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高周波切割机:《金陵十三钗》历史上确有其事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4:54:06
电影《金陵十三钗》剧照由张艺谋导演，历时五年，耗资六亿打造的战争历史巨制《金陵十三钗》近日在全球公映。
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从一个中学少女的视角，叙述了日军屠城过程中逃到美国教堂的十几个青楼女子和几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伤兵的遭遇和命运，展现了社会底层卑微的小人物们，在日军屠城这一重大惨烈的历史背景下的生死抉择和价值取舍。《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严歌苓说《金陵十三钗》是根据当年明妮·魏特琳女士日记中的一个章节改编的。
20世纪30年代，明妮·魏特琳女士曾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
“12月24日10时，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带兵前来，要求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作慰安妇）。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魏特琳日记》中并没有详细交代这21名妓女是怎样挑选出来的，更没有人知道她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来的。但是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她们走出来，日本兵大怒之下，又将怎样随心所欲地挑拣出几十名或一百名良家妇女，又将带来怎样的骚动与惊恐呢？
对于《金陵十三钗》所描写的故事，历史学家们给出了较为肯定的回答。
“南京沦陷后，的确发生过妓女救助抗战将士的事情。著名演员秦汉的父亲孙元良就曾得到过妓女的救助。”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经盛鸿说。
孙元良当年是国民党88师的师长，88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但是身为师长的孙元良却私自下令撤出南京城，最后在被36师宋希濂举机枪督战逼迫下才不得不重回战场。在指挥无能的情况下，88师成为溃兵，最后基本被日军屠杀殆尽。
据经盛鸿介绍，南京失守后，孙元良就曾经化装躲进妓院得以存活。后来在妓女和相关人员的帮助下，才逃到了安全区。这些经过在孙元良的回忆录以及《拉贝日记》中都有记载，但都是简单带过。 《周末报》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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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版金陵十三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司令官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要求迅速离开南京。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其中有15人来自美国教会。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画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
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
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拿起了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1967年，费吴生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这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1937年至1938年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时至今日还是指控大屠杀的有力证据。《文史参考》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