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装备高达 ver.ka:国人知道白求恩更应牢记“白修德”

《历史的裂缝》试读：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译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2011年02月18日 23:12   来源：经济观察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500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即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 (Theodore 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使无数生灵得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反而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样不减。
1943年灾区的天气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 “大饥荒”的报道，但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其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这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他深深震惊。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他一直在当地的传教士陪同下，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8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呆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15万人中，11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700，死掉的人每天也有700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20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15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13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5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他估计受灾最重的40个县中大约有300万-500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决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同上，第195页)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大量死亡，因为就在河南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 (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他，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后终于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二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 “权利”，他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set)，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他认为：“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说这种权利方法“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饥饿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之所以有些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是因为 “权利失败”，丧失了以前的权利，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急剧变化。所以，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2、177页)
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是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然而，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三
毋庸讳言，这场“中原大饥荒”主要是在美国记者、美国报界的干预下，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当时实行专制统治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灾难进一步扩大。白修德明确写道：“许多生命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探索历史》，第122页)这样，“生存权”(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便无法回避。
从“主权”这一角度来看，白修德想方设法绕过战时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直接把消息发往美国，美国朝野就此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指责，使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确可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从“生存权”角度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无数生灵得救，使无数人的 “生存权”获得保障，因而无可指谪。面对二者的尖锐矛盾，确有必要对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略作探讨。
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天子”，其权力来自“神授”，因此有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力。近代以来，外部世界的现代主权观渐为国人接受，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主权来自人民”起码在理论上无人反对。
现代主权理论起源于西方。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的相互契约、共同承认一个主权才能建立。
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的阐发。他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一个国家 “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权力”，即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利，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提出一国之君既是主权的所有者又是主权的行使者，为“绝对王权”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2页)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神法和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虽然布丹没有具体论述、发挥君主如何受自然法的限制、约束，但在“主权者”之上还有一更高的存在、主权要受神法和自然法约管的思想虽然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使后人可以据此得出国家主权要受国际法约束的推论。此点至关重要。
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从人性论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 (他用理性剔除了布丹理论中仍有一席之地的“神法”)，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他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内长期战乱不已，因此他认为人性是自私、冷酷的，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者”，社会将陷入纷争不息的战乱之中，即人人平等但互相为敌的“自然状态”，永无宁日。但是，个人有自我保护、维护自己利益的理性，而正是这种理性产生了“自然法”。在这种自然法的引导下，人们为了永远结束战争状态，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彼此签约，放弃自己的权利，产生使所有人慑服的共同权力，形成最高权力，即主权者的绝对统治，如此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虽然霍布斯是个绝对专制论者，但其意义在于：“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来自君主的神权或统治者自然优越的地位。”(［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实际上，从国家是为了所有人安全理论中，依然可以推出如果“主权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时，人民便可弃约或不服从主权者的思想。
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待国家，把国家看作是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重要的是消除了国家的神圣性。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许多思想家以此为平台，论证了“主权在民”才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洛克(John 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却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的不同和差异，但却有一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
白修德披露1943年河南大饥荒真相     李辉(学者)2011-08-05
距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还不到一个月， 《时代》不顾阻挠发表了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它第一次损坏了蒋氏夫妇在《时代》老板卢斯帮助下所呈现的美好形象，也揭开了中国重庆政权的腐败一角。
1943年2月，当访问美国的宋美龄正在华盛顿引起轰动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正在洛阳一带采访。
河南1942年受灾，全省灾民估计达500万人。国民政府拨出2亿元救灾专款，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然而，救灾款成了层层官员囊中之物，被他们存进银行，获取利息。灾民在饥饿中挣扎。1943年2月，重庆《大公报》披露了灾区真相，被当局勒令停刊三天。
白修德早就听到有关河南饥荒惨状和赈灾中存在腐败的传言，重庆《大公报》因独家报道而被勒令停刊三天，这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新闻敏感性和冒险精神的他，决定利用其外国记者旅行的身份，日夜兼程前往灾区采访。与他同行的有《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离开重庆，从个人而言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白修德想摆脱这里的沉闷，到被禁止报道的地方获取敏感素材，从而激发新闻活力。
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在其叙述美国记者在中国命运的《走进中国》一书中，这样概括太平洋战争后重庆的状况：
“现在，日本人的注意力已从重庆转到太平洋战争。在过去大轰炸和封锁的日子里，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城市——如伦敦在闪电战中的表现一样。但如今不再受到轰炸，随之令人烦恼的是食品、住房以及何时能够予以提供；呈现出来的是乏味画面，艰苦仍没有摆脱，而它曾激发出的活力却消失了——甚至苦难也因持续太久而色彩全无。”
令白修德这样一些外国记者感到越来越痛苦的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像通常一样，新闻检查制度令记者几乎难以发出报道，因为这些真实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的反映上。你不能写这些。你不能写通货膨胀。你不能写中国人的一个发明——不加控制地印制纸币，这导致商品购买越来越麻烦，因为物价像天文数字一样飞涨……”(《走进中国》)
身在美国的《时代》、《生活》的老板和出版人卢斯，当然知道白修德及同行们在重庆产生的对新闻检查制度的不满。尽管他力挺蒋介石和宋美龄，竭尽其能地在美国公众面前为他们塑造出完美的形象，但对新闻检查制度引发的外国记者的不满，他不能不视若无睹。他给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董显光去信表达对此事的关切，董显光回信予以解释说：“就个人而言，我对严格的审查制度感到遗憾，但在目前情形下，它无疑是必要的。中国发现，敌人已掠夺了我们的大部分国土，控制了反政府的政权机构，使他们完全拒绝合作反抗入侵者。审查制度欲尽其所能来避免一些消息传到海外，为敌方做宣传之用。敌方的广播宣传即可证明设立审查制度的必要。”(转引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82页)
难以置信的灾情和腐败
1943年2月白修德他们来到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白修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
“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白修德回忆录》)
白修德感到最大的震动还不是饥荒惨状本
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转引自《走进中国》)
白修德采访完毕，当即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一般来说，当时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审查后再发出。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在《时代》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也就是说，距宋美龄成为1943年3月1日《时代》封面人物还不到一个月，距《时代》3月15日报道宋美龄重返母校仅仅相隔一个星期。
《直到下一次收获季节来临》——这是白修德报道的标题：
“中国的麻烦简直持续不断，中国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着战争、洪灾、饥荒。《时代》的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我所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甚至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边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时代》，1943年3月22日)
宋美龄看了报道大发脾气
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走进中国》一书说，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体的人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们中间包括宋庆龄、孔祥熙等。国防部长何应钦要白修德去见他。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在5月14日所写的同一封信中，白修德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
“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转引自《走进中国》，第249页)
可以想象正在美国风光十足的宋美龄，看到白修德关于河南灾情报道时的恼怒表情。更何况《时代》老板卢斯是美国舆论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许多活动都是由卢斯操办。
据白修德说，宋美龄看到他的报道后大发脾气，曾要卢斯解雇他。不过，卢斯拒绝了她的这一要求。
兰德说得好，《时代》发表白修德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第一次损坏了在卢斯帮助下蒋氏夫妇在世界上所呈现的形象。白修德撩开腐败一角，表明它正在侵蚀中国的重庆政权。
美国人，著名记者，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White)。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费正清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1939年白修德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共的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中国的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