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有这么一些图书，涉及历史、哲学、艺术、美学等领域，关注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它们似乎与“畅销”绝缘，有的甚至需要遍寻书架才能翻到，读起来也未必讨喜，甚至会让你伤透脑筋，但蕴含其中的思想火光也许只那么一束就会将心灵点亮。读这类书，总不嫌多，诚如惠特曼的诗句所言：“无论望得多远，仍有无限空间在外边。”

　　——编者

　　读这样的人事掌故，早已不是了解新知、开拓眼界那般简单了

　　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是众多文史迷的心头好。这部人物随笔荤素不忌、猛料迭出，读得人心惊肉跳、脸红发烫。其实好看的人物随笔不是谁都能写的。要交游广，性情妙，没了前者，就没了干货；没了后者，再多的干货也炖不出一碗浓汤。妙的是，老先生竟然两样都不缺。从王孙贵胄如溥心畲、袁寒云到艺坛名流吴湖帆、谢稚柳、唐云，从一代才女周炼霞、陆小曼、陈小翠到花国头牌富春楼老六等，或交兼师友，或共事同行，或私交甚笃，这样的人脉如今哪位艺术家拿得出？最难得是下笔无头巾气，善幽默，好奇心重，尤关注名人趣闻轶事。读这样的人事掌故，早已不是了解新知、开拓眼界那般简单了，很令人生欢喜心。虽然此书亦有论述错误、曲枉失真之弊，时出于性情仅述人细行不谨，而于学问造诣、人品大节或未能详。见识过风月也领教过风云的陈巨来，以文字抒发愁苦。书中风流人事，说没意思是真没意思，可当下读来谁说没有一点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悲怆在？换句话说，这些没意思的东西或许正是对时代易变所做的最有意思的回应。

　　大儒章太炎的各类讲演此前多有出版，但多集中于国学讲义的部分，而章念驰先生新近编订的《章太炎演讲集》则为我们全面了解章先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完备的文本。该书共收录章太炎演讲140篇，其中六成为第一次发表，内中政治性演讲约三成，余为学术演讲，可说是集章太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之精华。章先生的讲演，不似其专深精闳的学术文章，读来亲切有味，却又不减洞穿七札的深透。书中举凡析史、刺时、论学、剖物、衡人，皆指涉广袤而不堕琐小，尤特出者，先生本原深厚识趣高尚，随在倾吐，亦至情至理，读之餍心。令我惊讶的是并非先生所议正确与否，而竟是时隔百年，观照当下，先生所言仍旧可一字不差照搬过来。随举一例，《说我》一文有言“人都要好的饮食，好的衣服，好的房屋、车马，好的妓妾，大的官位、高的权势，这几件都是‘我所’，并不是‘我’。假如营求‘我所’，不伤犯‘我’的一毫，这也没得说了。现在眼见营求‘我所’的，有用言语去奉承人，有用金钱去讨好人，有用身体去伺候人，甚至谓他人父，卖了自家的祖宗。这就是只知‘我所’，忘了有‘我’，还有什么人格呢？”

　　纳博科夫每部作品开篇前都会写到：“ToVéra”。是的，献给薇拉。自从1923年5月8日或9日，柏林的一个慈善舞会之后，戴着黑色绸缎面具的薇拉跟纳博科夫在运河边约会开始，他们就注定会成为彼此此生最杰出的作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史黛西·希芙写就的《薇拉》，是纳博科夫夫人之传记，也是纳博科夫之别传，它生动再现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文学爱情故事。“没有我的妻子”，纳博科夫曾说，“我不会写一本小说。”而薇拉一直安静地躲藏在纳博科夫的身后与书中。她是他的妻子、经纪人、秘书、信使、司机、翻译、官家、厨师、账房、顾问、门卫、接线员、助教、天使，当然，也是缪斯。这位同样具有非凡写作天赋的女子，自从发现了纳博科夫，就认定他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作家，于是选择了陪伴与坚守。直到纳博科夫生命的最后一天，黄昏时分，德米特里开着蓝色的法拉利送母亲从洛桑回蒙特勒。薇拉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接着说出了德米特里从母亲嘴里听到的唯一一句绝望的话：“我们租架飞机撞了吧。”

　　自柏拉图始，人们就开始讨论关于城市的种种

　　许纪霖、罗岗等著的《城市的记忆》一书围绕上海城市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这一主题，着重从上海的三种文化传统，即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近代的殖民文化传统和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城市传统，研究上海都市从历史到现实多元复杂的文化传统，并探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它们之间的历史转型过程。全书既有总的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认同、文化传统及城市文化性格中的多歧趋向的系统综论，也着力通过印刷、电影、小说、传媒、生活方式、城市空间等角度展开具体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并未如市面上大部分写上海的闲话作品那般要不恋恋不舍租界时期的昔日风华，要不津津乐道今日大上海的骄人成绩，而是花了不少笔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传统下的上世纪50—70年代中的上海。尤其是通过关于彼时上海城市空间的改造，譬如工人新村的建设，提醒我们亨利·列斐弗尔说过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而若我们细观当下上海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印痕，或许应该重新思考对于1949前的老上海的过分迷恋，正视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上海其实才是大多数人所认知接触的那个上海。准此，厘析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或许更能让我们回答的问题并非是上海在哪里，而恰恰是上海不在哪里。

　　乔纳森·拉班的《柔软的城市》则给予我们关于城市的软性认知。作为一部初版于上世纪70年代的著作，它颇具先见之明地探索了都市生活。自柏拉图始，人们就开始讨论关于城市的种种，而过往的这种讨论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然而城市的定义不该也不会如此单薄。然而恰恰是“城市作为经济单位的成功，导致了它作为精神共和国的堕落，而这个悖论是奥古斯丁难以忍受的最残酷的事实”。人类之城本应是上帝之城的和谐反映。但实际上，城市粗俗不堪，懒惰腐败，城市受惠于营养，也会在营养上呛死。我们生活在城市中，不知是幸抑或不幸。但可以确定的是，城市“在我们试图把我们自己的个人形式强加在它们身上时，也通过抵抗来塑造我们”。

　　惟有阅读，才能让自己望得更远

　　《理想藏书》是法国《读书》编选的一本工具书。它为读者提供了49个专题2401篇书目，并对入选的每部作品作了一个极其扼要的介绍，旨在向读者传达作品的基本信息：作者、书名、出版年代、出版社、重要性、特殊性、趣味性、已经出版的中译本信息，等等。49个专题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是文学，以大国文学分，有德语文学、英国（语）文学、西班牙文学、意大利文学等；以地区文学分，有美洲西班牙语文学、亚洲文学、中欧文学、北欧文学、东地中海及马格里布文学等；以体裁分，有历险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短篇小说、游记、科幻小说、日记、书信、戏剧等。第二类是文化，包含音乐、艺术史、连环画、历史、战争、革命、哲学、政治等专题。书尾附有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五大文学奖（龚古尔奖、勒诺陀奖、费米娜奖、美第契奖、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全名录，以及《读书》杂志1977-1987年评选的每年20本最佳图书的书目。

　　《悦读经典》则收录了普利策奖得主迈克·德达对几十位经典作家作品的书评，意在证明所谓文学经典并非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而是也可以妙趣横生、笑料不断，进而引导读者进入赏读经典的行列。全书按不同主题归类，分为快乐意向、时代英雄、爱情秘密、智者言语、日常魔法、人生价值、黑暗一面、旅人传奇、红尘浮生、冒险国度、知识视野。既有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渴望、阿瑟王的传奇，也有福尔摩斯的探案、詹姆斯的鬼故事，包举广阔，无门户之见。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提到的作家虽皆为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匠，而作者所有要引导读者去发现的恰是经典光环之下容易被轻忽的温情与乐趣。换言之，作者并不是用批评家或学者的眼光看待这些作品，而情愿以热情的读者的身份去欣赏。在作者笔下，经典作品不再变得高不可攀一本正经，反是可知可感，活灵活现，因为“所有伟大的作品，它们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们表达了我们的困惑，描摹了我们的真情实感，再现了我们的白日梦幻。”

　　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促进我们的道德敏感

　　宇文所安在《晚唐》中重勘晚唐文学史地图。今日口耳相传的关于唐代诗歌的分期“初盛中晚”，归因于明朝高棅《唐诗品汇》的处理方法。高棅认为唐诗各体在三百年间各有衍变，呈现出“兴与始”、“成于中”、“流于变”、“陊之于终”四个阶段。在依时序按唐代纪元为唐诗进行了先后等分划界之后，他还将“始”、“正”、“变”、“终”等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字眼与四大分期结合，呈现出“价值判断由时序的标志显出演化的历程”，以盛唐诗为基准的文学史观益显顺理成章。这种线性的密切配合王朝兴衰的文学史观最大弊端是每每使生动复杂的文学史全相变得太过稳定简单。宇文所安注意到，晚唐诗存留数量之多、诗歌创作的社会和地域分布之广，导致其多样性使人“无法简单地概括”。该书以“元和主要诗人的去世，以及对他们的诗歌风格的明显抵制”作为晚唐开端，认为这一“诗歌兴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时刻”标志了一个时期的转变，以860年收尾。主要择取三类人物论述，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元和时代遗留下来的老诗人，再是以贾岛为代表的律诗巧匠及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忠实追随者，最末则是为人熟知的代表晚唐诗歌特点的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宇文所安这回拈出了“回瞻”与“沉迷”两词来抉发晚唐诗歌的美学观念。以杜牧关于赤壁之战的一句慨叹“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为由头，点出这一“通过慨叹已不存在的过去而唤起的缺失场景”的诗歌手法在当时的创作中频繁出现，从中窥见晚唐诗人常常回瞻，过往的历史时刻，无论历史的还是诗意的，都“具有特别的光晕”。“晚唐”的“晚”唐主要基于“一种文化上的迟到感”——他们必须始终“站在过去的大诗人和过去辉煌的阴影里”。和此前的《初唐诗》、《盛唐诗》一样，宇文仍旧偏爱文本细读，但从不流于文本细读，而是将历史、文化、社会与文本结合起来视为一种大“文本”来解读。他更在意的并非是我们对于过去有多少精确的稳定的了解，而是着重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过去。

　　而在《知性乃道德职责》一书中，作为“纽约知识分子”群体中重要一员的特里林再次以雄辩而睿智的笔触叩问文学与道德这个老话题。在他看来，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甚至可说是一个终极理由即为文学能促进我们的道德敏感。相较十九世纪及其以前的文学作品，二十世纪勃兴的现代文学日益趋向个人化而缺少公共性，并且有回避甚至否认道德的倾向。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特里林指出“自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人们就一直渴望逃离由肯定性与常识构成的世界，也即逃离理性”，而现代文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即是“发现了非道德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非道德力量”的发现并使之成为经典是必须的也是合宜的，但同时这种发现与肯定也很可能将我们带入道德的绝境，正如现代文学力争呈示最全面的人性，而最全面的人性亦必然包裹着我们不可想见的人性的骇人景观。当文学愈加只着眼于个人化而悖逆公共性，愈加将人拖曳到深不见底的荒败的人性地带，那文学之为文学的意义又在哪里？准此，特里林强调“知性”，强调“审美”，“相信理性的美德和力量”，而每个现代社会的成员理应“以理性作为判断的标准，用批判的精神来观察真理”。通过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特里林向我们展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批评家形象以及杰出的文学批评所可能到达的高度。充满哲学动机而尊重文本，对历史敏感而不受其束缚，受艺术的熏陶而并不盲目崇拜，尊崇思想而怀疑理论。本书汇集了特里林从1938年到1975年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二篇文章，多数已作为经典被大量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