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甲先驱 红异端说明书:什么是选贤任能之道？

什么是选贤任能之道？

　　拜读1月11日《联合早报·言论》吴泽阳君的大作《一场被极端化的辩论》（以下简称吴文），对作者的大胆言论殊感叹服，但对文中出现的逻辑谬误也颇觉惊讶。更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就事论事，针对余福金报告书的建议提看法，而是急着给别人对有关课题的论说都戴上了“极端化”的帽子。

错误的引申与曲解

　　首先，吴文一开始就断言，现阶段可以算是一个“劝导期”，即支持者试图劝服反对者的时期，因此，“1月16日的国会辩论应该不会擦出新的火花”。这算不算是对朝野议员个人或集体智慧的一种侮辱？

　　吴文接着指出，薪金检讨委员会第一个要遵守的原则就是“确保薪金够具竞争性，让有才干的人不会因而退缩”。这是对的。但作者很快却笔锋一转说：“这个原则背后所凸显的信仰是，钱针对所有人都是万能的”。把“确保薪金具竞争性”转换为“钱针对所有人都是万能的”信仰，在瞬间偷换概念，然后据此口诛笔伐。

　　“确保薪金具竞争性”和“钱针对所有人都是万能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简单的逻辑关系，硬要从前者引申出后者，这只能说是诡辩，给报告书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也模糊讨论问题的焦点。

　　其次，吴文又说，“不少报章的撰稿人都异口同声地提出，政治热情不能拿来当饭吃的观点。本人完全同意：有做事就要给工钱啊！可是，这种论述的言下之意是在指责纳税人太过吝啬，把政治人物的薪水压得太低，等同于压榨他们。”这又是另一个作者一厢情愿的引申，也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无限上纲，硬把“政治热情不能拿来当饭吃”曲解为“言下之意是在指责纳税人太过吝啬，把政治人物的薪水压得太低，等同于压榨他们”。这种揣度式的推论，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

　　最后，吴文又说：“另外，也有不少人提出假如不给高薪就会让新加坡变得平庸、甚至是贪污腐败到处滋生。”截至目前为止，我可真的还没在本地的报章上看到过如此“直截了当”的言论。看来这又是作者对别人的论点一厢情愿的引申。

　　先把别人的论点做一个错误的引申，或曲解，然后又据之把别人的论说用“极端化”三字一竹竿打翻，对其他参与讨论或发表意见的人而言是有失公允的。

　　吴文虽有上述论理的问题，但它所要表达的情绪却是十分清楚的。它表达了作者对支持余福金报告书建议者的深恶痛绝，对部长拿“高薪”以至他所谓的新加坡政治的继续金钱化、物质化的不满。因此，他说：“减薪之后，即使是最初级的部长、即便是一年的工作完全不达标（无常年可变动花红、个人表现花红、国家表现花红可拿），新加坡的部长依然可以领取至少71万5000新元的年薪。”

　　情绪很容易模糊问题的焦点，也把人引进了各种思维的误区。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把政府制定政治职位薪金框架的做法单纯理解为以高薪吸引从政人才。实际情况当然与此迥异。对这种认知上的错误，实在有必要尽快加以厘清。因此，委员会的“具有竞争力的薪金”这一概念，应该不断的强调。与此同时，执政党恐怕也得想出更好的方法，让民众了解它招揽从政人选的整套做法。

　　那些有阅读李光耀回忆录的读者就应该很明白，执政党有一套相当科学的考核候选人素质的方法，绝对不是“高薪养贤”那么简单。在不久前出版的《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对部长薪金和物色及延揽从政人选的课题，也有深入的讨论。问题在于，阅读这类书籍的人毕竟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认真细读相关报告书的人也并不多。

　　古今中外，任贤使能的原则大家都少有异议，但实际上该怎么做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能假定，贤人和有治国才能的人都自然而然的会参政。我们也不能假定，每四五年举行一次的大选，能自然而然的选出一个好政府或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政府。靠鼓吹公共服务热情或灌输为民服务的精神就行吗？果真如此简单，那么，像建国总理李光耀这样的政治领袖，又何须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

　　1970年代，他从引进高学位青年才俊开始了漫长的试错过程，相继参照了跨国大企业物色和选拔领导干部的做法，美国选拔太空人的心理素质测验法等等，时至今日，执政党总算演化出一套比较科学可靠的甄选考核机制。即使如此，也无法保证入选的人必然都是正确的人选。有些人可以是杰出的企业领导、专业人士或学者，但却成不了杰出的部长，即使他们有热忱，愿意牺牲原来的高薪职位。政治毕竟没有教科书，一个人上了部长的位，能否胜任还是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具竞争力薪金只是招贤条件之一

　　李光耀前资政等第一代领导人在为政府物色及培养政治接班人的工作上面对的最大困难，其实是他们治理国家成功的后果之一。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为青年才俊们开启了在各个专业和私人企业界大展身手的机会，许多人因此宁愿呆在安稳的职位上，不愿踏上“抛头露脸”的政治仕途。因此，设法减少从政的种种顾虑是必要的。即使如此，我相信，李光耀前资政、吴作栋荣誉资政和李显龙总理，都能举出好些无法被他们费尽唇舌说动的实例，来说明选贤和荐贤之难。

　　国家事务千头万绪，远非企业管理可比。但治国的重任终须代代相传，选贤任能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前任总理吴作栋和现任总理李显龙都能秉承第一代领袖树立的优良传统，花最大的心力为国家选贤任能，这也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一个怕麻烦，或宁可讨人欢喜的总理，大可把问题撇在一边，保持“政治正确”，任满后拍拍屁股走人。

　　国人必须认识到，为国家选贤任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具竞争力的薪金只是诸多应该具备的条件之一，而制定政治职位的薪金，也须有客观的依据，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努力在做的事，应该得到国人最大的谅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