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高达吧百度贴吧:把脉中国新闻创新着力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17:45:09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时代的镜子。从昔日维新派的“去塞求通”
到今日新闻之“弘扬主旋律”,传媒从来都在历史进程中被寄予厚望。
媒体如何不负众望？被誉为“媒介军师”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
院长喻国明寄语2008年“中国传媒创新年会”：创新是传媒永远的主
旋律。那么，在当今新闻信息“爆炸”、新闻载体极大丰富和纷繁复
杂的国际环境面前，中国媒体如何创新才能抢占“新闻”制高点，把
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呈现给世界受众一个客观真实的事实原貌，
推进社会健康提速，科学发展？
10月30日揭晓的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论文一等奖《中国媒体新闻
创新的重大突破——“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给中国媒
体在传媒新时代找到了创新发展的突破口。
把脉中国新闻创新着力点
——众析杜耀峰新闻学术论文《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重大突破
——“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
图为2004年正月初一杜耀峰在陈家山煤矿井下采访。 本报记者 宋红梅摄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这对曾经“带着镣铐跳舞”的中国新闻人，无疑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媒体大检阅。国内媒体在这次特大灾难报道中把蓄积了几十年的新闻理想释放得淋漓尽致,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了地震灾区的真实情况，赢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其间,中国新闻人也用实践谱写了一曲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交响乐章。 杜耀峰在深入灾区一线采访的同时，认真搜集全国媒体各种灾害和抗震救灾报道资料，进行全景式分析,提出了“时间越快越主动”、“情节越细越感人”、“议题越准越出彩”、“层面越多越有效”四个新闻创新点，撰写出7800字的新闻学术论文，在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得论文一等奖。 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非常及时，它的发表和获奖的重要意义，必将被未来新闻事业尤其是党报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新华社知名记者、美伊战争时新华社驻巴格达 首席记者、《环球》杂志副总编辑 聂晓阳
这是一篇实事求是、尊重新闻规律，尊重传播规律的论文，也是从报道思路、方式和指导思想等方面对党报党刊多年来存在的弊病的深刻反思。比如作者指出，“国内媒体以前的突发性事件报道，都得经过层层请示、严格审批才能发布，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被境外媒体抢了先机。而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国内媒体一改常态，现场直击、即发即报，用最快的时效、客观的事实、真实的报道一直引领着世界舆论”，这是作者对以往我们在涉及国家形象利益的舆论战中往往不免被动的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作者对尊重新闻和传播学基本规律才能达到更好宣传效果的深刻认识。作者认为，“快速、准确地报道重大突发性灾难事件，是提高主流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度的关键因素”，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作者作为中国最早创刊的省级党报社长和原总编辑（陕报即将迎来创刊70周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进行这样的反思，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的首要价值即在于：这是一篇党报领导对长期以来党报弊病的反思，是对党报如何从一次成功的报道吸取经验、从而更好吸引受众、服务受众的反思，也是对党的新闻事业如何更好发展的反思。从这点说，作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刻的理论功底以及对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深厚感情。 如果说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对当前党报普遍面临的报道思路陈旧、宣传意识过剩,创新、细节严重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那么，这篇论文能够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则具有更大的标本价值和意义。这说明这篇论文说出了全国广大党报工作者的心声，说明这篇论文获得了业界和学界的赞同，也说明这篇论文所代表的方向获得了有关高层的认可。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选题十分重要，发表的时间非常及时，它的发表和获奖的重要意义，必将被未来新闻事业尤其是党报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说《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重大突破——“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为陕西填补中国新闻学术论文最高奖空白,这个评价太低了，应该说是对新闻论文中涉及“新闻限制”禁区的突破。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陕西第一个高级记者 原 野
看了杜耀峰的这篇论文后，特别是第一部分“抢时效，时间越快越主动”，长出了一口气。几十年来，我盼望有这么一天：中国记者对重大突发事件不需层层请示，严格审批，就能“现场直击，即发即报”！四川地震报道就这么做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1994年,西安发生“6·6”空难。西安晚报的记者们几十分钟内赶到现场，但被告知，这一事件如何报道，要以审批过的新华社通稿为准，地方新闻单位不得插手。结果事件被境外媒体抢得作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说西安农民在麦地里争抢遇难者身上的财物，严重损坏了中国人的形象。杜文中说到传播学的一个定律：首先进入人们记忆的信息要改变它，需花费7倍的功率,那么改变这则报道对中国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得花多大力气？我们往往在审批记者采访的新闻稿件时,总依惯性思维认为任由记者自由透明报道，会闹乱子。回顾全国上下新闻单位对四川地震报道，都在抢时效，谁也没见审批，为什么都能取得国内外一致的赞扬，恐怕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一下杜耀峰的论文所提出的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观点，努力使我们的新闻宣传尽量能够符合传播规律。 “5·12是中国新闻史一个新的开始”，杜耀峰凭借他多年来在新闻理论和业务上的积累和探索，敏锐地察觉把握到这次灾害报道中，当代中国媒体新闻创新应当把握的着力点。 ——著名文艺评论家、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 侯 军
中国传媒业最成功的突破点就是做到了快速充分、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从而在第一时间抢占了舆论的制高点，这就是中国媒体新闻改革与创新的最大着力点。 我和陕西日报社杜耀峰社长交往已经十多年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报人。一分付出，一分收获，这是他多年来在新闻理论和业务上厚积薄发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 杜耀峰之所以能够在新闻上不断创新、取得突破，我认为是他具有的三方面特质促成的：一是视野开阔,胸怀宽广。他谈论各种问题，从不拘泥于局部、地域、城市，而是把问题放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去思考，是站在相当高的层面看待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报业发展，驾驭新闻能见他人所未见,写他人所未写。二是他具有的浓郁人文悲悯情怀，使得他能够抓住问题的内核，看得非常透彻。他出生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古都西安，自身也具有厚实的文化积淀。我知道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往情深，对西方各种文化潮流也非常敏感，看问题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同时，他看待各种社会问题，面对各种悲怆、伤痛，更是性情中人，具有悲悯情怀。从他身上的这一特质，我看到了很多优秀老报人的影子，这是我们的报业前辈们非常推崇的，这也是当今报人身上弥足珍贵的。三是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他对哲学、新闻学、美学、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众多理论可以信手拈来，更有针对具体问题，对理论应用的独到认识和见解，这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耀峰的这篇论文其实是对当年习仲勋提出的新闻改革“真、短、快、活、强”五字方针的继承和发扬。 ——陕西省记协名誉主席、陕西日报社原总编辑 张 光
我看了耀峰的新闻论文后，有这么三个较深的感触：第一，新闻一定要抓大的新闻事件，用人们容易接受的文笔、生动的话语进行表述，不要拘泥于以前老的新闻论调的限制。同时，在新闻报道中，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要善于通过对负面新闻事件的及时准确报道起到正面的教育警示效果。比如去年的汶川大地震、雪灾等事件，就是因为中国新闻报道将负面的事件进行了及时准确的报道，所以当国人看到震后的四川时，才能团结一心，当然也让国外的媒体没有了肆意报道和歪曲报道的可趁之机。而这也恰恰说明，在新闻改革方面，就必须要改变过去定调在先，写文在后的情况，耀峰在他的这篇论文中就说到了这一点。 第二，耀峰的这篇论文其实也是对当年习仲勋提出的新闻改革五字方针的继承和发扬。1981年11月，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真、短、快、活、强”的五字方针。也就是说新闻写作要做到真实、短小、快捷、活泼以及有一定的效果。这五字方针的提出正是新闻改革中的大事。如今，我们的新闻创新，实质是在恢复这五字方针。耀峰的这篇论文就可以看作是对这五字方针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我想谈谈耀峰给我印象很深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80年代末，当时国家号召各单位不要大吃大喝，要节约，但在实际中，有的单位执行了，有的单位不但没有执行，反而浪费更严重，当时做记者的耀峰就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他的那篇新闻报道的时候，都觉得他善于从正面的事情中找出负面的值得报道的东西；另外就是90年代初，陕西各地紧跟全国形势掀起兴建开发区热潮，然而出现了过热的势头，甚至有的地方提出了县县建立开发区，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正当其他媒体都给予正面报道的时候，耀峰经过对典型的地、市、区、县、乡开发区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了问题所在。经过反思斟酌，及时于1992年10月发表了自己采写的记者述评《何苦都挤一条道——陕西经济开发热思考》，一针见血地指出陕西一些地方兴建开发区热，是一种盲目行为和形式主义，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两件事虽然是小事，但也再次说明了耀峰善于从正面的事情中看出负面的值得报道的新闻。同时，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者，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好新闻，才会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社会警惕作用。 此文作为一篇工作研究性论文，思路很开阔，反映出作者在心理学、传播学、新闻学、舆论学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素养。 ——西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杨立川
杜耀峰社长是我们学院的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所以平时接触比较多。就我的感觉，杜教授是一位学者型的媒体领导。他的特点是勤于思考,遇到各种现象他总是希望从理论上作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对理论的掌握也总是不仅仅限于知晓和理解，而是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以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 汶川地震报道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功何在？杜教授从理论上作了分析。不仅如此，他还具体联系陕西日报的地震报道进行分析。由于有切身体会，因此他的分析深入而又充分。所以这篇文章不像一般的论文，而是把说理同作者的深切感悟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论述透彻是该文的一大特征，这就大大强化了文章的说服力。其次，本文从微观的新闻报道的原则技巧，到中观的新闻报道的策划，再到宏观的社会传播系统的舆论引导，做了整体性的精到分析，既全面又重点突出，既有理论分析的独到深刻，又有实践指导的清晰质朴，可谓深入而浅出。这些都是此文的可贵之处。另外，此文作为一篇工作研究性论文，思路很开阔，反映出作者在心理学、传播学、新闻学、舆论学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素养。这也告诉我们，对于新闻现象的观察和发现，需要多维度地透视，才能真正认识其本质规律。这一点，对于作为应用型专业的新闻教育也很有启发。不仅是本科教育，对研究生教育亦是如此。 从一个重大战役性报道入手，考量中国新闻改革，这种案例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后、 中国教育报高教中心主任 唐景莉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无论媒体管理者还是一线采编者，杜耀峰的论文都是一种滋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有诸如此类有价值的新闻实践与研究，媒介才得以不断成熟与进步。 从一个重大战役性报道入手，考量中国新闻改革，这种案例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这次特大灾难报道中，国内媒体强劲地推进了自身的新闻创新。汶川大地震是一场灾难，但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中国媒体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闻改革，当是载入史册的。杜文中的场景，又勾起我对北川、绵阳等重灾区的回忆。去年我带着本报一个“娘子军”报道小组曾赴四川重灾县采访,“抢时效、重细节、抓策划、聚合力”，杜耀峰总结的这几个特点，对本报也很适用。在新闻研究中，杜文不是罗列一些概念,而是由表及里地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倡导。 初识杜耀峰，是1995年夏天，在新华社报告厅。杜耀峰作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应邀给首都新闻界介绍经验。杜耀峰的报告很有“气场”，观点很新，又极具操作性，大家都听得凝神静气。“把握全局，深层分析，找准根据，找准时机，形成舆论规模”，这是杜耀峰“敢讲真话，善讲真话”的五点秘诀，在场的全国记协时任主席吴冷西给予高度评价:“陕西日报社的杜耀峰同志讲了敢讲真话、会说真话的体会，我看是一篇博士论文，特别是他概括会说真话的五点体会，可以称之为‘杜五点’吧，因为这是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原则的活生生经验总结。”吴老的这一评价，次日发表于首都各大媒体。 此后，常在中国新闻奖获奖名单上见到杜耀峰的名字，大概他已获得五六项中国新闻奖，这次又获得了新闻论文奖的最高奖项，这在全国新闻界是少有的。最近我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通电话，蔡院长对杜耀峰的论文赞誉有加。蔡老师是中国新闻传播策划研究的先行者,新闻传播学界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的第一人。此次作为中国新闻奖的评委，蔡院长认为，杜耀峰的论文站位高，分析透，有理有据，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报记者 孙巍 耿翔 苏嵘 沙莎） 新闻链接 中国新闻奖，是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年度新闻作品最高奖，被业界称为“中国新闻普利策”。是我国每年一届的综合性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全国五千多家新闻单位争夺150多个奖额,竞争是激烈的，鼓舞是巨大的，获得这个奖的新闻作品也是高品位的。开展这项评奖活动的宗旨，不仅仅是检阅我国新闻工作的实绩，更重要的是在坚持党的新闻工作方针、推进新闻改革、提高报道质量、改进新闻工作者的作风与文风方面起导向作用。
到今日新闻之“弘扬主旋律”,传媒从来都在历史进程中被寄予厚望。
媒体如何不负众望？被誉为“媒介军师”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
院长喻国明寄语2008年“中国传媒创新年会”：创新是传媒永远的主
旋律。那么，在当今新闻信息“爆炸”、新闻载体极大丰富和纷繁复
杂的国际环境面前，中国媒体如何创新才能抢占“新闻”制高点，把
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呈现给世界受众一个客观真实的事实原貌，
推进社会健康提速，科学发展？
10月30日揭晓的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论文一等奖《中国媒体新闻
创新的重大突破——“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给中国媒
体在传媒新时代找到了创新发展的突破口。
把脉中国新闻创新着力点
——众析杜耀峰新闻学术论文《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重大突破
——“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
图为2004年正月初一杜耀峰在陈家山煤矿井下采访。 本报记者 宋红梅摄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这对曾经“带着镣铐跳舞”的中国新闻人，无疑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媒体大检阅。国内媒体在这次特大灾难报道中把蓄积了几十年的新闻理想释放得淋漓尽致,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了地震灾区的真实情况，赢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其间,中国新闻人也用实践谱写了一曲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交响乐章。 杜耀峰在深入灾区一线采访的同时，认真搜集全国媒体各种灾害和抗震救灾报道资料，进行全景式分析,提出了“时间越快越主动”、“情节越细越感人”、“议题越准越出彩”、“层面越多越有效”四个新闻创新点，撰写出7800字的新闻学术论文，在第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得论文一等奖。 这篇论文发表的时间非常及时，它的发表和获奖的重要意义，必将被未来新闻事业尤其是党报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新华社知名记者、美伊战争时新华社驻巴格达 首席记者、《环球》杂志副总编辑 聂晓阳
这是一篇实事求是、尊重新闻规律，尊重传播规律的论文，也是从报道思路、方式和指导思想等方面对党报党刊多年来存在的弊病的深刻反思。比如作者指出，“国内媒体以前的突发性事件报道，都得经过层层请示、严格审批才能发布，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被境外媒体抢了先机。而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国内媒体一改常态，现场直击、即发即报，用最快的时效、客观的事实、真实的报道一直引领着世界舆论”，这是作者对以往我们在涉及国家形象利益的舆论战中往往不免被动的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作者对尊重新闻和传播学基本规律才能达到更好宣传效果的深刻认识。作者认为，“快速、准确地报道重大突发性灾难事件，是提高主流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度的关键因素”，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作者作为中国最早创刊的省级党报社长和原总编辑（陕报即将迎来创刊70周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进行这样的反思，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的首要价值即在于：这是一篇党报领导对长期以来党报弊病的反思，是对党报如何从一次成功的报道吸取经验、从而更好吸引受众、服务受众的反思，也是对党的新闻事业如何更好发展的反思。从这点说，作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刻的理论功底以及对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深厚感情。 如果说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对当前党报普遍面临的报道思路陈旧、宣传意识过剩,创新、细节严重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那么，这篇论文能够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则具有更大的标本价值和意义。这说明这篇论文说出了全国广大党报工作者的心声，说明这篇论文获得了业界和学界的赞同，也说明这篇论文所代表的方向获得了有关高层的认可。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选题十分重要，发表的时间非常及时，它的发表和获奖的重要意义，必将被未来新闻事业尤其是党报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说《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重大突破——“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思考》为陕西填补中国新闻学术论文最高奖空白,这个评价太低了，应该说是对新闻论文中涉及“新闻限制”禁区的突破。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陕西第一个高级记者 原 野
看了杜耀峰的这篇论文后，特别是第一部分“抢时效，时间越快越主动”，长出了一口气。几十年来，我盼望有这么一天：中国记者对重大突发事件不需层层请示，严格审批，就能“现场直击，即发即报”！四川地震报道就这么做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1994年,西安发生“6·6”空难。西安晚报的记者们几十分钟内赶到现场，但被告知，这一事件如何报道，要以审批过的新华社通稿为准，地方新闻单位不得插手。结果事件被境外媒体抢得作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说西安农民在麦地里争抢遇难者身上的财物，严重损坏了中国人的形象。杜文中说到传播学的一个定律：首先进入人们记忆的信息要改变它，需花费7倍的功率,那么改变这则报道对中国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得花多大力气？我们往往在审批记者采访的新闻稿件时,总依惯性思维认为任由记者自由透明报道，会闹乱子。回顾全国上下新闻单位对四川地震报道，都在抢时效，谁也没见审批，为什么都能取得国内外一致的赞扬，恐怕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一下杜耀峰的论文所提出的中国媒体新闻创新的观点，努力使我们的新闻宣传尽量能够符合传播规律。 “5·12是中国新闻史一个新的开始”，杜耀峰凭借他多年来在新闻理论和业务上的积累和探索，敏锐地察觉把握到这次灾害报道中，当代中国媒体新闻创新应当把握的着力点。 ——著名文艺评论家、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 侯 军
中国传媒业最成功的突破点就是做到了快速充分、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从而在第一时间抢占了舆论的制高点，这就是中国媒体新闻改革与创新的最大着力点。 我和陕西日报社杜耀峰社长交往已经十多年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报人。一分付出，一分收获，这是他多年来在新闻理论和业务上厚积薄发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 杜耀峰之所以能够在新闻上不断创新、取得突破，我认为是他具有的三方面特质促成的：一是视野开阔,胸怀宽广。他谈论各种问题，从不拘泥于局部、地域、城市，而是把问题放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去思考，是站在相当高的层面看待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报业发展，驾驭新闻能见他人所未见,写他人所未写。二是他具有的浓郁人文悲悯情怀，使得他能够抓住问题的内核，看得非常透彻。他出生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古都西安，自身也具有厚实的文化积淀。我知道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往情深，对西方各种文化潮流也非常敏感，看问题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同时，他看待各种社会问题，面对各种悲怆、伤痛，更是性情中人，具有悲悯情怀。从他身上的这一特质，我看到了很多优秀老报人的影子，这是我们的报业前辈们非常推崇的，这也是当今报人身上弥足珍贵的。三是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他对哲学、新闻学、美学、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众多理论可以信手拈来，更有针对具体问题，对理论应用的独到认识和见解，这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耀峰的这篇论文其实是对当年习仲勋提出的新闻改革“真、短、快、活、强”五字方针的继承和发扬。 ——陕西省记协名誉主席、陕西日报社原总编辑 张 光
我看了耀峰的新闻论文后，有这么三个较深的感触：第一，新闻一定要抓大的新闻事件，用人们容易接受的文笔、生动的话语进行表述，不要拘泥于以前老的新闻论调的限制。同时，在新闻报道中，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要善于通过对负面新闻事件的及时准确报道起到正面的教育警示效果。比如去年的汶川大地震、雪灾等事件，就是因为中国新闻报道将负面的事件进行了及时准确的报道，所以当国人看到震后的四川时，才能团结一心，当然也让国外的媒体没有了肆意报道和歪曲报道的可趁之机。而这也恰恰说明，在新闻改革方面，就必须要改变过去定调在先，写文在后的情况，耀峰在他的这篇论文中就说到了这一点。 第二，耀峰的这篇论文其实也是对当年习仲勋提出的新闻改革五字方针的继承和发扬。1981年11月，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真、短、快、活、强”的五字方针。也就是说新闻写作要做到真实、短小、快捷、活泼以及有一定的效果。这五字方针的提出正是新闻改革中的大事。如今，我们的新闻创新，实质是在恢复这五字方针。耀峰的这篇论文就可以看作是对这五字方针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我想谈谈耀峰给我印象很深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80年代末，当时国家号召各单位不要大吃大喝，要节约，但在实际中，有的单位执行了，有的单位不但没有执行，反而浪费更严重，当时做记者的耀峰就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记得当时我们在讨论他的那篇新闻报道的时候，都觉得他善于从正面的事情中找出负面的值得报道的东西；另外就是90年代初，陕西各地紧跟全国形势掀起兴建开发区热潮，然而出现了过热的势头，甚至有的地方提出了县县建立开发区，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正当其他媒体都给予正面报道的时候，耀峰经过对典型的地、市、区、县、乡开发区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了问题所在。经过反思斟酌，及时于1992年10月发表了自己采写的记者述评《何苦都挤一条道——陕西经济开发热思考》，一针见血地指出陕西一些地方兴建开发区热，是一种盲目行为和形式主义，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两件事虽然是小事，但也再次说明了耀峰善于从正面的事情中看出负面的值得报道的新闻。同时，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者，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好新闻，才会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社会警惕作用。 此文作为一篇工作研究性论文，思路很开阔，反映出作者在心理学、传播学、新闻学、舆论学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素养。 ——西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杨立川
杜耀峰社长是我们学院的兼职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所以平时接触比较多。就我的感觉，杜教授是一位学者型的媒体领导。他的特点是勤于思考,遇到各种现象他总是希望从理论上作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对理论的掌握也总是不仅仅限于知晓和理解，而是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以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 汶川地震报道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功何在？杜教授从理论上作了分析。不仅如此，他还具体联系陕西日报的地震报道进行分析。由于有切身体会，因此他的分析深入而又充分。所以这篇文章不像一般的论文，而是把说理同作者的深切感悟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论述透彻是该文的一大特征，这就大大强化了文章的说服力。其次，本文从微观的新闻报道的原则技巧，到中观的新闻报道的策划，再到宏观的社会传播系统的舆论引导，做了整体性的精到分析，既全面又重点突出，既有理论分析的独到深刻，又有实践指导的清晰质朴，可谓深入而浅出。这些都是此文的可贵之处。另外，此文作为一篇工作研究性论文，思路很开阔，反映出作者在心理学、传播学、新闻学、舆论学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素养。这也告诉我们，对于新闻现象的观察和发现，需要多维度地透视，才能真正认识其本质规律。这一点，对于作为应用型专业的新闻教育也很有启发。不仅是本科教育，对研究生教育亦是如此。 从一个重大战役性报道入手，考量中国新闻改革，这种案例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后、 中国教育报高教中心主任 唐景莉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无论媒体管理者还是一线采编者，杜耀峰的论文都是一种滋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有诸如此类有价值的新闻实践与研究，媒介才得以不断成熟与进步。 从一个重大战役性报道入手，考量中国新闻改革，这种案例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这次特大灾难报道中，国内媒体强劲地推进了自身的新闻创新。汶川大地震是一场灾难，但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中国媒体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闻改革，当是载入史册的。杜文中的场景，又勾起我对北川、绵阳等重灾区的回忆。去年我带着本报一个“娘子军”报道小组曾赴四川重灾县采访,“抢时效、重细节、抓策划、聚合力”，杜耀峰总结的这几个特点，对本报也很适用。在新闻研究中，杜文不是罗列一些概念,而是由表及里地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倡导。 初识杜耀峰，是1995年夏天，在新华社报告厅。杜耀峰作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应邀给首都新闻界介绍经验。杜耀峰的报告很有“气场”，观点很新，又极具操作性，大家都听得凝神静气。“把握全局，深层分析，找准根据，找准时机，形成舆论规模”，这是杜耀峰“敢讲真话，善讲真话”的五点秘诀，在场的全国记协时任主席吴冷西给予高度评价:“陕西日报社的杜耀峰同志讲了敢讲真话、会说真话的体会，我看是一篇博士论文，特别是他概括会说真话的五点体会，可以称之为‘杜五点’吧，因为这是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原则的活生生经验总结。”吴老的这一评价，次日发表于首都各大媒体。 此后，常在中国新闻奖获奖名单上见到杜耀峰的名字，大概他已获得五六项中国新闻奖，这次又获得了新闻论文奖的最高奖项，这在全国新闻界是少有的。最近我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通电话，蔡院长对杜耀峰的论文赞誉有加。蔡老师是中国新闻传播策划研究的先行者,新闻传播学界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的第一人。此次作为中国新闻奖的评委，蔡院长认为，杜耀峰的论文站位高，分析透，有理有据，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报记者 孙巍 耿翔 苏嵘 沙莎） 新闻链接 中国新闻奖，是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年度新闻作品最高奖，被业界称为“中国新闻普利策”。是我国每年一届的综合性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全国五千多家新闻单位争夺150多个奖额,竞争是激烈的，鼓舞是巨大的，获得这个奖的新闻作品也是高品位的。开展这项评奖活动的宗旨，不仅仅是检阅我国新闻工作的实绩，更重要的是在坚持党的新闻工作方针、推进新闻改革、提高报道质量、改进新闻工作者的作风与文风方面起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