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模糊地闪着光;河水冲刷着岸边的石子,发出轻微的哗哗声。两岸附近的河水是宁静的,平滑的水面泛出一片银灰色,好像凝滞不动似的。河中央,却翻滚着黑沉沉的水流,肉眼就可以看出,它正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是一条美丽的、庄严的河。正是为了赞美它,果戈理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抒情散文“第聂伯河是神奇美妙的……”河的右岸,峭壁耸立,俯视着水面,宛如一座行进中的高山,骤然在宽阔的河水面前停住了。左岸的下方,全是光秃秃的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时淤积起来的。 在河边的一条狭小的战壕里,隐蔽着五个战士。他们按照分工趴在一挺秃鼻子马克沁机枪旁边。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脸朝第聂伯河,侧身卧在机枪紧跟前。 红军部队由于频繁的战斗,已经十分疲乏,接着又遭到波兰军队疯狂的炮击,昨天放弃了基辅,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构筑工事固守。 但是,这次的撤退、重大的伤亡以及最后弃守基辅,严重地影响了战士们的情绪。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挺进到马林车站一带的铁路线,经过猛打猛冲,赶走了据守车站的波兰部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扫清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却失陷了,红军战士个个都怏怏不乐。 波兰白军迫使红军撤出达尔尼察之后,就在左岸靠近铁路桥的地方占领了一个不大的立足点。 但是,不论他们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再向前推进一步,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看着奔流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中午,他和大家一起,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了反冲锋。就在昨天的这场战斗中,他第一次跟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刺刀。那个家伙端着步枪,枪上插着像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什么,一边像兔子那样跳着,向谢廖沙直扑过来。一刹那间,谢廖沙看到了对手那双睁圆了的、杀气腾腾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摆步枪,用刺刀尖把波兰兵那把明晃晃的法国刺刀拨到了一边。 波兰兵倒下去了…… 谢廖沙并没有手软。他知道自己以后还要杀人。就是他,谢廖沙,这个能够那样温柔地爱,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今后还要杀人。他不是一个狠毒、残忍的人,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欺骗、毒害和驱使的士兵,都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祖国——苏维埃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是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而杀人的。 谢廖沙正想着,帕拉莫诺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咱们走吧,谢廖沙。敌人很快会发现咱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在祖国大地上已经一年了。他乘着机枪车和炮车飞奔,骑着那匹缺了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他已经长大成人,比以前更加强壮了。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 他的皮肤曾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得鲜血直流,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皮;可是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蜕不掉了。 这一年里,保尔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虽然衣不蔽体,胸中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 为了保卫本阶级的政权,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祖国大地。保尔只有两次不得不暂时离开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年二月,得了伤寒,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斑疹伤寒造成第十二集团军各师、团的大量减员,简直比波兰军队的机枪还要厉害。这个集团军战线很长,几乎守卫着乌克兰整个北部广大地区,阻挡着波兰白军的进一步推进。保尔刚刚痊愈,就归队了。 现在,他们那个团正在卡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龙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在树林子里。站房不大,旁边是一些被遗弃的、破坏得很厉害的小房。这一带根本没法住下去。两年多来,隔不多长时间,就要打一仗。这个小车站真是什么样的队伍都见识过了。 现在,一场新的大风暴又快要酝酿成熟。虽然第十二集团军损失了大量兵员,一部分部队已经失散,在波兰军队的压迫下,全军正在向基辅方向撤退,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在部署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准备给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波兰白军毁灭性的一击。 久经战斗考验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各师,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空前的大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向乌曼地区运动,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他们在走向决战的进军中,顺便清除了沿途的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战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尽最大努力,使这个正在准备中的决定性打击事先不被毕苏斯基分子察觉。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小心翼翼地掩蔽着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集结。 乌曼前线停止了一切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莫斯科直达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专线不停地发出电报,再从那里传到第十四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狭长的纸条上打出了用密码写成的各种命令,其基本内容都是:“骑兵第一集团军之集结万勿引起波军注意。”只有在波兰白军的推进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的情况下,才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军事行动。司令部总的部署,反映在下面这道简要的命令中: 第358号令(密件第89号)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科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第十二、十四和骑兵各集团军总指挥兼集群司令亚基尔同志: 乌克兰境内波兰军队有两个集群: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其部分兵力部署在第聂伯河左岸,主要兵力,其中包括科尔尼茨基将军(原外阿穆尔骑兵团团长)的由十个骑兵团组成的突击混成骑兵师和陆续开到的波兹南师的部队,则集结在白采尔科维、沃罗达尔卡、塔拉夏、拉基特诺地区。敖德萨集群的主力在日美林卡—敖德萨铁路和布格河之间我第十四集团军战线附近活动。上述两集群之间,大体在拉沙、捷季耶夫、布拉茨拉夫一线,分散部署着第一波兹南师的部队。 罗马尼亚人继续持观望态度。我西方战线各集团军突破敌方防线后,继续顺利地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推进。西南战线各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击溃并消灭乌克兰境内的波兰军队。 敌上述集群兵力分散,可资利用,考虑到其主办移向基辅地区,且在政治上具有极重要影响,兹决定以敌基辅集群为主要攻击对象。 命令: 1.第十二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占领铁路枢纽站科罗斯坚,主力在基辅以北地段强渡第聂伯河,其近期目标是切断博罗江卡站、捷捷列夫站一带的铁路线,阻止敌军向北撤退。 在战线的其余地段要坚决牵制住敌人,在敌军退却时尾追不舍,伺机一举攻占基辅。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2.亚基尔同志的集群应于五月二十六日凌晨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方向全线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其目的是尽量吸引更多的敌基辅集群兵力投入战斗,与左翼的骑兵集团军相互配合。 3.骑兵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击溃并消灭敌基辅集群的有生力量,夺取其技术装备。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向卡扎京方向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割断敌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之间的联系。以果断猛烈的战斗扫清沿途遇到的一切敌人,于六月一日前占领卡扎京、别尔季切夫地区,并依靠旧康斯坦丁诺夫卡和舍佩托夫卡方面的屏障,向敌人后方挺进。 4.第十四集团军要保证主力突击部队战斗的胜利,为此应将本集团军主力集结在右翼,发动强大突击,于六月一日前占领温尼察—日美林卡地区。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5.各部队活动分界线见第348号令(密件)。 6.收到命令后望回报。 西南战线司令 叶戈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别尔津 西南战线参谋长 佩京 1920年5月20日于克列缅丘格 篝火的红色火舌抖动着,褐色的烟柱盘旋着升到空中。一群群蠓虫,躲开浓烟,慌慌忙忙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篝火在他们脸上抹上了一层紫铜色。 篝火旁边,有几只军用饭盒埋在淡蓝色的炭灰里。 饭盒里的水正在冒泡。突然,一条火舌从燃烧着的木头下面贼溜溜地蹿了出来,在一个低着头的人的乱头发上舔了一下。那人慌忙把头一闪,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红军战士,穿着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刚刚对着火光检查完步枪的枪筒,用他那粗嗓子说:“这个小伙子看书入了迷,火烧头发都不知道。” “喂,柯察金,把你读的东西也给我们讲讲吧!” 那个青年战士摸了摸那绺烧焦了的头发,微笑着说:“啊,安德罗休克同志,这可真是本好书,一拿起来就怎么也放不下。” 保尔身旁坐着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战士,他正在专心地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想用牙把一根粗线咬断。听保尔这样说,他好奇地问:“书里写的是什么人哪?”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多下来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了一句:“要是讲的是恋爱故事,我倒挺想听听。” 周围又响起了一阵哄笑。马特韦丘克抬起他那剪了平头的脑袋,狡黠地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个鬼脸,对他说:“是啊,谢列达,谈情说爱,可真是件好事。你又挺漂亮,简直是画上的美男子!你走到哪儿,哪儿的姑娘就成天围着你转。你只有一个地方美中不足,就是鼻子太翘了,活像猪拱嘴。不过,还有办法补救:鼻尖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四公斤,用来爆破铁丝网。——原注],保险只消一宿,鼻子就翘不起来了。” 又爆发了一阵笑声,吓得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匹打了一个响鼻。 谢列达慢腾腾地转过身来。 “长得漂亮不漂亮倒没什么,脑袋瓜好使才行。”他富有表情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就说你吧,别看舌头上长着刺,挺能挖苦人,只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蠢货。你这个木头人连耳朵都是凉的!” 两个人你来我往,眼看就要翻脸,班长塔塔里诺夫赶忙把他们劝开。 “得了,得了,同志们!吵什么呀?还是让保尔挑几段精彩的给大伙念念吧。” “念吧,保夫鲁沙,念吧!”周围都喊起来。 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在上面,然后打开那本厚厚的小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描写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牛虻是小说的主人公。——译者]。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我读了很受感动。要是大伙好好坐着听,我就念。” “快念吧!没说的!谁也不会跟你打岔。” 当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同志同政委一道骑马悄悄走近篝火时,他看见十一对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团里的侦察兵有一半在这儿,里面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还很轻,个个都是好战士。你看那个念书的,叫柯察金。那边还有一个,看见没有?眼睛像小狼一样,他叫扎尔基。他俩是好朋友,不过暗地里却在较劲。以前柯察金是团里最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碰上了厉害的对手。你看,他们现在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不露声色,影响却很大。有人送给他们一个称号,叫‘青年近卫军’,非常合适。” “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着马向火堆走去。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道。 战士们一齐转过头来。团长轻捷地跳下马,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在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的两只小眼睛有点像蒙古人。现在他满面笑容,刚毅的面孔也不像平时那样严峻了。 战士们像对待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好同志一样,热烈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了下来,对大家说:“一起抽口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抽起来,转脸对政委说:“你走吧,多罗宁,我就留在这儿了。司令部有什么事找我,通知我一声。”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对保尔说:“接着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望着篝火,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牛虻的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 普济列夫斯基默默地抽着烟,等着听战士们谈感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没法忍受的,但是,当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忍受得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很激动。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原先在白采尔科维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激愤地喊道:“那个神甫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送,真该死,要是叫我碰上,马上送他上西天!” 安德罗休克用小棍子把饭盒朝火里推了推,坚定不移地说:“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到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觉得真理在你一边,你就应当死得从容。英雄行为正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莱卡。白匪在敖德萨把他包围了,他一冒火,向一个排的匪军冲了过去。没等敌人的刺刀够着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就在他脚下爆炸了。他自己当然是连整尸首都没留下,周围的白匪也给炸倒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这个人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书。可是他的事迹真值得写!在咱们同志中间,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有的是!”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动了几下,舀出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可也有人死得像只癞皮狗。死得不三不四,很不光彩。 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桩事。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古城,在戈伦河上,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个堡垒,很难攻。那天我们朝那边冲了过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巷朝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看,有一家院子的围墙上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这回准能抓几个波兰俘虏了。我们十来个人朝那个院子冲过去。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我们跑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冲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坏事。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在地上了。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三个家伙全给抓了起来,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话,一看也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干掉。这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汉子,性格很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回完蛋了,准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里边,有一个棒小伙子,长相难看极了,拼命挣扎,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不该为了一个娘们就把他枪毙。另外两个家伙都在求饶。 “我一看这情景,浑身都凉了。我跑到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干吗让他们的血弄脏了你的手呢?城里战斗还没完。哪儿有工夫跟他们算帐。’他转过身来,朝我一瞪眼,我马上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就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强才听明白:‘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可是这几个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当土匪就得枪毙。’“我吓得赶忙跑到街上去了。背后响起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咱们的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像狗一样死掉了。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咱们队伍的,早先跟着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坏蛋。”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拿到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咱们队伍里混进了一些败类,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也在干革命。可这些家伙是害群之马。我看到这种事,心里总不痛快,直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说完,就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子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他把刚喝完茶的克拉梅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指导员,我问你,我想跳槽,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往后准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要干。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不是为了好玩吧。可咱们呢,却老得在这儿闲呆着。” 克拉梅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难道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大伙都这么随随便便,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这儿也罢,那儿也罢,反正是打仗,哪儿还不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梅尔的话。“我又不是开小差往后方跑。” 克拉梅尔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你说,还要不要纪律了?你呀,保尔,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和共青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应该是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你要调动,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了吧?那不就得了,到此为止吧。” 又高又瘦的克拉梅尔脸色有些发黄,他因为激动,咳嗽了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保尔小声但却十分坚决地对他说:“你说的全对。可我还是要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傍晚,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学校,学校旁边的土丘上聚集着一群骑兵,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部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机枪车后尾,拉着手风琴。一个剽悍的骑兵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正在圈子里跳狂热的果拍克舞。手风琴拉得很蹩脚,既不和谐,又不合拍,害得那个跳舞的老是跳错步子。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爬上机枪车,有的攀着篱笆,看这些刚开来的兴致勃勃的骑兵战士跳舞。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把地踩平吧!喂,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点劲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大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费劲,按起琴键来却很笨拙。 “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布卡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战士惋惜地说。“他才是第一流的手风琴手呢。 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死得真可惜。是个好战士,又是个呱呱叫的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人群里。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机枪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要干什么?”拉手风琴的战士斜了保尔一眼。 托普塔洛也站住不跳了。周围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喊声:“怎么回事?干吗不让拉?”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来,我来试试。” 手风琴手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褪了下来。 保尔照他的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然后,猛然一拉,风箱像扇子似的拉开了,手指在琴键上飞速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 喂,小苹果, 你往什么地方滚哪? 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托普塔洛立即随着那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他像雄鹰展翅似的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豪放地用手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价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用琴声鞭策着他,用急骤奔放的旋律驱赶着他。他顺着圆圈,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起来,一面交替地伸出两条腿,一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哈,嗨,哈,嗨!”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把堵截红军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打得落花流水,开始向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急急忙忙拼凑了一支突击部队。五辆坦克在波格列比谢车站刚卸下火车,马上就开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据点扎鲁德尼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波军后方。 波军急忙派出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跟踪追击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突进的目标是波军后方战略重镇卡扎京,这个师便受命从背后对骑兵第一集团军进行袭击。但是这个作战行动并没有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上的缺口,在骑兵第一集团军后面重新把战线连接了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插进敌人的后方,摧毁了他们的许多后方基地,正准备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起猛攻。各骑兵师在运动过程中,破坏了沿途许多铁道和桥梁,以便截断波军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的口供里了解到,波军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实际上,战线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于是决定拿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代替已经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这个骑兵连的排头骑着马前进。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样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要求,保尔就被编入了这个连队。 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骑兵摆开了扇面似的队形,快马加鞭,冲了过去。银色的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马蹄下的大地飞快地向后奔驰,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骑兵穿过郊区的花园,冲到了城中心。 “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声在空中震荡。 惊慌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飞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细腿黑马的,就是那个跳舞的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剽悍的骑兵战士挥起马刀,毫不手软地劈下去,砍倒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有力地踏在石头马路上,发出一片得得的响声。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架在路中央,三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还有一个波兰军官,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一见红军骑兵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这时,托普塔洛和保尔都已经勒不住战马了,他们迎着死神的魔爪,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飞了过去。那个军官被战马的胸脯撞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去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疯狂而粗野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吃惊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越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 马刀在空中画了一个闪光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里。 马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准备向另一个脑袋砍去,但是,那匹跑得性起的战马却蹦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骑兵连的大队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涌向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左右砍杀。 监狱的狭长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了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那些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真是自己的队伍从什么地方打回来了吗?真的就要得到自由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来。走廊里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只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一下接着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快住手,疯子!你怎么啦,傻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 砸不开,就用钥匙开嘛!” 这时人们用手枪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 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欢乐得发狂,一下子挤满了走廊。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 “同志们,你们都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就像保尔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牢房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另外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都得救了。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 而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转眼变成了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政治犯,欢天喜地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脸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萨穆伊尔讲到故乡舍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们大伙一下子全给抓了起来,有个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部落到了宪兵队的魔爪里。保尔,他们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别人少吃点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可别的同志身体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再要隐瞒的。宪兵队什么都知道,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哪。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勃鲁扎克,县城里的罗莎·格丽茨曼,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一对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大概还记得,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的,常拿老板画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当中有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极其野蛮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谁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这以后,罗莎就说起胡话来,过了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疯,说她是假装的,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都没人样了。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只眼直瞪瞪地发呆,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表现都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要把他们死难的情况全说出来,难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死得真惨!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的案情最重,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又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给她安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尔,临刑那几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讲。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说说。军事法庭判处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原先在波兰士兵当中做过策反工作,这些士兵也受到了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判决以后,我们就都关在一起了。临刑前,把我们转到了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靠近医院的地方竖起了绞架。隔不远,靠近树林,就在大道旁边的陡坡上,又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把老百姓从城里赶到绞架跟前。有的人是因为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也还是来了。绞架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看去,人头攒动。监狱四面围着木栅栏,这你是知道的。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一个营的军队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就连诀别的话也说了。只有罗莎还在牢房角落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瓦莉亚因为遭到强奸,又挨了毒打,已经不能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互相拥抱着诀别,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小伙子,是从县里抓来的,很有力气,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同敌人格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这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掉眼泪了。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边就别再哭了。决不能让那帮吃人的豺狼高兴。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反正是要死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容地死吧!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死要死得有骨气!’“这时候,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是只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宪兵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色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狗’。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四个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根粗绳子,头上系成圈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撑着。人群像海一样,不住地蠕动着,发出勉强可以听到的嗡嗡声。他们的眼睛全盯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聚集着一帮波兰小贵族,手里拿着望远镜,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军官。他们都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脚下的雪是松软的,树林一片白茫茫,树枝像落上了一层棉絮。雪花在空中飞舞,慢慢落下来,飘到我们灼热的脸上,就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上也铺了一层雪。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全给剥光了,但是谁也没有感到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判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夹在中间。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要死得有骨气’,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没有穿大衣,只穿着一件绒衣。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看来很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即扬起马鞭,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声,呼天抢地地挣扎着,拼命想挤过警戒线,冲到这三个人跟前去。但是她让宪兵抓住,不知道给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这是瓦莉亚的母亲。快走到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这样满怀激情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之歌》,那两个同志也随着她一起唱。宪兵用马鞭抽他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就像发了疯似的,鞭子不断落到咱们同志的身上,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念完了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推倒,咱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当我们在刑场上准备受刑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个同志还是全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扯开了衬衣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三位同志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我们监狱里又送进来几个犯人,据他们说,第四天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身体最重,他们这才把另外两具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是绞架一直没有拆掉,我们往这儿押解的时候,还看到了。绞索还吊在半空,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沉默起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都没有觉察到他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清晰地呈现在保尔眼前,他们的面目很可怕,脑袋歪在一边,在绞架上默默地摆动着。 突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咱们到外边去吧,萨穆伊尔!” 骑兵押着波兰俘虏,从大街上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大门旁边,在军用记事本上写了一道命令。 “给你,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命令交给矮壮结实的骑兵连长。“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方向去。受伤的要给包扎好,用大车运,也往那个方向去。送到离这儿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滚蛋吧。咱们没时间管他们。你得注意,绝对不许有虐待俘虏的行为。” 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盯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语气却坚定而严厉:“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最后是这样说的: ……故此命令: 1.以口头的和书面印发的形式不断地、反复地向红军部队,特别是向新组建的部队宣传解释:波兰士兵是波兰和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被俘的波兰士兵当作误入歧途的、受蒙骗的兄弟一样来对待,以后要把他们作为醒悟了的兄弟遣返回解放后的波兰祖国。 2.凡有有关虐待波兰战俘以及欺凌当地居民的传闻、消息、报告,要一查到底,严查严办,不论这些传闻、消息来自何种渠道。 3.各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充分意识到,他们对严格执行本命令负有责任。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红军是它的骄傲。它要求红军不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小声对自己说。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下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同志统率的突击部队的一部——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一带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到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通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个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时牺牲了。 当部队在晃荡的浮桥上跑步前进的时候,从山背后飞来一颗炮弹。它在战士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落在水里爆炸了。就在这一瞬间,米什卡栽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让河水吞没了,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战士亚基缅科看见了,这个戴着一顶掉了檐的破军帽的战士,一见这情景,惊叫起来:“哎哟,不好了,米什卡掉到水里去了!连影都没有,这下完了!”他停住脚步,吃惊地盯着黑沉沉的流水。后面的人撞在他身上,推着他说:“你这傻瓜,张着嘴巴看什么?还不快走!” 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考虑个别人的吉凶,他们这个旅本来就落后了,兄弟部队已经占领了对岸。 米什卡的死讯,谢廖沙是四天以后才知道的。他们旅经过激战攻下布恰车站后,随即向基辅方面展开攻势,当时他们正在阻击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坚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在谢廖沙身边趴下来。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好不容易才拉开灼热的枪机,然后把脑袋贴着地面,转过来对谢廖沙说:“步枪要缓口气,烫得像火一样。” 枪炮在轰鸣,谢廖沙勉强才听到他说的话。后来枪炮声小了一点,亚基缅科像是顺便提起似的说:“你的那位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掉到水里去的。”他说完,用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一丝不苟地压进了弹仓。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军的顽强抵抗。 大街上正在浴血苦战。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骑兵的前进。但是这个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波军已经溃不成军,残兵狼狈逃窜。车站上截获了敌人的许多列火车。但是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军火库爆炸,供全军用的一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毁了。全城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的,在爆炸声中直摇晃。 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遁。他们拼命想为自己杀出一条路,冲出钢铁包围圈。 保尔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局的发展犹如狂飙,异常迅猛,天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向前挺进,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接二连三地向波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烈的冲锋。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 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焦姆,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第九章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9月2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他受了点轻伤,很快就会治好,然后一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9月14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都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地呻吟,发脾气,可是他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着轮椅,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闪闪发亮,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的名字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因为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起初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但是,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了,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大家都穿着退色的旧衣服,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痛快。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轻蔑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不过,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同志。” 他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转移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干吗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了裂痕。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又过去了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作最后一次谈话。他们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辉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辉,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 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紧皱着眉头,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悲伤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熟悉的脸庞和栗色的浓发。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红军中的败类,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最后他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对这次会面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工作吧。明天你就来上班。” 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几乎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只是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到处是血迹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因为舍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日日夜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舍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他说:“边界大概会沿哥伦河划分,舍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因为正当苏维埃共和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的时候,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从克里木半岛的巢穴里爬了出来,沿第聂伯河北上,逼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 现在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半岛去捣毁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满载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经常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打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而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又过了两三天,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平安地回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 “还是干我的钳工去,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以英勇善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 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四个人搬了进来,除保尔外,还有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整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说法。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一个矮墩墩的工长,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一切照旧。” 保尔没有答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个党组织、团组织,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身板结实,高额头,浑身充满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一起找保尔和观点同他相同的人个别谈心,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保尔开门见山,粗鲁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你回答我,阿基姆,资产阶级又有了生存的权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论。我只知道一点:新经济政策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我们过去进行斗争,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工人不同意这么做,要尽全力来反对这种做法。你们大概甘愿给资产阶级当奴才吧?那就悉听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 “保尔,你脑子开开窍,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你是在侮辱整个党,诽谤党。你得的是狂热病,还固执己见,不想弄明白简单的道理。要是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就是葬送革命,就会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发动农民来反对我们。你不想理解这一点。既然你不打算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反而以斗争相威胁,那我们只好奉陪了。” 两个人分别的时候,已反目成仇。 在全区党员大会上,从中央跑来的工人反对派代表发表演说,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痛斥,接着,保尔上台发言,以不可容忍的激烈言辞指责党背叛了革命事业。 第二天,团省委召开紧急全会,决定将保尔和另四名同志开除出省委会。保尔同扎尔基不说话,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保尔在团支部拥有多数,他们在支部会上狠狠整了扎尔基一顿。斗争深入了,结果保尔被开除出区委会,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有二十来个人交出团证,宣布退团。最后,保尔和他的同伴被开除出团。 保尔苦恼的日子从此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黯淡无光的日子。 扎尔基离开公社走了。脱离了生活常规的保尔心情压抑,站在车站的天桥上,无神的目光望着下面来来往往的机车和车辆,却什么都看不见。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一个叫奥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团员,满脸雀斑和疙疸,善于钻营,又自命不凡。保尔过去就不喜欢他。他是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 “怎么,把你给开除了?”他问,两只白不呲咧的眼睛在保尔脸上扫来扫去。 “是。”保尔简单地回答说。 “我多次说过,”奥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接上去。“你图个什么呢?遍地都是犹太佬,他们往哪儿都钻,到处都要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才巴不得修个商亭呢。上前线打仗是你的事,他们却稳稳当当坐在家里。现在反倒把你给开除了。”他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保尔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瞧着他,预感到要出点乱子。他控制不住自己,劈手揪住奥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晃来晃去,晃得他东倒西歪。 “你这个白卫分子的鬼魂,卑鄙的妓女,你扯什么淡?你是跟谁讲这些屁话,你这个骨子里的富农?混蛋,我们城里被白军枪毙的布尔什维克,一多半都是犹太工人,你知不知道?你呀,哼!你跟谁说话?你也是反对派一伙的?这帮混蛋都该枪毙。” 奥列什尼科夫挣脱出来,没命似的跑下阶梯。保尔恶狠狠地望着他的背影。“瞧,都是些什么人赞成我们的观点!” 歌剧院里挤满了人。人们一小股一小股从各个入口走进大厅和上面的楼层。全市党团组织的联席会议要在这里举行,对党内斗争进行总结。 剧院的休息室里,大厅的过道上,大家交谈的话题是今天有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要回到党的队伍里来。前排坐着朱赫来、丽达和扎尔基,他们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丽达回答扎尔基说:“他们会回来的。朱赫来说,已经出现转机。省委决定,只要他们检讨了错误,愿意回来,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归队,要创造一种同志式的气氛,并且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省代表大会上吸收柯察金同志参加省委,以此表示党对归队同志的真诚是信任的。我现在很激动,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议主席摇了好一会儿铃,会场静下来以后,他说:“刚才省党委做了报告,现在由共青团里反对派的代表发言。首先发言的是柯察金同志。” 后排站起一个人,身穿保护色军便服,快步从台阶跑上讲台。他仰起头,走到台口栏杆跟前,用手摸了摸前额,仿佛在回忆什么东西,又固执地晃了晃长着鬈发的脑袋,两只手牢牢扶住栏杆。 保尔看见剧场里人坐得满登登的,他觉得几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他,宽敞的大厅和五个楼层都静悄悄地在盼望着。 有几秒钟的工夫,他默默地站着,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太激动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离讲台不远的前排,在丽达旁边的椅子上,坐着肃反委员会主席朱赫来。他的块头可真算得是庞然大物。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着保尔,突然微微一笑,这笑容是严峻的,又包含着鼓励。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板,上衣的一只袖子却空空如也,因为毫无用处而塞进了口袋里。看到这幅情景,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朱赫来上衣的左口袋上,有一枚四周深红色的椭圆形红旗勋章在闪亮。 保尔把目光从前排移开。大家都在等他,他总得开口。他以临战的姿态调动起全身的精力,响亮地对整个大厅说:“同志们!”他心里涌起了波涛,感到浑身热辣辣的,又似乎大厅里点亮了千百盏吊灯,光芒烧灼着他的身体。他那热烈的话语,犹如厮杀的喊声,在大厅里震荡。话语传到数千听众的耳朵里,他们也随之激动起来。这青春的、激越的、热情洋溢的声音迸发出众多火花,飞溅到圆形屋顶下面的最高楼层的最远位子上。 “我今天想讲一讲过去。你们期待着我,我要讲一讲。我知道,我的话会使有些人心神不宁,可这大概不能叫政治宣传,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我以及我现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声。我想讲讲我们的生活,讲讲那一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炉膛里的煤炭,把我们点燃,使我们燃烧。我们的国家靠这烈火生存,我们的共和国靠这烈火取得了胜利。我们靠这烈火,用我们的鲜血,击溃并消灭了敌人的乌合之众。我们年轻一代和你们一起,被这烈火席卷着,去经风雨,见世面,并且更新了大地。我们一道在我们伟大的、举世无双的、钢铁般的党的旗帜下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战斗。两代人,父辈和子辈,一起战死在疆场。现在,两辈人又一起来到了这里。你们期待着我们,而我们作为你们的战友,竟制造动乱来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党,破坏党的钢铁纪律,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是想得到答案吧?我们正是如此被党赶出自己的营垒,赶到人类生活的后方,赶到偏僻的荒漠去的。 “同志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走到了背叛革命的边缘?这事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掉过队,怎么倒发动了暴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我们青年知道他们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我们就更有恃无恐,执迷不悟。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就连他的名字,他的教导,也没能使我们收敛一点,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里大肆活动,动员和纠集力量,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开除出省委。我们又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各个区里。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到各自的支部去占领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到我们这一边来。特别是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拼命顽抗。末了,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问题弄不明白,脑子晕头转向,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确实非常痛苦。两面受到夹击,搞这种党内斗争会有什么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内心非常羞愧。朱赫来同志大概记得这次谈话。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车,到他那儿去。我当时正被斗争冲昏头脑,对他说:‘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必要的时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来回答得很简单:‘那我们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枪毙。留神点,保尔,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坚强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没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工人的诚朴,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错误。离开了党就没有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做一个战士更大的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强大的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道重建满目疮痍的、血迹斑斑的、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用我们朋友和同志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国家。而已经过去的事件,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活长在,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的家园。让生活长在,同志们!我们会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胸中有强大动力的人,难道会战败吗?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哽住了,他浑身颤抖,走下了讲台。大厅轻轻晃动了一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围的墙壁向大厅倾倒下来。呼喊的声浪从圆形屋顶奔腾而下,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如同滚开的水锅在沸腾。 保尔看不清台阶,他向一个边门走去。血涌向头部。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面向着他悄声说:“保夫鲁沙,朋友,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保尔头疼得要命,差点要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伊万。一道大踏步前进。”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 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单单是友谊……第一章
第二章
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在省委书记坐椅的上方缭绕。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 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他气愤地捻着小胡子,偶尔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嗓子又尖又细,一直在罗里罗嗦地兜圈子,说些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看见了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里有一只爱斗的公鸡,叫“专啄眼”。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敏捷的手指翻动文件,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原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无法实现。我再说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指甲敲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托卡列夫说话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了沉默:“这没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秃头耸了耸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小矮个子哽住了。他用方格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手绢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来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专家搞了鬼,可是他们给抓起来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说:“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轻蔑地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秃头一眼。“拿我们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这一问,吓得秃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别人辖区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级报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向秃头提了一个问题。 “大约二百人。” “这帮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我们让城里的工人把口粮节约下来给你们,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都向秃头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些问题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对付逼债的债主一样。 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读保罗·德·科克[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译者]的小说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饭。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接到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以为不会这么便宜他。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职,说明对他是不是可靠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担心的,又不是他辖区里的事。“呸,真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来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也好,反正我是一个非党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做到,那只是因为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房间,急急忙忙跑下楼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了临街的大门。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公民,您贵姓?” 秃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切尔……温斯基……” 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那个“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个人全把脑袋紧紧地凑到大桌子上面来了。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图上。 对于日益逼近的威胁,朱赫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经到了大门口。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焦干的嗓子变得沙哑了。 “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察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所破房子,过去是林业学校。工人只好分批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样?” 他没有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和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 “这么干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吧。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又赶上现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连头也没有回,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没这些事了,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两天多了。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如果失败,那就要大难临头。后天有一列专车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开了去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这个人选太恰当了。总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团员一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图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沙常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图夫塔因为挟嫌泄私愤,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的处分。就是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全都感到吃惊。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加之过去参加过反对派,因此,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图夫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明,进行解释的时候,保尔的目光由惊奇变成了愤怒。图夫塔说的是:粉碎反革命阴谋那次,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里,他们到一个教授家去搜查。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和保尔的谈话,她问保尔:“真的是您让人来搜查我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要真是这样,对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说,如果在你们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来,分队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跟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这么亲近熟悉。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图夫塔的:“同志们,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是会很恼火的。现在是图夫塔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却在那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们,我当然是要解释清楚的,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家中寄住过一阵子,这就相互认识了呗。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心间。没有一位同志再翻过老帐。图夫塔现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图夫塔受到申斥的处分。我想在保尔去博亚尔卡之前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闹哄哄的一片,各年级的头头在召集学生开全体会议。有人拽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来一绺波浪形的鬈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年,是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尔焦姆工作的机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伙子也不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到基辅来上学。阿廖沙长话短说,向保尔讲了讲他上学的经过和波折:“咱们城里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小滑头,独眼龙,记得吧?还有萨什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一路上吃的东西,家里全给准备得好好的,又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再也没有别的可带的。这几个中学生,一路上一个劲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东西,我兴许要吃亏,可捞到一个我算够本。实在叫人受不了。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呆家里抠土豆去吧。’唉,算了。总算到了基辅。 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去找这个长那个长。我一口气跑到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员。睡觉做梦我都能梦见在半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开玩笑地问阿廖沙:“地下就挤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参谋部的人也这么说:‘你干吗非要穿云破雾呢?还是地下保险。’他们都取笑我。我连县团委的介绍信都带着呢,请他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还住过一个搞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背面写了几句。一字不差,这么写的:‘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总的说是个棒小伙子。脑袋瓜也挺灵。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那就让他去学嘛,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嘛。’下面的签名是:‘第一三○博贡师军需队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尔打心眼里乐开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帮学生围拢过来。阿廖沙边笑边继续说:“是啊,飞行员的事没办成。参谋部里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开。要是先学点技术,倒可以,飞机嘛,啥时候开都不晚。我就跑这里来了,递了申请书。结果呢,入学要考试。那五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礼拜之后进行。我一看——大事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争,来的还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来一遍模拟考试,有的像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学七年级毕业。我赶紧翻书,恢复恢复记忆。还要去打工,卸一车皮木柴,够两天吃的。后来木柴没有卸的了,只好勒裤腰带。而我们那几位呢,成天忙着跑剧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来冷冷清清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可只要这几个家伙一回来,就甭想再看书:叫啊,闹啊,笑啊。扎利瓦诺夫领他们去轻歌剧院,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女演员。三天工夫,她们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了个精光。等到没东西下肚了,这帮混蛋就来个顺手牵羊,牵走了一个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鸡蛋,又趁我不在,一顿嚼光了我剩下的一点面包干。 “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第一门考的是几何。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三十五分钟解习题。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全会做。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一个个傻了眼,都在绞脑汁呢。 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沙拉蓬那个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脸,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我心里寻思,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下去:“我解完了题,站起来,准备交给教授。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老鼠似的吱吱叫唤:‘递张小抄过来。’“我径直朝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声咒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了四个两分,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天下着蒙蒙细雨。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他妈的给咱们找麻烦。”他咕哝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看着点。要是谁跟我们扯皮,你们看准地方,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了,孩子,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12月3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12月5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 “他们人真他妈的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 “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看这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滚落下来。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都卧倒了。 有人压在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枪,伸向门口。保尔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转了过去。 射击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了寒。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们是无价之宝……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 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铁轨同样的压力。 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第四班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组织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为此,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照看,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们缴他的枪,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要我们这么干的。这小伙子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把情况如实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把门窗卸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一定会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审。最好你们先下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运走。站长不上告,就算没事了。’于是我们照他说的办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又补充说:“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可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有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来把匪徒袭击的详情询问了一遍。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们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在面前的小山包,修出一条路来。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筑路队的全部武器都在这里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上记着数字。工地上只剩下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怕被土匪打死,宁可受法办,也不在这里干,一清早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挖开这个山包,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地都冻了。”帕托什金低声对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动作迟缓、总皱着眉头、不大爱讲话的人。他一听这话,生气地用嘴咬着胡子梢,回答说:“全部工程限我们二十五天完成,光挖山包您就计划用十五天,这怎么成!”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合实际。”帕托什金说。“不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条件下筑过路,也没同这样的筑路工人共过事。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以前就错过两回了。”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一个斜眼的小伙子,用露在破绒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刚来的人说。保尔连铁锹也没有顾得放下,立刻向坡下跑去。他的两只眼睛在帽檐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握的时间比谁都长。 “你好啊,保尔!瞧你这身衣服,大的大,小的小,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 “你没看他那五个脚趾头,行动有多一致,全在外面露着。 这还不算,开小差的人还把他的大衣偷走了。亏得奥库涅夫是他们同一个公社的,把自己的破上衣给了他。不过不要紧,保夫鲁沙是个热血青年,他还可以在水泥地板上躺上一个星期,铺不铺干草都行,然后再进棺材。”码头工人怏怏不乐地对阿基姆说。 黑眉毛、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起眼睛,反驳说:“我们才不让保夫鲁沙完蛋呢。我们可以推举他到厨房去,给奥达尔卡当后备火头军。他要不是傻瓜,那儿吃的也有,暖和地方也有——靠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可以。” 一阵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今天他们发出的第一阵笑声。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转了回来。斜坡上的人还在坚持不懈地挖土。朱赫来望着飞舞的铁锹,望着弯腰紧张劳动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群众大会用不着开了,这儿谁也不需要进一步动员。托卡列夫,你说得对,这些人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神里充满了喜悦、疼爱和庄严的自豪。就在不久以前,在那次反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扛起钢枪,投入战斗。现在,他们又胸怀一个共同目标,要把钢铁动脉铺到堆放着大量木柴的宝地去,全城的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这些木柴给他们带来温暖和生命。 帕托什金工程师有礼貌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向朱赫来证明: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开出一条路来,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一面听他计算,一面心里打着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这个小山包咱们另想办法。” 朱赫来在车站的电话机旁待了很长时间。霍利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见朱赫来在屋里粗声粗气地说:“用我的名义马上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请他立刻把普济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一带来。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匪徒肃清。另外,再从部队派一列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其他事情我自己安排。我夜里回去。让利特克在十二点以前把车开到车站来。” 在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讲过几句话以后,朱赫来接着讲起来。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着,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大家,原定的计划不能变,第一期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 “从现在起,筑路队要按战时状态组织起来。所有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中队长由杜巴瓦同志担任。六个筑路小队都接受固定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承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结束。提前完成任务的小队可以回城休息。另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最优秀的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队的队长都派定了:第一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筑路工程队队长、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结束发言时说。“仍然是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这是非他莫属的。” 仿佛一群鸟突然振翅起飞一样,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阵掌声。一张张刚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朱赫来一向很严肃,他最后这句话却说得既亲切又风趣,一直在注意听他讲话的人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二十几个人簇拥着阿基姆和朱赫来,一直把他们送上轧道车。 朱赫来同保尔道别的时候,望着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对他说:“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好像是冻坏了,已经肿起来了。”保尔说到这里,想起了很久以前提出过的请求,抓住朱赫来的袖子,央求说:“我跟你要过几发手枪子弹,现在你能给我吗?我这儿能用的只有三发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保尔一脸失望的神情,就毅然决然地解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得到一件盼望了这么久的贵重礼物,可是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在他的肩膀上。 “拿着吧,拿着吧!我知道你早就眼红了。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可不许打自己人。这支枪还有满满三夹子弹,也给你。”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立刻射到保尔身上。不知是谁喊着说:“保尔,咱俩换吧,我给你一双靴子,外带一件短大衣。” 潘克拉托夫在保尔背上推了一下,打趣地说:“鬼东西,换毡靴穿吧。要是再穿你那只套鞋,连圣诞节也活不到!” 这时候,朱赫来一只脚踏着轧道车的踏板,正在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清晨,一列装甲车轰隆轰隆驶过道岔,开进了车站。一团团天鹅绒般的白色蒸汽,像盛开的绣球花一样喷发出来,又立即消失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里。从装甲车厢里走出来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以后,装甲车送来的三个爆破手在斜坡上深深地埋下了两个深蓝色的大南瓜,接上了长长的导火线。 放了信号枪之后,人们便纷纷离开现在已经变成险地的小山包,四散隐蔽。火柴触到了导火线,磷光闪了一下。 刹那间,几百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一分钟,两分钟,等待是那样难熬——终于……大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把巨大的土块抛向天空。接着,第二炮又响了,比第一炮还要厉害。可怕的轰鸣响彻密林,山崩地裂的隆隆声在林间回荡。 刚才还是小山包的那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深坑,方圆几十米内,在像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撒满了爆破出来的土块。 人们拿着镐和锹一齐向炸开的深坑冲去。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展开了争取首先完成任务的异常激烈的竞赛。 离天亮还很早,保尔谁也没有惊动,就悄悄地起来了。他独自艰难地迈着在水泥地上冻僵了的双脚,到厨房去了。烧开了一桶沏茶水,才回去叫醒他那个小队的队员。 等到其他各队的人醒来,外面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伙伴的桌子跟前,激愤地对他说:“看见了没有,德米特里,天蒙蒙亮,保尔就把他那伙人叫了起来。现在他们大概已经铺了十俄丈了。听大伙说,他们铁路工厂的人,弦都让他给绷得紧紧的,他们决心在二十五号以前铺完自己分担的地段。他这是想给咱们点颜色看哪。但是,对不起,咱们走着瞧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会使这位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激动。就连他杜巴瓦也挨了好朋友保尔一闷棍:保尔竟连招呼也不打,就向各队挑战了。 “真是朋友归朋友,有烟各自抽——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快到中午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这是站在步枪垛旁边的哨兵,发现树林里来了一队骑兵,在鸣枪示警。 “拿枪,弟兄们!土匪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下铁锹,朝一棵大树跑去,树上挂着他的毛瑟枪。 全队马上拿起武器,贴着路边直接卧倒在雪地上。走在前面的几个骑兵挥着帽子,其中有个人喊道:“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来个骑兵顺着大路跑了过来,他们都戴着缀红星的布琼尼帽。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探望筑路人员。 排长的坐骑少一只耳朵,这引起了保尔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一块白斑,它在骑者身下“跳着舞”,不肯老实站着。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笼头绳,马吓得直往后退。 “小斑秃,你这个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你没让子弹打死啊,我的缺只耳朵的美人。” 他亲切地搂住马的细长脖子,抚摸着它那翕动的鼻子。排长仔细地端详着保尔,一下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道:“啊,这不是保尔吗!……马你认出来了,老朋友谢列达反倒不认识啦。你好,兄弟!” 城里各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筑路工程。这立刻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扎尔基把还在城里的人都派到了博亚尔卡,团区委的人走个精光。整个索络缅卡区只剩下一些女团员了。扎尔基又到铁路专科学校去动员,结果他们又派了一批学生到工地去。 他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只剩下我和女无产者了。我想让拉古京娜替我,门口换上‘妇女部’的牌子,我就上博亚尔卡去。要知道,我一个男子汉在人家女人堆里转悠,实在不像话。姑娘们都怀疑地瞧着我。这帮喜鹊私下里准在嘁嘁喳喳议论我:‘他把别人都撵走了,自己却泡在城里,这个大滑头。’说不定还有比这更难听的。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一批一批的人不断到博亚尔卡来,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了四节客车到博亚尔卡,给新到的工人住宿。 杜巴瓦小队从工地撤了下来,派到普夏—沃季察去。他们的任务是把供轻便铁路用的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到工地来。这项工作顶替他们在工地上承担的一部分任务。 杜巴瓦出发前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来,叫他领导新成立的一个小队。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了命令,根本没有去想他的真实动机。而杜巴瓦这个时候会想起那个捷克人,却是安娜托索洛缅卡来的人带来的一张便条引起的。便条上这样写着: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了一大批书报。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击手们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都是好样的!祝你们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昨天,各木柴场的最后一批存货都配售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致意。他真是个好小伙子。他亲自给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谁也信不过。他自己动手筛面粉,自己用机器和面。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好面粉,面包做得好极了,跟我领到的简直没法比。晚上咱们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也搞点学习,但主要是议论我们所知道的人和事,无所不谈,而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娘们对托卡列夫不让她们去工地意见可大了。她们说保证能和你们大家一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换上一身爸爸的衣服,一下子跑到那老爷子跟前,看他能把我撵回来!” 说不定她真会这样做。替我向你那个黑眼睛的朋友问好。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移动着,布满了天空。大雪纷纷飘落下来。晚上,刮起了大风,烟筒发出了呜呜的怒吼。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左躲右闪的雪花,凄厉地呼啸着,搅得整个森林惊惶不安。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车站上那间破房子根本存不住热气,虽然通宵生着火,大家还是从里到外都冻透了。 第二天清晨上工,雪深得使人迈不开步,而树梢上却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柯察金的小队在清除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严寒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那件旧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脚上那只旧套鞋老往里灌雪,好几次掉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随时有掉底的危险。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做了围巾。 瘦骨嶙峋的保尔两眼熬得通红,他猛烈地挥动大木锨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勉勉强强把它拖到了这里。煤水车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里的余火也快要熄灭了。 “给我们木柴,就开走;不给,就趁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侧线上去!”司机向站长喊道。 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通知了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响起了一片叫嚷和咒骂。 “你们去跟那个老头讲讲,就是在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可以下令用雪橇给火车头运点来。”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个主意。乘务员们立刻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要木柴可以,但是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雪封住了。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锨来铲雪,干到晚上,就给你们木柴。要是不愿意干,那就让他们等到新年再说。”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同志们,来了这么多人!看,还有女的呢!”保尔背后有人惊奇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到跟前,对他说:“给你一百人,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叫他们偷懒。”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羔皮帽,正跟旁边的一个青年妇女说话。那青年妇女戴着一顶海狗皮帽,顶上还有个绒球。 他愤愤地转动着手里的木锨,大发牢骚:“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要是请我这个铁路工程师给指挥一下倒还可以,铲雪吗,你我都没有这个义务,规章上没有这么一条。那个老头子违法乱纪。我要告他。 谁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问:“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个男人轻蔑地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别的领导也……” 保尔皱起眉头,白了他一眼,说:“不想干拉倒。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程队长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一刹那间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她好容易才认出这个像叫花子的人是保尔。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没有洗了——保尔就这副模样站在她面前。只有那一双眼睛,还同从前一样,炯炯发光。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不久以前还是她热恋的人。 真是沧海桑田哪! 她最近结了婚,现在同丈夫一起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重要职务。真想不到,她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没好意思同他握手。 她的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竟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火夫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只能干个挖土的差事。 她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双颊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疯了,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实在太放肆了。他把锨往地下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咱们走,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我实在看不下去。”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意大利语拉查隆尼是穷光蛋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工程师一句,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一字一句冷冷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锨拿起来,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套靴,冷笑了一下,又顺便补充说:“我劝你们还是别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人那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也发生了作用。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之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亚停下来,让工人们先过去。 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拄着锨,已经非常疲乏。等他过来,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说:“你好,保夫鲁沙!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搞到一个比挖土强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委员一类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心哪……”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用不着担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跟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说实在的,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婚礼。现在哪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过了他们小队,正在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争夺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静,不断鼓动他那些从码头上来的伙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怎样一言不发地闷头苦干。他惊奇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来的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要是再这么晴上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见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过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嗬!小伙子,你可真傻呀!这是丽达同志让带来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衣服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里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保尔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皱了皱鼻子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送一件军大衣去。’但是,丽达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12月20日 连日暴风雪。今天仍然又是风,又是雪。博亚尔卡的筑路大军眼看就可以把路铺到目的地,但是他们被严寒和暴风雪阻住了。他们常常陷在没人深的积雪里。挖掘冻土是很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12月22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人来参加。匪徒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把一列运粮火车弄出轨了。 按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12月23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12月24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匪帮昨天夜里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跟他们打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朱赫来才得到确实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能把他送回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队长。是他发现匪徒,发出了警报;他一边往回跑,一边阻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有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 潘克拉托夫继任工程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卢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离开了工地。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十分缓慢。 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队血液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了。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穿上了朱赫来送给他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对他也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来的人正在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头碰到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面颊,怪舒服的。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亚瓦施加的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怕斑疹伤寒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车开动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用转轮手枪指着那些不让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喊道:“这个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全撵下车,也得让他走! 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1月9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 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第三章
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着一排排代表,却看不到码头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单念得很快,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对面。那不就是他的侧影吗,已经不大能认出来了……是他,是伊万。 丽达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都一样。 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 大厅门口很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说明了一切。原来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过,喧嚷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俩一直走到大剧院,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代表”大为高兴。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恰普林(1902—1938)和科萨列夫(1903—1939)当时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译者]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的!”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你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说。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丽达,我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非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的关系是当着我的面彻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们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他在基辅的发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辅的。”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同志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杜巴瓦,你记不记得,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怎么把我们推上反对党的道路的?’“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个时候,保尔,我和你都是工人,没什么顾虑,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而我们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实行新经济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现在呢,是一种半资产阶级革命。发新经济政策财的人个个脑满肠肥,绫罗绸缎身上挂,可国内的失业人员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政府和党的上层人士也在靠新经济政策发迹。还跟那些女资本家勾搭上了,整个政策的目标都是发展资本主义。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羞羞答答,对农民则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培植富农,用不多久,富农就会在农村当家作主。你等着瞧吧,再过五六年,苏维埃政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埋葬掉,跟法国热月政变之后的情形一样。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们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而你我这样的人,要是还敢啰嗦,连脑袋也会给他们揪下来。一句话,这么走下去,死路一条。’“看到了吧,丽达,杜巴瓦拿不出任何新鲜货色,还是托洛茨基派的陈词滥调。我跟他谈了很久。 “最后我明白了,跟他争辩无异对牛弹琴。依我看,杜巴瓦是拽不回来了。为了跟他谈话,我开会都迟到了。 “临别的时候,他大概是要‘抬举’我一下,说:“‘保尔,我知道你还没有僵化,没有成为因为怕丢官才投赞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眼睛里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晚上,基辅的代表都到安娜家来聚会。其中有扎尔基和舒姆斯基。安娜已经去过省监察委员会,我们都认为她做得对。我在哈尔科夫待了八天,同安娜在中央委员会见过几次面。她搬了家。我听塔莉亚说,安娜打算流产。跟杜巴瓦分手的事,看来已无可挽回。塔莉亚在哈尔科夫又留了几天,帮她办这件事。 “我们动身去莫斯科那天,扎尔基听人说,党的三人小组给了杜巴瓦严厉申斥加警告的处分。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委也同意这个决定。离最高处分只差一步,这样,杜巴瓦总算没被清除出党。” 会场里渐渐拥挤起来,人群还在不断往里涌,周围是一片谈话声、笑声。巨大的剧场正在接待这世所罕见的、充满活力的人流,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乐观,如此勇往直前,犹如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急流。 嘈杂声越来越大了。保尔似乎觉得,丽达并不在听他说话。他刚一住嘴,丽达随即说:“杜巴瓦的事,我想咱们今天就说这些吧。干吗把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呢!这儿这么明亮,生活气息这么浓……” 丽达朝他身边挪了挪身子,他们挨得更近了,说起话来都不大方便。为了声音小些,她朝他探过身去。 “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回答我。”丽达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但是我想你会告诉我的:当初你为什么要中断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虽然保尔刚一跟她见面,就预料到她会提这个问题,现在他还是感到很尴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的说来,保尔一生中犯过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你现在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丽达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但是我想听到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下去:“这件事不能完全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有责任。有一些书塑造了革命者的鲜明形象,他们英勇无畏,刚毅坚强,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产生了做这样的人的愿望。对你的感情,我就是照‘牛虻’的方式处理的。这样做,我现在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 “这么说。现在你对‘牛虻’的评价改变了?”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否定的只是毫无必要地以苦行考验意志的悲剧成分。至于‘牛虻’的主要方面,那我是肯定的,我赞成他的勇敢,他的非凡的毅力,赞成他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我赞成这种革命者的典型,对他来说,个人的一切同集体事业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保尔,这番话三年以前就应该说,可是直到现在才说,只有使人感到遗憾了。”丽达面带笑容,若有所思地说。 “丽达,你说使人遗憾,是不是因为我永远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更近的人呢?” “不是,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丽达微笑着说了这句笑话,接着她解释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现在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一下保尔的手,表示对他的关切。但是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是的,这三年来,他不只是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知道他现在很难过——这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毫不做作地、诚挚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得到的东西还是要多得多,刚才失去的东西是没法同它相比的。” 保尔和丽达站了起来。应该坐到离台近一些的地方去了。 他们朝乌克兰代表团座席走去。乐队奏起了乐曲。巨大的横幅标语鲜红似火,闪光的大字似乎在呼喊:“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楼上楼下的几千个座位和包厢已经坐满了人。这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宏伟的剧院接待了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几千双眼睛凝视着沉重的帷幕的上方,每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反映出“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几个闪光的大字。 人们仍在不断涌进会场。再过几分钟,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就要慢慢拉开,全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恰普林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暂时失去平静,他将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地感受到革命的伟大和威力,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骄傲和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生活给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和建设者送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布尔什维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的。 大会每天从清晨开到深夜,占去了与会者的全部时间。保尔只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又见到了丽达。她正和一群乌克兰代表在一起[作者手稿中此处还有一段文字,描写共青团员在丽达的哥哥家开晚会的情景。丽达在晚会上说:“朋友们,我深深相信,不出几年,共青团会从自己的队伍里推出几位大作家,他们将通过艺术的形象讲述我们英勇的过去,讲述我们同样光荣的现在,谁知道,说不定在座的诸位中就会有人用锋利的笔触,把我们这些人也挖苦一番呢……”——编者]。丽达对他说:“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马上就要回去。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还能不能再谈一次。所以我今天把过去的两本日记找了出来,还写了一封短信,准备留给你。你看完了,把日记给我寄回来。这些东西会把我没向你说的事情全告诉你。” 保尔握了握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好像要把她的面容铭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们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的信。周围人很多,因此他们告别的时候很拘谨,保尔只是在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切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 一天以后,列车载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保尔和基辅小组在一起。 晚上,大家全睡了,奥库涅夫也在旁边的铺位上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保尔移近灯光,打开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这些话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不过还是写下来更好一些。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和你在大会开幕那天谈的事,不要在你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见,如果确实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例外,不过,我还是打消了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我觉得,那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愉快。保尔,你对自己不要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完全放心的。紧握你的双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成碎片,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把纸片吹走。 第二天早晨,保尔读完两本日记,把它们包起捆好。到了哈尔科夫,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些乌克兰代表都下了车。奥库涅夫要把住在安娜那里的塔莉亚接走。 潘克拉托夫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有事要办。保尔决定顺便看看扎尔基和安娜,然后同奥库涅夫他们一起到基辅去。他到车站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耽搁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朋友们已经全走了。 他坐电车到了安娜和杜巴瓦的住所。保尔走上二楼,敲了敲左面的门——安娜就住在这里。里面没有人应声。时间还很早,安娜不会这么早就去上班。保尔想:“她也许还没醒。” 这时隔壁的门打开了,睡眼矇眬的杜巴瓦走了出来,站在门口。他脸色灰暗,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保尔那敏锐的嗅觉还闻到了他嘴里喷出来的隔夜的酒气。从半开的房门里,保尔看见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确切些说,是看到这女人的肩膀和一条光着的肥腿。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一踹,把门关上了。 “你怎么,是来找安娜·博哈特同志的吗?”他眼睛看着墙角,用沙哑的声音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保尔沉着脸,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大发脾气。 “这个我管不着。”他打了一个嗝,又压住火气,不怀好意地说:“你是来安慰她的吧?好啊,来得正是时候。位子已经腾出来了,行动起来吧。你肯定不会碰钉子。她跟我提过好几次,说她挺喜欢你,或者像娘们的另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那你们精神和肉体就都一致起来了。”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竭力克制自己,轻声说:“德米特里,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无赖。过去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嘛。你为什么要堕落下去呢?” 杜巴瓦把身子靠在墙上。看样子他光脚站在水泥地上有点冷,所以把身子蜷缩起来。房门打开了。一个睡眼惺忪、两腮浮肿的女人探出头来,说:“我的小猫,进来吧,在那儿站着干什么?……”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猛地把门关上,用身子顶住。 “真是个好的开端……”保尔说。“你把什么人领到房里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再谈下去,他大声喊道:“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德米特里,把这个女人撵走,我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杜巴瓦把脸一沉,转身走进了房间。 “呸,这个坏蛋!”保尔低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流逝着,而生活,飞速前进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内容,每天都和前一天不一样。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成为自己辽阔土地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英勇地、紧张地劳动着,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国家在日益巩固,在积聚力量。不久前不少工厂还废置着,没有一点生气,一片荒凉,可是现在烟囱全都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是不知不觉地过去的。 他不会从容不迫地过日子,早晨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黎明,晚上也不会十点钟准时就寝。他总是急急忙忙地生活,不仅自己急急忙忙,而且还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在睡眠上多花时间。深夜还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窗户亮着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在埋头读书。这是他们在学习。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精巧结构。 有一天,拉兹瓦利欣突然来到保尔工作的那个专区。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共青团区委书记。保尔当时出差在外。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常委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一个月过去了。保尔到拉兹瓦利欣那个区视察工作。他发现的问题虽然不多,但是其中已经有这样一些情况: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帮阿谀奉承的人,排挤好同志。保尔把这些事情提到常委会上讨论。当大家一致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厉申斥处分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说:“应该永远开除,不许重新入团。” 大家都很吃惊,感到这样处分过重,但是保尔坚持说:“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对这个堕落的少爷学生,我们已经给过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纯粹是混进团里的异己分子。” 保尔把在别列兹多夫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我对柯察金的指摘提出强烈抗议。他这是报私仇,谁都可以捏造罪名陷害我。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会给他编几条,说他搞过走私活动——凭这个就把他开除吗?不行,得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喊大叫。 “你等着吧,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对他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后保尔说服了大家,常委会通过决议:“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入夏以后,朋友们一个个都去休假了。身体不好的都到海滨去。一到这个时候,休养成了大家热切盼望的事,保尔忙着给同志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打发他们去休息。同志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情倦怠,但是都很高兴。他们留下的工作全压在保尔肩上,他就全力以赴地工作,像一匹驯顺的马拉着重载爬坡一样。这些同志晒得黑黑的回来了,个个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于是,另一批同志又疗养去了。整个夏天总有人外出,可是生活是不会在原地踏步的,生活要前进,保尔也就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他的岗位。 年年夏天都是这样过的。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肉体上造成很多痛苦。 今年,他特别焦急地盼望夏天快到。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即使只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也使他感到非常难过。现在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承认自己经受不了紧张工作带来的种种困难,承认自己是个残废;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一条。 有一回,专区党委常委会开会的时候,专区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保尔,你的气色很不好。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身体怎么样?大概没去过吧?我记不清了。反正你得检查一下,亲爱的朋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有事脱不开身,没有到医务委员会去。可是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他,亲自把他拉到自己那里。医生给保尔仔细检查了身体,巴尔捷利克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 检查之后,写了如下处理意见:医务委员会认为柯察金同志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难免发生严重后果。 处理意见的前面,用拉丁文写了一长串病名。从这些病名中,保尔了解到的只是:他的主要灾难不在腿上,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送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一个人反对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之后他再离开。保尔怕丢下专区团委的工作没有人负责。这个要求虽然遭到巴尔捷利克的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再有三个星期,他就可以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了。 抽屉里放着到叶夫帕托里亚去的疗养证。 保尔这些日子工作抓得更紧了。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够放心离开,他竭力在走之前把工作安排妥当。 就在他要去休养,要去看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大海的前夕,他遇到了一件十分荒唐而可憎的事,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 下班以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部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没有人。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人。保尔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从说话声音里听出有法伊洛。法伊洛是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高的个子,一副军人派头,长得很漂亮。保尔不止一次听说他爱喝酒,见到好看点的姑娘就纠缠。 法伊洛过去打过游击,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吹嘘,说他每天都砍下十个马赫诺匪帮的脑袋。保尔非常厌恶他。有一回,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大哭一场,说法伊洛答应同她结婚,可是同居了一个星期以后就抛弃了她,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监察委员会调查这件事的时候,那个姑娘拿不出证据,法伊洛蒙混过了关。可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保尔留心听进屋的人说话,他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其中一个人说:“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搞了点新名堂没有?” 问话的是格里博夫,法伊洛的朋友,跟他是一路货。格里博夫浅薄无知,是个大笨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当上了宣传员,而且很爱摆出一副宣传家的架势,不管什么场合,一有机会就显示一番。 “你给我道喜吧,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成不了事呢。不,老弟,要是我盯上了哪个娘们,你就放心吧,我准能……”法伊洛接着说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她和保尔是同时调到这里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党员,对每一个妇女,对每一个向她求助或请教的人,她都热情接待,体贴关怀。科罗塔耶娃受到专区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普遍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讲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撒谎吗?她可不像是那种人。” “我撒谎?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比她强的我也搞到过。这得有本事。一个娘们一个样,要用不同手段来对付。有的当天就能弄到手,这样的当然是不值钱的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要紧的是要会打攻心战。干什么都有一套专门的办法。老弟,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个专家。哈——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兴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讲,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细节。 保尔站起身来,攥紧了拳头,他觉得心在急剧地跳动。 “像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你想碰运气,轻而易举就搞到手,那是白日做梦,可是把她放过去,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跟格里博夫还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假装顺便走进她屋里,去了一回,又一回。一看,不行,她尽给我白眼。外面对我有不少流言蜚语,说不定已经传到她耳朵里去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于是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明白吗,我跟她说,我打过仗,杀过不少人,到处流浪,吃足了苦头,可是连个可心的女人都没给自己找到。现在我的日子就像一只孤苦伶仃的狗,没人体贴我,没人问寒问暖……我就这么胡诌瞎编,一个劲地诉苦。 一句话,抓住她的弱点进攻。我在她身上可下了不少功夫。有一阵子我想,见他妈的鬼去吧,演这种滑稽戏,不干了!但是事关原则呀,为了原则,我不能放过她……最后总算弄到手了。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想到我碰上的不是个婆娘,竟是个黄花闺女。哈——哈!……嘿,太有意思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的下流故事讲下去。 保尔不记得是怎么一下子冲到法伊洛跟前的。 “畜生!”他大喝一声。 “你骂谁?偷听别人的谈话,你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句什么,法伊洛伸手揪住他的前襟:“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他就给了保尔一拳。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操起一张柞木凳子,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保尔衣袋里没有带枪,法伊洛才算拣了一条命。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到市剧院来了。宣传鼓动部里发生的事件使与会者很愤慨,审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的地位。这个案件只是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非常放肆,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什么这个案件人民法院会审理清楚的,柯察金打破他的头,应该判处强制劳动。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 “怎么,你们想拿我这件事当做谈笑的资料吗?对不起。你们愿意给我加什么罪名就加吧。至于那帮娘们对我有那么大的火,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平时我根本不答理她们。那件事不过是小事一桩,连个鸡蛋壳都不值。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法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帐的。现在没有我,你们也可以处理。”法伊洛说罢,扬长而去。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大家在这里议论的这件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用拳头用得多,动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醒过来之前,法伊洛的脑袋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说实在的,虽然他挨打是罪有应得,但我谴责自己的这种举动。法伊洛这种人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参加会议的党员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受到警告和严厉申斥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卫生处长巴尔捷利克介绍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由于大会的强烈反对,他撤回了这个建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把保尔载往哈尔科夫。经他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由那里分配工作。他拿到一个不坏的鉴定,就动身了。阿基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保尔去见他,把全部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到在“对党无限忠诚”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毅力,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表现暴躁,不能自持,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上了这么一条。你别放在心上,神经很健全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生这类事情。到南方去吧,恢复恢复精力。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研究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了保尔的手。 保尔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银光闪耀的喷水池,爬满葡萄藤的建筑物。疗养员穿着白色疗养服或者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他的姓名,把他领到拐角上的一座房子里。房间很宽敞,床上铺着洁白耀眼的床单,到处一尘不染,寂静异常。保尔到浴室洗去旅途的劳顿,换了衣服,径直朝海滨跑去。 眼前是深蓝色的大海,它庄严而宁静,像光滑的大理石一样,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轻烟之中;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海面上,反射出一片火焰般的金光。远处,透过晨雾,隐约显现出群山的轮廓。他深深地吸着爽心清肺的海风,眼睛凝视着伟大而安宁的沧海,久久不愿移开。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第七章
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狂荡地打着手势,唱完了一支《良夜销魂曲》。随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裸着身体,胯骨周围系着五颜六色的扣带,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的是野蛮人,看起来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他们刚出场,一群站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就伸出他们的牛脖子,齐声喝彩。这一对宝贝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踏着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加令人作呕的场面了。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汉子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译者]。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 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他邀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作为“冠军”,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 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 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还是在一个老头手里栽了跟头。哈哈哈!……” 接着,他嘲弄这个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说:“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丢掉了“冠军”称号。他虽然失去了棋坛荣誉,却结识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非常敬爱和亲近的人。保尔这次棋赛败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战略的一些皮毛,一个普通棋手当然要输给精通棋艺的大师。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斗争,蹲过沙皇监狱,后来一直担任国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个有着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是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被摧毁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晚上,十一号房间里很热闹。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点黄色笑话,对这类东西他总是津津乐道。 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讽堵他的嘴;如果不见效,保尔就出面干预。比如有一回,玛尔塔说:“瓦伊曼,你最好问问大伙,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保尔接着用不平静的语气说:“我真不明白,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两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设一个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还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当然的反对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像个共青团小宝宝似的……再说,我根本就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说黄色笑话被当做一个原则问题提出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黄色笑话不很好,我和保夫鲁沙看法一样。”埃勃涅表态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打掩护,但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讲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他估计她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谈天,吃了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将她判处枪决,后来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进修,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但是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一个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脱维亚人,调皮地逗她说:“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响起床铃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真是学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公鸡,但是毫无结果。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不许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难过。他喜欢这个乐观、开朗、从来不灰心丧气的青年布尔什维克,这个年轻人是这样朝气蓬勃,却又这样早地失去了健康。玛尔塔告诉他,医生们都说保尔的未来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始终没有允许他下地走动。 保尔向周围的人隐瞒着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根据他那异常苍白的脸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并且说,根据疗养院的意见,按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母亲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人全都到码头热情欢送保尔。分别的时候,埃勃涅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就像送别自己的弟弟一样。玛尔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尔没能向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敞篷马车把保尔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廖莉娅的小男孩,还有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丘察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娅原先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闲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帮助母亲管管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以外,阿莉比娜还有一个儿子,叫乔治,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目光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讲给阿莉比娜听,顺便也问问她们的生活情况。 廖莉娅二十二岁。她是个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庞宽阔,显得开朗大方。她和保尔一见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动告诉了他。保尔从她嘴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扼杀一切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把全家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他心胸狭隘,目光又短浅,还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对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的暴虐行为。两个女儿总是站在母亲方面。家里不断发生争吵,生活过得很不愉快。成天都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的。 家里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从廖莉娅的话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负,好吹牛,讲究吃穿,喜欢喝酒,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公子。中学一毕业,乔治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就伸手向母亲要钱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娅把戒指卖了,你的东西也卖卖。 反正我得有钱花,你们怎么弄到钱,那我不管。”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给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学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却逍遥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连三地打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这天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她来了客人。她腼腆地伸出手,同保尔握手问好。在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前,她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长茧的有力的手。 达雅满十八岁了。她长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两道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执的红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欢。带条纹的工装上衣,紧紧箍着她那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各住一间狭小的房间。达雅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只柜橱,柜橱上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来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深红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纱窗帘用一条天蓝色的绦带拢在一边。 “达雅从来不欢迎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是您看,为您竟破了例。”廖莉娅开妹妹的玩笑说。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从眼镜上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就打开了花,很明显,是个标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该着他的似的。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 他气恼地寻思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今天的报纸读了吧?你们的领导在火并呢。就是说,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跟我们平头百姓不一样,暗地里却都在拆对方的台。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联起手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老爷们打架,小人们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只眼睛冒火似的,盯着老头子。 “你说的老爷们指谁?”他一字一句地问。 “随便说说罢了。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轻时候当过一阵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闲谈,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看清了——得多替自己着想,别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谁也不会白给你吃闲饭。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给钱,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全是说给傻瓜听的。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对现今的政府不满意,那是因为我看不惯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全扔到了脑后。说结婚就结,说离婚就离。一百个自由。”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来以后,他指着廖莉娅,说:“这不是,谁也没问,就跟那个野汉子同居了;跟谁也没商量,又散了伙。现在倒好,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娅痛苦地涨红了脸,藏起满眼的泪水,不让保尔看见。 “照您这么说,她倒应该跟那个寄生虫过下去?”保尔问,两只眼睛燃烧着怒火,直瞪着老头子。 “本该先看好了,要嫁的是个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谈话,她强忍住满腔恼怒,断断续续地说:“我说,老头子,你干吗当着外人的面谈这个呢?谈点别的不行吗?” 老头子猛地凑到她跟前:“该说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甭管你说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开导他那几个女儿,对,好像是他,没错。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这我没说的,可除了嘴皮子,总还得喂饱肚子吧。你就这么叫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脑袋什么都能灌得进去。再说廖莉娅这新生活吧,连饭碗都砸了。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叫他们洗脑筋,年轻人。你告诉她们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们领去,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赶快尽量缓和气氛,说:“廖莉娅够苦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她……”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暴起了青筋。他压根儿没想压压自己的火气。 “往后,往后,谁要你的空头支票?到处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个劲儿许愿,说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甫。你那个往后顶个屁。到那时候,世界上我这个人都没了,往后还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干吗我?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替我使过劲儿,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鬼去吧!早先每个人都替自己干,攒下钱,要什么有什么。如今这帮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噜一声,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察姆近旁,对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暴露出来,不足为怪。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个——还是要给这个可恶的生物来个当头棒喝,把他顶回去,顶到他刚才冒出头来的那个老窝的底里去。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波尔菲里·科尔涅耶维奇,你很干脆,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国家是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一支伟大的、强有力的建设大军。要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办不到,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比你们要大一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你们这样的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将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丘察姆怀着掩饰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尔。 “他们要是不服从呢?你知道,暴力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进了盘子里。 “你手轻点,年轻人。一只杯子八十六个戈比呢。”丘察姆来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娅说:“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厚点,带棱的。” 夜里,保尔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们的家庭悲剧。他在考虑,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冲出牢笼。保尔自己的生活正在刹车,他本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眼前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比任何时候都困难。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女三人永远离开老头子。但是。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发动这场家庭革命,他现在力不从心,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这里,而且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在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扬起积尘?但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实在使他不能平静。保尔拟了好几个方案,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卧室,她想东想西,心神不宁,也没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娅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如今其中的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这辈子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缩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要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扫房间,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礼拜天才有几个钟头空闲时间,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间里,有时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暗淡的灰色带子。母亲只疼爱一个儿子。他长得像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心眼的爱。乔治长成了个懒虫。吃的,穿的,最好的都尽他挑。两个女儿母亲一点不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娅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对孩子这样偏爱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达雅,乔治认为她生来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样一来,干牛马活的特权慢慢就归她专有了。凡是别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满情绪流露,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起一只右眼——这个表示轻蔑的表情他是从加里·皮尔那里学来的——咂着嘴挖苦她说:“嗬,这脑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没想到。” 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带来一股清新而又强劲的风。她告诉他,两年来她几乎没有读过一种报,对共青团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而且多半是听父亲说的,而父亲是从来不放过机会臭骂那些他称之为“放荡姑娘”的女共青团员的。达雅向保尔介绍自己的这些情况时,她是多么难以启齿啊。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而母亲因为父亲无理取闹,已经发作了一次心脏病。 “他也许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谈过这场话,他不会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达雅怀着一种莫名的忧伤,想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难过,一头扎进枕头,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上街回来,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亲戚家串门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声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看看她的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说:“达雅,你听我说,咱们互相称呼‘你’吧,要那些没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就一定会两样。要是在一年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都有两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们应该跟老头子一刀两断,这号人是不听劝的。但是现在还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来会怎么样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是被解除了武装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要去力争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情况,谁知道大夫都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一定能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去信联系一下,到时候咱们就用快刀斩断这团乱麻。我反正不能就这样扔下你们不管。只是有一点我要说,达尤莎,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小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没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保尔是理解的。他说:“没关系,达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告诉我,你对这个家庭很留恋吗?” 问题提得太突然,她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可怜我母亲。父亲欺侮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来折磨她,我很可怜她……虽然她对乔治比对我好……” 这天他们谈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来了,保尔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把你打发出去呢?” 达雅惊慌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廖莉娅受的罪我看够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干!他们在你窗前转来转去,追求你的时候,全是挺不错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儿。好在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说着,他用冰凉的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这位感到难为情的姑娘的手。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小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达雅、廖莉娅、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证:不忘记那姐妹俩,帮助她们冲出牢笼。她们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噙着泪水,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不愿麻烦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车来到中央委员会,等了一会儿,见到了阿基姆。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第八章
海浪在他脚下拍打着岸边的乱石。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这里的海岸曲折地弯进陆地,形成一个港湾,港口有一条钢骨水泥的防波堤。蜿蜒起伏的山峦伸到海边突然中断了。市郊的一座座小白房像玩具似的,顺着山势向上,伸展到很远的地方。 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很久没有人收拾的小径长满了野草。被秋风吹落的枯黄的槭树叶,慢慢地飘向地面。 一个波斯老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这里。他扶着这位古怪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忍不住问道:“你到这儿来干吗?没姑娘,也没戏院,只有胡狼……真不明白,你来干什么!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同志先生!” 保尔付了车钱,老车夫也就走了。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保尔在海边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下来,让已经不太热的太阳照着他的脸。 今天,他特意到这僻静的地方来,回顾他的生活历程,考虑今后怎么办。该是进行总结,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保尔第二次到丘察姆家,使这一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老头子听说他来了,暴跳如雷,在家里大闹了一场。领着母女三人进行反抗的,当然是保尔了。老头子没有想到,妻子和女儿会给他这样有力的反击。从保尔来到那天起,这一家人就分开过了,两边的人互相敌对,彼此仇视。通向两个老人房间的过道钉死了,把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房钱是预先付给老头子的。他似乎很快也就坦然了:两个女儿既然同他分了家,就再也不会向他要生活费用了。 从外交上着想,阿莉比娜仍然跟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不愿意同那个冤家照面,从来不到年轻人这边来。但是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表示他是这里的主人。 老头子没有到合作社工作以前,会两门手艺——掌鞋和做木工活。他把板棚改成了作坊,抽空捞点外快。现在,为了同房客捣乱,他故意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子底下,幸灾乐祸地使劲敲钉子。他非常清楚,这样一来保尔就看不成书了。 “等着瞧吧。我早晚要把你赶出去……”他低声嘟哝着。 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尖叫着,向海上飞去。 保尔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这二十四年他过得怎样?好,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检查着自己的一生。结果他非常满意,这一生过得还不怎么坏。 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是因为糊涂,有时是因为年轻,多半则是由于无知。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在火热的斗争年代,他没有睡大觉,在夺取政权的激烈搏斗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他小声诵读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诗句,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它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 可要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钢铁逻辑,老弟,那你就差劲啦。着忙生什么病呢?过五十年生也不晚嘛。同志,现在应该学习,正是大好时机。而眼下要紧的是活下去,他妈的。我怎么那么早就给捆住了手脚呢?”他十分痛苦地想着,五年来第一次恶狠狠地骂开了娘。 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二十四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上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队伍。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进攻华沙的激战中,一个战士被子弹打中了,从马上跌下来,摔倒在地上。战友们给他匆忙地包扎好伤口,把他交给卫生员,又翻身上马,追赶敌人去了。骑兵队伍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为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时候就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不错,也有例外。他就见到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在机枪车上坚持战斗。这些战士对敌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人,他们的机枪给敌人送去死亡和毁灭。这些同志意志如钢,枪法准确,他们是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毕竟不多。 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使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这个恼人的问题就摆在面前,逼着他解决。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呼吸吗?当一名力不从心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向前冲杀吗? 就这样成为战斗队伍的累赘吗?他想起了基辅无产阶级的领袖叶夫格妮亚·博什。这位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结核,丧失了工作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短的留言中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自己的党的病患,我认为继续活下去是不必要的。”把背叛了自己的肉体也消灭掉,怎么样?朝心口开一枪,就完事了!过去既然能够生活得不坏,现在也应该能够适时地结束生命。一个战士不愿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谁能去责备他呢? 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抓住了枪柄。他慢慢掏出手枪。 “谁想到你会有今天?” 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上,恶狠狠地骂了起来:“这算什么英雄,纯粹是冒牌货,老弟!任何一个笨蛋,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对自己开一枪。这样摆脱困境,是最怯懦、最省事的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对懦夫来说,也不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尽一切努力冲破这铁环了吗?你忘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枪藏起来吧,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他站起来,朝大道走去。一个过路的山里人赶着四轮马车,顺路把他拉进城里。进城后,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报上登着本市党组织在杰米扬·别德内依俱乐部开会的通知。保尔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讲了话,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达雅还没有睡。保尔出去这么久没有回来,她很担心。他怎么啦?到哪儿去了呢?她发觉保尔那双一向活泼的眼睛,今天显得严峻而冷漠。他很少讲到自己,但是达雅感觉到,他正在遭受某种不幸。 母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外面传来了叩门声。她立即披上外套,跑去开门。廖莉娅在自己房间里,喃喃地说着梦话。 “我都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呢。”保尔走进过道的时候,达雅小声对他说。她很高兴他终于回来了。 “我是到死也不会出什么事的,达尤莎。怎么,廖莉娅睡了吗?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的事跟你谈一谈。到你屋里去吧,要不,会把廖莉娅吵醒的。”他也小声对她说。 达雅犹豫了一下。她怎么好深更半夜还同他在一起谈话呢?母亲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但是这话又不便对保尔讲,他会不高兴的。再说,他想告诉她什么呢?她一边想,一边已经走进自己的房间。 “是这么回事,达雅,”他们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对面地坐下之后,保尔压低了声音说。他俩离得很近,达雅连他的呼吸都可以感觉到。“生活起了这样的变化,我自己也有点莫名其妙。这些日子我心情很不好。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今后该怎么生活。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像这几天这样苦闷。今天我召开了自己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议。 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你可不要感到奇怪。” 保尔把近几个月的全部心情和今天在郊区公园里的许多想法都告诉了她。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主要的吧。你们家里的这场好戏刚刚开锣,你得冲出去,吸吸新鲜空气,离开这个窝越远越好。应该从新开始生活。我既然卷入了这场斗争,咱们就把它进行到底。你我两人的个人生活都不痛快。我决心放一把火,让它烧起来。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十分激动地听着他的倾诉,听到最后一句话,她感到很意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保尔接着说:“达雅,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答复我。你好好地全面想一想。你一定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不献一点殷勤,不说一句甜言蜜语,就提出这种问题。要那套无聊的玩意儿干什么呢!我把手伸给你,就在这儿,小姑娘,握住它吧。要是这次你相信我,你是不会受骗的。我有许多东西是你需要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的结合一直延续到你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能帮助你做到这一点,不然,我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在这之前,咱们都不能破坏这个结合。一旦你成熟了,你可以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 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完全瘫痪。你记住,到那时候我也绝不拖累你。” 稍停片刻,他又亲切而温情地说:“现在我就请你接受我的友谊和爱情。” 他握住她的手不放,心情很平静,好像她已经答应了他似的。 “你不会抛弃我吗?” “达雅,口说不足为凭。你相信一点好了: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背叛朋友的……但愿朋友们也不背叛我。”他辛酸地结束了他的话。 “我今天什么都不能对你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她回答说。 保尔站了起来。 “睡吧,达雅,天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头刚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保尔房间里,靠窗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摞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书,一沓报纸和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还有一张从房东那里借来的床,两把椅子;有一扇门通达雅的房间,门上挂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插着许多红色和黑色的小旗。保尔取得了当地党委的同意,可以利用党委资料室的书刊,党委还指定本城最大的港口图书馆主任当他的读书指导。 不久他就陆续借来了大批书籍。廖莉娅看着他,觉得很惊奇,他从清早到晚上一直埋头读书,做笔记,只在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每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在廖莉娅房间里谈天,保尔把读到的东西讲给姐妹俩听。 老头子后半夜到院子里,总是看到那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的窗户里透出一线灯光。老头子踮起脚,悄悄走到窗前,从窗板缝里看到了伏在桌子上读书的保尔的头。 “别人都睡了,可这位呢,点着灯整宿不睡。大模大样,像是他当家一样。两个丫头也敢跟我顶嘴了。”老头子闷闷不乐地想着,走开了。 八年来,保尔第一次不担任任何工作,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他像一个刚刚入门的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书,每天读十八个小时。长此以往,他的健康会受到多大的危害,就难说了。幸好有一天,达雅像是随便告诉他:“我把柜子搬开了,通你房间的门已经可以打开。你有什么事要找我谈,可以走这个门,不用再穿过廖莉娅的房间了。” 保尔的脸上露出了光彩。达雅高兴地浅浅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从此,老头子半夜里再也看不到厢房的窗户透出灯光,母亲开始发现达雅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欢乐。她的两只眼睛被内心的火烧得亮晶晶的,眼睛下面隐约现出两块暗影——这是不眠之夜的结果。这座不大的住宅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的琴声和达雅的歌声了。 这个获得了欢乐的女人也常常感到苦恼,她觉得自己的爱情好像是偷来的。有一点响动,她就要哆嗦一下,总觉得是母亲的脚步声。她老是担心,万一有人问她为什么每天晚上要把房门扣上,她该怎么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情,温柔地安慰她说:“你怕什么呢?仔细分析起来,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放心睡吧。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咱们的生活。” 达雅脸贴着爱人的胸脯,搂着他,安心地睡着了。保尔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一动也不动,生怕惊醒她的甜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充满了深切的柔情。 达雅的眼睛近来总是那样明亮,第一个知道这个原因的,是廖莉娅,从此,姐妹俩就疏远了。不久,母亲也知道了,确切些说,是猜到了。她警觉起来,没有想到保尔会这样。有一次,她对廖莉娅说:“达尤莎配不上他。这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忧心忡忡,却又没有勇气同保尔谈谈。 青年们开始来找保尔。小房间有时挤得满满的。蜂群一样的嗡嗡声不时传到老头子耳朵里。他们常常齐声歌唱: 我们的大海一片荒凉,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嚷…… 有时候唱保尔喜爱的歌: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小组在集会,保尔写信要求担负一点宣传工作,党委就把这个小组交给了他。保尔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保尔双手重新把住了舵轮,生活的巨轮几经周折,又朝着新的目的地驶去。他的目标是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返战斗行列。 但是,生活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次遇到波折,他都不安地想:这回对他达到目的地,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 突然,那个考大学不走运的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革命前当过律师的岳父家里,不断回来刮他母亲的钱。 乔治一回来,家庭关系更加恶化了。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并且同那个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施展阴谋诡计,一心要把保尔从家里轰出去,把达雅夺回来。 乔治回来以后两个星期,廖莉娅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带着母亲和儿子搬走了。保尔和达雅也搬到很远的一个滨海小城去了。 半年过去了。国家开始进行伟大的工程。社会主义已经到了现实生活的门槛前面,正由理想变成人类智慧和双手创造的庞然巨物。这座空前宏伟壮观的大厦正在奠定它的钢筋混凝土的地基。 “钢、铁、煤”这三个有魔力的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进行伟大建设的国家的报纸上。 “要么我们跑完这段距离,赶上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最短的时间,也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使我们在技术方面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要么我们就被踩死,因为没有钢、铁、煤,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保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也是办不到的。”党通过领袖之口这样告诉全国人民,于是全国出现了为钢铁而战的空前热潮,人们迸发出来的巨大激情世所未见。“速度”这个词也发出了热烈的行动号召。 在久远的古代,为抵抗贵族波兰以及当时还强盛的土耳其的入侵,哥萨克分队曾驰骋在扎波罗什营地上,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如今在昔日的营地上,在霍尔季扎岛近旁,另有一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他们决定拦腰截断古老的第聂伯河,驾驭它那狂暴的原始力量,去开动钢铁的涡轮机,让这条古老的河流像生活本身一样为社会主义工作。人向自然界发动了进攻,在汹涌的第聂伯河的急流处,给它桀骜不驯的力量戴上钢筋水泥的枷锁。 在三万名向第聂伯河开战的大军中,在这支大军的指挥员中,有过去的基辅码头工人、现今的建筑工段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大军从两岸向河流夹击,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两岸之间就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潘克拉托夫那硕大的身躯轻快地在跳板上、小桥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搅拌机旁跟弟兄们说两句俏皮话,一会儿消失在土壕沟里,一会儿又突然在卸水泥和钢梁的站台上露面。 一大清早,他那佝偻的身子出现在“吃紧的”工区,直到深夜他才把终于疲乏了的巨大躯体放倒在行军床上。 有一次,他面对晨雾笼罩的河面,面对河岸上一望无际的建筑材料,看得出了神,不禁回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亚尔卡。当时似乎是一个大工程,同目前的情景相比,不过是一件儿童玩具罢了。 “瞧咱们这气派,发展得多快,伊格纳特好兄弟。第聂伯河这匹烈马让咱们给套住了。老爷子们再也不用在这急流险滩上折腾吃苦头啦。给你一百万度电,没说的!这才是咱们真正生活的开端,伊格纳特。”一股热流从他胸中涌起,仿佛他贪婪地喝下了一杯烈酒似的。“博亚尔卡那些弟兄们在哪儿呢?把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都叫来多好,咳!那我们就把左岸的人给盖啦。”想到博亚尔卡,他又不由得想起了朋友们。 那些跟他一起在隆冬季节大战博亚尔卡的人,还有那些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从热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辽阔无边的祖国的偏僻角落,都在重建新生活。过去,他们那批早期共青团员,大约有一万五千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真是亲如手足。现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共青团已成为巨人。原先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如今能拉出整整一个营。 “冲我们来吧,小鬼头们。前不久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我们已经在前线干开了,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一转眼的工夫,都蹿起来了,在工地上还拼命想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一招可不行。咱们还得走着瞧。” 潘克拉托夫饱吸了一口河边清新的空气,深深感受到一种满足。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安德留沙·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当支部书记,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要把那个工段“挂到自己拖轮的钩子上”,到那时他肯定也会有这种满足感的。 至于刚才他回忆起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柯察金,他现在被抛弃在偏僻遥远的滨海小城,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着顽强艰苦的斗争,既有失败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欢乐。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现在,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深情地想:“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住在一起该多好。 你经常给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尔信上说: 阿尔焦姆: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你了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 我受到接连不断的打击。一次打击过后,我刚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又接踵而来,比上一次更厉害。最可怕的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经不听使唤。这就够痛苦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本来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费很大劲。到这步田地大概还不算完。明天会怎么样——还很难说。 我已经出不去屋,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有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全线进攻的大军,向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调遣。这两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不过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和共青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领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谁知道,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下。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再加点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准会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对他自己呢,却又会说:‘宁可猛干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爱惜人这件事,看来只有等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能做到了。” “他说得对。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混五年,不过我们还是常常随便浪费人力,这等于犯罪。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健康。原来这并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不是因为蛮干,我也许还可以再坚持几年。一句话,对我来说,‘左派’幼稚病是一个主要的危险。” “也就说得好听罢了,真让他下床干起来,早就什么都不顾了。”沃利梅尔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一直谈到半夜才走。 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样。 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着他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尔看不见他,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体格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他的模样跟保尔刚同他见面时想象的完全一样。 天黑的时候,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庄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杂音。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啁啾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看样子是在近海)发报。一片嘈杂声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突然收到了沉着而自信的声音:“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割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又冲了进来,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强有力的脉搏。 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两眼闪烁着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里的人全睡了。达雅在睡梦中不安地嘟哝着。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空闲时间就越少,于是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的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就不能常见面。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彼此不会嫌弃,二是没有时间吵嘴!” 他怎么能反对呢?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过去,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比现在有更多的温暖,更多的体贴。不过,那时候她仅仅是个朋友、妻子,而现在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懂得,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 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保尔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就会获得新的活力。 其余的时间他都听广播,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很大劲才能摘掉他的耳机。 失明夺去的东西,无线电又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 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 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幸福。 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弧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它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钢闸,汹涌澎湃,淹没了机器和人。又是共青团员们顶住天灾,顾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战两昼夜,终于把河水赶进了闸门。在这场艰巨的抢险斗争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第九章
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住了几天。这个机关的首长又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铁环那样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这十八个月里他遭受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做瞳孔手术。建议他目前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医生认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甲状旁腺的时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经先后三次触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达雅在外面提心吊胆地守候,手术过后,她看见丈夫虽然像死人一样惨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气,并且像平常一样,温柔而安详。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进棺材不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偏要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的病情做的诊断都正确,但是硬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力,那是完全错误的。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推开了紧闭着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医院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看的是周围人们的种种痛苦,听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还要困难得多。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冷冷地一口拒绝说:“算了,我做够了。我已经把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做别的用吧。” 当天,保尔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委员会帮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里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没有好处。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党请求帮助。 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他的信以后,拨给他一个房间。于是他离开了医院,唯一的希望是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 房子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很简陋,但是在保尔看来,这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经离开了医院,而且离得远远的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尽管个人生活中有那么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群众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选举她当了厂委会的委员。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前来探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热情洋溢地告诉她,他选择了一条道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重新回到战士的行列。 巴扎诺娃注意到保尔两鬓已经出现了白发,她低声对他说:“我看得出,您是经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没有失去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做了五年准备,现在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不过,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给我送一块有格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写。写写就会串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空格,写的时候,铅笔就不会出格了。看不见所写的东西,写起来当然挺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写,每个字母都仔细写,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师,书名不用考虑就出来了:《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一页又一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母亲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懊悔没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 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她听说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感到惊讶。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所房子里,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坚持干下去,朋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着难忘的往事。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时而皱起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把嘴唇咬得出血。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到家里,跟保尔的母亲小声交谈几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后一章写成了。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书稿寄到列宁格勒,请州委文化宣传部审阅。 如果他们同意给这部小说开“出生证”,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 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地跳动起来。那么一来……新的生活就要开始,这是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 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如果书稿被彻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头了。如果失败是局部的,通过进一步加工还可以挽救,他一定会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邮局。紧张的等待开始了。保尔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而焦急地等待过来信。 他从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宁格勒一直没有回音。 出版社的沉默逐渐成为一种威胁。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强烈,保尔意识到,一旦小说遭到无条件的拒绝,那也就是他的灭亡。那时,他就没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此时此刻,郊区滨海公园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了冲破铁环,重返战斗行列,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尽了一切努力了吗?”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来是尽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过去了,正当期待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同儿子一样焦虑的母亲一面往屋里跑,一面激动地喊道:“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打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简单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欢腾地跳动起来。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铁环已经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