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seed destiny美玲:[转载]北宋米芾《方圆庵记》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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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北宋米芾《方圆庵记》拓本作者:长林书法

 




































 




     米芾《方圆庵记》拓本

 

    《方圆庵记》,宋元丰六年(1083)四月九日,杭州南山僧官守一法师到龙井寿圣院辩才住所方圆庵拜会辩才,二人讲经说法,谈古论经,十分投机。为此,守一写了《龙井山方圆庵记》一文,以示纪念。此碑由米芾书。原石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刻。书法腴润秀逸,乃米芾“集古字”时期佳作,多从集王圣教出,是距离王羲之最近的作品,颇有可玩味处。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
    米芾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1082)以后,米芾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
    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佘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

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
    米芾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
    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晶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所以后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其子米友仁书法继承家风,亦为一代书家。

 

延伸阅读

米芾《海岳名言》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江南吴<山完>、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儿友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谓友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唯有体势难,谓不如画算,勾,其势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勾,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
  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字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虽真有飞动之势也。
  书至隶兴,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趣,余皆不及矣。
  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有真迹。自颠沛字起在唐林夫处,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兹古语也。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书,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都不晓。蔡元长见而惊曰:“法何太遽异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独称吾行草,欲吾书如排算子,然真字须有体势,乃佳尔。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书,不知此学吾书多。小儿作草书,大假有意思。
  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钟、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
  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与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余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金陵幕山楼隶榜石,关蔚宗二十一年前书。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
  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
  学书须得趣,他好但为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译文:
  遍观前代名家关于书法的评论,引证之事,全都曲折而抽象,就好比 “龙跃天门,虎臣凤阁”之类,这是什么语言呢?要不就是追求华丽的词藻,这样其实离具体的笔法更远了,对学书者没什么益处。所以我这里所说的,只想人易理解,不用那些浮夸之辞。
  我写的小字行书,有如大字;但我只在家藏的真迹题跋后,偶尔这么写,不给求字的人。写这种字,关键是要胸有成竹,心中有底就可以随意下笔,写起来很自然,而字迹也古朴雅致。我成年时书法还未能自成一家,别人都说我的字是“集古字”。其实我这是吸取各家之长,将其综合起来。等到年老的时候,就开始独成一家,别人见了,竟然不知道我是学哪一家的字呢。
  江南的吴[山完],登州的王子韶,用大字隶书题榜很有古意;我儿子友仁,大字隶书跟他们一样。再者,我小儿子友知,代我写碑及手书大字,别人都分不出来;门下省的许侍郎尤其喜欢他的小楷,曾对我说过:“若有给我的短简,可让你儿子代写。”他说的就是我小儿友知。
  杜甫写了首题为《薛稷慧普寺》的诗,其中有两句说:“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现在见到了原石的拓本,一看,原来是用回锋色勒的,每一笔都显得跟蒸饼似的。其中的“普”字,就像一人握紧两拳,伸直了双臂杵在那儿,是在是怪异不美。由此说来,古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字。
  葛洪所书“天台之观”四字飞白书,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写的“道林之寺”,单薄寒酸,没有精神。柳公权所书“国清寺”,字体大小不相称,还费尽气力。裴休随心书写牌匾,倒很有味道,不至于丑怪。楷书很容易写,只是写出气势来难。应该说,只有不像画算筹似地那么刻板,笔势就活了。
  字有八面,只有在正楷中能全部表现出来,大字小字各具其妙。智永的字有八面,可是已经缺少钟繇笔法。丁道护,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笔法开始变得整齐匀称,此时已是古法殆尽了。柳公权字学欧阳询,但远不如欧,反成丑陋怪诞之祖。自柳公权开始,世上便有了俗书。
  当初唐朝的委任文书都用褚遂良、陆柬之及徐峤之的字体,其中颇有不俗之作。开元以来,只因唐明皇的字体属肥俗一路,开始有徐浩之流,写丰肥之字以取悦皇上,抄经者的字体也开始变肥了。开元之前的古气就不再有了。
  唐朝人把徐浩比作王僧虔,是很不恰当的。徐浩的字,大小一致,跟下层文吏的楷书差不多。王僧虔、萧子云传承钟繇笔法,和王献之的字一样,大小各得其所,不会强求一致。徐浩是颜真卿的门客,书体源自张旭一派;张旭教颜真卿大字缩小,小字扩大,这却非古法。
  不能学石刻上的字。因为自己写的字拿去让别人刻,刻出来就变了样了。所以说,还须拿真迹来观赏研究,才能得其真谛。比如,颜真卿就常让家仆去把他的字上石,家仆猜度主人心思,刻字时就将撇捺等笔画作了修改,于是颜氏书迹大为失真。只有在吉州庐山的题名,是当时题完就走了,后人根据原迹刻石,所以保存了颜书的本来面目,没有做作庸俗的的缺点。看了这个才知道颜书是出于褚体的。况且,颜字真迹中也没有蚕头雁尾的笔画。颜真卿写给郭英乂的《争座位帖》,有篆书籀字的味道,是颜书中的杰作。柳公权与欧阳询的字是丑怪俗烂之祖,不过其弟枊公绰却不和兄长一般俗气。字贵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只知字怒张者有筋骨,却不知不故作怒张者,也自有筋骨在的。
  都说大字要当小字写,小字要当大字写。褚遂良小字写得如同大字般有气势开张,以后的抄生者学他,偶尔也有字写得好的。大字写得跟小字一样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还没见过别人有这样的字。
  世人写大字时大多用力抓笔,这样反而更没有筋骨精神,写出的圆笔末尾就和蒸饼似的,实在鄙陋可笑。大字要写得跟小字一样细微,笔锋气势一应俱全,必须无半点刻意造作才算佳品。自古以来,还没有写大字如小字的,在下不才,幸而掌握了其中的诀窍。现如今的大字随处可见,这些人中总会有人明白我的。
  石延年(字曼卿)所写的佛祖名号,全无回环转折的体势;小字扩大,大字缩小,那是随性癫狂的张教给颜真卿的谬论。事实上,字本身有大有小,比如说写“太一之殿”四个字,分四格写,难道要把“一”字写得肥大,占满一整格,以和“殿”字保持大小一致吗?其实大小适宜即可不必特意扩大或缩小。我曾经写过“天庆之观”四个大字,“天”字和“之”字都只有四笔,“庆(庆)”字和“观(观)”字下面笔画多,我根据其自然的形态来写,写完挂起来一看,气势连贯,大小适宜,确乎有飞动之势。
  到隶书产生,大篆古法就被破坏殆尽了。篆文籀字都是各随其字形大小而写的,正如世间万物,生动完美,各具其态。隶书开始有了大者缩小,小者扩大的写法,从此古文,篆,籀的书写古法就不复存在了。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诸人,都只有一种笔法,写起来刻意造作,苦心经营,这样的书法怎能流传后世?李邕书法出自王献之,但失去了纤细与丰腴的适宜调节。徐浩晚年笔力衰退,写的字就更没了气骨,还不如作郎官时的《婺州碑》写得好。他的《董孝子碑》《不空和尚碑》都是晚年所书,完全是败笔,毫无美感,凡是有欣赏眼光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沈传师独辟蹊径,却有不凡的真趣,徐浩是不如他的。御史萧诚写的太原题名,唐人中没有比他强的。为司马氏所书《南岳真君观碑》,很有钟繇,王羲之的味道,其它作品都不如这一件。
  智永临写千字文,面秀色润,笔圆力劲,八面俱备;这件作品有真迹传世。自“颠沛(匪亏)”起,在唐林夫处,别人所收集的都没有他的多。
  字要有骨力格调,肉须裹筋,筋要藏肉,这样就能俊秀丰润,结构妥贴,不落俗套。要做到险而不怪,老而不枯,丰而不肿。图变求新,贵在形态巧妙而不在苦用蛮力。苦则怒张,怒则怪异;贵在形态巧妙却又不能做作,做作就成了画画了,写字成了画画,那就俗了。这些都是写字的弊病。
  “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这是自古传下来的老话。我曾梦见有一个穿着服装的人教我折纸作书,自那以后书法就有了些进步,写给别人看都看不出区别来;只有蔡京见了惊奇地说:“你的笔法怎么突然变了那么多?”他真算是明眼人了。章惇自恃楷书优异,却单单称赞我的行草,暗示我的楷书跟排算筹似的呆板无神;不过楷书必须有体势才能算是佳品。
  颜鲁公(真卿)行书可学,楷书就俗了。
  我的儿子友仁等学习古人的字体,其实学的还是我的风格居多。这小子写的草书,还有那么一点意思。
  智永写字写到磨砚成臼,才能学到王羲之的样子。如果将砚穿透,才能上追到钟繇索靖的境界吧。所以说学书还得加倍努力啊!
  一天不写字,就觉得思路迟钝了,想来古人片刻不停地在练习啊。由此我想起苏之才的《恒公致洛帖》,字迹明朗,意味不凡,很见功力,应该算是天下字帖第一了。
  半山庄的台上曾有许多王文公(安石)的字迹,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王文公学的是杨凝式的字体,世人很少有知道的。我一说出,他很赞赏我的眼力。
  金陵幕山楼的隶书匾额,是关蔚宗二十一年前所写。估计六朝时宫殿的匾额都是这个样子的吧。
  薛稷写的“慧普寺”三字,杜甫认为是“蛟龙岌相缠”。现在看到原石拓本,就小孩子吃力地手握蒸饼的样子,可见杜甫是不会写字的。
  学习书法,必须要有兴趣,忘掉其它嗜好才能写得精到。但凡有其它爱好萦绕在心,就写不好了。
  我因对书法博学而被皇帝召去答话。皇上问起本朝几个时人认为会写字的人,我这样回答:“蔡京不得笔法要领,蔡卞有笔法而少韵致,蔡襄写字是用刻的,沈辽是用码的,黄庭坚是用描的,苏轼是用画的。”皇上又问:“那你写字呢?”我回答说:“我写字用刷的。”