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老婆:（5）苏联新阶级的计划经济——人类社会史中最浪费的经济制度 姚监复摘编

（5）苏联新阶级的计划经济——人类

     社会史中最浪费的经济制度

目  录

一、苏联新阶级经济上的教条主义的集体化形式的经济制度，只为了保持新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二、苏联新阶级垄断全部国家财产所有权，剥夺了工人的就业自由、劳动力自由、组织工会的自由。

三、苏联新阶级的自私自利，经济制度受意识形态支配，不能维持健全和谐的制度。

四、苏联以政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极权独裁政治相辅相成。

五、苏联新阶级的计划经济——人类社会史中最浪费的经济制度。

一、苏联新阶级经济上的教条主义的集体化形式的经济制度，只为了保持新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1、经济上的教条主义，是共产主义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袖们往往背弃理论。

“共产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共产主义政权本身从革命的专政到反动的专制政治这一发展的基础，而是这一发展的反映。这一发展是通过斗争与争论而形成的，它表明在初期所必需的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如何逐渐变成统治的官僚集团图谋私利的极重要的手段。最初，国家攫取所有的生产资料，以便控制一切投资来加速工业化。后来，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终于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共产主义以前的一切经济中，财产所有者为数众多，财产所有者多种多样，彼此间互相冲突，总是追求某种私人利益，因而保持自发性与竞争性。但这个新阶级与其它类型的财产所有者的区别，在于掌握着国家全部资源，并以一种周密及有组织的方式发展其经济势力。共产党领袖们，深信他们懂得经济规律并能以科学的准确性来管理生产。其实，他们唯一所能懂得的，只是如何攫取对经济的控制权。

由于深信其理论的正确，共产党管理经济必先将一项措施说成与马克思的某一观念相符合，然后才付诸实行，这真是大笑话。在南斯拉夫，官方曾宣称它的计划是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来推行的；但马克思既非一计划者，也非一计划专家。事实上他们并非每一事是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行事的。虽然，自称一切计划都按照马克思理论，其目的无非使人民在意识上得到满足，并用来说明暴政及经济统制是为着‘理想的’目的和根据‘科学的’发展。

经济上的教条主义，是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硬将经济按入教条主义的模型，却并非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显著的特点。因为在这种经济制度中，领袖们在‘适应’理论方面掌握主动权，当他们觉得于其本身有利时，往往也可以背弃理论。”（92—93页）

2、新阶级加强“集体化形式”的经济制度，只为保持绝对控制与统治的共产党阶级本身的目的。

“除由于加速工业化的历史性需要的动机外，共产党的官僚们已被迫建立一种经济制度，来保证其本身权势之持续。以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和废除剥削为口实，它已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经济制度，而其财产的形式有利于党的统治和垄断。最初，共产党人为了客观的理由，必须集取‘集体化’的形式。目前，他们继续加强这一形式，并未考虑这一做法是否有利于国家经济及进一步的工业化，而只是为其本身的利益，为共产党阶级本身的目的。最初，他们管理并控制整个经济，是为了所谓理想的目标。但后来，他们却完全为了保持绝对控制与统治的目的。这是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中所以采取这种广泛而硬性的政治措施的真正原因。”（93页）

“1956年铁托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制度中有‘社会主义的成份’，但他认为这些成份并非‘有周密计划地’导入西方经济。这一说法道出了共产党的全部观念；正因为在他们国家的经济中‘社会主义’是‘有周密计划地’——由有组织的强迫行动建立起来的，所以共产党必须维持其残暴的统治方法，及其对财产所有权的垄断。对于经济及社会中这种‘周密的计划性’给予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这表现出共产党经济政策的强制性及自私性，否则，坚持这种周密的计划性有什么必要呢？”（94页）

3、新阶级的控制力，使生产服从其意识形态及目标，是共产主义与其它政治制度不同的特点。

“除了他们认为合于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的形式外，共产党强烈反对一切所有权的形式，最能说明他们具有夺取及维持政权的不可抑制的欲望。当这种激烈的态度有损于其切身利益时，也会放弃或改变；因此，他们对于其所提出的理论往往无法自圆其说。如南斯拉夫共产党起初建立集体农场以及后来解散集体农场，都是在‘不会有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名目下进行的，今天又在实行第三条混乱的中间路线。类似的实例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都有。除了他们本身的所有权外，废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所有制则是他们不变的目标。

每一种政治制度均表现经济力量并企图管理经济力量。共产党人对于生产虽然不能达到全部的控制，但他们的控制力，已达到使生产继续服从其意识形态及政治目标的程度。并于这一点，共产主义是与所有其它政治制度不同的。”（94页）

二、苏联新阶级垄断全部国家财产所有权，剥夺了工人的就业自由、劳动力自由、组织工会的自由。

1、强迫劳动、就业自由被剥夺，是新阶级垄断全部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结果。

“共产党常以全民所有制一词及以思想在经济中之超越解释生产者的特殊地位。但苏联在工业革命成功，新阶级建立后，人民就业自由完全被剥夺。1940年通过的一项法令，禁止就业自由，规定对擅离职守者予以惩处。一种奴隶劳动制度（即劳动营）开始发展，劳动营与各种‘自愿的’工作活动不过是最坏的、最极端的强迫劳动的形式。在共产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保持一种永久性的形态，在其他制度中，可能是暂时性现象。在其它共产党国家中，强迫劳动虽不采取相同形式，也未曾发展到苏联那样程度，但这些国家都没有完全的就业自由。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强迫劳动是垄断全部或几乎全部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结果。工人发觉自己处于不仅要出卖劳动力的境地，而且必须在其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无法找寻另一个较好的雇主。全国只有一个雇主即国家。工人除接受这一雇主的条件外，已无选择的余地。早期资本主义最坏及最有害的因素，从工人立场而言，就是劳动市场，已被新阶级对劳动力所有权的垄断所代替。这种情形并未使工人更为自由。”（95页）

2、在新阶级具有物质上及政治上垄断权的社会中，劳动力不可能获得自由。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不同于古代那种被视为物件的奴隶。亚里斯多德相信人们生而为自由人或奴隶，对奴隶应予人道待遇，改革奴隶制度，但他仍把奴隶看作生产工具，在现代技术制度中，只有一个受过教育并对工作有兴趣的工人才能做要求他做的工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强迫劳动与古代及历史后期的奴隶制度大不相同，它是所有权及政治关系发展的结果，并不是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现代技术要求一个工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与强迫劳动，或所有权的垄断及共产主义的政治极权主义根本上极不相容。在共产主义之下，工人在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使用自由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对自由的正式限制虽非共产主义固有的特性，但却是共产主义下所发生的一种现象。

在一个一切财物均被一集团垄断的社会中，劳动力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劳动力间接成为这个集团的财产。劳动力是整个社会生产中的一个要素。新统治阶级既具有物质上及政治上之垄断权，就能将此项因素使用到与其它全国性的物质及生产要素几乎相同的程度，并作同样的对待，而不顾及人的因素。”（96页）

3、新阶级不注意劳动力的工资、实际的生产成果、整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工人无罢工权利，不能组织自由工会。

“把劳动力看作生产中的一个因素，各企业的工作条件，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就不被官僚集团所关心。工资及工作条件是依照抽象的劳动力现定或依照个人的资格决定，很少或根本不顾及各企业或各个工业部门实际的生产成果。这是一般的规律，但这一制度必然导致实际生产者（即工人）对其工作缺乏兴趣，并且造成质量的低劣，实际生产就绪的降低，技术进步的停滞及工厂的腐败。共产党人只知争取个别工人生产率的提高，而简直不注意整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只要共产党人不改变其制度本身，继续维持对一切所有权及政府的垄断，他们便无法鼓励工人工作的热忱，更谈不到刺激整个劳动力。

在南斯拉夫，已煞费苦心实施许多办法将利润拨一部分给工人，但官僚集团很快地就以遏制通货膨胀、并将金钱作明智投资为辞，将‘超额的利润’保留在手内。留下给工人的部分微乎其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数额以及一种建议的‘权利’，建议如何通过党和工会组织（就是通过官僚集团）进行投资。工人们既无罢工权利，又无权决定谁享有什么，因而不可能有很多机会来分享利润中的应得部分。所有权利是与各项政治自由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与其它权利分开了，便无法获得。在这种制度下，自由工会组织决不可能存在。”（97页）

4、对新阶级，罢工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共产党压制罢工运动的解释是：‘工人阶级’已经当家作主，并通过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如果工人举行罢工，那就等于对自己罢工。这种天真的解释是根据下述事实：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财产已不为个人所有，而是被巧妙地曲解为财产所有者是集体的与表面上无法单独辨认的。最重要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因为只有一个所有者掌握着所有财产及全部劳动力，因而罢工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全体工人的参加，对这一个所有者很难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某一企业或某些企业的罢工，也不可能真正威胁这一所有者。对共产党人来说，罢工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每当个别的罢工发生时，它们常会转变为总罢工，并且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此外，共产党政权不断地分化离间工人阶级，其手段是：把那些‘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其思想意识’，并指导其日常生活的人，从工人队伍中提拔出来并授予官职。”（98页）

5、工会的雇主是政府，作用是增加生产，并培养使工人驯服的情绪。

“工会组织与其他职业团体，目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或增加生产，其他作用是在工人中传播种种错觉及培养使工人驯服的情绪，只能将工会视为单一的所有者与寡头政体的附属物。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组织，实在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行会’或‘黄色’组织，因为它们的雇主是政府，同时又是主要意识形态的代表人。在其它制度中，这两个因素通常彼此割裂，因而工人如果不能依赖一方面，至少可以利用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政权主要关切对象，不是为了理想主义或人道主义，而仅仅因为这是个生产和新阶级的兴起与存在都需要依靠它的阶级。”（98页）

三、苏联新阶级的自私自利，经济制度受意识形态支配，不能维持健全和谐的制度。

1、新阶级对剥削的限制与对劳动力自由的限制同时并存。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虽无自由就业与自由的工人组织，但对工人的剥削也有其限度，如果剥削的形式及程度使这一制度付出过高代价时，迟早必须予以废弃。苏联1956年4月25日一项命令，把惩处工人迟到或离职的规定废除了。许多工人从劳动营中获释，不可能区别出哪些是政治犯，哪些是由于政权需要劳动力而被关进劳动营的。此项命令未能使劳动力全部解放，但确是斯大林死后最重要的进展。

强迫性的奴隶劳动给共产党政权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困难，技术进步传入苏联以后，代价变得更高。供给奴隶劳工的食物很少，但若将监督与管理机构的全部费用计算在内，其成本仍然超过其所能生产的价值。因此，其劳动力已变成毫无意义且无法继续下去。”（99页）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这种对剥削的限制与对劳动力自由的限制同时并存，这些自由是由所有权及政府的性质所决定。除非所有权及政府发生变化，劳动力不可能获得自由，而必须继续遭到温和的或严厉的经济上及行政上的压力。”（99页）

“由于生产上的需要，共产党政权规定了劳动的条件及劳动力的地位，采取多方面和无所不包的社会措施，如规定工时、假期、保险、教育、女工及童工劳动等，但许多这些措施多半是虚有其名，还有许多甚至含有渐进的损害性。”（99页）

2、共产主义制度下充分就业是不协调与生产无效率的结果，生产效率提高后，失业随即出现，将更加严重。

“共产党大吹大擂，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已充分就业，但不能掩盖可看出的伤痕。一切资财为一个集团所控制，这些资财，如人力的需要就必然成为其计划的主要部分。政治需要在计划上既占重要地位，这样必然造成一种结果，即为了保持若干工业部门的存在，必须使其它部门付出代价。这样，计划便掩盖了真正的失业。因此，充分就业并非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以命令推行经济政策的结果，充分就业是不协调与生产无效率的结果。它并不能表现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力量，而只能暴露其弱点。南斯拉夫生产效率提高后，失业随即出现。如果生产效率达到最高峰，失业情形将更加严重。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充分就业掩饰了失业现象。普遍的贫困掩饰着部分的失业，正如其若干经济部门的长足进步掩饰了其它部门的落后一样。而且，这种垄断的所有权及政府，可以防止经济的崩溃，但却无力防止慢性的危机。新阶级的自私自利，经济制度之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性质，使它不可能维持一个健全而和谐的制度。”（100页）

四、计划经济已成为普遍现象，与马克思理论关系更少。苏联以政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极权独裁政治相辅相成。

1、垄断经济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与任何人的理论无多大关系，与马克思理论关系更少。

“马克思并非第一个想象未来社会的经济必须建立于计划的基础上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或者首倡者之一）认为现代的经济不可避免地趋向计划化的人，因为除社会的理由外，现代经济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垄断经济是首先根据庞大的全国性及国际性规模而计划的经济。今天计划经济已成为普遍现象，也是大多数政府经济政策的一项要素，虽然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与工业落后的国家中，其性质并不相同。当生产达到了先进阶段，社会的、国际的及其它条件，均面临相似趋势时，计划经济即成为必需。计划经济与任何人的理论均无多大关系，与马克思的那些理论的关系更少，因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一个较低水平的社会关系及经济关系之上。

当苏联成为第一个着手执行全国性计划的国家时，身为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就将这项计划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马克思的学说不只成为俄国革命的思想基础，而且还成为苏联领袖们后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护身符。为苏联计划经济而找寻的一切历史的及特殊的理由，是与好些理论相关联的。但因社会的基础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关系，却以马克思的理论最为接近，也最易接受。”（101页）

2、苏联的计划经济有更深厚的意识形态上及物质上的背景。

“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在开始时虽极力借助于马克思，但有其更深厚的意识形态上及物质上的背景。当一种经济制度已经或即将变为只有一个唯一的所有者时，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将如何来管理其经济？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它们又如何能进行巨额的投资，以实现其工业化的目的？必先有某事物之需要，然后它才能变成一种理想。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由需要而来的理想。计划经济是用来发展那些足以巩固政权的经济部门。这是一般的规律，可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有例外，尤其是那些不受莫斯科控制的国家更是如此。

在每一共产主义制度中，为了加强政权地位，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自然极为重要，计划的重点往往集中于那些对维持政权的稳定有决定性的重要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就是那些能提高官僚集团的地位、权势及特权的部门。这些部门能加强这一政权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而使其工业化能达到更高的程度。这些部门大多是重工业及军事工业，近来原子能开始在计划中占首要地位，出于军事上、外交上及政治上的考虑，要比其他考虑来得大。任何事物都从属于这些目标。结果，许多经济部门显著落后，且工作缺乏效率；各种脱节与困难必然发生，生产成本的高昂与慢性通货膨胀更是普遍现象。苏联对重工业的投资，由1954年占总投资的53.3%，增加到1955年的60%。而苏联人均收入的增加额中，每年从重工业方面只获得7.4%，而其中6.4%是由于产量的增加。在苏联每月收入在600卢布以下的人，必须为生存作殊死的斗争；近800万工人每月收入在300卢布以下。其它共产党国家也大同小异，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技术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过去南斯拉夫曾经是农产品的输出国，现在已变成为输入国。南斯拉夫的蓝领与白领工作人员生活水平低于二战以前，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03页）

3、共产党以政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其极权的独裁政治相辅相成。

“共产党以政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其极权的独裁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为着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共产党人对某些经济部门进行大量的投资。所有计划都环绕这些部门进行。这就导致经济上深刻的变动，从资本家及大地主手中接收来的土地建立的国营农场，其收入竟不足补偿由变动造成的损失，结果这种变动造成的损失主要仅需利用低工资及用强迫收购谷物制度等榨取农民的方式来补偿。

假如不实施这种计划，不集中发展重工业，在希特勒侵略下很容易被征服和受奴役。这种说法不错，只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因为大炮与坦克并非一个国家唯一的力量。如果斯大林过去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帝国主义目的，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推行暴政的企图，那么强国集团自不会使苏联单独对付侵略者。

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明计划经济与经济发展，发展战争工业并不是必要的。将此付诸实施是由于权力的掌握者需要在国内外保持独立地位，至于防御的需要，对于一国不可或缺，只是一种附属性的需要而已。俄国如果推行不同的计划，保持与国外市场更为密切的联系，也照样可获得相同数量的军备。可是对国外市场依赖较多，则需要一个不同的对外政策。当前，全世界利益息息相关，战争也是总体性的，发动战争时，牛油与大炮几乎是同样重要。由美国输入的粮食，对战争的胜利，其重要性几乎与战争物资相同。

在农业方面，情形也是如此。当前，进步的农业也就是工业化。但进步的农业并不保证一个共产党政权不依赖外界。它在国内将使这一政权依赖农民，即令农民是自由合作社社员。因此，尽管集体农庄的生产极低，而在经济计划中，钢铁却占有优先的地位。这由于政治权力之策划必优先于经济的发展。”（104页）

4、垄断集团的经济、政治上的计划以扩大权势与利益为目的，阻碍生活水平改善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苏维埃、共产党的计划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计划。它既非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也非‘社会主义’创始者的意识发展的结果。相反地，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及所有权发展的结果。这种经济与计划能达成不同的结果。由于集中一切手段来达成某一特殊目的，权力的行使能对某些经济部门作高速度的发展，获致世界任何地方至今所未达到的成就。但是，从全国的经济观点看，考虑到其它部门的落后情况时，就看出这种突出的成就显然并不合理。一度落后的俄国，若干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一个广大的技术知识阶层，为生产消费品所需的物质均已创造出来。独裁政治并未因此受到多大削弱，生活水平不能随其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改善。

计划只是所有权及政治上种种考虑的一种工具，而所有权和这些考虑使计划不能丝毫削弱政治上的独裁，也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在一个唯一的集团的完全垄断下，经济上的计划与政治上的计划都以扩大其国内及全世界的权势与利益为目的。因而继续阻碍生活水平的改善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自由的缺乏，无疑地是这种停滞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最后及最重要的原因。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自由已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般性的问题。”（105页）

五、新阶级的计划经济——人类社会史中最浪费的经济制度。

1、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史中最浪费的经济制度，内在的无政府状况。

“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掩盖着其本身内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共产党的经济是计划的，它可能是人类社会史中一种最浪费的经济制度。一个垄断性的集团，纵然不由其狭隘的所有权及意识形态观点考虑任何事物，包括经济在内，也无法避免惊人的大量浪费。这样一种集团，如何能够有效而节约地管理一个复杂万分的现代化经济？这一种经济，不论计划得如何周密，天天总是出现内部和外部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既缺乏任何形式的批评，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重要的建议，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浪费与停滞。

由于这种政治的及经济的万能主义，即使是最好的意图，也无法避免浪费的行为。这些浪费使整个经济要付出多少代价，并无人注意。由于迷信的共产党对农民的恐惧及其对于重工业不合理的投资，而使农业陷于停滞，这对一个农业国家是多么大的损失？将资金投放在无效率的工业要付出多少代价？一个迟滞的运输系统所付代价又如何？因工资过低而致工人‘偷懒’与怠工，其代价又是多少？产品质量低劣又付多少代价，所有这些代价均无人计算，也无法计算。”（106页）

2、共产党从个人观点出发管理经济，不顾及整个经济的利益，从未因惊人浪费而受到处分。

“共产党领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往往与他们自己的教条相反，那就是说，只从个人的观点出发。他们管理经济的情形也是如此。但经济是最不容忍武断行事的一个领域。即使他们希望做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不能顾及整个经济的利益。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统治集团常常决定什么是‘最为必需’、‘最关重要’，或什么是一个运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它推行某项工作，因为这一个集团并不害怕失掉权势或财产。

当某些事情停止进展已很明显，或当大量浪费成为事实时，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不时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并总结出经验。赫鲁晓夫曾批评斯大林的农业政策。铁托批评过自己的政权投资过多，并浪费了很多钱。奥哈布也曾批评自己‘有条件的’忽视了生活水平。但本质依然未变。同样的人运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同样的制度，直至罪行及‘违法行为’昭彰为止。但损失一经发生即不能弥补，因而政权及党对于这些损失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他们曾‘注意’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也应予‘纠正’。于是一切又再从头干起！

从未看到那个共产党的领袖，因非生产性的耗费或惊人的浪费而受到处分。但许多领袖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而遭免职。”（106页）

3、共产党领袖处理国家财产，象是自己财产；浪费国家财产又象是别人的，盗窃与侵吞公款是不可避免的。最大的浪费是人力的浪费。

“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盗窃与侵吞公款是不可避免的。驱使人们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不只是出于穷困，而事实上是由于这些财产似乎不属于任何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无价值，因而创造一种有利于盗窃与浪费的气氛。1954年，仅南斯拉夫即发现2万起以上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案件。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处理国家财产时，就象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同时他们在浪费这些财产时又象是属于别人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权与政府的性质。

最大的浪费是那些无形的浪费，人力的浪费。千百万人民在无兴趣的情况下从事迟缓而不出活的工作，加上那些被认为非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之停止进行，这些都属于可计算而不可见的巨大浪费。而这种浪费从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能够避免。即使他们是亚当·斯密‘劳动创造价值’学说的信徒（这一理论其后为马克思所采取），但这些权力的掌握者，对劳动及人力的使用却极少注意，认为它们不值一文，随时可以由其它事物来代替。”（107页）

4、工业化的发展，使共产主义的政府及新阶级所有权形式成为多余的。这一时刻即将来到。

“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以及对由其狭隘的阶级意识的动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恐惧，已浪费了国家巨大的财富并阻碍财富的发展。由于国家并不能维持或发展全部工业，因而全部工业已遭受摧毁；只有那些属于国家的工业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工业。象这样的政策，一个国家究竟能推行多远和多久？起初共产主义虽然必需工业化，但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就会使共产主义的政府及所有权的形式成为多余的，这一时刻即将来到。”（107页）

5、共产主义经济是孤立、自足性经济，极少顾及世界市场的生产，寡头专政的“独立”的代价要劳动人民支付。

“由于共产主义经济的孤立性质，浪费非常惊人。每一个共产主义制度基本上只是一种自足性经济，其所以要达成自足的理由是由于它的政府及所有权的性质。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曾经使其对外贸易超过传统商品交换的范围，甚至南斯拉夫由于与莫斯科的冲突而必须与非共产党国家保持更广泛的合作，也未能超过传统易货的范围。与其它国家合作进行大规模的计划生产尚未办到。

在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中，极少顾及世界市场或其它国家的生产。由于这一原因及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共产党政府极少顾及自然条件对生产的影响。他们时常建设许多工厂而无足够的原料供应，他们从不注意世界的物价及生产水平。他们所制造的若干产品，其成本往往数倍于其它国家。同样地，对于那些生产力可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或生产成本可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工业部门，他们也未加注意。对一切新工业都加以发展，即使世界市场已充斥他们将制造的这类产品。为达成这种寡头专政的‘独立’，这些代价都要由劳动人民来支付。这是所有共产党政权共同问题之一。”（108页）

6、要超越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无意义的竞争问题：要付出多少代价？导致什么后果？

“所有共产党政权另一个共同问题是‘居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一种无意义的竞争，以期超越世界上最高度发达的国家。这一竞争要付出多少代价？并导致什么后果？在某些经济部门中，苏联或能超越最先进国家，由于无限制浪费人力，由于低微的工资，及忽略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一点也许能做到。但在经济上是否合理，那是另一回事。

这样的计划本身就具有侵略性。苏联决定将钢铁及原油的生产放在第一位，而不惜降低生活水平，非共产主义世界对于这一事实不知有何看法？如果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成为自足性经济，并且主要是为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向世界渗透，则合作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浪费国内和世界的人力与财富的经济计划及经济关系，除从共产主义寡头政治的观点出发外，无论从任何角度观察，均属不合理。技术的进步与主要需要的变化，使经济中某一部门在某一时期显得重要，而在另一时期则其它部门又显得重要。无论就某些国家或就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将共产主义经济，尤其是苏联经济，与世界其它国家联系起来，并使这些经济向世界渗透的种种努力，实在是远落于这些经济制度的实际技术能力及其它能力之后。可以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比实际上已实现的合作大得多的合作。共产党国家不能利用其能力与外界进行合作，而拼命为了意识形态理由向外界渗透，其根源于共产党对外经济的垄断及他们必须维持本身权力。”（109页）

7、列宁说政治是一种“集中的经济”，但经济已成为集中的政治，政治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

“斯大林曾将苏联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而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市场。苏联的领袖们，效忠于此项计划，这成为世界紧张及世界性浪费现象的主要原因。列宁曾说，政治是一种‘集中的经济’，这话说得很对。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情形完全相反，经济已成为集中的政治；那政治在经济中起几乎决定性的作用。所有权的垄断与生产方法的陈旧，均与世界经济的需要相矛盾，自由与所有权的对立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在落后的共产党国家中，废除私人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使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也许不是平稳的发展。这些国家已成为不平凡的新兴强国，由自大与狂妄的阶级尝着权威与所有权的果实。但这种发展并不能解决与19世纪正统的社会主义有关的任何问题，甚至也无法解决与列宁有关的问题；更不能保证在不发生任何困难与动乱的情形下促使经济进展。”（110页）

8、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已暴露出很深的裂缝与弱点，已陷入困难局面，前途越来越不稳定。

“尽管共产党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并在经济上也有迅速的，也许是不平衡的成就，但自从它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即已暴露出很深的裂缝与弱点。虽然它还没有达到权力的最高峰，但已陷入困难局面。它的前途越来越不稳定；为着生存，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必须在国内外从事激烈的斗争。”（110页）

（2004年9月26日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