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创战者吉姆的逆袭: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早期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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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网络——在使用一套共同约定的标准和协议的基础上汇集了数量庞大的相互连接的计算机，并且这个数目正在不断增长。因特网的演进历史是从计算机通信领域、功用规则制度到商业金融领域里的各种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因特网发明以后的大约30年中，它已经从由一小群美国科学家所从事的，公共基金提供资助的科研项目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并且刺激了巨大的私人资本投资。与万维网——一种与因特网相互补充并且能够极大地提高许多用户进入因特网的可行性的网络创新——一起，因特网刺激了通信技术的革命，改变了个人和组织在各种各样的工作活动中使用计算机的方式。

在因特网的发展中，与美国在二战后的“国家创新体系”相联系的政策制度特别引人注目。大学里的科研活动、与国防相关的研发活动和采购、反托拉斯政策、新进入的公司以及现存私人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资都对因特网在美国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像它们在二战以后半导体、计算机硬件以及计算机软件产业所做的贡献一样。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基金在创造培育科研人员以及相关机构的“基础设施”上起着核心的作用，包括了对大学的资助、利用反托拉斯法案和政府采购政策来削弱任何现有相关产业的新生市场垄断力量以及新公司集中于对因特网各种应用的商业化操作。美国国内市场的巨大容量，特别是台式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的巨大安装基础以及电信产业制度改革大大加速了因特网在美国的应用。

一、从ARPAnet到Internet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成功升空，它犹如一颗炸弹，震动了美国朝野的心灵。《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即以《时速18000英里绕地球旋转无线电信号确认卫星通过合众国上空轨道》为大标题在头版作了通栏报道。同年的11月3日，苏联又送给了美国一颗更大的炸弹，命名为“Sputnik-2”，这次成功发射还将一只名叫“莱伊卡”的小狗送入了轨道。紧接着，1957年12月6日，美国海军用“先锋”号火箭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上升仅1米就掉落发射台“以身殉国”。电视将这一惨败情景传送到了美国千家万户，联系到1957年8月苏联即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辉煌与衰败的鲜明对比，冲撞着美国的男女老少，失望与愤懑的公众情绪笼罩着美国的大街小巷，人们开始批评总统能力、质疑国家战略。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任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詹姆斯·吉里安校长为总统的科技特别助理；赋予国防部负责导弹工作的官员以更大权限；促使陆海空三军停止权限之争；修改原子能法以增强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设置科学委员会。当然，除了这些间接补救措施之外，1958年2月，美国国防部签署了5105.15号指令，正式组建了专门针对航天项目的先进研究计划署ARPA，旨在加速美国军用航天计划进程，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使美国陷入恐慌与尴尬境地的事件。这个ARPA正是1972年更名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PAR）的前身机构。

很快，美国政府又建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空间开发任务由ARPA转移到了NASA，ARPA的科学家们转向其他试验研究领域。在利克里特的领导下，ARPA立即开始开展计算机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研究。针对当时的计算机都是批处理工作方式及其存在的弊病，利克里特首先指导ARPA科学家研究分时系统，几个用户可以通过各自终端访问一台计算机。20世纪60年代初，在ARPA的资助下，MIT开发了一个允许30个用户同时访问一台计算机的小型分时系统。于1965年，利克里特还是实现了一个规模大得多的系统，可以300人同时访问一台计算机。这个新的分时系统的硬件由通用电气公司提供，软件由贝尔实验室研制，很快成为计算机企业的标准。

利克里特还要ARPA的科学家研究如何帮助人们有更高的生产率以及研究横跨长距离的计算机互相接连的可行性。为此，ARPA单独资助建立计算机网络。1965年，波士顿地区的计算机科学家罗伯茨，把他的计算机通过电话线和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台计算机相连接，实现了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从而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种连接证明了相距很远的计算机之间可以互相交换信息。后来罗伯茨成为ARPA的领导。

实际上，这不是理论方案的研究，而是共享稀有的计算机资源的真正需要，最后导致ARPAnet的建立。一位ARPA的领导泰勒对他自己的计算机处于糟糕的状态和长期请求增加机器的呼声非常恼火。他对其机构下达指令，要求将其属下的计算机和全国的计算机科学家连接起来。在许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于1969年末，结果把最初4个城市的计算机相接连，构成一个多计算机网络，这就是最初的ARPAnet。过了两年，接点超过了20个。

除了ARPAnet以外，又开发了无线电计算机网络和卫星计算网络，于是，就提出了如何把这三个计算机网络互联的问题，使它们能够互相通信，使更多用户能在更大范围内共享计算机资源。在凯恩和塞夫的努力下，他们提出了TCP/IP协议，实现了异构型计算机网络的互联，成为一个互联网（Internet）。从此，互联网迅速发展，把世界各国的计算机网络都连接在一起，并不断发展壮大。

二、Internet与美国创新体系

因特网类似于二战之后许多其他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因为它的发明和商业化都首先发生在美国。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传播和商业化显示了1945年之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即各种机构和制度之间非同寻常的混合。像国防部和NSF这样的美国联邦机构在资助早期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联邦在研发活动中的开销和军用品的采购受到了大公司和许多刚刚出现在因特网相关产业中的小公司对研发活动的投资的辅助。这些小公司常常依赖于美国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和大公司开发出来的专业技术，并得益于像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司法部这样的联邦机构的规章制度和反托拉斯政策。可以讲，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这些制度性的组成部分对因特网发展和应用的影响十分重大。

（一）政府资助研究的作用

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投资的大部分都与国防有关，为二战后在美国创造出一个复杂的、全新的信息技术产业（包括半导体、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特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些活动。国防部资助的与因特网相关的项目包括保罗·巴兰早期在封装交换上所做的工作、阿帕网以及对包括TCP/IP在内的各种协议的研究。这些对网络技术研发的公共投资是继国防部一项持续了15年的有关早期数字处理的硬件和软件技术的投资之后的又一项投资。联邦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投资加强了美国各大学在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科研能力，促进了像BBN公司和Sun公司等大学“副产品”的形成以及培训了一大批技术专家，他们帮助了因特网的发展、应用和商业化。

我们缺乏必需的数据来估计联邦对因特网相关的研发活动的总投资。即使这种数据可以获得，因特网各种不同部分的复杂起源也会使这种估算变得极其困难。然而，联邦在学术性计算机科学研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对因特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根据最近美国科研委员会有关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方面的报告，从1976年到1995年，在计算机科研领域，联邦投资已经增加了4倍。以199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联邦投资从1976年的1.8亿美元增加到了1995年的9.6亿美元。联邦对计算机科学基础研究的投资，其中70%是在大学中完成的，从1976年的6500万美元增加到了1995年的2.65亿美元。

兰格洛伊丝和莫把来自各种渠道的资料进行汇编，其多得出的数据表明，1956-1980年NSF对“软件及相关领域”的累计投资超过了2.5亿美元（按198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这些资金的绝大多数都投给了美国的大学。来自DARPA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对研发的投资在1964-1980年间平均每年大约7000万美元（按198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这些资金既被分配到了大学也被分配到了工业企业。但是在1984年和1985年，这个数字急剧上升到了1.6亿美元。在1985-1995年间，NSF花费了大约2亿美元来扩张NSFNET。NSF和DARPA的投资毫无疑问构成了与因特网相关的研发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特别是在学术界。联邦对研发活动的这些花销是巨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科学研究和培训大批熟练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些投资的规模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私人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相比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除了规模之外，联邦对研发活动巨大投资的结构也提高了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DARPA的研究日程和管理风格给了科研人员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时这一部门将它的投资分散到一批学术界的“卓越的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隆学院、犹他州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DARPA常常在不同的大学和私人的研发实验室里建立类似的项目。而且国防部的军用采购政策辅助了DARPA对研发基金分散投资、建立广阔基础的方法。合约常常给了许多像BBN这样的小公司，BBN收到了建立第一台IMP的合同。这种政策鼓励了新公司进入正在成长的因特网产业，支持了在这一产业内激烈竞争和快速的创新。

联邦的投资计划取得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他们“技术中性”的性质。美国的科研项目总是避免过早地专注于某种独特的产品机构、技术或供应商，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说法国的迷你网（Minitel）；同时也不过早地公布其二战之后技术政策的失败，比如说超英速运输项目和快速核反应堆项目。例如NSF主要是通过授权给大学计算机科学家的方式对许多学术性科研项目进行资助。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NSF的资助为许多美国大学计算机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大学中的计算机系是科研和教育基础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促进了因特网的发展和传播。除了他们在科研上的贡献外，大学中计算机系和计算机科学网络（CSNET）构成了早期因特网的核心。

联邦对因特网的研发活动进行投资的分散化反映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心机构来协调这些研发基金的投资（甚至在国防部内部也没有），这些投资都是分散在日程相互重叠但是又有着独特性质的机构中。比如说NASA和能源部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络时，阿帕网的建立是同时进行的，同时国防部的研发基金也基本是与NSF的科研经费平行进行的，甚至有些是完全重叠的。其实，NSF对因特网传播最大的贡献是NSFNET项目，而这个项目的启动和实施都是在对与国防相关的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投资下降的时候完成的。在一个技术还不是很确定的环境中，这种项目结构的多重性和多散性虽然不是很有效率，但是看起来却很有益处。

尽管是相当的公开，但是克林顿政府对在“国家信息架构”领域内主动采取的行动进行了适度的新投资，并且首先是由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内组织非常松散的联邦机构来进行协调。NII项目最大的贡献是对1996年电信法案中公开竞争规定的支持，而不是进行研发活动或者是建立投资基金。从某些方面来说，组成克林顿政府NII项目的各种不同的顾问团和相互交叉的机构可能代表了后冷战时期技术政策的一个有趣的创新。这些部门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在联邦机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间进行磋商和有限协调的论坛，而不是分配这些联邦研发基金或者是将这些研发基金交托给某一个特殊的技术组织。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基础设施由于私人投资已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因特网松散的管理机构是联邦资助的又一受惠者。因特网标准的制订基金上避免了由委员会投票表决和市场势力干扰所带来的长时间拖延，因为现有的专用标准都是由其他部门来设置的。这种成功在某些方面来说可归于运气，因为标准设置政策是出现在因特网的商业应用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然而，学术性和半学术性研究人员在标准设置过程中的大量介入和当时对因特网公共应用的想像导致了标准设置过程的公开化。这些标准的设置过程导致了在完全不确定的条件下相对快速的技术决策以及产生了许多协议和标准，这些协议和标准已经被证明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且对整个技术团体免费提供。

（二）其他联邦政策

联邦政府在因特网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在资金上对研发项目的支持，同时通过联邦的规章制度、反托拉斯法案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没有经过相互协调）的总体作用是鼓励通过新兴的、常常是小型的公司来对因特网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内容进行商业化。

AT&T公司在抢占计算机网络市场份额上的失败就很好地说明了联邦规章制度和反托拉斯法案所起的重要作用。国家司法部在1949年针对AT&T公司提起的反托拉斯诉讼在1956年通过一个双边同意的判决得到解决。但是这一判决在1982年被重新修改以结束1974年立案的针对AT&T公司的又一反托拉斯诉讼。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法令，“计算机一号与二号”（分别于1971年和1976年制定），宣布计算机技术是在AT&T公司的合法管制区域之外。1956年的判决与FCC的法令对AT&T公司在电信服务之外的其他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结果，贝尔实验室的许多重大技术创新，包括UNIX操作系统和C语言，都被授权给了不同的团体并且广泛地传播开来。特别是UNIX操作系统在学术性领域内被广泛地采用，而且在TCP/IP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联邦电信政策，特别是在1984年AT&T公司解散之后所引起的在本地市场的竞争，也同样影响了因特网在美国的发展。1984年的最终修改法案规定地方贝尔运营公司不能进入远距离电信服务行业，除非它已经建立了当地的竞争性市场。这意味着允许竞争性本地交换运输商在合理的条件下与网络基础设施进行连接，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各种零售市场上进行竞争。

三、结论

因特网的发展与美国二战以后其他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政府的规章制度在因特网的发展中起着中心作用。作为一种网络的网络，因特网的存在极端依赖于一套公众的标准，这套标准能够促进因特网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不会造成任何特别创新者的市场垄断。因特网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这些制度能够协调对通信标准和其他相关组成技术的改善所进行的投资。这些制度对创立依赖于政府和非政府的基金，同样这些制度的运行也呈现一种“半学术”的风格，包括了工业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专家。他们看来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一系列开放的或封闭的标准进行难度很大的权衡协调。

在一个市场全球化和技术流动的时代，因特网的发展生动地说明了国家要素对一个经济体中创新体系持久的重要性。同时，因特网的发展也超越了冷战时期对美国联邦投资强大的依赖性，在冷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与国防相关的研发活动与军需品的采购来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已被证明在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起始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因特网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和传播一直受到一系列“后冷战时代”规则的辅助，这些规则将可能通过许多其他高新技术在21世纪的发展而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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