刺杀案，当了解了张的情况，他对日寇扣押老人作人质的卑鄙手段非常气愤，同时透露说，今年2月，周佛海写了一封信派人交给戴笠送呈蒋介石，信中表示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随后戴笠派来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被周佛海任为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少将科长，周镐现在已是周佛海的心腹，在周佛海的引见下，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常务次长祝晴川等大人物，都甘心为周镐所用，张维玺说：“孙良诚经常去南京开会，你可以建议周镐与他进行接触，做策反工作。”，王说：“有关孙良诚的情况，我已呈报军统局，戴笠表示要与孙良诚直接联系，不久前，周镐已得到了指令。”，王又告诫说：“看你目前所处地位，日本人只不过想利用你来笼络一些老西北军人，实际上对你很不信任，绥署的井福顾问心狠手辣，要当心日本特务对你暗中监视，更要提防干训团里有他们的耳目。”……。冯友生等人在干训团利用教官身份打探军事、经济情报，走私物资等，这些活动在张维玺的支持和帮助下，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由于成绩显著，冯力生等人曾得到总部来电褒奖。然而，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开封日本军部的注意。
孙良诚在绥署与张维玺谈起物资交换的事情，孙说，开了河口后，首批货物用食盐换回烟叶等土产品，双方合作得很顺利，朱忠民回临泉将我的复信带给汤恩伯，回来说，汤同意朱长住开封，并愿意与我达成谅解。张认为，要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汤恩伯打通与重庆政府的关系，孙摇了摇头说：“汤恩伯这个人有野心，靠不住。”，张说：“王教官对我说，戴笠对你很抱希望，目前政府（指汪伪政府）内许多高层人士都有反正的意向。你要尽快与军统建立联系，抓住时机及早反正。”，孙沉默片刻：“我在南京开会时，周镐曾经对我做策反工作，我答应他与戴笠建立直接联系，并安排谢庆云随时向我传递情报，以后怎么办，要看形势发展。”，孙又说：“谢庆云来电，你提出辞职的事没被批准。”，张说：“我还要再写辞职报告。”，孙看到张坚决的样子，转身离去。
抗战胜利和盐城和平解放
作者：盐都网
抗战胜利后的盐城形势
1945年8月9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延安总部发出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向日伪展开全面反攻。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了8年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日本宣布投降后，盐城全县一片欢腾。县委书记周一萍于县委驻地尚庄作诗一首，题名《胜利》：“敌忾同仇战绩多，敢叫日寇息干戈。一从捷报飞来后，万众欢腾唱凯歌。”充分表达出全县广大人民的喜悦心情。
驻盐日军辎重及东拓公司人员、财产先后撒往泰州，盐城大部分日伪据点被新四军及地方武装攻克。盐城县政府及地方武装根据延安总部命令和新四军总部对华中日军的通牒及入城布告精神，积极准备接受城市。县敌工部改称城工部，并成立城工委，戴星明兼任书记。8月底，组成盐城城区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吴迪人任市长，林英杰任市委书记，机关暂住城外。早在伪四军调防盐阜地区不久，苏北区党委抽调阜宁、盐东、盐城、建阳四县敌工部人员，成立“大股伪军工作委员会”。这时“大股工委”按照朱总司令关于“日伪军就地受降”的指示，以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名义，给困守盐城的伪四军军长赵云祥发函，劝其认清形势，率部携械归来，并按政策，保证全军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伪四军原为西北军系统，其人员多系亲朋部属等封建关系的结合，无党派背景，但旧军队的影响很深。此时国民党当局从抢占胜利果实、扩张势力等目的出发，派人秘密游说，将其秘密改编，委孙良诚为国民党第二陆军司令，赵云祥为第二陆军第一军军长。其部属保持原建制，原地驻防，为国民党当局抢占地盘。
伪四军有恃无恐，不仅拒绝了我方敦促其投降的呼吁，还杀害了前往送信的敌工干部徐渠。他们调整防务，设立城防司令部，外围据点集中于伍佑、北袁庄、南新河桥、南洋岸、大孙庄几处，加强了城外防线，囤积粮草，妄图固守待援。
驻扬州的孙良诚电令赵云祥坚决守城，与城共存亡，并每天派出两架飞机，到盐城四周上空盘旋扫射，为伪四军助威打气。
伪四军宣布反蒋起义
在兵临城下，孤城无援的情况下，经内部敌工干部的工作及在戴心宽等人的推动下，赵云祥决定派人与我联系，商讨有关条件。对赵此举，我方当即表示欢迎，经几次逐步深入的商谈，我前指同意伪四军提出的3个条件：一是部队反蒋起义；二是保持一个军的番号；三是与新四军同等待遇。11月11日上午，赵云祥、戴心宽召开营、处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反蒋起义。赵、戴联名签发了起义通电，自此，伪四军一万余人正式走上起义道路。起义当天下午，苏北区党委城工部长薛尚实和华中五专区公安局副局长傅宗华分别带领工作组进城，接管伪地方保安队和伪政府档案，清理地方伪组织人员。并由伪四军执法队协助，逮捕了伪县长田茂舟等70多名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慰问联欢。12日，县长胡扬、县民兵总队长彭鹏等人前往盐城。13日，管文蔚、姬鹏飞等同志进城，当晚宴请了四军连以上干部，表示慰问和欢迎。14日，县委书记周一萍率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城区市长谷必成、书记康克等人入城。15日，在盐城体育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同日，赵云祥由管文蔚陪同，去华中局所在地淮安，戴心宽奉命率部（含三十九师被俘人员）万余人离盐开赴东坎受训。编为华中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后又编入华东野战军十纵、七纵，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
伪四军宣布反蒋起义，盐城得以和平解放，避免了战火摧残，也是盐城自1941年7月日伪大扫荡以来，第一次获得全面解放。这是盐城军民在党领导下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使我军增加了实力，扩大了解放区。盐城解放，标志着抗战的胜利在盐城得到了实现。抗日战争期间，盐城人民的革命斗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在主力部队帮助支持下，盐城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从无到有，逐步巩固；抗日武装在战斗中产生、锻炼成长；盐城人民不屈不挠，与侵盐日伪军的残酷扫荡、清剿、封锁、分割等军事行动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自抗日根据地建立后，盐城人民拥护抗日政权，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掩护干部和战士，站岗放哨巡查坏人，辛勤生产、发展经济、支持抗日事业，涌现出大量英雄模范人物，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无比生动的事例，描绘出盐城历史极其壮丽的画面。
在抗战中诞生成长的盐城县委、县政府率领全县人民从此投入了新的反对内战，创建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斗争。
根据kk兄大作，我拉了一个粗线条，纯粹自娱自乐：
30军沿革
1、1945年11月，
华中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政治委员曹荻秋
华中军区第6军分区，司令员覃健，政治委员万众一
华中军区解放第4军军长：赵云祥，政委：吉洛，副军长：戴心宽
2、1946年3月，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序列
司 令 员：谢祥军（华中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
政 治 委员：刘培善（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副 司 令员：常玉清（华中军区第5军分区副司令员）
参 谋 长：吴 肃（新四军苏浙公学教育长）
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
副 参谋 长：李 元
供给部部长：刘凯夫
卫生部部长：郭光华
第82团——原华中5分区独立第1团
第84团——原华中5分区独立第2团
第86团——原华中5分区独立第3团与独立第4团合编
第87团——原华中解放第4军第11师31团
第88团——原华中解放第4军第11师32团
第89团——原华中解放第4军第12师34团
3、1946年6月，
第82团
第84团
第86团
第87团——华中野战军7纵57团与其互换建制，编为新87团
第88团——撤销，部队分编到87团和89团
第89团——华中野战军7纵5团与其互换建制，编为新89团
4、1946年9月，以84、87、89团为基础，组建第10纵队第30旅，旅长常玉清（兼），政委李世焱；
5分区政治委员曹荻秋任第10纵队副政治委员。
第84团
第87团
第89团
第82团——拆散，各营调归华中5分区
第86团——改为盐城警卫团，归还华中5分区建制
5、1946年11月14日，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将华中野战军第2师第6旅（兼第5军分区）调归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建
制。原旅长陈庆先接任第10纵队司令员，该旅旅长廖成美，政治委员万金培，下辖第16、18团。
司令员：陈庆先，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常玉清，副政委：曹荻秋
第6旅：旅长廖成美，政治委员万金培
第16团
第18团
第30旅，旅长常玉清（兼），政委李世焱
第84团
第87团
第89团
6、1946年8月，中共华中分局决定，为扩大地方武装，以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所辖第1、2、3团为基础，组建新编第
10旅，旅部兼第6军分区机关，归苏北军区建制。旅长覃健（6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谢振华（6分区副政治委
员）。
第28团——第6军分区第1团改称
第29团——第6军分区第2团改称
第30团——第6军分区第3团改称
7、1947年2月，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仍兼苏北军区。下辖第34旅、35旅、36旅和
第5 、6 、11军分区。9月，第36旅番号撤消，第11军分区又合并于第5军分区。
司令员陈庆先，政治委员曹荻秋，副司令员常玉清、覃健，副政治委员谢振华，
参谋长姚运良，政治部主任孙克骥，副参谋长李元，政治部副主任张力雄，卫生部副部长翟盛
第34旅（华中野战军10纵6旅改称，兼苏北军区第5军分区，1947年9月免兼军分区）
旅长廖成美，政治委员万金培、李世焱（后）。
第100团—— 由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第6旅16团改称。
第101团—— 由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第30旅84团转隶改称。
第102团—— 由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第6旅18团改称。
第35旅（苏北军区新编第10旅改称，初兼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后于7月将35旅机关从第6分区机关中分出，成为
12纵直接指挥的一个拳头）
旅长汪乃贵，政治委员谢振华（兼）、王直（后）。
第103团——由苏北军区新编第10旅第28团改称。
第104团——由苏北军区新编第10旅第29团改称。
第105团——由苏北军区新编第10旅第30团改称。
第36旅（华中野战军第10纵队第30旅改称，兼苏北军区第11军分区）
旅长温逢山，政治委员李世焱。
第84团——调归第34旅改为第101团
第87团——3月，调归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建制。
第89团——3月，调归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建制。
8、1947年5月，
第34旅
第100团
第101团
第102团
第35旅
第103团
第104团
第105团（5月，调归华中6分区，拆散补入6分区第1、2、3支队。不久，以 该分区特务营和 6专署警卫营
为基础组成6分区警卫团。10月，从第1、2、3支队中各抽出一个连组成一个营编入分区警卫团，该
团改番号为第105团，归还第35旅建制）
纵队特务团（由原华中野战军10纵特务营和82团一个营及第5专署警卫营合编组成）
9、1947年2月～1947年11月，12纵队兼苏北军区
1947年11月～1948年3月，隶属华中指挥部
1948年3月～1949年2月，隶属苏北兵团
1948年3月，第12纵队司令员谢振华，政委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谢云晖。
10、1947年11月30日，34旅政委李世焱率100团和部分地方干部进入淮宝地区。1948年2月24日，华野12纵司令陈庆
先率第34旅旅部及101、102团进入淮宝地区，根据华中工委决定恢复成立中共淮南区党委、淮南军区。区党委
书记曹荻秋，副书记李世农；淮南军区司令陈庆先，政治部主任杨光池。月底，部队渡三河进入淮南，与第100
团和淮南支队会合。至此，第34旅正式脱离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建制，改番号为淮南军区第34旅。
11、1948年1月，华中指挥部第6军分区独立旅（即30军88师的前身）开始组建，独立旅旅长、政委由6分区司令员
张克辛、政委吴觉兼任。3月，华中指挥部撤销，苏北军区再次成立，华中6分区独立旅也改称苏北军区第6军分
区独立旅。12月16日，华东军区电令，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独立旅脱离6 分区，划归华东野战军12纵队建制，改
称第12纵队第34旅，所辖第1、2、3团（新3团）依次改称第100、101、102团，由6分区机关部分人员组建该旅
旅部，时任旅长为吴大林、政治委员雷铁鸣。
独立旅1团——由华中6分区第1支队改称。
独立旅2团——由华中6分区第2支队改称。
独立旅3团——由华中6分区第3支队改称。苏北6分区独立旅在第3团调出后，于1948年10月底将分区教导团编入
独立旅，改称第3团
12、1948年7月5分区独立旅与5分区脱离，在宿迁上升为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新36旅。新36旅旅部由5分区机关抽调
人员组成。旅长温逢山 ，政治委员李世焱。 该旅下辖两个团：
106团——原华东野战军12纵队特务团。
107团——原华中6分区独立旅第3团。
13、1949年1月，
第12纵队司令员谢振华，政委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谢云晖
第34旅旅长为吴大林，政治委员雷铁鸣
第100团——由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独立旅1团改称
第101团——由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独立旅2团改称
第102团——由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独立旅3团改称
第35旅旅长汪乃贵，政治委员王直
第103团
第104团
第105团
第36旅旅长温逢山，政治委员李世焱
第107团
第108团
14、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第12 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30 军，隶属于第三野战军第9 兵团。30军军部由12纵队机关改编，下辖步兵第88、89、90师及军山炮团等
直属队共2.4万余人。
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副军长饶守坤，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刘仲华，
政治部副主任陶励，后勤部部长翟盛
第88师（师部由12纵队34旅旅部组成）师长吴大林，政治部主任罗龙生
第262团——原12纵队34旅100团
第263团——原12纵队34旅101团
第264团——原12纵队34旅102团
第89师（师部由12纵队35旅旅部组成）师长余光茂，政治委员王直，参谋长尹捷峰
第265团——原12纵队35旅103团
第266团——原12纵队35旅104团
第267团——原12纵队35旅105团
第90师（师部由12纵队36旅旅部组成）师长朱国华，副政治委员郑友生（不久升正），参谋长张洪山，
政治部主任刘镇山。
第268团——原12纵队36旅106团
第269团——原12纵队36旅107团。团长朱士超
第270团——3月15日编入，由苏北军区第6军分区特务团升级而成。团长朱慕萍
第30军山炮团——新成立，以12纵队山炮营扩编
15、1949年5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凇沪警备司令部（由第9兵团兵团部兼）成立，第30军（另配属特纵炮4团）
担负第5警备区警备和江海防任务。7月13日，第3野战军司令部命令：解除第9兵团对上海的警备任务，并
决定由第30军、33军及34军100师归凇沪警备司令部指挥，担任凇沪地区的警备任务。由此，第30军正式脱离
第9兵团建制。
16、1949年8月，24军70师政治委员谢立全调任第30军政治委员；11月，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饶子健调任
第30军军长。
17、1950年1月16日，华东军区命令，第30军、35军军部及军直属部队拨归华东海军改建为海军部队。第30军
撤消番号，解除对上海的警备任务，所辖第88、89、90师调回9兵团，分别改隶第26、20、27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