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代高达制作视频:黄遵宪诗集前言

　　前言

　　黄遵宪，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别署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布袋和尚、公之它，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卒于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
　　黄遵宪出生前八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西方列强侵略势力进入中国，国家与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生活剧烈动荡，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一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日本吞并琉球侵略台湾、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事件。目睹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少数民族起义、义和团运动的斗争浪潮。
　　综其一生，依照钱仲联先生的说法，可分四个时期。
　　一、自出生至二十九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一光绪二年1876年）
　　这一时期先是在家乡读书学习，同治十一年考取拔贡生，游历广州、天津、北京各地，光绪二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入，入赀捐纳道。
　　二、三十岁至四十七岁（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
　　主要为任外交官时期，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任使馆参赞，后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解任回国，家居著《日本国志》，再出任驻英国使馆参赞，后调任新加坡总领事。
　　三、四十八岁至五十一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主要为维新变法时期。甲午战后，经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调归国，委任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五省积压的教案，与日本谈判苏州开埠事宜。在上海加入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奉召进京觐见光绪帝，陈述：“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授命出使英国、德国，均受阻。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按察使，与巡抚陈宝箴策划维新，实行新政。授出使日本大臣，诏促进京，因病滞留上海。戊戌政变发生，去职还乡。
　　四、五十二岁至五十八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家居时期，构筑人境庐著述讲学，与梁启超、丘逢甲等书函往复，中间曾应李鸿章之召到广州，终在忧国忧民、衰病郁闷中逝世。
　　从他阅历可知，黄遵宪未任显赫要职，任外交属僚多年，遍历亚、欧、美诸洲，勤于著文咏诗，但是，他建树的业绩却不寻常，堪称“近代英贤，出类拔萃”（陈槃《黄公度先生传稿序》）。甚至在有的方面，他的成就近代中国无人可以企及。
　　一、卓越的外交才干
　　其一，黄遵宪奉使日本之初，适值两国打破隔绝之始，他与日本士人广泛交流，留下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恰逢发生日本吞并琉球事件，与公使何如璋筹谋对策，上书总署，即著名的"琉球三策”，主张坚持强硬立场，力争保护琉球（关于琉球问题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几次上书，温廷敬编辑《茶阳三家文钞》时收入《何如璋文钞》，此次编辑《黄遵宪集》不再收入）。对此日本人曾经评论：“黄某官职，不如李鸿章远甚；而鸿章识见，又不如黄某远甚，且料其未必能用之。”清廷主持外交者简弱畏葸，迁延不决，终失琉球。黄遵宪上书中曾说：“日本今日灭球矣，明日且将及朝鲜，欲未必厌也，其势且将及我。”其后五十年的历史证明，当年黄遵宪的判断果然不差。
　　其二，西方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在黄遵宪一册《朝鲜策略》的直接推动下，毅然改变闭关锁国政策，接受清政府的提议，“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走上对外开放、建交通商的道路。这份外交文书，郑海麟先生评价认为：“（是）对外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交文书，在近代中国人著作中是十分罕见的。”
　　其三，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华入曾经做出巨大贡献，其后美国制定限禁华工条例，适值黄遵宪调任旧金山总领事，于是他尽其力之所能，维护华侨利益，迫使美国当局释放了以卫生为借口拘禁的华侨，抵制对华侨入境的种种限制。钱仲联先生在《黄遵宪年谱》中称他是“中国驻美外交官中，惟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
　　其四，回国后在办理江鄂五省积年教案纠纷时，他凭借丰富的外交经验，信守条约，坚持原则，维护主权，主持正义，“应予则予，应斥则斥，无赔偿，无谢罪，无牵涉正绅，无波及平民”，几十年悬而未结的教案一律结清，法国领事和主教为之折服。教案纠纷，在清朝末年是造成极大困扰的问题之一，在北方终于由此争端引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之乱，东南各省相对缓和，与黄遵宪妥善处理教案，消患于未萌，也有很大关系。
　　另外，他曾经总结过外交斗争的策略和经验，他概括了外交家之能事，有挪展、渐摩、抵制诸法。进行这样的归纳总结，在清代外交文献中是罕见的。他的外交才干和外交艺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入探讨。
　　二、倡导维新　实行变法
　　黄遵宪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考察过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他的强烈爱国情感，以及政治理想，集中体现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
　　其一，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号召改革，召梁启超主笔政，委汪康年为经理，使《时务报》风行海内。当时北有《国闻报》创办于天津，南方则为上海《时务报》，号称维新变法的两大喉舌，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唤起民众，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二，在湖南，黄遵宪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提倡新风，推行新政，举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刊行《湘报》；仿西方巡警制度成立保卫局，创办迁善所，改革刑事审判和监狱，禁止女子缠足，培育人材，推广民权思想，灌输地方自治观念。戊戌变法运动中，惟一将新政实施于社会的是湖南，引领全国思想新潮流的也是湖南，“未期年而湖南之治称天下”，变法维新的灵魂人物则是"政事才识、阅历经验，又为湘中诸公之冠"的黄遵宪。
　　其三，政变后居乡期间，与避居日本的梁启超论学论政，继续呼吁变革，为救亡图存而殚精竭虑。讨论维新党人今后的任务，探讨政治理想和政体改革，评论孔子与孔教，评价曾国藩，论述教育。与严复讨论创新字，变文体，内容涉及多方面，“其中许多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梁启超”（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序），且竟明显地超过了其师康有为。
　　黄遵宪又是一位改革思想家和身体力行的政治家。
　　三、革新诗境　别树一帜
　　黄遵宪二十一岁时即谓“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有别创诗界之论”（见《年谱》）。在长期的诗歌创作过程中，他提出一系列独特之见和新主张，他说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他提出诗作题材要广，"自经史诸子之书，诸家之注，与夫事名物名之切于今者，无论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凡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又述及创作方法及风格：“其练格则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他高擎诗境革新的旗帜，给中国诗坛吹入强劲的新风。
　　他将新理想、新事物、新词语，融入传统格律中，达到新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梁启超称之为“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推许其为“近世诗界三杰”之冠。高旭《愿无尽庐诗话》云：“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间无第二人。”
　　黄遵宪是近代新风格诗的代表作家，是爱国主义诗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故钱钟书《谈艺录》称：“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
　　四、潜心著史　诗文纪事
　　黄遵宪在历史学上的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叙述。
　　其一，四十卷五十余万言的日本史巨著《日本国志》。黄遵宪在日本负有强烈的深入研究驻在国社会历史的使命感，他认为“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氏史之职也”。根据儒家经典《周礼》，“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名于王”（见《秋官·小行人》）。又在《春官·外史氏》中说：“外史氏掌五帝三王之书，掌四方之志”他感到身为外交官员，对日本的古今变迁种种情况应当了解，应当记述。他惊异地发现，日本人和中国人对彼此的认识程度相差极其悬殊，日本人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记载研究中国的书籍不但数量可观，而且详实。反之，中国人士对近邻日本却知之甚少，甚或茫然无知，他感慨地说：“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将真实的日本展现给国人，亟不可缓。
　　另外，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重大变化，更加促使黄遵宪决心写作日本史，为此他刻意留心收集资料，详细考察日本社会诸多方面，他清楚地看到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中国要自强御侮，“与其远法欧西，必多转折，曷若近法日本，速效可期”。他意在记述日本作为借鉴，警示国人。他参考了历史、野史、笔记、杂录等各种资料，据薛福成所作序言，"采书至二余种，费日力至八九年”，完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善的《日本国志》，在当时的时代，堪称是质量最上乘的日本史著作。
　　《日本国志》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成书，稿本抄写四部，其一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李鸿章、张之洞各一部，自存一部。令人叹息的是这部书既未引起执政的重视，也没有及时刊印流布，直到堂堂中华"天朝大国"被"蕞尔小岛"打败，人们震惊痛心之余才注意到它的价值。袁昶曾说：“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否则，割地赔款可免，二万万白银可省。甲午战后其书流传，“国人始知日本之可畏，与其谋我之亟”（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维新变法时，光绪帝点名索要这部书，急切地希望从中有所借鉴。
　　其二，梁启超评曰：公度之诗，诗史也。黄遵宪的诗作具有“史”的性质，很多作品记述了重要的历史事件。
　　黄遵宪到日本后，为撰写《日本国志》收集素材，写作了《日本杂事诗》，在诗后附以注文，记述本事，记录了在日本所见所闻千姿百态的事物，他在自序中曾说：“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这两卷诗，既为《日本国志》打下了基础，也记录了有关社会学、民俗学诸方面的史料。他的诗集《入境庐诗草》，史事内容极为丰富。记述日本吞并琉球，作有《琉球歌》，详述了琉球的历史、与中国的关系、被吞并始末，“字字血泪”。《冯将军歌》歌颂了中法战争中抗敌老将冯子材英勇作战。中日战争期间，作有《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等一系列作品，几乎涉及到战争的各个阶段。其他历史事件也是如此，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庚子联军入侵，戊戌变法等，他都写有大量的诗篇纪事抒怀。
　　因此，盛邦和先生谓：“研究黄遵宪不可不读他的诗，而读他的诗，又不可不研究其中的史学。”（见《黄遵宪史学思想研究》）黄遵宪也曾自云：“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入。”他的诗展现了晚清五十午的历史长卷，他的诗让千百人物跃然纸上。
　　黄遵楷在《人境庐诗草辛亥初印本跋》中记述：“读先兄病笃之书，谓‘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梁启超与黄遵宪的契合交谊非泛泛，黄遵宪曾对梁启超云：“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所以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身世际遇亦深致感慨，谓：“以先生之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使稍得藉手，其所措施，岂可限量。”说明黄氏本人以及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不甘心其仅仅以“诗人”而限。如古人所云立德、立功、立言之论，中国人莫不受其影响，黄遵宪又何尝例外？当时的时代在客观上不能给他提供充分表演的舞台，以致他未能尽展所怀。后来的研究者同样怀有这种感受，“先生生当其时，抱经世才略，郁处下僚，不克展其救国救民之大志，故退而以诗自鸣”（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绪论》）。
　　特别是在晚年，自经历戊戌政变，蜇居乡里，忧谗畏讥，闭塞隔绝，与外界少有接触，否则，他的思想认识有可能还会发生新的变化。即使是这样，他仍然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改革，室悬列强瓜分中华的《时局图》，无一刻忘记苦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
　　以上所述，只不过从外交经历、维新变法、历史著述、诗歌创作四个方面，简略介绍了黄遵宪，远未能展现他的事功和才华，更没有触及他深邃的思想。就目前海内外的研究状况而言，可以说方兴未艾，尚欠深入，远不如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诸人。
　　造成这一未惬人意的现状原因之一，是“文献不足”的缘故，收藏于私人手里没有公之于世者有之，尘封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没有开发利用者亦有之，我想，要推动黄遵宪的研究，应当从基础工作做起，尽可能收集黄氏散佚诗文，结集出版。
　　此点我在研究中有切身体会。上世纪末编辑国家重点项目《清文海》，黄遵宪因无文集行世，收集他的文章颇费周折。前几年撰写《中朝关系史》，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乃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其全文却流传于国外。这次编辑黄遵宪诗文集，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收集其诗文，仍会有散佚未收入集中者。再者，在“思成一家言”的《演孔篇》、《梅水诗传序》一文中他透露出的对客家文化以及文字音韵的研究文字，尚不知存于天壤间否。
　　此次编辑黄氏著作，按体裁分三部分：一是诗，二是文，三是专著。首先我们将诗、文合编为集，并将必要的相关资料做为附录。兹说明如下：
　　诗集：按专集编排，分三部分，一为《日本杂事诗》，二为《入境庐诗草》，三为补遗。补遗部分除收录《人境庐集外诗辑》（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大部分作品外，另新辑有诗联等作品。
　　文集：按清人文集传统常用的形式编排，即依文体，分作赋、序跋，论说，书函，公牍，墓志、铭文、行述五类，按年代先后为序。
　　附录：分作两类，其一是笔谈，包括与日本人笔谈，与朝鲜人笔谈。其二是关于黄遵宪的资料，包括《清史稿》本传、梁启超撰《墓志铭》、其弟黄遵楷撰《事实述略》。钱仲联先生编纂《年谱》虽详实精审，限于篇幅，只好割爱。
　　黄遵宪逝世将及百年，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宝贵的遗产，我们谨以此集表示对他的崇敬与纪念，期望在2005年百年祭之期，黄学研究呈现可喜的新气象。
　　吴振清
　　2002年末书于南开苑龙兴里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