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的英语怎么读:梁思成：反对者的忠诚

梁思成：反对者的忠诚

韩福东/文

在中国现代史上，梁思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今天的回顾者，更多强调的是他与权力博弈，矢志保护古城的独立风骨。这诚然是真相，但梁思成的面孔，比传记作家和古建筑保护者刻画得要复杂。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这种失败不仅在于，他保护古城的方案大多未被当权者所采纳，还体现在，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被说服，进而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原初的自己。这后一维度的失败，对于我们理解梁思成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尤其重要。

我们必须真实回到历史的语境，才能看清这一切。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拒绝留居美国

梁思成本来有一次留居美国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

那是1947年9月，在美国考察、讲学一年多的他，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北京。此时，国共已经大规模开战，共产党正在证明自己的军事实力。

“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国共内战的结局如何，他都想待在北京。他的专业生涯使他对政治的兴趣和经验都很少。”梁思成的好友、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思成和徽因对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心挂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那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的世界。

这一观察应符合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实况。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早在1929年就过世，没能在政治上给梁思成更多的指引。在林徽因逝后成为梁思成妻子的林洙对我说，梁思成受父亲影响最深的应是爱国主义，“他的弟弟梁思礼曾经回忆，他们兄妹几个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最宝贵财富就是爱国，我觉得这是很确切的。比如说梁启超早年都把他的子女送到国外去学习，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留在国外工作，都是学成以后归来，要报效祖国，都是这样一个思想。包括梁思礼后来回国的时候，也已经面临解放了。”

“梁思成的朋友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新月派，当时是被左翼那些人排斥在外的。不过，梁思成其实也并不太关心这些事，他谈的都是古建。”林洙说，在此之前，梁思成基本上没有和共产党接触过，除了跟龚澎（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有一面之交；至于国民党，梁思成对其非常失望。美国的朋友有人觉得（共产党统治下）学术不自由，他没有这个体会啊，他一直就是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梁思成的兴趣更多体现在对建筑专业的挚爱上。他在美国获得一系列的荣耀，包括出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荣誉博士、成为纽约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等。如果留在美国，他不愁在专业上没有发展，但他选择回国。

去美国之前，梁思成已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创建该校的建筑系，他对这一前景抱有想象。但并非每个人都和他做同样判断，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时的助教，耶鲁大学的邬敬旅曾有与梁思成一同回国执教清华的打算，即因时局变化，未能成行。

林洙在1948年开始进入梁思成、林徽因的世界。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小姑娘，经常参加梁家每天下午四点的喝茶聚会，那时经常去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等人。

林洙说，在喝茶聊天的时候，梁思成会把他的一些心得体会讲出来，“包括共产党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很感动的一些话，他是常常说的。”

这种感动，包括解放北京前共产党秘密与梁思成联系，让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重要古建筑，并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防一旦攻城时对文物造成破坏；也包括新政权在卫生、市政等工程上雷厉风行的高效运作；还包括新的领导阶层平民化的作风……共产党在遏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上的成功，相信也给梁思成很大触动。

“那个时候中央的威信很高，大家都认为正确。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看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佩服得不得了啊。”梁思成的入党介绍人、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的刘小石对我说。

共产党将带来美丽新世界的想象，激励着梁思成等人，他们热情投身一场新的社会变革中去。此前，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的动荡不宁与经济崩溃，所构成的对比与反差，成为我们理解梁思成彼时心态的关键背景。

反美拥苏

对美国的态度转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发生的。

“我们在解放以前所接触和学习到的东西，都是美国怎么样民主、怎么样扶持弱小民族……都是在正面歌颂美国。特别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轰炸、屠杀，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小，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就是躲警报，日本飞机一来，我们就赶快离开城市，回来以后就听说哪些哪些地方受到轰炸了，死伤了多少人。像贵阳、重庆、昆明等城市，都遭到了轰炸。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到中国来援助之后，日本就从此来不了了。教育和经历的一些事实，使我们的确不可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林洙对我说，但是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她很快就转变了观点，“当时包括我们这样的人，也觉得美国是帝国主义——这一点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触动很大的。”

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事件是“抗美援朝”。“那个时候觉得党的报纸也不可能说瞎话啊。我们当然相信了，非常相信政府的报道，政府的报道是最可信的。当时人们经常说：‘这是报纸上说的，”意思就是报纸上说的就是准的，绝对准的。”林洙说。

梁思成与美国素有渊源，也有很多像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这样的好朋友。但在“抗美援朝”的大是大非面前，他认同美国在走向侵略的“帝国主义”的说法。林洙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梁思成觉得自己要重新进行学习。《人民日报》1950年9月28日曾刊发一篇题为《曾在美国留学人士张奚若等二十三人致电赖伊，要求尽速制止美国侵略罪行》的报道，提及张奚若、梁思成等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我们，曾经在美国留过学，目前正在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谨向联合国呼吁制止美国对于中国、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这类侵略行为危害了世界和平与联合国的生存。美国使用其武装部队侵略中国的台湾，并袭击中国东北辽东省的和平村庄。它进攻和蹂躏朝鲜，并以各种方式广泛扩张其侵略行动于亚洲其他地区……”

梁思成等人所获得的官方信息，支持他们做出上述判断。让我列举出其他联名者的名单，来证明这并非一二知识分子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国内普遍性的精英立场：马寅初（浙江大学校长）、钱端升（北京大学法学院长）、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委员）、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陈裕光（南京金陵大学校长）、陈序经（广州岭南大学校长）、竺可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侯德榜（科学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老舍（作家）、曾昭抡（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教务长）、金岳霖（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清华大学教授）……

反美的同时，梁思成开始拥苏。1950年2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长路及旅大协定、苏联贷款协定签署。次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报道，提及梁思成的发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旅大、中长铁路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是中苏两国间坚强的兄弟友谊的进一步表现。这充分地表示了以苏联为首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力量之日益强大和巩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等重要的事。这是全世界和平的安定力量。叫帝国主义国家和他们的附庸反动走狗们在我们跟前发抖吧！”

林洙这样解释那个时候普遍的拥苏倾向：“知识分子都认为苏联是老大哥，觉得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学习苏联，而且觉得苏联的专家对中国无私进行援助什么的——当时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无私的，我们不可能得到其他什么信息，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其实不对，我们是给了他们很多很多东西的。后来有一个苏联专家的翻译，他就说了一句话就被划成右派了，他说苏联的专家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走的时候大箱子小箱子的拎回去很多东西。”

1953年2月，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正赶上斯大林病逝。林洙说，当时林徽因还给梁思成写过一封信，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去世了，非常伤感。

这是理解梁思成的另一个背景。自鸦片战争直到八年抗战，中国在被侵略的阴影下度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日本入侵的受害者，他们颠沛流离，林徽因的一个飞行员弟弟，也在对日空战中牺牲。每一个中国人都对主权格外敏感，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殖民侵略而坍塌。在权力主导的一元化信息传布过程中，敌我站队思维开始渗透进知识精英的头脑。

真理已被确认

反美拥苏是和一种被认为代表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今天的话讲，“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普世价值。当真理已被确认，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学习领会并于实践中贯通。梁思成的建筑理论也融入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梁思成1953年访苏归来后不久，10月在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建筑专业：“在今天的中国，在建筑工作的领域中，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还在进行着斗争，而这斗争是和我们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要充满了我们民族的特性而适合于今天生活的新建筑的创造，必然会和那些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宣传世界主义的丝毫没有民族性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的建筑展开斗争。”他接受了苏联专家阿谢夫科夫的观点：“在艺术中的各种学派的斗争中，不能看不见党派的斗争，先进的阶级与反动阶级的斗争。”

建国后，梁思成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学家，还是重要的统战对象。1953年，已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委的他，加入了民盟。他也必不可免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表态。

胡风和梁思成同是1949年7月中苏友好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两人也时或在一些会议上碰面。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人民日报》在五六月间先后三次刊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民主党派与知识精英一边倒的表态声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梁思成的发言。

1955年7月6日，龙云、蒋光鼐、钱昌照和梁思成等人的分别发言，被刊发在《人民日报》上。梁思成说，“现在，胡风集团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文艺思想的问题了，我们所要求的也不仅仅是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各种职位上驱除胡风和胡风分子的问题了。也不仅仅是要求撤销胡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我们所要求的是对于一个反革命黑帮的严厉无情的镇压。胡风分子是真正的‘脓’，‘一不做，二不休’，现在是该我们人民开刀的时候了。胡风和一切怙恶不悛的胡风分子必须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我们对于阴险的、暗藏的敌人是不能‘客气’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刘小石看来，梁思成批评胡风应是出于真心。“胡风他们那些人的文风也有一点邪门，我不太欣赏，不是我们很佩服的文艺工作者。但我也不了解太多，不是我们的（建筑）领域，我也没因此写什么文章。后来说他是反革命，抄家抄出来很多证据——信和背后讲的私话。我当时也觉得胡风错了，那时候一般人都觉得胡风有问题。”

这是当时的语境。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太懂。怎么就算反党反革命呢？会公布很多证据，那时候觉得共产党当然是正确的了。就从报纸的社论上来领会这个精神。”林洙回忆，当时批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是一起举行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检查自己家庭，看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这个都是我们所要交代的重点，对于胡风好像没怎么学习，一带而过，不像后来反右那么严重。”

而梁思成本人，在胡风被批倒批臭后，也面临被批判的命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梁思成在题为“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的发言中，曾提及这一段经历。《人民日报》对此曾有报道：“梁思成谈到他曾经有过‘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的烦恼，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运动。他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的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当他的错误受到批判的时候，党耐心地同他讲道理，并没有把他同当时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适、胡风、梁漱溟等同起来，因为他的错误是一个学术思想问题。梁思成说，我知道党对我的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只有从心眼最深处感动。梁思成还批判了他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段特殊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催生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妄想，而知识分子，也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寻找自己的新定位。相对于胡风、胡适和梁漱溟而言，梁思成是受到保护的——虽然梁思成在反右前对中共也有很多批评，但对“二胡一梁”的批判没有演化为“二胡二梁”。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梁思成则参与了对章伯钧、罗隆基、钱伟长等人的批判中去，一如此前他对胡风的公开声讨。

人性的弱点和“成绩是主要的”

据《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报道《从得意忘形到原形毕露，右派分子钱伟长的阴谋破产了》：“钱伟长在解放前还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教授，参加评议会也没有竞选上。现在他已经做到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一身兼二十多职，但他还说党不重视他不信任他。他在清华的权很大，但还说他有职无权。吴晗曾就此事在会上质问钱伟长道，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是人民给你的！你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呢？梁思成教授也在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激动地说，钱伟长你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你身兼二十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么你的前途是什么呢？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梁思成教授还说，钱伟长用的办法是搞个清华的大选举，搞个大签名，想由他来独揽清华的大权。”

反右批判大会，是人人都要发言表态的，梁思成别无选择。林洙说，梁思成反右前批评清华大学偏离通识教育，与钱伟长在此立场相同。而在批评钱伟长的大会上，他也不得不说几句，会后还跟钱伟长道歉，“好像是正好他和钱伟长坐一个车回清华，他上了车以后就用英语给钱伟长道歉。后来有人还批他是两面派，批钱伟长的会上你也发了言了，下来你又跟钱伟长道歉。”

由此可以看出，梁思成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不无矛盾与挣扎，体现出人性的弱点。但他似乎相信，在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前行的路上，有些小曲折，并不足以改变大的价值判断。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有些言论已经涉及反对党的领导，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实际上梁思成对这个党还是很有信任，从他反右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可以看出来，他不支持党委从学校撤出来。这是他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林洙说。

梁思成在反右后，曾写有《整风一个月的体会》：“我个人在工作中同党的接触来说，我对党不满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六亿人民解放了自己。‘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不是口头禅而是由衷的公平的评价。”

林洙说，“这是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所以当时就把它当作支持左派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刘小石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梁思成彼时的心路历程：“他的意思是，你对了我就应该支持；虽然自己挨批了，但认为这个党还是好的。”

梁思成在反右中的发言语气过激，但剔除被政治利用的成分，也很难被认为全无道理——尤其在当时“社会发展规律”被认为毋庸置疑的语境之下。

在政治上，梁思成开始逐步向共产党靠拢。反右前的1956年，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并于1959年正式加入共产党。

1956年2月，梁思成在给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信中说：1950-1952年间，“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共产党一切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因此，我必须负起教育党的负责同志们认识建筑……并且自信总有一天，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样我就是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于梁思成而言，他那时尚沉浸在对经济崛起和国力复生的喜悦中，虽有对共产党建筑理念的不认同，但忠诚仍可鉴天地。林洙说，直到梁思成1972年去世，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仍大体停留在1950年代。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他与中共决策者有相当大分歧，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派，但在政治上，他又是一个单纯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与追随者。“我觉得遗憾就在这里。”林洙认为，梁思成自始至终没有认清政治的真面目。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理解。旧体制的废墟上，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在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指引下，梁思成的思维模式仍会在另一代知识精英头脑中定型。看历史，要这样看，才更有现实意义。

来源：经济观察网

链接：http://www.eeo.com.cn/2011/1213/2179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