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历史》总序 黎 鸣
《问历史》是继我的《问人性》和《问天命》之后，我的《三问》系列的第三部系列著作。《三问》全书，是我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近二十多年来的一次总的系统化的思考。《问人性》系列的写作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期，成于１９９３年，约七十余万字，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于１９９６年，去年（２０１１年）４月又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再版。《问天命》系列的写作始于１９９４年，成于１９９８年，约一百余万字，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于２００４年。《问历史》系列的写作始于２００９年末，至今尚未全部完成，已完成其中的第一卷《发现中国历史》和第二卷《发明中国历史》两卷，还有第三卷《创造中国历史》一卷，将在新的２０１２年内完成。估计全部《问历史》系列约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万字之间。写作全部《三问》著作的时间，前后总共绵延了二十余年，如果加上出版的时间，可能要长达三十年。很显然，这《三问》系列全书的写作和完成几乎就占去了我的有效年龄的一半。一个人一生的有效年龄最多也就六十年左右，由此可见此书对于我来说，它所应该具有的份量。
我从不讳言，我要创立一个思想系统，或学说的体系，就如同意大利人阿奎那创立了《神学大全》，德国人黑格尔创立了《哲学大全》一样。我要创立一个《人学》的系统，姑且即妄称是我的《人学大全》。应该指出，我的《三问》系列尚不能即称之为我的《人学大全》，它最多也就只能是我的《人学大全》的一个创作的序幕，我的思想的系统，学说的体系，在其中确实已经初露端倪。
我为什么要创立一个“思想系统”或“学说体系”？说白了，是因为中国尽管号称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但事实上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创立过任何一个可以称作是自己的“思想的系统”，或“学说的体系”的东西。长期以来被中国人“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或“学说”，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作“系统”或“体系”，为什么？因为它们连最起码的可能称作“系统”的或“体系”的灵魂，也即“逻辑”的东西都没有，它们怎么可能被称作中国人的“思想的系统”或“学说的体系”呢？完全可以断言，一个创立不了自己的“思想的系统”和“学说的体系”的民族，只能是文明状态非常低劣的民族，说白了，即劣等民族。中国人是不是劣等民族呢？
纵观全部中国的历史，真正能够称作是人类历史之中的“思想系统”或“学说体系”的东西，严格地讲，迄今为止都不曾产生过。而长期以来，被中国人“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却绝对地只不过是一堆杂碎，一片沙漠，一个表面闪光的“酱缸”，乃至“臭水缸”，如此而已，而已。可是我却不能不非常非常遗憾地说，尽管如此，我的亲爱的同胞们，尤其其中的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的文人同胞们，却竟然至今还仍旧紧紧地抱住它不放，依然把它当作是中国人的“博大精深”、“万古流芳”的伟大之极的“思想”和“学说”。正是因此，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不仅仅有了孔丘、孟柯、荀子等等最初的儒家，而且还有了后来的汉代新儒家、宋代新儒家、明代新儒家，甚至还更又有了近代、现代的所谓“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的新儒家、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家。可是真要说起来，这所有的儒家、新儒家、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家，他们全都只不过是一群老的、新的、新新的、新新新的“杂碎”或“沙堆”而已，他们的思想，永远都不可能形成任何真正人类思想的“系统”，永远都不可能形成任何真正人类学说的“体系”。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都跟着他们的“始祖”孔丘一样，从一开始就完全地离弃了能够真正形成“思想系统”或“学说体系”的最关键、最灵魂的东西——“逻辑”（真理、规律、法则、原则、道，……）。一个丧失了最基本的逻辑的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民族，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思想的系统”和“学说的体系”呢？
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根本就不曾构成过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人类思想的系统或学说的体系，所以长期以来“独尊儒术”的中国人，事实上也即成为了一个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自己任何真正高深的（成系统的）思想和伟大的（成体系的）学说知识的智慧的民族，或者说，中国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观念的知识的智慧的“体系”的“劣等”民族。说到底，正是因为孔丘及其儒家只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完整的“思想系统”和“学说体系”，从而实质上极其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所以始终都在坚持独尊孔儒意识形态的中国人，便自然而然地就只能成为了一个实质上愚昧至极的劣等民族了。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还远未能真正认识到自己之所以会变得如此愚蠢的这个总的历史的原因。我真是为此而感到莫大莫大的遗憾。但愿未来的我的同胞们能够真正体察到我的极力批判和揭露孔丘及其儒家的腐朽意识形态的深深的苦心。
然而，我又不能不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同样让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的还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原本有能力形成真正“思想的系统”和“学说的体系”的中国始祖伏羲和后来的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却又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获得后来历代中国人的真实有效的继承。伏羲的抽象的（全息逻辑的）“八卦”符号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的同样伟大的（全息逻辑的）“道宝德”的思想，不仅没有获得中国人的继承，更不要说发展，反而被孔丘及其儒家的徒子徒孙们的腐朽的意识形态糟蹋成为了“算命”的工具，或被污蔑成了毫无任何实际价值的“玄学”，或甚至索性被看作了玩弄“阴谋诡计”的“兵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说一句令人非常心酸的话，直到今天，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读懂老子的《道德经》呢？几乎所有中国儒家的文人们对于老子《道德经》的解释，全都只能是“说文解字”式的完全不着老子思想伟大真谛的漫无边际的胡说。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今天确实为我亲爱的同胞们寻找到了真正能够打开通向全面理解伏羲符号、全面理解老子、全面理解《道德经》的道路的“门径”，特别是其中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诀窍”。
为什么我竟有如此的“狂妄”？因为我的确深深地发现了所有孔儒文人们的无可救药的无能和“腐朽”，发现了所有孔儒文人们“死于尊孔”的顽固的“无可理喻”，更重要的是，我真是发现了理解伏羲、理解老子、理解老子《道德经》的三个最必要的前提条件，也可以说是三个最关键的必要的“诀窍”。关于这三大“诀窍”，以及许多随之而来的各种层次的小的和小小的“诀窍”，我将全都会在《问历史》的第二卷和尤其第三卷之中和盘托出，毫不隐讳。
我的对于老子的评价，很可能会是“惊绝古今”，因为通观人类古今，真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纵观人类过去的历史，“老子真是天下第一”；再看人类今天的现状，“老子仍旧是天下第一”；至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也应该相信，人类终于可以超越老子，跨向更高级的文明。不必多说，老子秉承中国始祖伏羲的遗志，把“全息逻辑”告知天下，仅此一条，就已经彪炳了“老子天下第一”的绝无虚言。
老子，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最最最最伟大的“祖先”，是超越了所有人类（无论西方或东方）古人的天下“第一先知”、“第一哲人”和“第一圣人”。然而面对老子，孔丘能够算是一个什么“鸟”呢？一个通贯古今的彻头彻尾的文化“混混”、政治“骗子”甚至（阿丘——阿Q）“流氓”而已。偏偏中国人却把这么一个通贯古今的文化“混混”，政治“骗子”和（阿Q）“流氓”，当作了自己永远伟大、永远“独尊”的“圣人”，其实，应该是“剩人”，一个真正完全多余的人。正是这个一直被中国人“独尊”的“剩人”，大量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儒家文人“剩人”，说白了，是毫无用处的（无道、无德、无知、无能、无用、无耻的）“多余人”。中国人就因为这么一个“剩人”孔丘，反倒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非常可悲地轻慢了中华民族真正的“先知”、真正的“哲人”和真正的“圣人”老子，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多么巨大的历史的悲剧啊？更又是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多么巨大的历史的耻辱啊？
很可能我上面的一段话，又会立即引来一大片喧哗：吹牛，吹牛，（对于老子）你是无耻的吹牛；污蔑，污蔑，（对于孔丘）你是无耻的污蔑。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吹牛”，从来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德性”，与我无关；“污蔑”，同样也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德性”，同样与我无关。我不是儒家文人，我是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真诚的学者和研究者，我只崇尚讲理，讲老子所崇尚的道理。我上面的说法是完全有根有据的，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只要阅读我的《问历史》的系列著作，即可以立即看得清楚。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确确实实，真就是不曾有一个人真正读懂过老子的《道德经》，中国的文人们几乎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信徒，他们的读书方法永远都只能是从故纸堆到故纸堆，从文字到文字，从章句到章句，而从根本上就丧失了读懂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的能力。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脑袋永远都只能是丧失了“逻辑”的“脑残”，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读懂老子，不可能真正读懂《道德经》的真正具有伟大文明价值的“思想”。别以为谁谁谁可能还专门著作了“破解”《道德经》的著作，人们就真以为他们读懂《道德经》了。我可以告诉大家，迄今为止，所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解老”的著作，以及在今天书店里“卖”的有关《道德经》的书籍，全都没有把老子思想的真正伟大的价值（“全息逻辑”创造者的价值）如实地再现出来，甚至更大的可能是反而歪曲了、遮蔽了、污蔑了、诋毁了老子伟大的（“全息逻辑”创造者的）思想。想要看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把我对于老子《道德经》的阐释与他们的所谓“解释”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立即明明白白了。何必多说？
我的《问历史》系列，是我的前面已经出版的《问人性》和《问天命》系列的继续的完成。读过我的《问人性》和《问天命》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我的《问人性》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结论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而我的《问天命》的结论则是《西方哲学死了！》。那么我的《问历史》的系列著作要告诉大家的结论将会是什么呢？是中国人之所以会在中国不能不变得“愚蠢”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的根源，这个根源，即是在中国被所有的中国人“独尊”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那个称作孔儒“文化”的传统的极端的“腐朽”。我还将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之所以说西方哲学“死了”的根源，即是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严重地匮乏了有关“全息逻辑”的思考，而这种关于“全息逻辑”的思考，恰恰在中国人的始祖伏羲的伟大的“符号”和老子的伟大的《道德经》的书中，已经进行得也描述得极其充分。正是因此，我的《问历史》的最终的结论是：必须彻底清除孔丘及其儒家的腐朽“文化”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所有的历史文明“毒害”的影响；必须坚决地树立起“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阅读过我的著作的朋友们或许还可能记得，我在《问天命》系列的书中，曾经提到过全人类历史之中最最重要的“三大人学问题”。
第一个重要的世界著名的“人学问题”即：“李约瑟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述是：“为什么人类的自然科学没有首先诞生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
第二个重要的世界著名的“人学问题”即：“马克斯·韦伯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述是：“为什么人类的资本主义精神只能诞生在西方新教伦理的地区，而没有诞生在其他宗教伦理的地区？”
第三个重要的“人学问题”即：“黎鸣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述是：“为什么人类社会愈是按照西方文化模式走向‘进步’，人类对待自己的同类却愈是表现出冷酷无情，甚至残忍凶狠，这样的‘进步’究竟要把全人类推向何方？”
关于我的第三大“人学问题”的阐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一下我的《问天命》第三卷《悲剧的源流》中的某些章节（见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我之所以把上述的三个“问题”均称作最最重要的“人学问题”，即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只有在我的综合了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伏羲和老子的伟大的人学思想的全新的“人学”的思想系统或学说体系之中，才能够获得真正全面的认识，并获得有效的解决，而仅仅按照现有的西方的学说，它们是不可能获得任何真正全面有效的解决的。为什么？因为西方的哲学理论体系实际上严重地匮乏“全息逻辑”的思考，而这种“全息逻辑”的思考，在老子的《道德经》之中却具有非常全面的阐释。
说白了，今天人类所遇到的种种巨大的严重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想要获得真正全面有效的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便必须从西方人的深深的二元论的形式逻辑（也包括所谓的“辩证逻辑”的）思考的习惯之中超脱出来，并从而认真地从头学习和接受中国的伏羲的、老子的“全息逻辑”的思维的方法。说到底，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全都深深地关联着自身思维的结构、思维的程序和思维的功能的“全息性”的逻辑问题，而所有这些关于“全息逻辑”的思维的迄今为止最好的“读本”，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关于伏羲的“符号”的思维的一切可能性问题的《人学》的著作（但绝对不是孔儒所提倡的《易经》。《易经》，绝对是一部无益的坏书，是一本绝对伤害人类大脑的坏书）。而这又绝对地牵涉到应该如何真正有效地解读《道德经》的问题。而有关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的《问历史》的系列著作之中将全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论述。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最终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撰写《问历史》？
这是因为，一切问题的源头，全都只能来自“历史”，即无论物理问题的源头，生理问题的源头，还是心理问题的源头，以及所有人类问题的源头，包括我的“人学”的问题的源头，事实上全都毫无例外地必须从方方面面历史的考察之中去进行努力的探讨，去进行全面地探微，去进行深刻地思想的（知识的）“考古”，但请注意，不是复古。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的源头问题，生理学的“基因密码”的源头问题，心理学（智能学、知识学、智慧学）的“基本逻辑”的源头问题，这一切等等的问题，实际上全都只能从历史问题的严密地考察之中去获得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很显然，我所谈到的“历史”，是人类最重要的思想的历史，而绝对不是历代统治者们的庸俗的生活的历史，尤其不是他们的互相争斗、互相杀戮、互相诈骗、互相撒谎的“动物形态”的历史。非常遗憾，中国人直到今天，他们所关心的“历史”，还仍旧是这些非常无聊的“动物形态”的《历史》。中国的文人们永远都只对那些人类“动物形态”的“细枝末节”感到无限的“兴趣”，却无视了对于历史之“道”、“真理”、“规律”、“逻辑”等等等等最根本性的问题的探索。
正是因为如上所述，我的《问历史》不能不更细分为《发现中国历史》卷、《发明中国历史》卷和《创造中国历史》卷三个部分。一切问题的阐释，全都必须回归到逻辑问题的考察，而对于人类问题的考察来说，即全都必须回归到“真、善、美”的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进行考察。完全可以认为，我的《发现中国历史》卷实质上即属于求“真”卷，我的《发明中国历史》卷即属于求“善”卷，而我的《创造中国历史》卷则属于求“美”卷。
所以不妨说，在我的《人学大全》问世之前，我的《三问》的系列著作，就已经进行了相应探索的预演。而我今天的文章，即权当是我为《问历史》系列著作所作的一个总序。（20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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