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xkx9191:“中国最好作曲家”的悲惨故事

“中国最好作曲家”的悲惨故事

 
 
被国际音乐界誉为：中国最好作曲家的王西麟。
近日《南方周末》报导了被国际音乐界称为“中国最好的作曲家”王西麟的悲惨人生，他不但屡遭迫害，至今他人在大陆，“作品可以演，话却不要说”。每每在梦中大喊大叫的他，依然生活在沉重的精神创伤中，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个疯子。

《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对王西麟（1937年12月13日－）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并取名《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文章详细披露了这位中国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过去75年的悲苦岁月，和他卓越惊人的音乐才华：在生存都难以保证的恶劣环境下，他还能凭藉自学，在国际交响乐坛占据重要位置。

1995年，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说：“如果一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用一个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王西麟《第三交响曲》。”专业界对王西麟音乐作品的评价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中国作曲家创作过7部交响乐、5部交响组曲、10部交响诗、13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品，不过，王西麟的遭遇比贝多芬悲苦得多。

被阳谋引蛇出洞的“坏分子”

王西麟193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父亲曾当过国民政府的县长。少年时代王西麟在教会学校学过手风琴，于是1949年12岁的他被西北野战军文工团看中，进入部队后他开始接触西洋古典音乐和乐理，后来又在北京以及上海音乐学院学习。

1962年，王西麟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尽管他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但这个名曰中国交响乐团却以伴奏和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1964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王西麟终于对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28岁的王西麟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阴暗心理”：看到红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无论王西麟如何努力改造自己，但他永远被划在了可靠人之外。

 

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团时的留影。身后这间屋子，后来成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住院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被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于是，批斗、毒打、羞辱、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王西麟的门牙被打掉，左耳丧失了30%的高频听力。直到1970年底，由于晋东南歌舞团要学样板戏，却找不到一个人会看谱，于是王西麟被调到山西长治，又重新开始搞音乐。“灰头土脸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梦里依然被批斗 百口莫辩

然而接下来他的命运依然坎坷。早在25岁就创作出《云南音诗》，中国著名指挥李德伦也推荐他到太原或西安等大一点的歌舞团去工作，但由于在档案中属于“内部专政分子”，谁也不要他。在心如死灰的38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后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往高处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何必折腾呢？

在山西下放14年后，王西麟才回到北京。42岁那年，王西麟开始自学现代作曲技巧，学勋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创作于1982年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乐章《残碑》里，12音体系已经运用自如：乐队铺垫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呜咽吹出的哭坟调子，似乎随时都会被冰冷的空气冻住，被凛冽的山风吹散。这段音乐的灵感来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长治最偏僻的乡下，看梆子老戏的经历。

1981年，王西麟参加黄健中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一叶小舟》的拍摄。全剧组都知道：“王作曲”睡觉大喊大叫，跟人辩论，有人物，有情节，有高潮。他们不叫醒他，在他床头围了一圈，看他叫喊，长久作为笑谈。

在人们的印象里，王西麟不善言辞，“他特别敏感，别人眼神言语中一丁点不信任都会被他捕捉到。他极力想把话说明白，嗓门越升越高，话越说越急，越说越乱”，最后给人语无伦次的感觉。他情绪极易亢奋、焦躁，与人稍有龃龉，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辩的挨整时代。

《第三交响曲》 纪念被枪毙的老师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个困兽，在家中反覆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诉说创作中的焦虑、得失：他想创作一部作品，纪念那个被枪毙的恩师：陆洪恩。

1957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陆洪恩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也曾直抒胸臆大骂“样板戏是破烂女人搞的破烂玩意儿”，陆洪恩最后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什么样的音乐才配得上陆洪恩强大、纯净的内心？

林冲是他大脑中的第一道电光石火。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拷打一边甩着辫子唱“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他还想起青少年时代听过的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

“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为了创作，四个月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十根油条、两盒凉面是他一天的伙食。等他写出初稿，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大陆，王西麟却备受摧残和忽视，没得到应有的尊重。
《第四交响曲》后 不该说的话

1999年，台湾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邀请王西麟创作一首交响乐，表达他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的看法。这是王西麟《第四交响曲》的由来。一切顺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给王西麟供职的北京交响乐团划拨了40万经费，要为王西麟办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

不过在会上，王西麟即席演讲，就“20世纪最大的悲剧”说了一句在别人看来“当时不该说的话”。他还在其它场合表示：“一个领袖一首简谱歌的时代早该过去了……”“‘文革’已经过去34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40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

正由于这些大实话，王西麟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的机会，甚至多年来在国内音乐学院谋不到一个哪怕是讲师的教职，从1990年代开始，王西麟教过不少“黑课”，很多音乐学院的年轻人上门拜师，但这些人极少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王西麟的学生，论文中也绝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建基于欧洲的先锋派。中国的作曲家和世界隔离了数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于他国家的主流乐风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他值得成为格拉维委音乐奖这样严肃奖项的得主。”十年前，当代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这样评价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这是大师的作品……充满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娜对《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不绝口。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成功路径，在王西麟身上并不起作用，至今，王西麟在中国普通民众的认知范围内 ，还是一个陌生的作曲家。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还有多少人才被这样扼杀窒息掉了呢？（文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