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s mv什么意思:“第三产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

“第三产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家”的新理论、新观念层出不穷。如“高级政治经济学”说：

“必须把国民收入核算的范围扩大到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这样，国民收入核算范围将包括以下产业部门。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第三产业又分两大部分，即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具体又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公路和航道养护业等。

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蒋学模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本体论》第4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政府官员、“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军队和警察等等不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不是工人、农民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养育着他们。他们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在理直气壮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做贡献。

我们不能抱怨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致使物价飞涨。因为金融是“第三产业”的“第二层次”。纸币印得越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就越大。我们甚至应该说，纸币印刷机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快速增长的最可靠保障。

我们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官员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就下发文件为“公务员”实施“工资倍增”。因为“公务员”的工资越高，标志着“公务员”的“生产力”越强，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越大。

我们更不能“仇富”那些上市公司董事长、总裁、董事自定年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辞职套现后销声匿迹或潜逃海外。因为他们年薪越高，套现资金越多，他们对“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出口”的贡献就越大。

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枝独秀，“国内生产总值GDP”越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却越来越差。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了压在中国普通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教育产业”、“医疗产业”、“住房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成为“历史的讽刺”。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沦落为需要政府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救济的“弱势群体”。

中国的“高级政治经济学”“高，实在是高。”

令人遗憾的是，不但配第、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等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坚决否认“第三产业”，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孙冶方也对“第三产业”嗤之以鼻。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休谟（1711-1776）已明确将律师和医生划出“社会生产部门”之列。他说：

“律师和医生不产生任何生产活动，而且他们的财富是靠牺牲别人得来的；这样，他们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多少，就一定使某些同胞的财富减少多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1-401页）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1723-1790）提出了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全部排除出“社会生产部门”。他说：

“制造工人的劳动，通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润，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一个人，要是雇佣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03页）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它有价值，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第304页）

斯密还指出：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一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收获，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期间，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依靠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第314-315页）

马克思在“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中，对“必须把国民收入核算的范围扩大到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嘲笑，令人忍俊不禁、叹为观止。他说：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像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仔细。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像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像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1-415页）

马克思还讽刺说：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即非生产劳动者（对他们的雇佣并不生产财富，而雇佣本身却是财富的新的消费），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因为所有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体现为有闲的富人的一部分支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1-291页）

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孙冶方（1908-1983）曾坚定不移强调：

“对于政治经济学中许多概念的引用，应该慎重。像‘第三次产业’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社会主义的若干经济理论问题》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该是我们中国人同形形色色滥竽充数的“现代经济学”教材彻底决裂，老老实实学习管子、马克思等古今中外经济学家代表作的时候了。

（2008年7月28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