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我是猫于雷译本百度云:中国古代十大名曲掌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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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江月何年初照人――《春江花月夜》
《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文曲，又名《夕阳箫歌》，此外还有《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有人认为《夕阳箫鼓》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浔阳琵琶》的曲名，即取自《琵琶行》中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事实上《夕阳箫鼓》的意境与《琵琶行》有较大差异。史上更多人认为《夕阳箫鼓》的音乐内容和其展示的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改编自《夕阳箫鼓》管弦乐曲，更是直接取名为《春江花月夜》。
《夕阳箫鼓》的曲情基本来自《春江花月夜》的诗情。《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在初唐算不上是著名诗人，甚至不入《旧唐书》人物列传。《旧唐书》只是在贺知章的列传里简略的提到了张若虚。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一起被誉为吴中四士。贺知章是初唐著名诗人，张旭是书法大家，两人都是杜甫“饮中八仙”诗中的绝顶人物。相比之下，张若虚的名气远远不及与贺知章和张旭。《全唐诗》里只有两首张若虚的诗，除《春江花月夜》外，另外一首为《代答孤梦远》。
张若虚虽不著名，但他拥有这首被后人称为“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足以使他在初唐至盛唐那个天才辈出的年代里占有一席之地。《春江花月夜》本为乐府旧题，属乐府清商曲，据说此曲为陈后主叔宝所创，在隋唐时较为流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格调与境界远在同题的宫廷诗之上。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此诗一开始便立意高远，气势雄浑。从春江到海潮，从江树到花林，从月升到月落，从现实到梦境，张若虚给世人描绘出一副似幻似真的图景，苍茫深阔，静谧优美。“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四句，历来被认为包含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没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此诗结尾有游子思归、离愁别恨等情绪，虽略显感伤，仍不减大气。
奇怪的是，从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诗评很少关注此诗，自然也无人承认它是一篇旷世杰作了。自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里才开始收录这首诗。明代钟惺在《唐诗归》中评价道：“浅浅说去，节节相生，使人伤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读，读不能厌，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 清代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中说此诗“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其自然独绝处，则在顺手积去，宛然成章。”清末王闿运在《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中评此诗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春江花月夜》的评价极高。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认为，该诗一脱宫廷空洞艳体之诗风，“清除了盛唐的路”，为雄奇壮美的一代盛唐诗风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启承作用。因而，“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 闻一多进而称之为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标志性诗作，兼具初唐气度和盛唐气象。博大，进取，宽容，唯美，已经成为唐朝的一种“时代气质”。身处初唐与盛唐前期的张若虚，其作品不自觉流露出时代的“脉象”，这是很自然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近来“盛世”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正如本篇引言内指出，春节晚会舞台上的大对联中的“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即是一例。有人甚至撰文提出，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盛世，即汉初盛世、唐初盛世和康乾盛世，并暗示中国即将进入中国历史上第四个盛世。
看来，康乾盛世是不可以和汉唐盛世相提并论的。汉朝和唐朝的盛世，中国领先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而康乾时代，清朝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有值得称道的表现，老百姓的生活也较为丰足，但国家发展水平已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唐朝灿烂的文化相比，康乾盛世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时代之一。遍观有清一代，人们的思想和文化变得极为僵化而守旧，不见半点雄浑豪放的诗情，不见多少流传后世的大作。清朝的悲剧性结局难道与康乾盛世时的自我封闭、文字狱、思想禁锢毫无关联么？
《春江花月夜》只有一首，唐朝只有一个。《夕阳箫鼓》的琴声阵阵传来，绘声绘影，《春江花月夜》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之万千气象。
唐诗《春江花月夜》赏析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雾。
空里流霜不觉飞， 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 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 应照离人妆景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 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 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 落月摇清满江树。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渔樵问答》
《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做古曲《渔樵问答》的妙解。
《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存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写的《杏庄太音续谱》（1560年）。萧鸾解题为：“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近代《琴学初津》说此曲：“曲意深长，神情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橹声之欸乃，隐隐现于指下，迨至问答之段，令人有山林之想。”
“令人有山林之想”固然不假，但此话并非正解。虽然此曲有一定的隐逸色彩，能引起人们对渔樵生活的向往，但此曲的内中深意，应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及“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兴亡得失这一千载厚重话题，被渔父、樵子的一席对话解购于无形，这才是乐曲的主旨所在。那么，他们的对话中到底蕴藏了什么玄理呢？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北宋一部奇书《渔樵问对》。琴曲《渔樵问答》与《渔樵问对》也许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前者通过渔樵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而后者则试图通过简洁的对话对世界做出根本性的哲学解释。《渔樵问对》的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渔父做为“圣者”与“道”的化身，由来已久。《庄子·杂篇·渔父》中曾记述了孔子和一个渔父的详细对话，对话中渔父对孔子大段阐述了道家的无为之境，孔子叹服，尊称渔父为“圣者”。
屈原所著《楚辞》中的《渔父》一章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边，看起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屈原为何流落于此。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而被放逐到这里。渔父劝屈原该看破世人世事，不必“深思高举“。屈原不听，执意欲“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莞尔而笑，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歌子远去。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
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的代表是东汉的严子陵，早年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李太白曾有诗云“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清代王士祯《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历史上“樵”的代表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常常上山打柴，靠卖薪度日，后妻子因忍受不了贫困而离开了他。有人说“樵”有禅意，这种说法待考。
中国自古以来有渔樵耕读的说法。民间的屏风上常画有渔樵耕读四幅图。渔图和樵图画的分别是严子陵和朱买臣的故事。耕图和读图画的分别是舜教民众耕种的场景和战国时苏秦埋头苦读的情景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四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价值取向。其中渔为首，樵次之。如果说耕读面对的是现实，蕴涵入世向俗的道理。那么渔樵的深层意象是出世问玄，充满了超脱的意味。
《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尘世间万般滞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中烟消云散。这种境界令人叹服，然古往今来几人能够？虽向往之，实不能也。
胡笳本自出胡中，响有余兮思无穷――《胡笳十八拍》
以文采武功来看，曹操应该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个连魏武都欣赏倍至的人物，虽是女流，理应属绝顶人物。此人就是蔡琰。
做为通晓音律的天才，她给后人留下了《胡笳十八拍》琴歌，名列十大古曲。文学方面，她留下了《东都赋》，《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杰作。郭沫若这样称赞《胡笳十八拍》， “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郭沫若还称《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而《悲愤诗》，近人以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相提并论。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蔡琰之父蔡邕，为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音乐家。蔡邕所著《琴操》一书，曾对《高山流水》、《广陵散》等名曲在后世的广为流传贡献甚巨。《后汉书·列女传》称蔡琰“博学而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在父亲的熏陶下，蔡琰自幼爱好音乐，并有较深的造诣。《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中说，“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
蔡琰的一生十分悲惨。早年其父蔡邕因上书抨击朝政获罪而被流放。遇赦后，由于宦官仍然把持朝政，蔡邕担心被陷害，不敢回洛阳。就这样，蔡琰随着父亲亡命江湖十二年。蔡琰十六岁时嫁给河东卫仲道，不幸丈夫早死，蔡琰只好回到娘家居住。董卓被诛后，蔡邕由于叹息董卓的命运，为司徒王允所不容而被杀。兴平年间（公元194—195 年）天下大乱。战乱之中，蔡琰为匈奴所掳，身陷南匈奴，为匈奴左贤王妻达十二年之久，并生有两个小孩。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知早年的好友蔡邕之女蔡琰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将蔡琰赎回，而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这段史实，被后人称为“文姬归汉”。蔡琰归汉后，悲叹自己命运多舛，如今虽然安定，母子却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在这种处境下，蔡琰写下了流传于世的《胡笳十八拍》。
在曹操的安排下，蔡琰后来再嫁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了死罪。时值严冬，蔡琰“蓬首徒行”（即赤足），登门丞相府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而哀楚，当时满堂公卿名士，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我很同情你，可是判决文书已经发出，该如何是好？”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派快马把判书追回，免了董祀的死罪。并命人取过头巾鞋袜为蔡琰换上。
后来曹操问蔡琰，“听说夫人家早年藏书甚多，战乱中都已丢失，不知还能回忆起来多少？”蔡琰答道：“早年先父留下的典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大概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回家后把能记起来的各卷书亲自写出来，送去与曹操的藏书核对，结果基本没有错误和遗漏。可见蔡琰才情之高。
同时代的丁廙写了篇《蔡伯喈女赋》，其中内容为：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 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 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 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云。 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 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 羡荣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 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
正如赋中最后两句“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所述，蔡琰的晚年相对平和安定。曹丕曾为丁廙这篇赋作《蔡伯喈女赋序》，序中描述简略的提到了文姬归汉，“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生逢乱世，早年家门不幸，再加上自己一生三嫁，其命运甚为坎坷。也许苦难是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源泉，正是这些旁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使得蔡琰给后人留下了传世杰作。她的成就，她的才情，丝毫不弱于建安七子。介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的陋规，《后汉书》中蔡琰不被单独列传，这使得她无法与同期其他历史人物并列。她的事迹也不入《儒林》、《文苑》等列传，而是被列于《后汉书·列女传》，篇名为“董祀妻”。《后汉书·列女传》中关于蔡琰的文字不多，但评价极高，说她“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蔡琰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因而她通晓汉、胡音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她在该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胡箔十八拍》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南宋灭亡后，全中国的汉人都做了亡国奴。南宋遗民诗人汪元亮为身在狱中的文天祥弹奏《胡笳十八拍》，以抒山河破碎之“无穷之哀”。这一时期，《胡笳十八拍》在前南宋的旧臣逸民间很快流传开来。根据《琴书大全》的记载，此曲引起了空前的共鸣。有人说，“怊怅悲愤，思怨昵昵，多少情，尽寄《胡笳十八拍》。”并出现了如“ 拍拍《胡笳》中音节，燕山孤垒心石铁”和“蔡琰思归臂欲飞，援琴奏曲不胜悲”等感怀旧国的诗句。
《胡笳十八拍》只是一首琴曲，虽表达的是悲怨之情，但也是“浩然之怨”。宋亡后，也许正是有这类流传广泛的“不胜悲”、充满“浩然之怨”的曲子，才有了“心石铁”的坚持到底，从而使种族和文化的血脉不绝于缕，不断延续下去。八十多年后，当抗元的兵戈纵横于江南江北的时候，种族与文化终得以重生。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是中国著名十大古曲之一，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现比喻高深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
“阳春白雪”出处：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其含义原指战国时代楚国的一种艺术性较高、有难度的歌曲。现比喻高深的、不通俗的文学艺术。近义词有曲高和寡；反义词有雅俗共赏、下里巴人。
《阳春白雪》表现的是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欣欣向荣的初春美景。旋律清新流畅，节奏轻松明快。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xiè）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 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襄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宋玉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 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