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最危险

    ●嘉宾简介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京师学者特聘教授，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1994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主撰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获得联合国人类发展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德国劳动研究所(IZ A )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家发改委等机构的项目专家

    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成为中国当下的焦点，收入分配调整，也因此正在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而这将是一个涉及民权、市场、社会和权力各自归位的复杂过程。自本周起，本报将推出系列访谈，剖析贫富差距，探讨分配调整，敬请关注。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双重原因

    南方都市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

    李实：对收入差距的估计非常困难，因为涉及到一个如何定义收入的问题。收入不仅仅是你拿到手头的现金流。它还有一部分实物收入，一部分补贴性的，比如养老保险，还有一些比如说暗收入。即使难，但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一是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相对于三十年前有很大的扩大，这是公认的。改革开放初期，基尼系数大概是0 .30左右吧，那时是普遍贫困，收入差距不大，主要是平均主义。现在的收入差距，根据我们最新的估计，2007年大概是0.48左右。第二，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存在着严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

    南方都市报：基尼系数达到了国际上所说的收入差距的红线了？

    李实：国际上对收入差距是不是有一个确定的警戒线，反正我看到的文献，没有一个确定的数据，这可能是个误传。只是说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比方说拉美国家，相对来说社会出现很多问题，社会动乱、不稳定、犯罪率高等问题，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体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很难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收入差距，不同的基尼系数也会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一个比较小、人口结构单一的国家，基尼系数扩大到0.3来说，可能对这个社会来说就是不可容忍的。对美国来说，可能到0.4或0.45，整个社会可能会讨论贫富差距，但对主流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可能压根就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南方都市报：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由原来的相对平均的、计划色彩强烈的分配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分配方式，从理论上来说，收入差距拉大是自然而然的，但正如你所言，人们可能对市场引发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接受，但对由于一些制度安排的不公，分配过程的不公引发的差距可能就非议较大了，其他的转型国家有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李实：可以看一下东欧国家，东欧国家都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但也有差别。有些国家转变比较好的，像匈牙利、捷克，相对来说它们的收入差距有点扩大，毕竟分配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并不是很明显，基尼系数在0.3左右。和中国比较接近的是俄罗斯，俄罗斯的收入差距扩大比较明显，这和它的私有化过程，和它形成的寡头垄断有关系，和它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关系。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在0.4左右。

    中国和东欧国家有点不一样，从发展程度上来说，中国比东欧要低一些。中国不仅是一个转型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还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结构的变化就包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化，包括工业化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产业机构的调整等，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影响。库兹涅茨倒U型假设，就是建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

    南方都市报：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

    李实：是，这就面临着双重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速度来说要快一些。当然这种扩大也不是说是必然的，它和转型方式的选择，转型模式，有关的收入分配政策，其他的体制改革等因素都有关。

    南方都市报：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里面大家常举的例子是拉美国家。

    李实：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收入差距扩大，犯罪率肯定是高了，也肯定带来社会贫困问题，这会对整个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影响。

    南方都市报：收入差距扩大还会带来社会学所说的“相对剥夺感”。近期的一系列校园恶性事件，富士康的“跳楼事件”等可能就与中国当前的这个剧烈转型过程中，被甩出去的弱势群体产生的焦虑感，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得不到有效舒解有一定关联。

    李实：至少这部分群体和社会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躲避，甚至报复社会。从关联性上看，收入差距大的国家这方面问题多一点。比如收入差距大的国家，穷孩子的受教育率是较低的，犯罪率是较高的。国际社会现在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利的，会造成人与人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从国际经验上看，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完善的再分配体系，包括社会保障、税收、慈善等一系列的再分配制度来调节的。

    南方都市报：中国在这方面恰好相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对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不仅甚微，甚至是加剧了。

    李实：中国这块应该说是非常差的。以英国为例，在初次分配后，基尼系数超过了0.5，但通过税收，通过二次分配，从高收入人群中拿走更多的税款，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低收入人群后，英国的基尼系数差不多降到了0.33左右，二次分配的效果很明显。

    但在中国，比方说过去农村的农业税费，在取消之前是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的，按照家庭人口征收的，不管穷人富人，交的税

    费都是相同的，比如每亩地每年交50元，对穷人来说可能税率就很高了，对富人来说可能就很低，这种税率上的差异，实际上具有累退性，累退税是扩大收入差距的。

    城市也一样，比如个人所得税交纳方面也存在累退性质，不能调节贫富差距。另外看一下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你会发现能够得到社会保障的群体基本上是中高收入群体，而低收入者得不到。社会保障也带有累退性质，如果把这部分也算上去，是扩大收入差距的。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实际上是最差的。

    南方都市报：大家一直在批评，中国在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上，像养老、社保、医疗等，一直存在不公平的“内部人优先”机制。

    李实：是的，而且在内部人优先之外，还有一个差别对待问题，还有对非城市户籍人群的歧视等问题。由于中国处在转型阶段，有个市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的市场并不是一个理想市场。它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太多，很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有的体制模式，比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特别是公务员的工资这几年增加很快。公务员工资和垄断企业工资在决定机制、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为它取决于财政收入的多少，财政收入增加快，它增加就快。所以反对垄断企业高工资的同时也应该反对公务员高工资，把整个政府变成一个大公司，是有问题的，在一个政府的不断干预带来市场的扭曲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发种种非议。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市场化的过程是得到认可的。最明显的是学历对收入的影响，这个因素导致的扩大社会是接受的，因为过去中国是人为地压低了对教育的回报。而垄断部门的高工资问题，与竞争部门相比较，一般高到两三倍。它虽然对整个社会基尼系数的影响不是很重要，可能会占到一个百分点或两个百分点，但整个社会对这种现象的不满程度是很高的。重要的不是这个因素在数量或占比上的大小，而在于对其的认可程度，接受程度。

    城乡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大问题

    南方都市报：除此之外，影响中国当下收入差距的因素中，还有哪些是不公平的，不被大家认可的？

    李实：除了垄断部门的高工资被非议外，这几年公务员工资增长很快，其退休金、享受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在房价高速增长中，能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好处，也引起普遍关注，这是一个分配机制问题。第二就是大家比较反感的权力寻租、腐败、灰色收入等，通过种种渠道获取其他收入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计算的数据，这一块已经达到每年6.5万亿。若真是这个水平，那影响就巨大了。

    李实：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估算，因为这块的收入非常具有隐蔽性，统计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问题又如此重要，不能忽视，好在整个社会对此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一部分在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占了很大的分量，应该逐渐消除腐败收入的体制性因素。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寻租收入的根本解决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转型。

    李实：从长远看，它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但现在也不是无能为力，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遏制这种现象，使它不至于如此泛滥，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次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区隔和歧视，没有一体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南方都市报：这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息息相关。

    李实：当然与户籍制度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比方说城市里有人才市场、劳动市场，进而还有农民工市场，这种分割再加上身份的区别，造成不同的就业，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现在公务员是一块，事业单位是一块，企业分为一块，企业又分为国企和民企，企业单位又分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非正式职工又分成当地的和外来的劳动力，外来的劳动力又分成外来的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所以会分出来很多交叉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工资标准、不同的待遇。第四个是要特别指出的，在讨论收入分配不公时易忽视的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中国实行了60多年的城乡差别政策，大家似乎已习惯了，默认了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平等。我一直认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大问题。

    南方都市报：这个差距有多大？

    李实：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差距，这几年变化不大。但从2002年以来没有一点缩小的迹象，都处在高位上，大概是3.2倍左右。但这仅仅是计算货币收入或者说显性收入，还没有把暗收入，把城里人能享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考虑进去。若统计进去，差别会更大。如果中国不能缩小城乡差距，就很难缩小全国收入差距。

    南方都市报：这个收入差距的消弭是一个漫长过程，只能伴随着城市化、城镇化和公共福利均等化的过程，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李实：是。一个方面是要快速城市化，通过各种政策加快“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农民工问题，对劳动力转移问题，一定要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不能消极回避。再一个方面是社保、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调整，但即使是放开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变成市民，但到了城市后他们还是低收入人群，为什么？同是初中毕业生，农村的和城市的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教育质量差别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转移还不够，还是应该伴随城镇化的过程，解决农村的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教育和医疗问题。

    去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了一个建立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报告，建议对教育采取1+9+1政策。9年义务教育外，政府对学龄儿童在入学前提供一年免费的学前教育。从智力开发上说，学前教育是非常关键的。政府现在忽视这一块，让社会去办。许多幼儿园收费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村孩子进不了幼儿园，都是靠老人带。政府应该把这一学前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另外，9年制义务教育后，中国目前大概有50%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部分人90%是农村出来的，所受的教育质量不高，缺乏技能，在劳动力市场没有竞争优势，其收入以后也很难保持一个增长的势头。有很多毕业生也就15、16岁就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他们能先到职业学校进行一年的免费培训，然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那对于他们未来发展，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提出1+9+1模式，现在基本上也得到了中央认可，国家教育发展纲要里也得到体现。

    南方都市报：劳动力市场区隔和歧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李实：这块首先要消除歧视，同工同酬，机会均等。考公务员，为什么必须得是大学毕业生？有些公务员职位，高中生也可以干，中专生可以干，为什么要歧视？中国急需对劳动就业市场进行立法，对很多职业需求本身要有一个审定，不能说企业可以定规则，想要什么人要什么人，在国外是不允许的，任何地方雇人都没有年龄、性别、民族的要求。不能说只要35岁以下的，其他国家马上可能就有人把企业告到法庭上去。

    首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在剖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和原因后，我们再来看看首次分配的问题。首次分配基本上有三块，政府、企业、个人，这三块的占比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李实：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分为三部分，在个人层面叫劳动报酬，再分配过后就叫居民收入了。在企业这块叫资本收入。政府这块是生产环节所征的税，不是增值税，进入增值税层面后，就进入再分配阶段了。劳动报酬目前大约占35%左右，资本收入基本上40%左右，政府那一块是20%左右。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劳动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了，大概从八十年代初期的50%多下降到现在的35%左右，幅度很大。劳动报酬的下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跑到资本那里了，一部分跑到政府那里了。资本收入的上升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政府那一块有点波动，但也有上升的趋势。这个过程本身可能有一定的普遍性。前段时间我看到国际劳动组织做了一个报告，发现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在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全球化有关。

    南方都市报：全球化因素是否能解释中国在首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全部？

    李实：当然不能，这里可能还有中国特殊的原因，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工业部门和劳动力市场来说是供过于求，这样的话工资增长就受到一定抑制，另一方面可能也和中国的企业制度、劳动力供求制度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上次我和李昌平讨论这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大背景要厘清，首先中国进入到全球化进程时，越南、印度、东盟等都加入到了承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来了。全球制造业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变成了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六成以上的人加入了搞制造的竞争。而东亚四小龙的工业化时期，还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当时制造业人口加起来不到3亿人。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使得制造业的利润大大降低了，在制造业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和保障水平更低了，很难获得社会平均报酬和福利。

    李实：中国一直存在劳动力剩余问题。过去限制在农村，现在能自由流动了，再加上有对外出口的机会，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转移到城里了，转移到制造业了。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工人工资的增长一定会受到限制。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时，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现象，等进入到刘易斯拐点后，下降的趋势就会结束。

    南方都市报：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基本的判断问题，就是当下中国是不是到了刘易斯拐点了，因为2007年和2009年在一些地区都出现了阶段性的“民工荒”。

    李实：在中国当下，用工荒问题、工资增长缓慢问题、农村劳动力同时过剩的问题都存在。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来推测的话，一旦出现用工荒，劳动力短缺，那工人工资就会增加，而农村也会有更多的劳动力进城。这种种矛盾该如何解释？据我们的研究，这可能与劳动力转移和流动需要成本有关，也与务农农民收入的增加与农民工收入增加同步导致的吸附效应降低，以及城市中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保等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有关。同时，用工荒问题都是特殊时期在一些特殊区域出现的，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现象，中国还没有真正步入到刘易斯拐点。

    南方都市报：面对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媒体和一些学者也不断地呼吁成立工会，官方现在也明确了要进一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从已有的经验研究看，这的确会带来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对这个呼吁，你怎么看？

    李实：这里还要做更扎实的调查、比较研究才行。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全球化的因素影响多大，中国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的影响多大，缺乏工会，或者人为制度压低工人工资的因素有多大，把这些因素都厘清了，才能说得明白。对于这种呼吁，我个人认为应该慎重。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更重要的问题。从一个社会来说，提高一部分在职人员的工资问题的紧迫性要低于解决一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政府最主要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尽力使每个人都有就业的机会。

    南方都市报：有一种声音认为，提高工人工资或者劳动报酬的占比未必会造成工作机会的减少，反而有可能倒逼中国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提高会带动更多的消费，甚至可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李实：这是一种想当然吧。在一些行业中，提高工人工资可能未必会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但对社会整体来说，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其他条件给定的前提下，提高工资必然导致失业增加，这是没有异议的。如果提高工人工资，就业岗位还能增加或者不减少的的话，那简直太理想了。不会有任何失业问题了，只要提高工人工资就行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首要任务是转移农业人口的国家来说，只能靠制造业立国，靠制造业本身来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国际上制造业的转移和承接的竞争压力很大，人为地、盲目地提高工资可能会使很多内外资企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就算不走，工资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一直主张就业是第一位的。中国要加速实现刘易斯拐点，拐点到来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供小于求的情况，那时不要政府怎么调控，工资自然就增长了。我们不能只考虑就业人群的利益，还要考虑没有就业人群的利益。缩小收入差距，重点不应放在首次分配的调节上，而应该放在二次分配上，放在社保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差别对待上。

    ◎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帅鹏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