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圈里一个r:鲁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鲁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
　　鲁迅是思想家么？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凡一个人提笔写文章，总是要表达对于某种事物的看法，提出某个思辨命题，所以凡著文者皆可称为思想者；如果他经常写文章，并且有一定名气的话，便可称之为思想家了,思想家“门槛”并不是很高。历史上的李长之、当代的王朔等人以鲁迅没有成本大套的思想专著为由而否认鲁迅是思想家，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鲁迅是不是思想家，而在于他究竟是怎样一位思想家。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被我们顶礼膜拜了七八十年的这位鲁圣人，这位据说“最懂中国”的可以与孔夫子、马克思、毛泽东并列比肩的伟大思想家，实际上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苍白的浅薄的思想家。一个人要被尊为伟大的思想家，起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思想的独创性，2、思想的深刻性，3、必须对全人类或某个国度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人们常称爱迪生为伟大的发明家，是因为他发明了包括电灯在内的很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东西，如果有人早于他一百年就发明了同样的东西，他还能被称作伟大的发明家么？这个浅显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思想家鲁迅。综观鲁迅的人生轨迹，我认为他还不具备一个伟大思想家所应具备的社会阅历、思想建树、学识素养与人格魅力。平心而论，六七十年来（主要是上世纪50—90年代），被一代又一代的鲁学家们津津乐道地不厌其烦地引述、歌颂、赞叹了千万遍的并被广泛塞进中学大学教科书的所谓鲁迅的光辉而深刻的思想，其实绝大部分只能算是一些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思想碎片，只能算是一些支离破碎、平庸浅薄的别人早就阐发过的老生常谈(需要强调一点，本文所谈仅限于鲁迅的“正确思想”，至于其思想中那些负面的阴暗的成分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鲁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是他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实践”中得来的吗？少部分是，大部分不是。现在，是彻底揭穿鲁迅肉身上那层涂抹得最厚的最耀眼最斑斓的金装的时候了。我们说，鲁迅相当一部分只言片语、老生常谈式的“正确思想”其实并不是他的独创，只不过是拾前贤之牙慧，炒他人之冷饭而已。
　　鲁迅拾何人之牙慧，炒谁家啊之冷饭？这样的“前人”当然不止一位，但有一位与鲁迅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出人意料；他，就是那位曾经被鲁迅时不时阴阳怪气地讽刺挖苦过的、中国近现代大名鼎鼎的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梁任公先生。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任父，号任公，笔名有“哀时客”、“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梁氏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年甫弱冠即投身于戊戌维新的漩涡中心，时以康梁并称。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书写了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他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著名报刊，撰写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传世名文，一时“言满天下，名满天下”（张东荪挽梁语），被戈公振誉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世所公认的“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他所创办的的报刊，由他所主导的启蒙宣传，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深刻地熏陶、影响了戊戌以后数十年间的几代知识分子。历数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诸如邹容、陈天华、蔡锷、黄兴、黄远庸、蒋百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胡适、梁家父子（梁济、梁漱溟）、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邵飘萍、戈公振、邹韬奋、郑振铎、丁文江、李四光、陈寅恪、吴宓、朱光潜、梁实秋、徐志摩、曹聚仁、王芸生、闻一多……无一不曾是这所无围墙大学的忠实学生，用句时髦的话来说，他们都曾先后是梁启超当年的狂热的“粉丝”。1915—1916年的讨袁护国运动中，梁启超运筹帷幄，冒死从军，是当之无愧的实际领导者，就连历史上一度的论敌章太炎也由衷地承认“共和再造赖斯人”。“五四”时期，无论是狭义的“五四”爱国游行活动，还是广义上的“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均与梁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时期的几乎所有启蒙命题，如救亡图存、反封建专制、反思传统文化、国民性改造、个性解放、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等，其实均可从梁氏《中国积弱溯源论》、《爱国论》、《新民说》等20世纪初年的论著中找到其历史渊源。晚年的梁启超脱离了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创办了清华研究院并南北讲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声名籍籍的学者，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博大精深堪称经典的开山之作，为中华文化的整理与传承立下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赫赫之功。梁氏一生著述凡1400万字，写作之勤，著述之丰，思想之深邃，近现代文化人中无出其右者。一百多年来，像梁启超这样的“大才如海”（冯玉祥挽梁语）的并真正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巨人，实属绝无仅有。
　　之所以要如此不惜笔墨地详细地介绍梁启超，是为了说明鲁迅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确，梁启超对“五四”这代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广泛太深巨了。胡适曾经在《四十自述》中深情地写道：“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先生的文章，明白畅晓中，带着浓挚的感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在《新民说》这十几篇文章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郭沫若1928年说：“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邹韬奋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上学时常常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青年毛泽东对梁启超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梁的《新民丛报.》被他读得倒背如流，并且曾经取名曰“子任”（意即做梁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陈独秀作于1915年的《敬告青年》（《新青年》发刊词），在文章风格与主旨方面基本上是《新民说》的翻版。……鲁迅的青年时代正值梁启超在思想文化领域叱诧风云的时期，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被梁启超的逼人光芒所笼罩（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叫做“灵台无计逃神矢”吧）。他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读梁启超的书，而且大包小包地寄给远在故乡的周作人读（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自然，对于这一切，“傲岸决绝”，谁也看不上眼的鲁迅历来讳莫如深，一字不提；然而，历史本身却好像总爱与他过不去，时不时地抖落出一些令圣人尴尬的蛛丝马迹来。1903年，鲁迅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斯巴达之魂》，这是一篇从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史》中“扒”下来的“作品”。若干年后，他承认“自己当时的历史水平并没有那么高，所以那篇文章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究竟是从哪里偷来的，却怎么记也记不起来了。”揆诸人之常情，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之来龙去脉差不多是永远记忆犹新、到老不忘的；事情才过去二十来年，当事人不过四十几岁，却如此健忘，显然有悖常理，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他是在因爱面子而故意说谎。相比于胡、郭、邹、毛等人的坦诚而言，人们再一次地看到了可笑可鄙的独具鲁迅特色的虚伪。
　　平生第一篇作品便是模仿克隆梁启超，这件事颇有象征意义，它似乎预示着鲁迅终其一生将与梁启超结下不解之缘。事实正是这样。如果将鲁迅与梁启超进行对照阅读，稍微细心的读者即可发现，从鲁迅的早期论说到晚年的杂文，其中不时会闪现出梁启超的身影，不时会见到一些梁启超早在若干年前就曾经反复表达过的思想论断。鲁迅从梁启超那儿“偷来”的又何止一个“斯巴达”呢？！本文由贴库网(www.tieku.org)自动同步脱水整理,访问地址:http://www.tieku.org/281684/1.html
　　（二）
　　 “大胆狂徒，一派胡言乱语！”文章写到这里，恐怕早就有人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捶胸挽 袖，作口诛笔伐之状了。不过，先生们请稍安勿噪。要讲拍砖头、扣帽子、糊大字报，在下肯定不是诸位的对手，我们的原则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事实发言，让证据说话。下面，我们就采取那种最原始最笨拙的方法，将鲁迅与梁启超作一对照阅读（有的地方酌加按语），看看鲁迅究竟是如何跟在梁启超后面亦步亦趋，是如何炒梁任公之冷饭的。
　　1、关于“看客”
　　鲁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呐喊》自序》，1922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到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效。（《娜拉走后怎样》，1925年）
　　梁启超：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中国寻常人有俗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数句者，实旁观派之经典也，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净，质而言之，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呜呼，吾为此惧！（《呵旁观者文》1900年）
　　按：梁启超曰“旁观者”，鲁迅曰“看客”，梁先生用三个字才能概括的某种社会现象，人家鲁迅两个字就搞定了。伟大的鲁迅啊！深刻的鲁迅啊！
　　 2 、关于“铁屋子”
　　鲁迅：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难被毁的，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呐喊》自序》，1922年）
　　梁启超：彼昔时之民贼，初不料 其有今日之时局也……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捁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捁拘挛而不能行，暗室仍闭而莫为启，则唯有瞠目结舌，听外盗入此室处，或划然长啸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国之情形有类于是。（《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
　　按：梁启超二十世纪初年的文章中经常用到“暗室”、“漆室”、“幽 室”这些词儿，用以指代当时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生灵涂炭的中国社会与思想界。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暗室”、“漆室”等文言词换成了大白话的“铁屋子”！铁屋子就铁屋子吧，只是我们要知道，最早最明确地号召人们起来打破这铁屋子的人是梁任公而不是周树人。
　　 3、关于封建制度的“吃人”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1918年）（中国的固有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的人肉的筵宴，（中国）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灯下漫笔》，1925年）
　　梁启超：盖我国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指封建伦理之说—引者）成为义理，而播毒种于人心也。（《新民说》，1902年）日本人常言曰，支那一部历史，实以脓血充塞之历史。吾耻其言，虽然，吾不得不忍其言。（《论专制 政体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1902年年）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讨专制政体檄》，1902年）
　　按：历来的鲁学家说到 “吃人”、“人肉筵宴”等话题时总是眉飞色舞，精神亢奋，高呼“深刻，无比的深刻”，此种现象，吾无以名之，谓之“坐井观天”。难道“吃人”之说就一定比“十八层地狱”的说法深刻？听一听梁启超早于鲁迅二十多年的真正洪钟大吕般的声音，不知鲁学家们可曾会为自己昔日的眉飞色舞、喋喋不休而脸红？
　　 4、关于封建统治者的“治绩”
　　鲁迅：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文来说，就是“治绩”。（《沙》，1933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 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出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着异族主子的训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罢。（《买<小学大全>记》，1935年 ）
　　梁启超：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恃术有四：曰训之之术，曰甛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也。（《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观于此，而叹彼数千年民贼之所以训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出处同上）
　　按：在这里，鲁迅除了一以贯之的浓烈的“排满”情绪和大汉族主义与梁启超有所分歧外（梁氏认为清朝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改朝换代，而不是中国被灭亡），其主旨与梁氏大致雷同，1935年的鲁迅与1901年的梁启超的言论竟然如出一辙。鲁抄梁乎,抑梁抄鲁乎？
　　 5、关于旧中国的“黑暗”
　　 鲁迅：我所抨击的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十几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梁启超：嗟乎！吾中国之病，顾犹未久耶？……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日，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
　　按：由许氏转述的鲁迅的一番语录说于何时，笔者才疏学浅，无暇考证，估计是三十年代讲的罢。重要的问题不在于那是他何时的言论，而在于这言论在读过梁启超的人们听来怎么就那般耳熟？……
　　 6、关于“破坏旧世界”
　　鲁迅：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它。（《忽然想到.六》，1925年 ）
　　梁启超：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虎城狐之凭借，然后能荡涤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乃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新民说》，1901年）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閾进步之一大根源也。……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失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庶乎其可也。（《自由书.破坏主义》，1902年）
　　按：鲁迅的那段话历来被捧上了天，然而将其与梁启超的相关言论一作对照，立马就显现出“皮袍下的小”来了。呜乎鲁迅，论建设自然乏善可陈，论破坏其实最多也就是个“半瓶醋”的水平。有论者曰：少不读鲁迅，等人老了，阅历深了，再来读鲁迅，就能读出些味道来了（大意）。是说也，余颇不谓然。笔者年届花甲，已进入老年行列，别人我不知，我的体会是：上了年纪后，读的书多了，知道横向比较了，再回过头去读鲁迅，常常从书中读出他的浅薄。至于他的那种晦涩、阴暗、悲观的色彩，就更不适合需要注重养生的老年人读了。顺便说几句无关宏旨的题外话，打住。
　　 7、关于“反抗奴隶”
　　鲁迅：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历史无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1925年）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做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倒提》，1934年）
　　梁启超：天下不能独立之人，其别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 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盖凡民也，犹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今之论者，动曰西人将以我为牛马为奴隶，吾以为特患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而已：苟不尔，则必无人 能牛马之奴隶之者。（《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年）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夫既言之矣，虽然，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唯以学为奴隶为事。驱所谓聪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于奴隶学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天下可骇可痛之事，孰有过于此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我中人以服从闻于天下者久矣。二千余年 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以服从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但得他人主我，则不惜怡声柔色而为之子；但使他人主我，则不惮奴颜婢膝而为之奴。一若无父无主之怙恃，则孤儿遂仆，将伶仃孤苦，不能自立于天地，养成服从之习惯，深种奴隶之根性。（《论独立》，1901年）一曰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二曰勿为世俗之奴隶也…….三曰勿为境遇之奴隶也……四曰勿为情欲之奴隶也。（《新民说》，1902 年）
　　按：某鲁学家云：鲁迅思想的核心是“反抗奴隶”，鲁迅全集中使用最多的词汇是“奴隶”二字。果其如此，则鲁迅为梁任公之忠实学生可知矣。何则？盖奴隶二字亦为梁启超二十世纪初年经常使用的语汇，其使用频率不知要比鲁迅高出多少倍，相关的论述更是举不胜举。在中国，梁启超才是“反抗奴隶”思想的集大成者，鲁迅不过拾其皮毛耳！鲁迅曾熟读邹容的《革命军》，他关于“做奴隶而不得”的那番话，显系直接脱胎于邹容“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的说法。而邹容的这一番话，又是完全照搬自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8、关于“主子与奴才”
　　 鲁迅：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笔》，1925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时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谚语》，1933年 ）
　　梁启超：且天下唯能谄人者，为能骄人；亦唯能骄人者，为能谄人。州县之视百姓，则奴隶矣；及对道府以上，则自居于奴隶也……盖其自居于奴隶时所受之耻辱苦孽，还以取偿于彼所奴隶之人。(《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
　　按：鲁迅的那两段话，分明是几句老生常谈，其固有的精义早就被梁启超说透了。还有，鲁的《阿Q正传》中的不少内容其实不外是一些老生常谈式的思想观念的生硬图解。如，当年阿Q被赵太爷搧了嘴巴子，反过来便拿小D和小尼姑出气，这不分明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自居于奴隶时所受之耻辱苦孽，还以取偿于彼所奴隶之人”么？
　　 9、关于“瞒和骗”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1925年）中国人是并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于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立此存照.三》，1936年）
　　梁启超：好伪至极，至于如今日之中国人，真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民之事其君，长之率其属，属之奉其长，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伪之一字行之。奏章之所报者，无一非伪事；条告之所颁者，无一非伪文；应对之所借者，无一非伪语…….中国人好伪之凭据，万绪千条，若尽说者，更仆难尽。（《中国积弱溯源论》，11901年）
　　按：“瞒和骗”=造假+隐瞒真相=“好伪至极”。“中国人缺乏诚与爱”，固也；然而很可惜，它并不是由鲁迅最早诊断出来的。
　　 10、关于“文化染缸”
　　鲁迅：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偶感》，1934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他看风水；外国用鸦片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凡是一种东西，而中外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电的利弊》，1933年）
　　梁启超：……外国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唱之，继焉千百人和之……“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新民说》，1901年）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与<大公报>记者谈今后之社会事业》，1917年）
　　按：梁说“淮南为桔，淮北为枳”，鲁说中国有个“黑染缸”，两人的说法大同小异。三十多年过去了，鲁迅的思想究竟比梁氏当年有多少实质性的长进呢？
　　 11、关于“拿来主义”
　　鲁迅：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1907年）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1934年）
　　梁启超：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新民说》，1901年）盖大地今日 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候门，三辑三让，以行迎宾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1920年）
　　按：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就对新文化与古代优秀文化及西方先进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深刻的阐述，既反对墨守成规，也反对全盘西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相比于梁任公的博大、深刻而言，鲁迅的“拿来主义”除却多了一点儿杂文家的俏皮之外，其内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废话”。
　　 12、关于“立人”
　　鲁迅：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1907年）大约国民如此，是绝不会有好政府的……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受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正是国民的代表。（《华盖集.通讯》，1925年）
　　梁启超：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泱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1901年）
　　按：在此很想斗胆问一下鲁学界诸君，不知您看了此处的鲁、梁言论对照之后有何感想？（提示：一定要讲真话哦）几十年来，关于鲁迅的“立人”二字的论文、专著可谓汗牛充栋，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一大笑柄。实际上，鲁迅之所谓“立人”不过是对梁启超“新民”口号的拙劣的“硬译”罢了。立者新也，人者民也（在古汉语中，人、民二字是经常混用的），鲁迅自身没有什么思想创建，也只能跟在梁先生后面照葫芦画瓢了，如此而已。明目张胆地照抄，显不出自己的高明，那就稍微换个说法吧。鲁少年时学过“对句”，后又从太炎先生学过几天“小学”（文字训诂），这方面的学问看来终于派上用场了。
　　 13、关于“改造国民性”
　　鲁迅：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身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1925年）
　　梁启超：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
　　按：“改造国民性”是个大题目，前面谈到的破坏旧传统、反抗奴隶、立人、提倡拿来主义，以及对瞒和骗、文化染缸的揭露等都属于“改造国民性”的范畴。“改造国民性”、“新民”、“立人”其实是一个意思。 “万派横流置此身，平生功业在新民”（籍忠寅挽梁诗句）的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肩负着历史的使命，以其如椽巨笔对民族劣根性的种种症状、危害、历史由来、破除的途径、“新民”的标准等等都作了精辟的全面的论述，其目的就是呼唤民族的觉醒，促进中华民族人的现代化，呼唤“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少年中国”的诞生。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任何涉足“国民性改造”的人，都是也只能是跟着他谱就的曲子跳舞。当今学界和网络上的“倒鲁派”中有一种说法，说“改造国民性”是“迎合殖民主义者的话语”、“客观上为专制服务”，把“改造国民性”误当成了鲁迅的发明首创而加以否定，这显然是一种对历史无知的皮相之见。质而言之，“新民”或曰“改造国民性”曾是近现代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客观存在的符合历史自身发展逻辑的文化启蒙课题。以云有功，则梁启超居功至伟，鲁迅不过是跟在梁氏后面摇旗呐喊的一个小卒子罢了；以云有罪，则首当梁启超是问，还轮不到他鲁迅来承担罪责！
　　 14、关于“改革与阻力”
　　鲁迅：我也同意于一切冷嘲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嘲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再论雷锋塔的倒掉》，1925年）
　　梁启超：凡办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故我辈惟当察阻力之来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来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办事遇阻力者，当作如是观，至诚所感，金石为开，何阻力之有焉！（《自由书.养心语录》，1899年）
　　 按：谁个博大精深？谁个浅薄平庸？两相对照，一目了然！
　　 15、关于“改革与民众”
　　鲁迅：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深意，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关，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赞叹，得些自己满足……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一时。（《习惯与改革》，1930年）
　　梁启超：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物以为助动者，则其事惘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物，而强求多数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过渡时代论》，1901年）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们自己的宪，干国民甚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干国民甚么事？好比开一瓶皮酒，白泡子在几面上乱喷，象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了，依然是满瓶的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欧游心影录》，1920年）
　　按：改革开放以来，以“鲁迅与改革开放”为题目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差不多每篇此类文章都少不得要引用鲁迅的上述一番话，赞其如何高瞻远瞩，如何先知先觉。在这里寄语此类文章的作者们，请诸君也捎带看看梁启超的比鲁迅早得多的相关言论，可乎? 拜托了！
　　 16、关于中国人的“调和心理 ”
　　鲁迅：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同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无声的中国》，1925年）
　　梁启超：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常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此吾所谓变骇为习之说也。（《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年）
　　按：鲁迅说了一大堆，无非是讲了一番“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老生常谈，不过是将梁启超的“变骇为习”说几乎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他的“不读中国书论”、“废除汉字论”便是对梁氏“变骇为习”说的活学活用的产物。
　　 17、关于“革命”
　　鲁迅：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变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是因为没有一刻不革命。（《革命时代的文学》，1928年）
　　梁启超：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意实变革而已（《释“革”》，1902年）
　　按：鲁迅的“革命”观与新民子的“革命”观何其相似乃尔！
　　 18、关于“火与剑”
　　 鲁迅：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 ，而中国还是如
　　 此者，最大原因在于他没有党军。（《两地书》，1925年）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流血得来。（《死地》，1926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
　　梁启超：卑士麦之言曰：“天下所恃者非公德，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德之无足恃者，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新民说》，1902年）“君看欧罗今世史，几回铁血买文明！”（《新大陆游记》，1904年）
　　按:过去学界中人每谈到鲁迅的上述语录，总是佩服的不得了，颂其“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一而足；殊不知，稍涉一下近现代其他思想家的书，便知鲁之所言不过是一些普通常识。不必说梁启超了，就连闻一多早在1915年就曾说过“赋一诗不能退虏，撰一文不能送穷”这样的话哩！
　　 19、关于封建社会停滞的原因
　　 鲁迅：屹然出于中央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
　　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者极矣。虽然，惟无校雠故，则晏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来，上征亦缀，使人苶，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文化偏至论》，1907年）
　　梁启超：大一统而竞争绝也。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成铁案矣……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大，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而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竞争力销乏使然也。（《新民说》，1902年）
　　按：鲁迅的早期文章不光生造词语，还生造文言语法，乃至胡抄乱贴，使上下文经常驴头不对马嘴，使读的人感到简直就是在受罪。该处所引文字还算好的，因为大体上还可以看出，他所要表达的与梁启超的上述言说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想知道什么是鲁迅式的佶屈聱牙的“硬译”么？这里可以为您提供一段绝好的范文。
　　 20、关于“物质”与“灵明”
　　 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 1907年）
　　梁启超：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具，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年）
　　按：留日时期的鲁迅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这样高深的哲学问题何尝会有什么深入的思考？说穿了，不过似懂非懂地拾梁任公之牙慧罢了。然而这次学梁却成了东施效颦；梁最多只是说精神文明比物质文明更可贵，到了鲁那里则变成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了。
　　 21、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
　　 鲁迅:所谓历史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摩罗诗力说》1908年）世事也还是象螺旋。（《扣丝杂感》，1930年）
　　梁启超：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史学之界说》，1902年）
　　 按：无语。
　　 22、关于“不自满”
　　 鲁迅：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随感录》，1918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至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黄花节杂感》，1930年）
　　梁启超：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毁灭世界之毒药，萎杀思想之谬言也。我中人日奉一足止以为主义，恋恋于过去，而绝无将来之观念；眷眷于保守，而绝无进取之雄心。（《说希望》，1903 年）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况即以时一国论之，欲求所谓美满圆好毫无缺憾者，终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盖世界之进化无穷，故事业亦因之无穷。（《自由书.成败》，1899年）
　　 按：无语。
　　 23、关于“比较”
　　 鲁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摩罗诗力说》，1908年）只要一比较，许多事便明白。（《致<近代美术潮>读者诸君》，1926 年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随便翻翻》，1935年）
　　梁启超：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不比较非惟不能知己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0年）
　　 按：无语。
　　 24、关于“自责”、“反省“
　　 鲁迅：多有只知责人不能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随感
　　录》，1918年）
　　梁启超：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源……四万万人，遂互消于相责相望之中，而国将谁于立也！（《答飞生》，1903年）
　　按：无语。
　　25、关于“小说”的作用
　　鲁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般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月界旅行辩言》，1903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1922年）
　　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按：梁氏所说的“小说”其实是泛指“文艺”或“大众文学”，他所主办的《新小说》其实是一本综合性的文艺杂志。鲁迅之弃医从文，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受梁启超的影响。
　　 26、关于文字改革
　　 鲁迅：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汉字与拉丁化》，1935年）
　　
　　梁启超：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新民说》，1902年）
　　按：梁氏乃提倡文字改革的伟大先驱，早就把改革的道理讲透了，鲁迅没有饶舌的余地，当然只能跟着喊两句偏激的口号了。
　　 27、关于“精神界之战士”
　　 按：1902年，梁启超大倡“新民”之说，希望新的国民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具备自由、自尊、合群、进取、勇敢、顽强、冒险、尚武……等优秀品质与精神风貌，“道天下所不敢道，为天下所不敢为。其精神有江河学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暝不视之概”。五年之后，鲁迅鹦鹉学舌地提出了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的说法，要求“精神界之战士”“不和众嚣，独具我见”，“重独立而爱自由”，“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如狂涛，如厉风”，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命意与用词与梁大同小异，显然是在炒梁任公之冷饭。
　　 28、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苟奴隶立于前，则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1908年）
　　梁启超：人人对于人而有当尽之责任，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对人而不尽责任者，谓之间接以害群，对我而不尽责任者，谓之直接以害群……夫人而至于唾面自干，天下之顽钝如此，孰过是焉？（《新民说》，1902年）
　　按：“不争”者，放弃个人权利也。梁氏《新民说》中，有专章曰“论权利思想”，精彩论述比比皆是，他甚至恨铁不成钢地说，放弃权利者应与侵人权利者同罪。这不明摆着就是“怒其不争”的意思么？
　　 29、关于“中国人形象”
　　 鲁迅：我们试看一下别国的儿童画吧，英国豪放，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上海的儿童》，1933年）
　　梁启超：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新大陆游记》，1903年）
　　按：无语。
　　 30、关于“读《红楼梦》”
　　 鲁迅：《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阅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
　　梁启超：同一书也，考据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考据之材料；词章家读之，所触者无一非词章之资料；经世家读之，无一非经世之材料。同一社会也（即人群），商贾家入之，所遇者无一非锱铢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无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达者入之，所遇者无一非谄上凌下、衣冠优孟之人......（《自由书.慧观》，1900年）
　　按：鲁迅所论，不过是重复了一番“瞎子摸象”这个古老寓言，何来深刻可言？至于其下笔行文，则完全是模仿梁任公，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
　　
　　 （三）
　　以上，我们分30个专题，对鲁迅与梁启超的相关思想一一进行对照阅读。换句话说，也就是驱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两大文化名人在我们今人的眼皮儿底下真刀真枪地pk一回，“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虽然我们还可以毫不费力地再罗列一些类似的资料，因篇幅所限，其余就从略了；何况，有上述这些资料，笔者认为已经足够了。以上30条，可以说已经基本涵盖了鲁迅思想的精华，除却这些内容，鲁迅还有多少研究价值呢？鲁迅说得好，“只要一比较，许多事便明白”（虽属鹦鹉学舌，但也算得上是句大实话）。通过这种最简单不过的白纸黑字的对照比较，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青年到晚年，从留学的日本到北京的胡同再到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鲁迅的思想确确实实没有多少高明、高深的地方。六七十年来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吹得神乎其神的鲁迅那些“深刻而伟大的思想”，确确实实，大都是拾梁启超之牙慧，炒梁任公之冷饭，吃梁任公嚼剩下的饃！研究一下这部分鲁梁对比的资料，毫无疑问，将有助于人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反驳方的任何诡辩都是徒劳的，举证方任何额外的解说也都是多余的。
　　现在，可以回答文章开头时所提出的问题了。鲁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答曰：绝大部分都是他采用“拿来主义”从只比他年长八岁的梁启超先生那里“拿来”的！梁启超说“3+2=5”，若干年之后，鲁迅反过来说“5=2+3”，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一回事。这其中，有的是对梁的公然的照搬，有的是稍微变换个说法。还有一种情况，因为梁启超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太深刻太全面了，其他涉足这个领域的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超越梁氏当年的思想水平，想不照搬都难。这就好比一个象棋初学者偶尔于不经意间走出一个“马后炮”或“铁门栓”来，自己好不得意，水平相近的观众也跟着拍案叫绝，殊不知人家杨官麟、胡荣华诸大师们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有“马后炮专集”、“铁门栓专集”问世了！
　　 1902年，爱国诗人黄遵宪在致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说：“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历史真是吊诡得可以，公度先生大概没想到，二三十年后，有个据说很是了得的大人物仍然在助任公之舌战，拾任公之牙慧！
　　 1929年，近世学者王文儒挽梁启超联云：“《饮冰》一集，万本传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皆是也。”现在，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鲁迅其实也不外是众多“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中的一个! 说鲁迅是喝着梁启超的精神乳汁成长起来的，应该是说得过去的罢。
　　梁启超是长天鲲鹏，鲁迅不过是檐间燕雀；梁启超是高山大海，鲁迅不过是乡间的河沟土包；鲁迅的平庸浅薄、支离破碎与梁启超的博大精深、气势磅礴，根本就不在一个可比的档次上。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他的“鲁迅颂”，正式册封鲁迅为“圣人”。毛笔下的鲁迅，是一个高大全的、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被毛加工和塑造出来的鲁迅。以毛之博学多思，以其早年对梁启超的熟读与心怀景仰，他未始看不出来鲁迅的言论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拾梁启超之牙慧；然而，毛泽东当时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却违心地说了假话，以罕见的激情大颂鲁迅。必须指出的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封圣”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毛之“封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个人特色使然。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当时是把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或应该具备的优点、美德、成就、功业（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他早年阅读梁启超的感受和对梁的景仰之情）堆砌、“移植”到了那个名曰“鲁迅”的“符号”上面。
　　“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春来一旦我开口，那个虫儿不紧跟”！（伟人早年咏蛙诗云“春来不是我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今反其意而用之，似尤为传神焉。）于是，自四九年以后，中国就正式诞生了一门由官方把持的、以用“按图索骥”的方法去寻找再现那个历史上本来不存在的“鲁迅”为战斗任务的、代代相传不断地制造假大空的学术垃圾并几乎辐射了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学问”---鲁学亦即所谓“鲁迅研究”。历史上与鲁迅曾经笔墨相讥的新任“文化班头”郭沫若，解放后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建议改北京西山为鲁迅山，改昆明湖为鲁迅湖，建议成立鲁迅博物馆。上有最高指示，班头又如此积极，其他文化人当然就更不甘落后也不敢落后了。建国后，“鲁迅颂”经久不息，一浪高过一浪，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迎来了了它辉煌的鼎盛局面。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歌颂的是作为“伟大革命家”的鲁迅；九十年代以后，则着重强调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在此过程中，不少学者常常是脱离开鲁迅文本，信口开河，其代表性的口号曰“谁读懂了鲁迅，谁就懂得了中国”。
　　斗转星移。随着毛泽东的逐渐淡出神坛，鲁迅头上的光环与周身的金甲也顺理成章地渐渐地黯然失色，鲁迅话题开始由政治课题回归到普通的文化课题，辉煌一时的鲁学更是成了昨日黄花，甚至到了需要靠“假设史学”来硬撑门面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人们反思鲁迅、质疑鲁迅、还原鲁迅，乃是思想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乃是历史的必然。问题的实质并不像某些“捍鲁”者说的那样是什么“逆反心理”。在鲁迅问题上，凡指责别人为“逆反心理”者，实则是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其真实动机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学术”上的既得地位罢了。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民族魂”、“骨头最硬”、“中国精神之父”.....之类的桂冠，若戴在梁启超的头上，虽不敢说无隙可击，但也应该说基本吻合，无一句无着落；而将其戴在鲁迅的头上，却只能令人感到滑稽，感到惶惑，每一句颂词都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在历史上“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牗新知”（梁启超：《自励》），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熏陶、鼓舞了几代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先生，至今尚未获得“伟大思想家”的称号，教科书上通常沿袭老例称之为“改良主义思想家”；而那个平庸浅薄的、偶尔跟在梁启超后面照葫芦画瓢嚼人家剩饃的鲁迅反倒成了金光灿烂的“伟大思想家”，至今被高供于庙堂之上，广泛塞进青少年的课本中。如此怪现状，真令人匪夷所思，正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便可成为真理”！试问，这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还讲不讲点起码的公道？半个多世纪来中国那么多读书人又究竟良知何在？
　　文章写到这里，可以揭开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一个最大的、隐藏得很深很深的秘密了。那就是----鸠占鹊巢，梁冠鲁戴！
　　 笔者无文，写下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力图恪守一个读书人的起码的良知，撕碎鲁迅头上那顶“伟大思想家”的桂冠，打破这最后的最顽固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写下这篇“揭秘”文字，我们却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写作的快感，恰恰相反，笔者此时的心中只觉得相当地沉重和压抑。上述“鸠占鹊巢，梁冠鲁戴”的怪现状实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大耻辱，当然更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
　　一个容忍虚假的圣人、偶像高踞庙堂的国度，肯定是一个漠视历史真相的没有希望的国度；一个民族只有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勇于自责，勇于揭示历史的真相，勇于反思历史，才能开拓建设新时代的文化，才能有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迷离而吊诡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本文由贴库网(www.tieku.org)自动同步脱水整理,访问地址:http://www.tieku.org/2816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