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求是理论网 作者：邓小平

以下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 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象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 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 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 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81、82、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

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84年至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吃、穿、注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止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89年5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

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 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

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奇花共欣赏

重温南方谈话在改革困惑中辨明方向(组图)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散步时和谢非左二等同志亲切交谈。梁伯权 摄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

　　20年来，小平南方谈话这一思想理论之花结出了丰硕果实，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发生的变化及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经历了近30多年的高速发展，转型中的中国亦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再一次站在了改革抉择的路口。下一步，中国该往何处？

　　“尽管目前中国面临困难不少，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去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李君如说。

　　前日，大有庄100号，中央党校办公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

　　李君如指出，在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重温谈话非常必要，要发扬光大南方谈话，才能让我们的头脑更加清晰，在改革困惑中辨明方向，从而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现科学发展。

　　●南方日报记者 杨大正 实习生 李国栋 北京报道

　　机遇往往隐藏在挑战背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二者就能互相转换，反之就会错失机遇

　　论 机遇挑战

　　南方日报：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他还说当时就是好机会，担心丧失机会。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如何理解小平同志所说的机遇？

　　李君如：重温南方谈话，首先要学习小平同志怎样判断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而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机遇。南方谈话的发表时间正值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国际形势方面，东欧突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内的形势也不乐观，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失败，经济基础差，改革遇到了困难，人们的思想分歧很大，矛盾最后爆发，演变成了政治风波。

　　与一些人就此认为“形势不好”相反，邓小平认为，属于中国的机遇到来了。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到，担心这个机遇丢掉。在他看来，“苏东剧变”后，世界格局由两极化向多极化趋势发展，中国在世界上活动的空间将会更大，刚好可以迎来自身发展的良好机遇。

　　南方日报：的确如此，南方谈话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看清形势，应该怎样去看待国家面临的机会和挑战。20年后再重温南方谈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有哪些意义？

　　李君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自身经济结构也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除此之外，科技创新不足等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慢慢凸显，社会矛盾加剧。

　　针对社会问题和矛盾，可能有人悲观失望，有人对改革产生了怀疑，有意无意地贬斥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和经验，淡化改革开放具备的革命性，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比之后的30年好。因此，我们重温南方谈话，首先要学习邓小平那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机遇论。

　　南方日报：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论？

　　李君如：小平同志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与面临的挑战；同时，他又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善于从挑战中看到我们的机遇，善于把挑战中的机遇揭示出来。

　　学习小平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机遇论要认识到，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机遇是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挑战是我们面临的不利条件，一分为二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但事实上，机遇往往隐藏在挑战的背后，我们要学会从挑战背后找到机遇，从而把挑战变成机遇。所谓挑战，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意味着我们要解放思想，要改革创新，去化解这些矛盾。

　　挑战和机遇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我们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就能互相转换。反之，就会错失机遇，成为历史的罪人。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目前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如何？

　　李君如：现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机遇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南方谈话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认为有，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就看我们是否敢抓住，是否能抓住。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建党90周年讲话中也肯定了这一点，强调我们要牢牢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当然，机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在积极应对中找到新的起点。

　　不能因为要把社会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而忽视经济建设中心地位，要牢记“发展才是硬道理”

　　论 中心任务

　　南方日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我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我们党提出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否意味着中心任务发生了变化？

　　李君如：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出现了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包括备受关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要把解决这些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上日程。这样，我们必然会碰到一个问题是否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尽管有了新的变化，但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提到了“三个没有变”：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春节讲话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有丝毫动摇。这句话，有人认为新意不够，但我认为这是句新话。它针对的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要把社会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而忽视经济建设中心地位。

　　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要记着小平同志的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就是在广东讲的。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政治建设问题、社会建设问题，还是生态建设问题，都不要忘记，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南方日报：有持不同观点者认为，过于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视其他问题，可能会激发社会矛盾，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否有必要调整？

　　李君如：我认为，这是对南方谈话的片面解读，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见物不见人”，把邓小平放在科学发展观的对立面，这样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再回到南方谈话，第一到第三部分，他强调抓住机遇，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发展自己。但第四部分，提出了“两手抓”，提出了全面发展的问题。

　　现在，社会建设问题凸显出来，我们要认真去对待。但解决社会建设问题，必须要以经济建设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国力有限，社会主义本质不可能全部立刻实现，需要一个过程。

　　在工作中，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确实出现过“见物不见人”的问题，片面追求GDP，片面追求增长而忽视民生的问题，这并不是邓小平理论的过错，不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过错，而是我们没有全面贯彻我们党的路线，没有很好领会南方谈话的精神。所以，不要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理论和路线对立起来。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李君如：小平同志是战略家，他懂得怎么样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因此他要求我们实现长远发展，要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紧紧围绕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现代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他还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中，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要发展物质文明，还要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我们要加大社会建设的力度，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依然不能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现在社会很浮躁，想在很短时间内把一些理想目标变成现实，而小平当年就告诉我们“不要急”

　　论 改革转型

　　南方日报：南方谈话前，党内外曾经有过一些争议，当时的争议主要存在于什么方面？

　　李君如：当时遇到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在思想理论上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应：一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重新回过头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另一种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如此重大的分歧和对立摆在邓小平面前。他的回答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小平同志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突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南方日报：您认为，目前我们在改革中碰到了哪些新的问题？

　　李君如：现在社会很浮躁，都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以内把我们提出的一些理想的目标变成现实。尽管大家都是一片好心，想让老百姓尽快过上一个享受富裕又公正的新生活。但是，并不是你主观上想怎么样，就能够马上变为现实。我们过去讲，饭总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理想目标的实现，是要靠我们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

　　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够巩固和发展的。既然如此，我们应该理智地认识到，共同富裕是我们最终奋斗要达到的目标。

　　小平他老人家知道我们后面的人要急，他就告诉我们不要急。他还有一句话我们不要忘了，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什么时候才能“够格”啊？他说，到21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了，那时恐怕“够格”了。

　　我们不要给老百姓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国家明天就能达到共同富裕了，我们明天就能达到公平正义了。当然，目标非常好，但需要时间去实现。不然的话，你说很快就可以共同富裕了，老百姓等了两天，还没有，就失望了，政府失信了，公信力就没有了；再等两天还没有，他们就开始埋怨你了；再等两天还没有，他们就上街了，矛盾也就产生了。所以，国家要全面发展，还是要提倡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我们的理想要全面实现，是要经过我们长期艰苦奋斗的努力。

　　南方日报：如何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李君如：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不能认为：发展不需要增长，发展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如果把增长当作发展，不可能持续，但发展没有增长就没有基础了。

　　因此，不能唯GDP论，但不能完全撇开GDP，因为GDP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这个指标虽说不是很全面，但目前为止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我们已经有了科学发展观，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南方日报：南方谈话的发表，给广东还有全国带来了一轮全新的发展机遇，广东因此也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您如何看待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排头兵作用？

　　李君如：党的十七大之后，广东省委率先进行了新一轮的解放思想，提出了要“腾笼换鸟”，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我在许多场合公开肯定广东的做法。

　　广东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在21世纪战略机遇期的前十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它的重大目标，并在全国最早提出了第二个十年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它的提出，不是一个主观的理论设计，而是广东历经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发展，它的经济结构已经到了一个应该调整的时机，面对这个时机，做出了这个决策。

　　这样的意义在于，当广东经济遇到困难和矛盾的时候，既没有被矛盾和困难吓退，也没有一成不变地继续原来的做法，而是勇敢面对挑战，寻找挑战背后的机遇。这就是把传统的经济结构转化为新的经济结构，经过几年努力，我们看到广东的经济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动对于全国迎来第二个十年的战略机遇期，主动面对困难和挑战，寻找新的机遇，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欧阳胜勇对此文亦有贡献）

　　某些地方确实出现过片面追求GDP，片面追求增长而忽视民生问题，但这并不是邓小平 理论的过错，把邓小平理论放在科学发展观的对立面，这就大错特错了

　　小平还有一句话我们不要忘了，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够格。”什么时候才能够格啊？ 他说，到21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了，那时恐怕“够格”了

　　广东率先进行新一轮解放思想，提出要“腾笼换鸟”，这表明，当广东经济遇到困难和矛盾 时，没有被吓退，也没有一成不变地继续原来的做法，而是努力寻找机遇

　　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直机关侨联主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科学社会主义学科首席专家。曾任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环球时报：纪念“南巡讲话”，加速各项改革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系列“南巡讲话”。这些讲话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定下主基调，结束了中国围绕姓资姓社的长期争论，实现了改革路线的确定，并推动了改革路线的执行。

　　有了明确改革方向的中国在之后20年取得丰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形成。改革还触及了国家管理体系，逐渐调整公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活力在国家各个层面的不断释放。

　　但当前的中国又在出现新一轮围绕国家道路的争论，由于互联网多元声音的参与，这些争论对国家体制的涉入既深又尖锐。

　　中国社会需要不分内外，围绕改革路径强化新的共识，否则即使开始新的重大改革，也形不成可靠的执行力。那样的改革会导致一系列社会冲突的后遗症。

　　今天舆论中争议最多的是政治改革。对它的目标和路径，社会的看法相对分散。主流观点认为国家不断推进的行政体系改革就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对权力的监督和促使权力不断追求民意的高满意度。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应是改变权力的生成办法，它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竞争性选举。

　　在两种看法高度对立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仿效西方的激进政治改革缺少最起码安全系数，因此它不可能成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选择。对这个判断的客观性，社会的共识相当高，即使批评中国“不改革”的那些人，其实在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中国主流认同的政治改革肯定会继续。整体而言，政治改革必将循序渐进，这里循的所谓“序”，就是通过国家政治动员能够形成的社会共识。

　　此外，中国改革有一大块现已形成共识、但此前又没太用力的领域，那就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保障体系，把个人从应对生老病死的无穷无尽准备中最大限度解放出来，帮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变，为个人的真正自由和人生幸福提供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保障。

　　民粹主义上升或许是中国的大势所趋。中国草根阶层人数众多，但价值观方向并不明确。改革必须争取草根的支持，而不可在总体设计中忽略他们的利益。这是中国农村及城市改革的共同经验，也是当前思想争鸣中，决策者辨别正确与否和轻重缓急的关键坐标。

　　知识分子阶层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总是处于分裂状态。各种诉求与中国草根的需求错综交织。其实中国政治和思想上的复杂，首先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复杂。

　　然而历史的经验是：多数知识分子支持的事，未必办得成。但多数知识分子反对的事，肯定顺利不了。争取多数知识分子支持，是改革减少舆论阻力的另一个关键。

　　中国改革难，不改革更难，改革而且改得稳，最显执政者的魄力和智慧。这听上去挺悬乎，但只要执政者和中国社会都坚定奉行实事求是原则，该改的不拖，不该改的不硬改，改错了的及时调整，中国这么大，这20年已经证明，它总是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