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波拉尼奥的妻子:枪口抬高一厘米与人在江湖 【猫眼看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05:29:18
标题：属下的职责
作者:周泽雄
【摘要：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东、西德国统一后，一名曾经守护柏林墙并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前东德士兵接受审判。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东、西德国统一后，一名曾经守护柏林墙并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前东德士兵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辩解道：士兵的天职是服从，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法官睿智地答道：服从命令没错，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点。
近读长平先生文章《把枪抬高一点》，作者不久前去了德国，曾当面向当年“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 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Jahntz核实这个故事”，两位当事人“略作思考之后，断然否定：没有这样一个案子，法官也不会这样回答”。
长平先生既然亲自核实了，我只能以他的考证为准。长平先生随后做了些分析，并将这个故事的成因，归之于一种无关法理的东方式策略或“民间智慧”。对此我稍有异议。
事之所无与理之所缺，不可混为一谈。好比说，两千年前的韩非给我们讲述的“守株待兔”，多半也是虚构，后人从中获得的启示，则堪称实打实。如果将“枪口抬高一点”视为一则现代寓言（正如“守株待兔”是一则古典寓言），我们或能打捞出同样多的启示。仅从“策略”和“民间智慧”的角度安顿它，恐有怠慢。
作为一则现代寓言，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种责任伦理，它对应于人们在职场生涯中或多或少会遭逢的处境，它指向一种困境，提供一道对策，同时揭示一项原则。困境是：身为公民或职业人，偶尔会遇到来自上锋的荒唐命令，遵守该命令，有可能使自己承受犯罪、丧失职业操守或泯灭良知的代价；对策是：不管怎么做，你都不应触犯良知、违背法律；原则是：上级命令不能成为个人责任的托词，是否遵守法律、捍卫良知，是一道更高的内在指令，它外在且独立于上级的命令。
这里有另一个故事，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头号战犯、第三帝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面对种种性质严重但意义空疏的指控，如“战争罪”、“反人类罪”，毫无触动，将其贬为战胜者随意捏造的司法把戏。他的意思是：战胜者的法律不是法律，只要战场上的胜败颠倒，他此际受到的所有指控，都能原封不动地用来审判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一伙人。后来，老练的英国法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接替美国人杰克逊法官，他改变起诉策略，放弃宏大不实之词，一上手就把目标聚焦在1944年春天德军杀害55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的事情上。这项指控的法律依据在于，该屠杀违反了传统的公正原则，即“应该预期并允许战俘有逃跑的企图，尽管是希特勒下令杀了他们，但戈林未能阻止他”。此时，这位“自以为继承了条顿骑士精神的前'红色爵士’空军指挥官”，手心开始出汗了，戈林元帅最终放弃抵抗，承认“这是整场战争中最严重的意外事件”。令我们稍感诧异的是，戈林的做法，若严格参照纳粹军队的军事法典，也要遭受处罚。纳粹军事法典规定：“上级的命令不得成为被告人针对犯罪指控的抗辩理由”。——当然，法律写得漂亮，从来不等于法律执行得漂亮。
这个故事的负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故事的主角——戈林和希特勒——属于那种我们原本不以正常人类看待的超级恶棍，所以，我们受到的启示只会更加震撼。即使在戈林眼里，他也不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视为抗辩理由，如果他曾经把“枪口抬高一点”，对来自希特勒的屠杀令做些变通，在那一刻，他的手心至少不会出汗。
法律的价值，在于指导并规范人类的行为；脱离了规范职能，法律没有神圣可言；法律的严肃性与法律的实用性、指导性须臾不可或离。我们知道，职场中人（假设一位拆迁队员）难免接到有违法律或人伦的上司命令，倘若法律所能提供的对策只是要求属下坚持原则、即使面临撤职丢饭碗或牢狱之灾，也寸步不移，则法律必将因其乖违人情而遭到抛弃。毕竟，甘冒巨大风险而与领导对着干的拆迁队员，百不有一。当此之时，法律若能对属下“枪口抬高一寸”的变通行为给予肯定，它也就增进了促人向善的社会功能，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种虽不完备但足以最大程度地规避犯罪的行为，轻描淡写为“民间智慧”。在捍卫原则的同时，法律必须兼顾并尊重人的现实性，包括承认并善待那些情有可原的恐惧和懦弱，唯其如此，法律的调适迁善功能才有望体现。现代寓言“枪口抬高一点”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苛求属下对上级的积极抗争，只要该行为得以让人远离犯罪，它愿意尊重消极抗争的价值。既然我们不应指望职场中人一夜间变得气宇轩昂、正气凛然，那么，避免让他们一夜间成为屠夫和罪犯，就功不在小了。
说到中国的民间智慧，侧重“枪口抬高一点”中的职业伦理的，委实不多，常见的倒是些“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世故混账之谈，放纵此类言谈，只会使职场中人愈加远离法律，愈加心安理得于“酱缸文化”所致的“势不由人”或“形势比人强”，其中堕落尤深者，则会与助纣为虐之举达成某种恐怖的物我两忘。三国时，文士陈琳替袁绍写讨伐曹操的檄文，骂尽了曹操的祖宗八代。袁绍兵败后，陈琳被绑至曹操前，曹操问道：“你受命替袁本初写文章，骂我两句倒也罢了，缘何还要累及我的先祖？”陈琳答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这句提问，倒包含些“你为何不把枪口抬高一点”的意思，而陈琳的答复，与至今还被人挂在嘴边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毫无两样。可见，那才是我们顶顶要不得的民间智慧。
（来源：南方都市报）
羽戈 ： 我们就是体制（之二）
W师弟来信。他在某市中院当法官，下半年办了一起要案，年终宣判，结果与他的预想大相径庭。他翻破了办公室里的法典与卷宗，实在找不出支持该判决的法理。找审判长——他所在刑庭的领导——理论，领导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和性情，便敞开心扉，说了近一小时，结论是：判这么重的刑，是院领导拍的板；也许院领导都无决定权，政法委的领导早已一锤定音；说到底，这么判，我也有愧，不过我个人无能为力，这是体制的问题。
年中的那封信，依稀历历在目。那时他刚出学院进法院，惘然若失，请我指路。我并无一分体制内的生存经验，感于他的诚挚，则遵循我的本心，呈上四点忠告——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故不妨再钞一遍：“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后来我把这四点公诸网络，颇引来一些争议，有人说我书生气，引青年误入歧途；有人说：你只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常人！
半年以来，我们不乏通问，然而年尾的这封信，却让我沉吟不决。这四点忠告，也许唯有第一点，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令他时刻自省；后三点，撞上了体制的铜墙铁壁，终于一败涂地，粉身碎骨。他发现，在正义的生产基地，正义却无奈缺席；在以法律命名的地方，法律以及良心、人性并无用武之地；他不想作恶，却不得不被迫作恶；他想把枪口抬高一公分，可是那把枪，却握在他人手上，他与扳机的距离，比与太阳的距离还要遥不可及。
怎么办，他问。
我说了两个反抗体制的故事。其一来自刘瑜《底线时分》：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Bosch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送到监狱里去。
第二个故事，主角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C君。他读完行政诉讼法硕士，去了西南某区的法院，分到行政庭。由于兼通理论与实践，不出半年他就成为该庭的骨干。后来以他为主力，审判一起由环境污染引发的行政诉讼案。所谓民告官，当两造因赔偿等问题相持不下，法院难免会偏向官府一方。C君却力排众议，抗上命而不遵，坚决判被告败诉。主持正义的代价是，他被院方冷藏。今年他来看我之时，已经被调到了研究室，与业务绝缘。好在他生性达观，在研究室一样不甘寂寞，前不久刚发表一篇探究法官思维的论文。
我对W说，你不是不能反抗，反抗体制未必一定会以失败告终，然而，任何反抗都需要成本，都要承担苦涩的代价。Bosch的结局是离开体制，C君的结局是被善于秋后算账的体制放逐于冷寂的边缘。再如慕容雪村写中国法律界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其中有一位深陷泥沼而一尘不染的反抗者，潘志明法官，结局是被陷害，获刑三年——这一幕纵是虚构，却比残酷的现实更能刺痛人心。
不要被那些风度翩翩的反抗者所迷惑。他们动辄就拍案而起，宣告辞职，罢网，离国，姿态潇洒，令人羡煞。不过他们有资本，玩得起，家产万贯，何必在乎一份大学教职；名满天下，在异国他乡同样风光无限。但你玩不起，家中有老弱病残，背上是重若泰山的房贷，你一度怒不可遏，最终只能委曲求全，让冲冠的头发化作绕指柔。
这自然不是鼓励W去做温顺的螺丝钉，而是善意提醒，反抗体制的驯化，需要成本，需要策略，需要估量好后果。我不太赞成意气用事与无谓的牺牲。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不能以功利的标尺权衡对体制的抗击。退无可退，不必再退，当你的道德感与人性即将被吞噬，当你作为一个人的底线被践踏如尘，那么，你的选项，就是追寻Bosch与C君的背影。
信末，依旧是老调重弹：不要学你的领导，把罪责都推到看不见的体制头上，记住，我们就是体制。当你总是说身不由己——有多少身不由己，禁得起追问；当你总是说“这是体制的问题”，很可能，你已经被体制同化，而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你非但不知自由与正义为何物，反而沦为扼杀它们的刽子手。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