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nx550评测:推进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

编者按：被公认为近20年来经济形势最不稳的一年已经降临。

“系好安全带吧。”代表“硬着陆”派观点的独立评论人谢国忠如是忠告。

吴敬琏的弟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更是在2011年的一次小范围报告中直言，中国经济危机很可能在2013年爆发，引爆线不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就是地方债务危机，其表现就是部分中小企业破产，部分银行破产，部分地方政府破产。

不过李坦言，“经济危机发生也没什么可怕的”，是“好事”，因为危机可以倒逼中国几乎停滞的转型和改革。

“一定是要过不下去了，咱们才改革。”在近期的一次论坛中，许小年这样总结。他拿铁道部举例，说高铁在市场上筹不到钱之后，铁道部才说要改革，要政企分离，要对民间开放铁路投资等。

“一启动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他说。

而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在1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他说，三十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

“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他警告说。

在经济领域中，最大的利益格局显然就是，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赢家，他们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四万亿更强化了这一利益格局。因此，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也被很多人置于再次改革清单的前列。

吴敬链在2011年年末再次强调，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权力）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他说。

一旦出口受困，内需尚不足以顶上，中国经济的推手不得不再次落在了政府头上。然而，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弊病丛生，危机四伏。

重启改革的操刀者不得不是既有利益的最大得益者——政府。这一次，政府如何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未来。

2011年4月27日，在“免费午餐”的帮助下，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大坪坡村小的41名孩子第一次吃上了热午饭。图为一位同学给没上学的弟弟喂饭。如何实现民富是中国改革的一大挑战。 （王立三/东方IC/图）

2011年，再次丈量了经济从热到冷的距离可以有多短：这一年，以抗通胀开始，以保增长结束。

而在内需和出口都难当大任之际，政府再次被推上前台，试图扮演力挽狂澜的角色。

这似乎是个自然的选择。10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1%，是居民收入增速的3倍，GDP增速的两倍多。2011年1月至11月，财政收入增速依然一骑绝尘，同比增长26.8%，是GDP增长的三倍。而在国民收入这张大饼中，政府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却在下降。

不管是客观需求还是主观冲动，资本积累的悬殊格局决定了各级政府维持GDP增速的首选，必然是亲自操盘。

2011年年底，在民营企业正处于艰难时世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2011年温州政府红头文件上明确写道，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不力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从37%下降到2010年的31.8%），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投入不足，因此今后5年要确保每年投资率都达到50%。

事实上，温州政府要走的这条路是整个中国早已踽踽前行多年的路。

“马太效应”的路径依赖

“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财政的扩张，”中国社科院金融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近日撰文说，“地根撬动银根，地方政府用楼价来撬动整体地价估值水平，然后招商引资撬动银根，支撑投资的扩张。这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主线。”

他把地方政府比喻为投资方，其资本金是土地供给，而利润则是“财政收入、就业、GDP以及日后的政治晋升”。

这一经济扩张模式导致中国在完全进入过剩型经济后的2003年-2011年，大部分资源被配置在低效率的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共投资的全面提速成为中国货币创生的主体，从而引致了其间三次明显的通货膨胀。

根据西方经济学，政府部门的大规模投资行为必然带来“挤出效应”和无效率，而投资率过高的经济体也必然面临产能过剩和经济忽冷忽热的挑战。事实上，这些挑战在中国经济近些年的现实中不断得到验证。

据报道，2012年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落实在以新一代互联网标准、电动汽车配套设施、核能设备基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上，“以产业升级提升中国经济内生性质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各级政府财政倾力扶持和补贴的LED、风电、光伏太阳能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在2011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泡沫破灭、经营困难和倒闭潮。

近日，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批评各地政府纷纷上马“云计算”项目，“不少地方连云计算的概念、作用都没搞清楚，就匆忙圈云基地，那不叫云，那叫浪费，那叫烧钱。”

2011年，与政府急功近利地四处“烧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家们难以为继后的跳楼、“跑路”、暴力抗税、变卖资产和移民潮。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近日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指出，根据他的考察，如果不偷税、漏税，90%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倒闭。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则透露，2011年他在江浙一带的调研表明，遭遇危机濒临倒闭的企业达60%。

近些年，中国经济似乎在步入一种“马太效应”的路径依赖：掌握土地、资金和垄断行业进入牌照等资源的政府及其麾下的国有经济部门，主导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节奏和质量，虽然它隳突乎东西南北却屡陷于不得要领、进退失据或无作为的窘迫，但因为生存于融资难、进入壁垒高和沉重税负等多重天花板之下的民营经济部门逐渐式微，为解决事关社会稳定的就业和GDP增速问题，政府部门必须走上前台祭出财政性投资这一老杀招，从而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中。

这一路径依赖的风险在于，它很可能在未来数年中迅速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 （罗琼/图）

难以退出的“有形之手”

从行为金融学的“有限理性”视角看，宏观经济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面临初衷与实际效果相违背的窘境。

三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决策者所做出的重大抉择，在当时都合情合理甚至别无他选：2008年底充斥于中外各大媒体头条的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GDP增速在一个季度里就下滑了3个百分点至6%，此为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背景；选择“铁公基”进行投资，是因为它具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共品属性；2010年通胀如“火烧着房子”般起势之后，政府必须动用数量工具来釜底抽薪，如果大幅加息则可能造成地方融资平台破产，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然而事后的情形证明，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宏观决策者基于有限信息的预判，结果往往就是宏观调控矫枉过正、捉襟见肘或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官员们随之不得不永远奔忙于“救场”和“灭火”途中。

要规避这类决策偏差的办法之一是，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受监督，在现阶段的中国，这还难以实现。仍以2008年下半年经济刺激计划为例，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财经》年会2012”上坦言，尽管全国人大对于财政预算进行审议是国家制度性安排，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迅速出台影响深远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经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全体大会的审议，仅向人大常委会通报了此事，“做出决定之前通报一下，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办法之二是，“有形之手”淡出微观经济领域，政府“守拙”（经济学家许小年语）。但在中国经济的既有格局之下，要做到这一点更难。

最难之处归根结底在于，在政府看来，中国经济必须维持足够高的GDP增速以每年创造2000万个新增工作机会，来满足农村人口进城后的就业需求。而当前GDP的“三驾马车”中，201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将放缓，内需依然难以提振；出口放缓的格局看起来也会成为长期趋势；尽管我国投资率长年保持43%以上（美国只有约15%）的高位，投资仍是“稳增长”的主角。

而最富有投资能力的，惟有GDP蛋糕的最大分食者——政府。1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1%，GDP年均增长9.7%-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7%。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考虑到各种政府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国企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预算外收入，1995年-2010年，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25%。

据经济学家陈志武测算，2011年1月至11月，我国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高达9.73万亿元，同比增长26.8%，是GDP增长的三倍，大概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4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资本积累的悬殊格局，以及政绩考核和寻租的激励作用，都决定了各级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其维持GDP增速的首选必然是亲自操盘经济发展。

如何跳出“东亚模式”宿命？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并没有跳出以日本和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凭借资源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则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最大推手。

不可避免的，中国也将面临东亚模式所遭遇的终极挑战：逐渐丧失人口红利和成本优势；常年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化；制造业过度发达而服务业相对落后。同时，正在飙升的人口抚养比和超出地球承受能力的资源消耗以及环境破坏，则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硬约束。

中国经济能否跳出东亚模式宿命，取决于它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将经济发展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

但这一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既有制度安排和既有利益格局下已经形成的锁定效应和巨大惯性难以被打破，如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及其伴生的GDP崇拜、土地财政、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

调整需求结构、实现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需要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因此我国须通过减税和转移支付，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但自2004年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其结果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22.8%。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近年来我国的征税工作得到了更严格的执行。

另一方面，消费不旺的一大成因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要求政府改变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从亲力亲为的经济建设转向对教育、医疗、环保、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投入。要实现这一转变，须真正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使任何财政决策都成为“公共选择”——即财政决策是民主的、法制的、讲程序的，而不能是集权的、行政的、随意的。

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则不能再走政府按照计划经济思维圈定战略新兴产业的老路，而须政府解除对要素价格包括资本、土地、能源等的管制；真正落实形同虚设的“非公36条”，将金融、电信、石油等高利润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并通过资本市场公平有效地将国有资产社会化（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的主张）。

归根结底，20年前邓小平推动做大增量、带动存量的“帕累托”改革在中国已经走到尽头，当必须重切蛋糕来重启改革时，责无旁贷的操刀者依然是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得益者——政府部门，这一次，它如何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抑或回到计划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