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扎古精神力上色:谈谈30年来中国民生的发展和进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0:44:24
谈谈30年来中国民生的发展和进步
superfree2011
2012-01-16
建国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也正好经历了三十年。
衣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每人每年发5尺布票，农村中流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和做法，联联补补，加上以前的旧衣服，还能勉强维持个“温”。但食堂化后，每人每年发1.5尺布票（国家工作人员好像是每人1.8尺），直至1962年。
从1963年底，每人每年发1.5丈布票，刚开会宣布时，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听错了，干部们把“尺”错说成“丈”了。棉花票也是从1963年开始，每人每年半斤棉花票。记得成都知青来插队后，听他们说起有一种布料叫什么“的确良”的（当时我们这里的人谁也未见过），可以穿8年，当时，勾起了很多人的向往。工业品什么都要票证。香烟要烟票，盐巴要盐巴票，煤油要煤油票……国家工作人员倒还有很多票。那些票从一号编至一二十号，到时候，上面贴出通知，用几号票买什么，你才去买。比如，这个月9号票可买香烟两包，如此等等。农民就更糟了，这些“号票”是没有的。如瓷盅、面盆、胶鞋等工业品，要评上当年的“五好社员”才能得到购买。有些人户要嫁女，需要一口面盆给女儿，如评不上“五好社员”，则要去给评上的商量，给出交换条件，关系好的也可不提条件，这样，才能买到一口面盆。
那时做鞋子，先用竹子脱下的叫“笋叶”的东西叠若干层，按鞋底样子剪下，外面蒙上一层旧布后，再填上一些烂碎布，再用一层好一点的旧布包好，开始“纳”。纳好后做鞋帮，然后再“绱”。一双鞋可谓千针万线啊。
就是情况好转时，一般农村儿童每年能缝一身新衣服，大人给做一双新鞋，大年初一能穿上，那就是非常幸福的了。至于大人，就不可能一年一套了。
如今不管走到哪个集市上，都是琳琅满目的吃、穿、用的东西。穿的衣服，设计师们想方设法设计出新样式，满足各类人的不同需求。打开电视，都是商品广告。
现在是希望人来买东西，以前是限制人来买东西。
如今的人，不管走到哪里，要找穿补巴衣服的人很少，更不用说“巴摞巴”的了。这正如当年要找不穿补巴衣服的人一样难，情况已经倒过来了。
食
前三十年，所有的人一年四季都在忙于人的“第一需要”――吃。但不管三十年来如何“艰苦奋斗”，如何折腾，也始终未解决这个字。
国际上通常用“食品消费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百分比”来衡量国人的富裕程度，这叫“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人们将消费支出总额中用于解决人类第一需要――吃饭问题的比例越大，人们就越贫困。国际上还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划为贫困。在大饥荒时期及以后的一段时期，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均在90%以上，也就是说，将所有收入接近全部用于吃饭，还会饿肚皮。这个“系数”说的“食品消费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百分比”，应改为“食品消费总额占个人总收入的百分比”，因为所有收入还解决不了50%的“第一需要”。
那时吃肉叫“打牙祭”，也就是用好东西“祭”一下牙齿。像我们生产队，从好转后的1963年到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每年能打三次“牙祭”：第一次是五月端阳，栽完秧后，生产队杀一条猪以示庆祝；第二次是八月十五，打完谷子了，也应庆祝；第三次就是过年了，一年结束，更该庆祝。杀了猪后，按人口分，提前将猪肉称好，按相同人口的几家人的排列在一起，然后抓阄决定顺序。得到肥一点的非常高兴，得到瘦一点的就呕气了，但这是抓阄而来，你也无可奈何。
那时候国家牌价每斤猪肉0.79元，国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1斤肉，农民是没有的，如将毛猪喂够135斤标准后，卖给国家才可能得到30来斤肉票。有胆大的农民悄悄将自己喂的猪“偷杀”，再悄悄地在黑市上卖，每斤可卖4—5元，但如被管理市场的抓住，肉会被没收，人会被批斗。那时的肉越肥越值钱。但粮食不够，谁家能将猪喂得有多肥，够135斤就很不错。
当年买肉都想买肥的，现在买肉都想买瘦的。
记得在治河连时，有一次 “打牙祭”，治河连“打牙祭”的肉也是在黑市上买的。这已是七十年代后期之事（再过不久就要变好了），两个孩子知道今天妈妈要“打牙祭”，老早就巴望着早一点吃上肉。当妈妈将分得的大半碗回锅肉端来时，还在大门口，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用手抓起往口中送。回到家后，很快他俩就将这些肉消灭了。
我看过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在毛主席身边十五年中描写的一个情节（梗概）：
毛主席的小女儿李纳当时读中学，在学校伙食团吃饭，生活很苦。有一个星期六回家时，正遇上桌上有一盘炒肉，李纳非常想吃。主席就未动筷，让李纳吃。李纳狼吞虎咽地将炒肉吃光后，还用馒头将油汁蘸来全吃了。全家人都呆呆地看着她的吃像。
哎，如果他老人家当年能稍稍调整一下政策，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惨像了。
农村中有一风俗，有的孩子要找属戊戌狗（58年）、己亥猪（59年）、庚子鼠（60年）、辛丑牛（61年）的干爹干妈时，很不容易找到。翻开“户口册”，那几年出生的确实太少了。
改革春风吹，一夜阴霾散。
首先是政策好了，国家重视“民生”了，又由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之伟迹丰功，水稻单产提高了，人民的肚子不再“闹革命”了。尤其是国家连相传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都免了，而且还要补贴，这是哪朝哪代能办到的？现在，不管走到哪里，再也没有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第一需要”而发愁的，只有经济不甚宽裕的了。
据“中国易富网”报道，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到37.3%了。
哎，实在太想不到了。
住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村难得有建新房的。在我目所能及的范围内，均是如此。在我们生产队，只有两户人家于七十年代后期建了房，那也是添了人口，实在无法住下才建的。现在看来，那两座房也难以与现在的相比。三十年来，绝大部分人家都是住的前清、民国年间的房子，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
就是那些区公所、公社（乡政府）、医院、学校，无不是以前的庙宇、祠堂、地主家宅院，三十年间从未改变过。尤其是学校，起码有80%—90%都是庙宇。像石龙小学在五显庙上课、先锋小学在观音寺上课，两所都是乡中心校。我亲自在这两所学校的教室里听过课，见到过老百姓进教室烧香磕头，与师生同教室各司其事的奇异现象。
老百姓家人口增加了，无法睡觉，临时在屋内搭小阁楼的，寄宿于别家的都有。尤其是包产到户后，粮食一下多了，根本无法放，有的寄放别家（我家即是）。
这时，一次较大的修建新房高潮来临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不管走到哪个村，破旧房屋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窗明几净的新房，还有很多钢混小楼。越在后期建的越漂亮。家家屋里电视机、沙发整洁亮堂。
哎，实在想不到这是农村啊！
所有的学校，包括边远地区（像泸宁、里庄）的村小在内，全部焕然一新，一幢幢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走进教室，明亮的玻璃窗、标准的课桌凳，还有电脑室、实验室，各类体育器材……
哎！实在太想不到了！今天的学生，那才叫幸福！这也才印证了前几年“九义教材”一册语文上的哪句话“哪座房子更漂亮，要数我们的小学堂。”
所有的乡（镇）政府也建了新楼，告别了祠堂、庙宇、地主宅院，真正像“政府”了。
行
五十年代，我还是儿童时期，我家住的大门与现在的108公路隔河相对，与小伙伴们每天站在大门口数汽车。如果哪天一下数到有一二十辆车通过，小伙伴们会当作了不起的事宣扬。
那时的自行车叫“洋马儿”。有谁偶尔见到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大家争相呼喊：“看洋马儿啊！看洋马儿啊！”并跟在后面狂奔。
记得我队×××于五十年代在山上砍柴受重伤，因无车子，是用人工日夜兼程将其抬下西昌医治的。冕宁至泸沽的公共汽车，也是七十年代才有的。当时对开三班，全程票价1元，从巨龙5角。挤得够呛。当时很多人曾多次感叹：“要是以后能车等人，那该多好啊！”谁能知道今天会变为事实。
改革开放后，汽车、火车、飞机，什么都可以坐。记得当年坐飞机还要有一定级别才行。高速公路也有了，各个乡村的路也通了。现在的农村，架架车、鸡公车被淘汰了，连自行车也被淘汰了，代之以摩托车，甚至很多人家还有农用车、客货车、轿车，遍地都有滚动的东西。农村中的肩挑背磨也解放了。
那时的农民与现在的农民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媒体上常有报道某处某处“政府”建了什么超豪华办公楼，挥霍了老百姓的钱财。从正面看，这肯定不对，该鞭挞，该指责，该判刑。然而，从另一角度思考，正因为整个社会富裕了，才能有财富让这些官员们挥霍。如果在当年，他们现在挥霍一顿饭的花费，起码相当于当年一个生产队的全年收入。当年的官们，即使你想挥霍，想贪污，哪里有？如果锅里没有，你想贪也没地方贪。
刘青山、张子善当年贪污的财物，放到今天不值一提。可在当年，整个社会贫穷，他贪污的财物占局部地区整体财产的比例就较大。在当年，如贪污5000元，那就叫“大老虎”，即可杀头了。你这样算帐就知道了：一个单位，如果平均工资30元，10人就是300元，100人才3000元。你贪污5000元，相当于贪污了近170人的工资。如果拿到农村，每斤大米5分钱（当年老币500元），5000元相当于10万斤大米之价，相当于14万多斤黄谷，这14万多斤黄谷如果以当年每亩产谷600斤算，相当于240来亩水稻田一年的产量。不枪毙才怪。
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富裕了，很多官员出现了贪污腐败，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但是，中央已逐步加大了惩处力度。前几天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反腐也成了重要议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找到解决这个痼疾的方法。
精神面貌
在前三十年“缺吃少穿人整人”时期，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为“第一需要”吃穿发愁，亲朋好友见面谈论的绝大部分是吃穿之事。“哪儿有减价东西卖”，“哪儿有吃的卖”，“哪儿有穿的卖”，成了人们挂在嘴边之话。在“阶级斗争”阴霾的笼罩下，人们整天都在思考“整人”方法和避免“挨整”危险。“积极分子”们要找你帮助提供“炮弹”，互相间要串通如何才能把某“当权派”打倒，如何才能把某“死老虎”斗得更臭。
就是今天的“积极分子”，又怕明天会变成专政对象。派性林立的那十年间，更是要挖空心思，如何才能找到打倒“当权派”的“钢鞭”，如何才能找到另一派“反对伟大领袖”的罪证，从而将对方搞臭，搞垮。有一个年轻的女“积极分子”，在会上带头呼口号，口号中有“拥护……！”“打倒……！”的句子，时间一长，她将“拥护”和“打倒”这两个词不知不觉中呼得互换了位置，大庭广众之下，听到的人又多，被另一派抓住了把柄，马上拿下，押着沿街在有人群的地方双脚下跪，口中喊着“向伟大领袖请罪”。这种情况再好的人都不敢帮求情，担心会株连自己，“宁左勿右”。有人在写小标语时，错将“主席”写成“主度”，马上被批斗。在那种环境中，真是既要操吃穿，又要小心翼翼，担心哪里稍有不慎而挨斗。
前三十年，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中，所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全在扫荡之列。“破四旧”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系统化，但它“破”的内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全盘实施了。很多古代、近代珍贵文化遗产被一火焚之。在“阶级斗争”的大棒下，一切天理、人伦、良心都被破坏殆尽。父子相斗、夫妻相残、兄弟相煎，朋友相伤，“亲不亲，阶级分”，一切以“阶级”划线。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三十年间完全被扭曲了。改革开放后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很快扭转了崩溃局面，但人们被搞乱的思想意识，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不是一朝一夕能恢复过来的，还任重而道远啊！
三十年中对文化、科学的破坏，也是无可估量的损失。姑且不计大饥荒时期，就是“文革”那十年，也整整荒废了一代人。文革十年，取消了高考，出现了文化断层，使我国的文化科学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若干年，这是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深有感触的。
改革开放后，取消了人整人的阶级斗争，所有的共和国公民都享有同等权利，当年的那些“积极分子”们也没有了市场。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变了，再没有人专门收集别人的缺点错误而当作向上爬的阶梯了。而哪件衣服新潮，哪种食品可口，哪样工作挣钱，那种房子的样式可以，成为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在“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上，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尤其是“免除农业税”和“粮食直补”政策，是以前想不到也不敢想的。
现在的农村和城镇，普遍施行了“低保”、“医保”，少于最低生活水平的人，国家给予按月发钱，所有的农民都可以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交20元，因病住院者，可报销60%费用。从今年开始，国家在农村实行养老金制度，国家每人按55元补助，农民年满60岁者，可享受养老金。
这些好政策，好待遇，就是当年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时，也只宣传了“三口肉一口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们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想象力，还不可能想象和勾画出今天农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的生活，这更是以前想不到也不敢想的。
就在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办”、“三级办学”，还在收农民的“教育费附加”。现在，农村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了，书本费也免了。少数民族学生还有伙食补助费，还发有被褥。学生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享受着温暖阳光的沐浴，这又是以前想不到也不敢想的。
前后三十年对比，真有天壤之别！
前三十年，忍饥受寒。阶级斗争，
后三十年，有吃有穿。社会安定，
人人欢颜。惠民政策，胜于前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