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白骑士 电影土豆网:邓小平南巡20周年 特稿

邓小平南巡20周年 呼唤“邓小平”声音再现

（2012-01-18）

● 沈泽玮

特稿

　　1992年，已卸下政治职务的中共元老邓小平南巡并发表震撼中国内外的“南方谈话”，不仅扭转中国社会往“左”转的危机，也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新的突破口。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点破中国改革中极为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为同年中共十四大定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针的调子，让中国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位88岁老人用个人的意志和影响力，重新给一度停滞不前的改革注入巨大活力，造就了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恰逢中共今年秋天将迎来政治代际交替的“十八大”，中国改革又走到该往何处去的十字路口。

两派思潮激烈交锋

　　面对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利益集团的固化、国进民退、道德滑坡等多个问题集体爆发，学术界左右两派思潮再度激烈交锋，左派希望重返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右派崇尚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主义。有人认为中国不能迷信改革，有人呼喊加快政治改革，但没有人能为改革厘清方向，反而带来更多困惑。

　　相隔20年，历史巨轮的轨迹竟如此相似。

　　不过，有别于20年前，中国已没有政治强人。进入集体领导的中共政权要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凝聚共识推动改革？要如何破除利益集团却又不伤及个人利益？要如何展开一次思想上的集体南巡？这些都是下个发展阶段所须克服的挑战与难题。追溯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内受到挑战。

　　面对国外风起云涌的变换及国内改革出现动摇的局面，一手推动中国打开门户的邓小平再启动一个重大行动，他决定南下出巡，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尖锐地抛出“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等等重话，经深圳媒体报道后，震动国内外。

　　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对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邓小平的一席话破除了人们的思想枷锁，扫除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的阻碍。

　　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改革要往哪里走，邓小平石破天惊地提出“市场经济”概念。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从现在的眼光看，人们或许难以想象，1992年之前受意识形态所累，“市场经济”的提法在中国政坛是个禁区。为避免政治敏感，一般都用“商品经济”的俄语表达方式来代替。

　　邓小平的个人威望让当时的中共领导层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南巡观点，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举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提出首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目标，中国经济改革步伐开始加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邓小平“南巡”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甚至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走过20年，面对各种危机感加剧的当下，中国呼唤“邓小平”的声音在微博上传出。中国经济学者韩志国问道：“20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倒退，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动。邓小平深受旧体制之害才能从旧体制中杀出血路，现在都深受现体制之惠如何才能产生改革的领军人物？

　　虽然中国领导人重复强调改革不动摇，但舆论已多次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频繁搁浅，社会领域的改革更是成效有限。

　　改革的失焦乏力体现在多个涉及全社会层面的问题，包括利益集团链条形成，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失衡，造成“国进民退”现象；官民关系恶化，群体事件频发；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消费主义、金钱至上观念泛滥，造成道德败坏。

　　与1992年不同的是，舆论和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

学者：目前存在

三大既得利益群体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点出，中国目前存在三大既得利益群体：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这三大利益集团的形成，都与公权力没有被严格制约以及制度设计中的漏洞有关。

　　他提议，要破解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包括果断地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从制度上废除为党政官员输送经济利益的不合理链条；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实行广泛的官员差额选任制度，给党员、公民更多的选择党政重要官员的权利。

　　周瑞金则指出，中国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他认为，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十八大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至于这一轮的改革动力从何来，郑永年认为要从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推广到全国去。

　　他指出，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的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广东的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模式；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公推直选等等。

　　邓小平南巡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里程碑。2002年，官方对邓小平南巡十周年冷却处理，当下2012年，虽有中国媒体以特稿形式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却未见官方有纪念活动。

　　当局或许顾虑到今年是中共换届之年，一切还是以“稳”为主，不过却有舆论将之解读为官方对改革裹足不前。

　　微博上有人问道：“邓小平当时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奇了怪了，邓小平南巡20年，居然没看到官方的纪念活动，如此讳莫如深，改革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