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day ones more:梁晓声：当下中国意识形态扫描

2011年08月31日10:48同舟共进梁晓声我要评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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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仅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吗？绝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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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9期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一
1.所谓意识形态，在中国一向蒙着高级诡秘甚至吊诡的面纱；其实，无非便是社会的时代的意识之形态而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彼“意识形态”是针对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即主宰国家之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及军事的主体思想。这诸方面的理念所构成的思想体系，是决定一个国家现实状况和发展方向的舵盘，故曰“上层建筑”。仅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此种诠释不存异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关系，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
然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仅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吗？
绝对不是。
政治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而且只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国家者，社会形式也；社会者，各阶层、各阶级公民集大成也。故国家意识空间，首先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自由的社会思想之呈现，自由的社会态度、立场和意见的表达，是国家意识空间之质量的前提，此即民主概念首义。反之，必然走向专制。而专制则会使民间意识形态根本丧失呈现和表达的可能，于是人心被封锁，于是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异化和扭曲，国家的长治久安也随之成为不可能。正因洞察了此种因果，孟德斯鸠说——每一个人都象征着一个国家，说得深刻而又意味深长。
曾几何时，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全面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即使在党内，不同思想和意见的表达，亦经常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即使是党内高级干部，也往往沦为“路线斗争”的牺牲者。而政治意识形态，最终“统一”成了一个人的意志。当“一句顶一万句”遂成国家意识形态准则时，全国人也就成了一个人头脑里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众。因而意识形态现象的悲剧司空见惯，某些分明是在为民众之正当而迫切诉求代言的人，只要其代言被扣上“反动”的罪名，便肯定被视为党的公敌、人民的公敌。不但全党共讨之，也会举国共诛之。此种悲剧，折射出“人民”变成“乌合之众”的无奈——“乌”并非指黑色，而是指头脑中除了被神谕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再也别无所有，是谓“无意识”之众。
这种情况，直至“文革”结束才被改变。
对于中国，此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2.当下之中国，意识形态呈现乱象层出的局面。定睛细看，其实是三态共存的格局。政治意识形态仍是最为强势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别强大的意识形态载体，依然牢牢操控于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渐渐活跃。这是一种在从前的年代，亦即1949到1979年这30年中曾荡然无存的意识形态。少许残存，只不过是一小撮“毛”，紧紧依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皮”上。倘依附得不够紧，被政治意识形态刮起的“运动”之风吹落，则会变成“一小撮”鸡毛、鸭毛，不知被吹到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去了。
回顾一下，能看得较为分明——知识分子之意识形态，是从2000年以后才小心翼翼地萌芽的。大面积开始活跃的复苏，乃网络这一新生的意识形态载体“大器晚成”之后的事。故完全可以这样说，网络在中国开创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得以表现的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由长期在社会意识形态现象之中“万马齐喑”到大弦小弦“嘈嘈切切错杂弹”，也是由中国数亿网民的民间意识形态参与的激情所带动的。此前，只能在极少几册杂志上，才偶而能读到知识分子关注当下社会矛盾的有些思想品质的文章……
3.“草根意识形态”阵容异军突起，已是不争之事实。“草根”者，底层民众也。中国目前仍是中产阶层瘦小的国家，“草根”阶层仍是人数最为广大的阶层。上世纪80年代前，它们是一个利益诉求“被代表”的阶层，而且按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是全权的方方面面“被代表”了的。在这一种逻辑下，若自己还非要发声，那么当然要被视为异类之异声。一旦被视为异类，后果就严重了：轻则被扣上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罪名，重则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80年代前，“右派”皆出自知识分子阶层。极“右”者，也不过就是被斥为“反动”。而“现行反革命分子”中，却不乏“草根”阶层中人——他们忍无可忍之时，往往会豁出命去，直接呐喊“反动”口号，或直接张贴“反动”标语；好汉做事好汉当，不“反动”不足以表达公开的愤慨。80年代后，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开始逐渐被某些知识分子所代言，比如当人大代表的、当政协委员的以及并不被权力者大加排斥的知识分子。由被“代表”而被“代言”，他们的利益情况是有所改观的。然而，被代言总不如自己大声疾呼更能引起重视。并且知识分子的代言，往往流于一种社会姿态，前怕狼后怕虎，顾左右而言其他，代言代得特“给力”的时候是很少的。故他们盼望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意见的平台，委实是盼得太久太久了。网络作用甫一凸显，“草根”呼啸而上，那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为浩荡的人海，互联互动，“人肉搜索”神通广大，正是“一舞剑器动四方”，来如雷霆发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对于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之表达，实可叫作“天助也”。
二
1.那么现在，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必得好好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相处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从前独统天下的时代总之是过去了，并且注定一去不复返了。
再造一位“一句顶一万句”的偶像？那可能吗？！
再采取过去年代的方式，将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坚决彻底地打压下去？试试看。
那倒不是不能做到。不过重操惯技的人，将要背上“开历史倒车”的十字架。并且，若将国人“活的”社会意识重新逼回人们的内心里去不许表达，其危险将比股市崩盘还巨大。
只有一种选择——淡定面对，明智认可；总结与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对话的经验，吸取不善于对话的教训。
目前看，还是教训多，经验少。
窃以为教训也罢，经验也罢，首先须来一个态度的根本转变——这需要真诚。在从前，政治意识形态太习惯于训人了。一级训导一级，末端训导至平民百姓。那时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味儿训导的主体，视民间为“不沉默待如何”的俯首倾听的客体。现在，主体客体大有必要颠倒一下了——从前的“主体”也应习惯于倾听从前不发声的“客体”的声音了。实事求是地说，当下之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一点上是克服了以往的一些“毛病”的，应被肯定为一种政治的进步。确乎，中国之政治，毕竟是在以“二人转”般的步法前进着——进两步退一步，原地兜圈式的进步。所绕之半径比从前大了，对于“二人转”，曰“满场飞”。
只习惯了听尚且不够。还要学习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对话的本领——那当然是一种本领。遗憾的是，具有此种本领的大小官员并不太多。为数不少的中国官员，一则情怀上缺乏人文文化的熏陶，二则缺乏与民间交流的话语能力。他们习以为常的话语方式是作报告，而听众又一向是习惯了听报告的特殊群体，后者中民间的成分往往极少。久而久之，他们的话语体系严重脱离民间话语范畴却浑然不觉。前苏联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工程师的丈夫在工厂事故中殉职，党委书记率领党委一干人等予以慰问，他说——克拉拉同志（大约是这么个名字），虽然你的丈夫牺牲了，但你还有党呢，所以你要一如既往地坚强，努力替党完成交给你丈夫的那一项光荣的工作……
这样的话语，在从前的年代我们听得太多了，浸透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然而，说得太不是时候，简直还莫如不说。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内心里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感，这是促人深思的。足见在前苏联，政治与民间在话语交流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网络上的民间话语有时很难听，甚至直接就是辱骂；而知识分子话语，也往往夹枪带棍。这需要政治意识形态以从前不曾有过的涵养来加以包容。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北京大学回答问题时说：我每周二、四要去下院接受质询，回来基本满脸都是口水。我要是进入了老百姓家，拥抱着他们哭泣，表示歉意或恳求理解，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很可能会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也许会是《英国首相与私生子相认》……
在英国当首相断不会如此可怜。果然那样，还用得着竞选吗？对于政治人物，当众自嘲是一种政治胸襟，一种政治文化的表现，也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内在自信之传达。而这正是中国许多以恪守政治意识形态神圣性为己任的人们需要学习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流水线上“产生”着一批又一批几乎只会照本宣科地说话的人们，有几个能像林肯或马丁?路德?金那样，即使面对自发聚集的公众即兴讲演，也能把话说到别人心坎里去的呢？
而“话语问题”若不克服，政治意识形态必有一天会落到“自说自话”的尴尬之境……
“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