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云盘直播卡死:刘源:何不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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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何不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

2011年11月16日10:43人民网刘源我要评论(7) 字号:T|T

[导读]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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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

本文摘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张木生 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4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① 写了篇千字前言。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著。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改造……》,追考《……说实话》。“改造”为“说”,“改造”深为“话”真,“改造”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