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歌词刘若英:央视杨禹：对十三钗的质疑暴露其对大屠杀史实的陌生

    《金陵十三钗》映毕，电影厅灯亮的刹那，清晰地听见坐在我右前方一位50多岁大姐，一边起身一边对老伴说，“张艺谋终于拍了一部好电影”。

    张艺谋若闻此言，当悲喜交加。这是在夸赞他，也是在批评他。

    《金陵十三衩》的结尾，就值得夸奖。当十二钗加上一假钗少年，登上鬼子卡车绝尘而去，整部影片在女学生逃出生天的一线温暖中戛然而止。没有如原著小说那样去具体交代十三衩人生的最后路途，没有用铺张的镜头去展现十三钗跟日本兵的致命血拼，没有用他最擅长的色彩、肢体和慢镜，去渲染那必是极具画面感、仪式感的悲怆终局。

    这样的节制，于张艺谋，可不多见。这样的节制，让观者走出影院时心里相当憋屈，无从宣泄。而这“憋屈”，也许正是今天的我们在面对南京大屠杀时，最准确的心情。

    从1987年罗冠群的《屠城血证》，到1995年吴子牛的《南京1937》，到2009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合拍片《拉贝日记》，再到2011年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每一部正面触及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都勾起国人内心最纠结的情愫。毋庸讳言，南京大屠杀的核心场面，就是屠杀和奸淫，舍此无他。不反映，不足以还原。不还原，不足以警世。而还原了，又实在是一种折磨。

    而最折磨人的，不是还原，而是陆川式的肆意曲解。张艺谋此番的选择，是有节制的还原。这个冷静之选，历史观之选，从根本上决定了《金陵十三钗》的底色。

    《金陵十三衩》公映前夕，伟大祖国的娱乐记者们一如既往地敬业。他们给影片找出两个噱头：票房分成之纷争，情色床戏之诱惑。制作方、发行方和院线，有意无意地挑起或顺应着这些噱头的崛起。当一个国家要公映一部有关国难的影片时，这个国家的某些舆论场上，仍然充斥着炒作与挑逗。

    唯独缺少敬畏。

    尤记得1993年深秋，《辛德勒的名单》公映前夕，德国部分中小学校特地增加了历史课的课时，带领孩子们重温二战史。该片在美国上映之际，主流媒体极少按商业套路去预测票房，而是不约而同地展开对法西斯主义泛滥、消亡以及今日幽灵的反思。

    显然，我们中的很多人，尚缺少对民族创伤的敬畏，也缺少对历史史实的敬畏。后一种敬畏，直接影响到电影创作本身。2009年陆川拍摄的《南京！南京！》，就是极端一例。该片着重渲染南京屠城之际的日本兵如何犹豫徘徊，如何人性本善，如何反思战争罪责。这样的艺术阐释，罔顾基本史实，放纵艺术假设。于历史，是以支流掩盖主流；于价值观，是把绥靖错当普世；于艺术创作，是因无知而成无畏。

    相比之下，张艺谋比陆川更有资格、也更有条件去天马行空地完成艺术创作。但他在《金陵十三衩》里，在南京大屠杀这个国难题材面前，表现出了最基本的敬畏与节制。

    倒是一些影评者，显示出了与陆川基本相当的历史认知水平。他们对《金陵十三钗》陆续发出的疑问，恰恰暴露了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基本史实的陌生。

    有人说，《金陵十三钗》里的鬼子兵太脸谱化了、太过凶残了。那么，史实如何呢？——

    1937年12月，冲进南京城的日本军人，其凶残程度，比之《南京1937》、《金陵十三衩》等所展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城伊始，他们以追捕中国军人为名，在城内外大开杀戒，肆意奸淫。最初的掠杀之后，城内所谓国际保护区的脆弱边界，在日本兵眼中，貌似有所顾忌，其实形同虚设。

    彼时，军营里一顿大酒之后，日本军人最流行的酒后消遣，就是结队进入保护区，抢回几十上百中国妇女，奸淫之后，反抗者虐杀，年轻者留作慰安妇，年老者扔出。曾有史料记载，那个至冰至冷的冬天，南京街头常见两种景象：一是日本兵挟持中国妇女呼啸而过，背后偶有大鼻子洋人边咒骂边做无力的追赶阻拦；二是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中国女人，颓然独行回往保护区方向，还要一路防着再被另一伙日本兵掠走。

    这景象，脸谱么？在后人的电影中，日本兵凶残过头了么？史实告诉我们，这景象，在二战风云渐起的1930年代，就已震惊世界。当少数西方神职人员将这景象用胶片记录、冒死带出南京并公诸于世之后，举世哗然，登上了全球各大报头版。连已杀红了眼的日本军界，也不得不忌惮国际压力，将松井石根等南京屠城的直接指挥者近百人，仓皇调回国内，以避风头。

    有人说，张艺谋很民族主义地意淫了一下中国军人如何热血舍命抗敌。那么，史实如何呢？——

    在南京屠城之前的8月，淞沪会战爆发。前几年一直对日本人绥靖示好的蒋介石，决意在上海痛击日军，为议和赢得砝码。于是，上海滩的战斗一打响，就是中日搏命之战。国民政府在短短三个月内，投入近百万大军。蒋介石甚至将看家老底儿——留在陕西准备用以剿灭红军的德械精锐师，也咬牙调入淞沪战场。其决战之决心，可见一斑。

    《金陵十三衩》开场便是一场中国军人与日寇的殊死血拼，甚至排成纵队，前赴后继以肉身抵挡子弹，冲向日军坦克。有人说，忒假。史料称，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最难敌日军坦克，于是曾有一整连官兵为打掉一辆坦克而尽数阵亡的惨战。从大局看，中国军队虽有足够勇气，却无必要章法。战况最烈之际，从后方调来的上万人一个整师，投入某个方向阵地，往往只一天功夫，便慷慨赴死，全师尽没。

    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史实是，1937年仍是战争初期，所以，淞沪会战、南京屠城期间的日军，皆为日本军队的老牌师团，士兵多是训练多年、已被军国主义反复洗脑的职业军人。他们在淞沪战场遭遇中国军队不计代价的殊死抵抗之后，早已血脉喷张，兽性大发。抵达中国首都之后，屠城没有丝毫犹豫。而日本军界也冀望在南京的血腥屠杀，能够震慑后退三百里的中国军队，能够让中华民族举国抗日的决心，慑于南京之殒，而仓皇动摇。

    有人说，堂堂中国首都的百姓，最后居然是被几个洋人神父庇护的，怎么可能？那么，史实如何呢？——

    南京屠城之际，中国军队已溃散，站出来竭力保护中国百姓的，果真就是几个洋人：一共24人，史料上有名有姓，记载周详。其中美国人15个，还有德国、丹麦等国人士。他们拒绝了本国使馆提前撤侨的帮助，主动留下，迎着日军的刺刀，在南京城里建起了最终容纳近30万难民的国际安全区。他们日夜奔波，为难民筹集粮食。他们还要经常夺门而出，去徒手阻拦日本兵来强抢中国妇女。他们拍摄、收集并冒险传递出去的日记、照片、电影胶片，不仅第一时间震动国际社会，而且最终成为国际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罪犯的直接证据。

    《金陵十三钗》里，神父收容了濒死的中国士兵。史实是，他们不仅冒着巨大风险，违反国际区不许收留军人的规定，藏匿了很多中国士兵，而且还隐藏并最终安全送出城了几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将领：孙元良，72军军长，台湾艺人秦汉的亲爹，被金陵女子学院教导主任、美国人魏特琳女士，藏进女难民营，后来成功脱险，曾率部在贵州痛击日军；廖耀湘，教导总队第2旅中校参谋，被两个丹麦人辗转隐藏于多个难民营，脱险后仅三年，就以师长身份率部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滇缅抗战。

    德国人拉贝怎么在南京保护中国百姓，史料更多。战后，拉贝晚境凄凉，南京市民曾群起为其捐款捐物，每月往战后德国邮寄食物，以谢恩人。美国女人魏特琳，拼死守护中国百姓，被称为安全区里的金发女神。四年后，她纠结于亲眼目睹的南京非人惨状，因抑郁而开煤气自杀，家乡墓碑上镌刻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奇怪的是，74年后，仍有国人、甚至是知识界人士，在轻狂感慨说：为什么张艺谋要表现南京百姓被老外救助？

    真是无知无德，岂有此理。

    有人说，张艺谋讲讲洋人救国人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弄成秦淮妓女舍身救女生？那么，史实如何呢？——

    史实很清楚：南京屠城期间，某日，日军到国际安全区内一所教堂，名为索要、实为强抢百名妇女去“劳军”。教堂内，确有约二十多名躲藏于此的秦淮妓女，主动站出，顶替其他妇女，做了有去无还的选择。此细节被魏特琳女士记入她的日记当中。后来被华裔女作家严歌苓发现，进而成为《金陵十三钗》原著小说的史实依据。

    好了，关于南京大屠杀，还有太多的史实、细节，可以写下。我在此不吝笔墨地重述历史细节，只因为无论我们讨论《南京！南京！》，还是评说《金陵十三衩》，都必须首先明晰这段历史。若不尽可能清楚地了解那段历史，你就无法准确地判断，这些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到底价值几何。

    毫无疑问，张艺谋在《金陵十三衩》里，暴露出了很多艺术上可指摘之处。61岁的他，不可能在一夜间就与自己大半生艺术创作的优点和缺点做切割。他虽然已在艺术处理上有所节制，但仍然有诸多值得商榷的表现——

    在某些场景里，他仍然忍不住要展示一下对唯美画面的痴迷和依赖；在选择了14位妓女进入观众视线后，他仍然要习惯性地横加一些展现中国女性风韵的红粉画面，来增加一部商业电影的基本元素；在奋力讲好一个小故事的同时，他已无余力再去兼顾一下南京大屠杀更宏大、更深刻的史实背景，进而失去了使此片更具备一点点“辛德勒式”史诗感的机会。

    但，这些都是艺术上可以争鸣、可以讨论、可以抵触也可以原谅的小恙。因为对于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电影来说，它是否在总体上基本尊重史实，它是否在历史观上保持持重和严谨，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换句话说，如果要用一段数字来衡量《金陵十三钗》的价值，那么所有的艺术手法，都是这串数字中，排在后面的那些“0”。而这部影片的历史观，则是最前面的“1”。无论你给《金陵十三钗》打多少分，它无非是10、100、1000或10000分之别。而类似陆川《南京！南京！》那种不尊重基本史实，且历史观错位的影片，无论“0”有何其多，因为失去了一个坚实的“1”，而就此无分。

    《金陵十三衩》很可能因为张艺谋做出了一个审慎但必要的历史观选择，而遭遇国内外某些声音的斥责。它同样会因为今天很多国人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细节的不清楚，而遭遇误读。

    但没关系，张艺谋已经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会使这部电影在历史观上赢得更多人的肯定。

    这个选择，也标志着他在经历了多年的商业化艺术铺张之后，懂得了节制——在涉及民族情感和重大历史问题上，节制自己，不去追赶国际影坛上的某些时髦，而剑走偏锋；在艺术处理上，对原先习惯的张扬和外化表达，也略做节制，以此来确保一部国难题材沉重影片的必要严谨。

    有人会说，若像《金陵十三钗》这样，把鬼子兵一概表现为禽兽，这反而不利于日本自省、不利于中日和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坦率地说，不少。但我相信，反对这种论调的人，更多。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在日本国的中小学教科书里，仍然如此写着：“1937年，在南京，确实发生过杀戮，但涉及人数不能确定。”

    不可否认的是，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一跪，以及那一跪在德国社会最终所赢得的广泛共识，让德意志民族从此从二战阴影里站了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4年之际，日本人仍缺少这一“跪”。

    我们当然不要求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必须用“跪”的方式。但如果不以某种被中国人民所认可的方式，不以某种能代表日本社会广泛共识的方式，真诚地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史实面前“跪”下来，那么，日本人，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在世界历史、政治、文化的舞台上，就永远无法真正地站立起来。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到来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们，无论你是谁，当你要面对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艺术创作时，请永远记得8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